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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博 王筝:应对复杂形势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与统战工作的协同并进
点击:  作者:秦博 王筝    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发布时间:2021-11-27 10: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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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校统战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在目标上彼此一致,在内容上互相融通,在政治上高度聚合,在逻辑上互相映衬。将两项工作协同并进,不仅有助于从理论方面追本溯源、融会贯通,而且有助于从实践方面精准发力、提升水平。意识形态工作和统战工作都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同为高校思想政治最重要的核心工作。意识形态安全的工作周期长、任务重,其本质是政治安全和文化安全,关系到能否坚持和完善共产党的领导、能否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时,统战工作不是搞俱乐部,既然是统一战线,就意味着有共同对抗的敌人,也必然有敌友之分,既要充分团结也要敢于战斗。本文在分析统战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的协同特点基础上,着重强调非传统国家安全的意识形态和统战风险,进一步指出高校统战和意识形态协同工作中应当依靠谁、争取谁、反对谁,最后,从党建、信仰、理论、法律和管理等层面给出了相应对策。

 

一、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与统战工作协同并进的理论基础


“意识形态”一词最早由法国哲学和经济学家特拉西在其著作《意识形态概论》中提出,并被认为是考察观念的普遍原则和发生规律的学说,这是人类思想史上的重大突破。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意识形态是作为与经济基础相对立的一个重要概念,它由经济基础所决定,同时反作用于社会形态的发展。意识形态是一个社会共同的价值认同,它总是会影响和制约着生活在同一社会中的人。在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曾给中央有关领导同志一个批示,要求各级党委的领导应该走在意识形态工作的前列,明确、承担政治责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他强调,历史和现实不断向我们证明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它决定着党的发展前景,攸关着国家的国泰民安,影响着整个民族的团结和谐。在随后的“8·19”讲话中,习总书记特别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工作”;“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对意识形态的高度重视是古往今来的领袖、政治家、有识之士都非常在意的。拿破仑曾说:“世界上只有两种强大的力量,即刀枪和思想;从长远看,刀枪总是被思想战胜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一个国家的灵魂,引领着全国上下的思想政治社会行为。在现代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一方面行使着维护现存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天然职能”,另一方面通过思想文化教育将执政党的治国理念和政治诉求融入并且转为大众的普遍价值追求,不仅为政治统治提供了合法性,又为民众提供了认识世界的新角度。因此,主流意识形态的正确性和统一性至关重要,如果出现问题,容易导致社会思想混乱、政治分裂和秩序失衡,从而威胁整个国家的安全。

统一战线分为广义的和狭义的,广义的统战是指不同政治与社会力量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以及具备共同利益的基础下,为实现共同目标而组成政治联盟;狭义的统战泛指一定社会政治力量的联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下的统一战线特指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组织领导的统战工作。列宁认为,统一战线不仅要扩大己方阵营、巩固革命成果,更要最大程度地去孤立敌人,从而最终实现击败资产阶级敌人——官僚资产者和帝国主义——的最高目标。列宁认为统一战线的核心策略是在政治斗争中掌握“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团结各民族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基于共同革命斗争实现联合”的原则,从而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巩固并保障革命成果。毛泽东同志在总结我党以弱胜强的经验时也强调统一战线是“战胜强大反动势力的法宝”。邓小平同志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继承和发展,他认为“只要不断发展和壮大统一战线,任何阻力都将被我们消灭。”从马克思、列宁到毛泽东、邓小平,不仅对统一战线的“统”有着充分认识,更对“战”有着明确要求。可见,统战工作从来就不是、也不应只是泛泛地一味求同甚至讨好。

意识形态工作与统战工作紧密相连、密不可分。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阶级性,阶级性是意识形态的根本属性。统一战线不仅是带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创新,更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具体运用,是在中国长期内生演化的独特政治形态。前者是后者的“灵魂”和“精神”,后者助力前者才能使之获得人心之“实质”和“躯体”。时至今日,传统的阶级概念已经得到了丰富和发展,统一战线所蕴含的政治认同底色同样得到了扩展和发扬。当下统一战线的关键是巩固共同的思想政治基础,壮大统一战线的政治联盟,构建中华民族最广泛的大团结、 大联合、大和谐的发展格局,为构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而对社会力量进行整合。

统战和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党和国家的重要工作,同时也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相辅相成的两个重要环节。意识形态工作能够凝聚人心、促进统战对象从思想上认同主流意识形态;而统战工作本身又反过来可促使统战对象在意识形态工作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从而一举两得,相互砥砺。要深刻认识到,统战工作与意识形态工作在目标上彼此一致,在内容上互相融通,在政治上高度聚合。将两项工作协同并进,不仅有助于从理论方面追本溯源、融会贯通,而且有助于从实践方面精准发力、提升水平。在新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心是最大的政治”,统战工作本质的要求是广泛的团结和联合,针对的是人心和力量。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坚持大统战工作格局,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

十九大报告强调,“统一战线是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必须长期坚持”。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新时期统一战线是“最大的政治”的新论断,他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是决定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关键,“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全党特别是宣传思想战线必须担负起的一个战略任务。”目前我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面临的内外形势及肩负的使命都发生了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变化,社会思想观念更加多样,新的利益群体不断产生,与此同时,西方敌对势力一刻没有放松,反而更加紧对我国进行“西化”和“分化”。习总书记强调,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激烈,“有的人借口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攻击我们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有的人极力歪曲、丑化、否定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军队和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有的人大肆宣扬西方的价值观,有的人恶意编造、肆意传播政治谣言……企图把人心搞乱。”

意识形态工作与统战工作都与国家安全高度相关。十九大报告在“有效维护国家安全”部分指出“坚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中之重”,并使用了“渗透颠覆”一词——“严密防范和坚决打击各种渗透颠覆破坏活动、暴力恐怖活动、民族分裂活动、宗教极端活动。”其严重性可见一斑。意识形态安全本质就是政治安全和文化安全,是关系到是否能坚持和完善中共领导、是否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头等大事。我国将会持久而强烈地与西方敌对势力在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分裂与反分裂方面进行坚决斗争。我国高校历来就是西方及其在华扶持的反动势力重点渗透的首选场所,其潜在危害极具隐蔽性,一旦爆发管控难度很大。党和国家对国家安全中“非传统安全”的认识紧跟现实,方针明确。为了更好地协同促进、融通提升统战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的方法和水平,有必要分析和探讨高校统战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目前的新特点和困难,以及应当采取的战术和策略。

二、复杂形势下带有新特点的统战困难和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在高校中暗流涌动


近年来,构成国家安全的“非传统安全”部分越来越凸显出其巨大的隐患和重大的威胁。作为非传统安全的核心部分,意识形态安全本质上是政治安全问题,是能否坚持和完善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而这些事关意识形态大局的“非传统安全”的诸多因素在大学校园的环境中,值得我们警惕和重视。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事关重大,其核心使命就是为谁培养人,培养怎样的人和怎样培养人。中国日益强大,不可避免影响了西方的霸权秩序,某西方大国的文化心态习惯于在虚伪西式道德的掩盖下通过各种手段对中国进行颠覆。其颠覆手段中最重要的环节就是营造大规模的思想文化渗透,不断蛊惑中华民族的年轻人,妄图在中国高校内部培育出更多的西方崇拜者,全盘接受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最终目的是让中华民族成为西方的附庸,并放弃社会主义道路,进而永远掠夺、压榨乃至奴役第三世界的人民。面对这样的危急情势,我们的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持续地面临着严峻挑战。事实上,我国的大学校园历来就是西方及其在华扶持的反动势力所重点渗透的首选场所,非传统国家安全的多元性和复杂性等特征的诱因和潜在危害极具隐蔽性,一旦爆发管控难度很大。因此,作为预防手段,高校的统战工作也必须有相应的对策。

搞统一战线的前提是有需要共同对抗之敌。没有敌人,哪里需要什么战线?所以统战工作最重要的就是立场问题,弄清楚应当依靠谁,争取谁,反对谁。高校里面的统战工作,首先是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服务的。没有斗争哪里需要什么统一战线?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承认高校里面有意识形态的斗争无疑是掩耳盗铃。目前,危害性和破坏性极大的意识形态风险在高校里暗流涌动,不可忽视,基本可以分为以下四类:

第一,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活跃在课堂内外。这基本上是我国台湾省反动作家龙应台的惯用套路,鼓吹个人至上,诱导大学生相信个人和国家命运没有联系,个人不对国家发展承担任何责任。少数师生对国家统一完全不认同,甚至为“台独”“藏独”站台,在各种综合活动中明里暗里反对祖国统一大业,甚至在讲台上、在论文中嘲讽国家统一。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险点非常多,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斗争从未消停过。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态势不仅没有缓解,反而有在逐渐增强的趋势。马克思主义者常常处于守株待兔的劣势地位,甚至被剥夺了发言权利。有些高校教师偏离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在讲堂上公开宣扬和散播反对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只片面讲授西方经济学和西方政治学的学术观点和成果。某些课堂中,少数教师和学生,尤其是部分外教,利用其身份宣传“人权高于主权”等片面思想。在一些高校的课堂上,部分外教来源不明,质量堪忧,甚至是受NED或者境外宗教势力支持的。这些外教自以为不受学校学院的党组织约束,利用国际政治的热门话题,诸如鼓吹两次海湾战争、卢旺达与前南斯拉夫战犯的国际审判、阿富汗战争等均是在人权高于主权原则的指导下进行的战争,引发西方人权的价值观与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冲突观点,随即引导学生在课程作业、小组报告、期末考试甚至考研的专业课试题的答题中将该类观点扩大、深化。

第二,历史虚无主义泛滥在校园内外。颠覆性的势头在校园内外弥漫扩撒,肆无忌惮地直接质疑共产党的领导,猛烈攻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先进性。甚至有人公开谈论和散播汉奸言论,颠倒历史黑白,竟将汪精卫等人看作是“真正的国家英雄”,反而将那些爱国者称为“卖国贼”,简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这表明我们党和国家在大学的思想阵地并不稳固,且数量更是在慢慢减少。高校是国家人才的聚集地,是领导干部的发源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培育地。高校情况如何,决定了接班者是否真正的红色接班人,甚至还是“掘墓人”。高校的意识形态风险控制以及统战工作的实效,决定着未来的国家领导干部是否和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站在同一战线。高校教师的意识形态状况,直接影响学生的思想状况。因此,应当严格完善高校教师的选拔、聘任机制,警惕教师中的不安全因子。目前部分高校完全臣服于西方学术裁剪的标准,有的一些十几个人的学术团队,就有着七八个国家和地区的师资,且党员数量稀少。除外教外,一些学校引进了不少获得西方国籍的华人教师和中国台湾籍教师。由于少子化进程剧烈,再加之台湾当局政治混乱,治理无能,台湾高等教育发展近年来混乱不堪、质量严重下滑,明显表现就是高校过多,而生源不足,大量的台湾省高校恶性竞争,缺乏统一规划。因此,台湾省的博士(尤其是文科类博士)在台湾岛内谋生艰难,大陆某些合作办学高校利用此情形,大量聘用台湾教师,而据一些学术团队半公开的调查,像复旦大学外国语学院卢丽安教授那样的爱国台湾教师在事实上凤毛菱角,而相当大部分台湾教师的“台独”立场坚定,对于中共的态度更是充满敌意。据了解,其中不乏有人公开利用课堂宣传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是两个国家,此类情况已多次浮出水面。在中国境内,高校任教却公然挑战宪法尊严、违法言论层出不穷的情况并非危言耸听。著名历史教师袁腾飞,更是在他2015年新开设的电视节目“袁游”中公开为殖民主义站台,在节目中一再信口开河,肢解历史事实、张冠李戴,含沙射影攻击中共统治。如他在节目中讽刺青岛的党政机关公安局仍然要使用当年的德国建筑,同时大言不惭地说“治外法权不是侵犯主权,而是因为中国传统的五刑没有人性所致,殖民者来帮助我们保护人权”、“传教士是上帝仆人,是有信仰的人,不可能胡作非为……义和团是乌合之众”等(经作者投诉后,袁偷偷删除了部分内容,但旧的原始截图保留在笔者这里。)因此,针对公然反党、违反《反分裂国家法》却又屡教不改的,必须严厉谴责、严肃处理。

第三,逆向种族主义思想扎根部分师生潜意识,知识界的部分人对“自我殖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此类师生认为西方什么都好,中国样样都不好。被西方严重洗脑的师生谈何四个自信?根据王小东学者对于逆种族主义的概括,它是一种对内的自我矮化的种族主义。比如,香港中文大学原学生会会长周某某称呼内地生为“支那人”,称呼祖国为“支那”。再比如,美国马里兰大学2017级的某位来自中国昆明的毕业生,极尽献媚之事,在演讲中说“中国空气差到出门要准备五个口罩,否则就会病倒……美国的空气充满了民主和自由的香甜”。更有甚者,在港中大就读本科的来自四川某地级市的文科状元唐某某,从未踏出国门一部,一直在祖国的土地上生活、求学,但却把祖国也称为“支那”,把同胞称为“支蛆”,并公开在社交媒体说羞于自己是中国人的身份认同。针对唐某某的所作所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张颐武教授指出,这其实和殖民主义者在殖民地培养的那种“高等”的被殖民者心态非常接近。他评价说“那种殖民化教育的特点,在于让被殖民者成为对自己民族感到羞耻、觉得自己比同胞优越、同时甘心认殖民者为优等民族的‘精英’。一些有色人种的被殖民者会努力使自己更像一个白人殖民者,甚至还会时刻为其肤色和举止感到羞愧,感到自己的同胞正在丢自己的人……要尽力表达对自己的过去,对生养自己的国度和那些自己的同胞的轻视。他只有更多地表达对那些人的轻蔑,才会在那个圈子里得到肯定。”就像英国殖民者在19世纪就认识到价值观认同是比杀戮更有效得多的统治手段,英国殖民者如愿以偿地让印度王公们不仅接受了西方价值观,连英式的尊卑观念也一并汲取,他们主动巩固了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甚至被收买成了“光荣的”英国绅士。这样,他们直接承认了英国文化的优越性,主动信仰而非出于贪婪或恐惧来维持现状——发自内心的文化认同使得被殖民者们永远无法真正反对和抵抗英国的侵略。

第四,极端宗教和狭隘民族主义思想散播在校园内外。高校是国内外各种不稳定因素和敌对势力进行输出和浸透的关键点。随着宗教极端势力在高校的迅速蔓延,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找到抵抗和防备的方法。境外势力企图通过宗教手段和民族话题与我争夺阵地、争夺接班人、争夺下一代、争夺未来。某些高校,特别是民族高校,有少数教师利用课堂传播极端宗教思想,鼓吹教族捆绑,只讲少数民族特权,不讲民族交流和民族融合。更有非法的地下教会学校,常年活跃于国内大城市。比如西部某省会城市境内的“XX圣约学校”,竟然常年通过其微信公众号大张旗鼓招收全日制的本科、硕士和证书课程,其本科和研究生阶段对学生不收学费,且要求辞去工作全日制就读,教会负责所有的学习和生活费用,毕业后自然就是“受主蒙召”的传教士。该“学校”有严格的考试入学和身份筛选系统,有庞大而运转良好的地下网络。该校的宗旨在招生简章上直言不讳,要“复兴教会大学,培养圣约子民,更新中国文化。”如何及怎样“更新”中国文化呢?该校的在“使命”中说“相信一切真理都是基督的真理,因此认识与信靠基督,始终是一切知识与学术的基础,又是一切教育的目的。因此在人文学院对圣经及基督教经典的认识,将始终引领我们对任何学科领域的研究和教学,我们相信,人之为人的真正定义在于,不断与基督联合。人的一切,在世的学习与工作唯一正当的目的,就是不断认识上帝及上帝所差来的皆因基督耶稣的荣耀,以一生的经历来荣耀上帝,并以他为乐。因此在人文学院,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信仰生活将始终贯穿全部教育过程。”其课程的任教者更是不乏国内高校的教师和知识分子。这样一个非法运营、违反我国高等教育法存在的地下宗教学校,受到多次投诉无果,直至2018年11月底,其微信公众号才显示“接相关投诉,此账号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已被屏蔽,内容无法查看。”然而,其主题的其他公众号继续以宣扬“圣战”的方式在网络广为流传,无人监管。试摘录两段:

首先,强调为主卖命,并且毫不遮掩要打一场战争,宣战的对象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共的意识形态交易,剑锋直指中华民族的精神根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的合法性,充满恐怖分子气息:

……而这种气质我把它称为心照不宣的生活方式——那就是愿意为主卖命的生活方式!正如王怡牧师所发表过的三句话:“至于我,活着是为了三件事:跪着祷告、站着讲道、跑着宣教,为此,主给了我三个锦囊:随时搬家、随时坐牢、随时回天家!”……这里还有一种氛围就是我们从开学的第一天开始就意味着默认进入了一场属灵的争战中,就意味着随时预备要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前线上面对着儒家文化中那根深蒂固的道德主义捆绑,我们要对着那儒家道德文化中那极其糟劣的自义宣战;面对那看似无孔不入的无神论意识形态的教育体制的渗透,我们要对着无神论那坚固的保障去一一攻破。

如英国基督教作家CS.路易斯对这个世代的描述:“宇宙中有一场大战在进行,我们人类住在由叛军占领的宇宙这一部分上。基督信仰说的,就是这位正义的君王怎样在这土地上登陆。你也许可以说,这位正义的主乔装成人登陆地球,号召我们参加这场伟大的反击军事行动。”教育不是一幅田园风光的油画,而是血淋淋的十字架之路。


其次,其斗争的核心争夺区域就是我国的教育制度。其团伙强调教育应当是基督教意识形态下的教育。

……教育从来不是为了国家和民族而存在的,也不是为了家族和社会而存在的。教育是为了基督和教会而存在的,尤其是为了下一代的教会而存在的。一百年前,美国长老会与公理会及其他宗派共同创办了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司徒雷登先生曾为这所教会大学写下“因真理,得自由,以服侍”的校训。然而不久之后,因着美国长老会自由神学的而发生的分裂和在中国本土爆发的“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自此,真正意义上的教会大学在中国已不复存在。


同时,此类地下宗教团伙明确号召其成员要以燎原之势,迅速占领中国大地。其战斗目标明确,明明是地地道道中国人,却对中华文明充满冷血,对执政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充满仇视:

“这是一项国度的事工。我们来自全国各地,山西、山东、新疆、河南、湖北、安徽、上海等,因为教育的异象来到XX圣约人文学院,在这里受装备。绝大多数毕业后会回到自己的家乡,筹备本教会的学堂,为基督赢回那失落的一代。所以你的一百块不仅是支持成都的一个学院,在成都学习的几十个学生,而是未来3-5年遍地开花的教会学堂的教师。一旦基督教教育运动开展起来,它的影响力将遍及全国。从城市到农村,甚至到每一个偏远的角落。”


比起我国境内那些真正遵守宪法、爱国爱教的佛教、道教等东方宗教包容并蓄的博大气质和不以世俗政事为目标的特点,此类的地下或受境外势力支持的宗教团体,其目标是从根本上异化中国、图谋世俗的政治权力。这种落后野蛮的中世纪政教合一的道路过去没有、现在不会、将来也不可能适合中国和中华民族。然而,是谁给了这样的地下宗教学校如此明目张胆的发展甚至自主招收高等教育多级学历生的底气?是谁给这样几乎沦为邪教的地下宗教势力向中国传统文化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意识形态教育“宣战”的能耐?稍加分析其文字就会发现其逻辑混乱不堪——其本身就是纯意识形态操纵的手段,却还要指责中共的意识形态教育——事实上,没有国家不在乎自己的意识形态建设。类似的地下宗教学校不胜枚举,其成员之多,暗流涌动,完全超越了一般意义上教人向善、修生养性的宗教功能,其目的在于“夺取”和“战斗”,其背后势力值得深思。如果不出重拳、加以严厉治理,任由此类团伙做大做强,后续的治理成本更加高昂,甚至会牵连甚广,因为此类团伙与中国传统文明和中国共产党“叫板”的终极武器无外乎就是求助于境外反华势力,甚至其本身就是境外反华势力的先头部队。

三、高校统战工作与意识形态工作中应该依靠谁、争取谁、反对谁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需要探讨的是,在高校意识形态和统战工作中,我们依靠谁、争取谁、反对谁。

第一,应当依靠的对象,是高校教师党员队伍中的中坚分子。爱国爱党、敬业正直的党员教师是统战工作能够顺利进行的坚强保障。当然,并不是所有党员教师都符合党员的真正标准,必须是有全局观念和大局意识的党员教师才能成为这样的中坚力量。东南沿海某大学党委对洁洁良事件对处理,一开始不痛不痒。换来的是该大学主要党委成员被换人。由此可见,政治上麻木不仁的高校党员干部不乏其人。一直以来,党中央出台文件严肃党纪,因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方法就是增强纪律、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历来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环节,十九大后更是把纪律建设的重要性继续强调和提升。党员师生是非不分、蓄意散播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必须受到批评教育,对问题严重者必须予以处分,该开除就得开除。高校教师中党员的中坚力量在此时就要发挥关键作用。首先要严肃党内的政治纪律,党员教师的思想和言行,必须与党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坚持统一。对于言论自由,国法的要求是不许违宪,党纪的要求是必须在思想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党纪的要求严于国法。其次要坚决整顿党员队伍,彻底解决依靠谁的问题。兵不在多在精,统一战线需要的不是绅士而是战士。党组织应当是坚强的战斗堡垒而非俱乐部。

第二,应当争取的对象,是高校广大的学生和非党员教职员工。至于争取他们的路线,以前清华大学的著名领导蒋南翔已经说得很清楚: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三个思想台阶,循序提高。争取不是泛泛而谈,不是党委书记不痛不痒地发表讲话就完事。中国古代社会尚且都能做到儒法并用,外儒内法。当今中国高校更应该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一些手段结合起来。法家主张立规矩、明赏罚,倡导赏罚必信。韩非子曰:“布帛寻常,庸人不释;铄金百溢,盗跖不掇。不必害,则不释寻常;必害手,则不掇百溢;故明主必其诛也。(《韩非子·五蠹》第四十九)这样的思路,在今天高校统战工作中同样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跟着党组织走的教师和学生,党组织要爱护和重点培养。具体的策略可以有优先报送研究生、推荐公务员选调、推荐到媒体去发表学术报告等,个人品德和政治素养要摆在首位,其次才是专业能力。

第三,应当反对的对象,是在高校中对意识形态和统战工作尸位素餐、甚至立场反动的少数人。对他们有这么几种手段:首先遏制其影响力。党组织要勇于亮剑,对于散播错误极端思想的人,进行公开的批评和批判。不能以多元化作为是非观混淆的借口。中国的高校首先应是党领导下的高校。不认同党和国家的教育理念的人,请回家自己玩去,学学伯夷叔齐耻食周粟,严禁他们占用高校教学资源。其次,对于一时糊涂的人,特别是某些社会阅历不多、被反动势力洗脑的年轻学生,党组织要有专门的转化机制。应当安排可靠的党员教师学生,在思想影响这些人,在生活中给予他们适当的关心。以理服人以情动人。另外,对于极少数顽固不化、立场极其反动的害群之马,要有坚决的处理手段。高校不是象牙塔,哪里有党员队伍,哪里就必须有纪律和规矩。厦门大学党委改组之后,开除了多位发表反动言论的教师和学生,这是进步。高校统一战线就应该和从严治党结合起来。
 

四、对策:全方位保障高校统战工作与意识形态工作协同并进


首先,完善党的领导。

领导权在谁手上,话语权归属于谁,这个问题的解决对于不管是统一战线工作还是意识形态工作的进行都具有前提性意义。换言之,就是要坚定不移地始终坚持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坚实基础。历史和现实给予了我们答案,人民的选择坚定了这个答案,从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和创新性继承与发展。因此,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是唯一也是必须的选择,坚持和加强党对高校统战和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也是高校的必然选择。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如何落实高校党的建设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陆续作出了一系列指示,从根本上给出了有关“培养什么样的人、为谁培养人、怎样培养人”“办什么样的教育、怎样办教育”等问题的切实答案,从而为我们如何管理党政,如何治理高校提供了根本指引和有效办法。完善党在高校的领导,健全高校二级党委(党组)相关管理和工作制度,确保党在高校事务中发挥战斗指挥作用,把党的领导贯穿高校办学治校全程,协调各方,增强合力。将政治建设放在工作的第一位,在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旗帜下来讲政治,确保每位高校领导、教师党员、学生党员都能够明确作为党员的职责和要求。不仅要在思想上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更重要的是在行动上要保持言行一致,知行合一。高校书记、校长要对自身的政治素养保持较高要求,不仅要会搞教育,更要懂讲政治。在教育上要桃李满天下,在政治上更要争当第一人,要懂得将教育和政治有机融合,教育中贯彻党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政治上专抓教育这一切入点和重点,借助党的有效建设来促进本校的可持续发展。要明确和弘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先进性和指导性,加强师生思想教育,确保高校作为先进思想的发源地和党的领导的储备地。

其次,坚定四个自信。

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对于抵制西方的“唱衰中国”的思潮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污蔑和渗透,我们要坚定不移地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中国化成果武装头脑、指导高校的办学治校全过程。西方资本主义理论肯定是为自身的意识形态服务,站在资本主义政治立场去看待所有问题。因此,片面的从西方国家的视野去观察评价我国的情况是完全不可行的,更不可能拿着西方资本主义理论来作为我国理论和实践的指南针。尽管西方理论中也存在着一些相对合理的看法和建议,但从总体来看,这些理论是不适合我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实际的。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道路差别来看,我们可知资本主义相关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不可能同时兼容和共存的,资本主义理论不可能替代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科学高度去决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轨迹,也不可能担负起为发展中国家指引道路的根本任务。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框架。理论来源于实践,并指导实践,实践又能进一步检验真理是否正确,并要求理论不断发展和创新。只有在实践中我们才可以得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性的正确认识,才能坚定理论自信。既然我们的理论是真理,就必须坚定不移在实践中一以贯之。用科学成熟的理论体系战胜西方教条、克服路径依赖、起底精神殖民,是每一位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的份内之事。

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来看,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思想来瓦解西方“人权高于主权”的相关悖论。从理论出发,要明白人权是包含在任何一种文明中的一个重要理念,应遵守各种文明平等相处的原则,应承认没有哪一种文明不应受到其他文明的尊重和保护,要秉承着促进来自不同文化背景和社会形态的各种价值观和道德观互相包容、接纳、和谐共处的观点。换句话说,文明的多样性决定了各自的政治制度、价值标准、人权理念的多样性,因此,世界上不应存在某种所谓的“普世价值”来左右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的运作方式和管理机制。相反,应当坚持求同存异的原则去看待世界上所有的文明下所涵盖的价值观和理念,在此基础上,寻求彼此的融合点、契合点,努力实现差异前提下的有机统一和互补包容。这恰好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所强调的“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人权提供了新的法治保障,为其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当今世界主权国家和国家主权在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核心地位被动摇了。国家主权仍是一个国家存在的最高话语权。

地缘政治(国防安全)和争夺能源控制权(经济安全)、传播西方价值观(意识形态安全)是西方发动一系列军事干涉的重要原因。在这个意义上,无论被干涉国是否存在人权灾难,西方国家一直都欲除之而后快———推翻其政权,因而,“捍卫人权”只是一个借口,甚至,即使没有或疏少人权灾难,西方国家也可能通过电视等媒体歪曲抑或影射出一副严重的人权灾难图景,继而为军事干涉铺路。阿甘本曾指出,“为了在摄像机前对能使新政权合法化的种族灭绝加以拟真,刚被埋葬或安放在太平间台子上的尸体又被匆忙掘出并遭到折磨…….全世界通过电视直播看到并信以为真的东西,实际上是绝对的非真实;并且,尽管这种伪造有时看起来非常明显,但却仍旧被世界媒体体系合法化”。

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演讲时,习近平明确提出国际关系发展进程中筛选出来的诸多公认准则应该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提供基本法则和引导方向,而其中“主权平等,是数百年来国与国规范彼此关系最重要的准则,也是联合国及所有机构、组织共同遵循的首要原则”。这就说明,坚持和遵守主权平等是国与国相互交流合作的首要前提和基本原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共同认识和基本遵循。因此,我们要在此基础之上去认识和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人权与主权关系。从辩证的角度去理解人权与主权的关系,坚决反对和杜绝“人权高于主权”的错误论断,同时,要从具体而非抽象的角度去看待人权,人的本质就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权肯定也是非抽象的。理智的将人权与整个国家和全民族的发展相结合,才能找到实现真正的人权的客观途径。高校教师是高级知识分子,特别是高校领导干部,更要带头坚定理论自信。不仅如此,还要加强思想政治引导,积极引导非党员高知分子坚定“四个自信”,方能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其三,善用法律武器。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正确运用法律法规的武器。要领会历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相关思想精髓,同时思考现行法律如何使用,如何惩前毖后。邓小平对于相关行为的精辟论述对现阶段高校统战工作如何运用法律武器提供了纲领性的指导。邓小平在谈到香港1997年回归后的问题时曾说:“一九九七后香港有人骂中国共产党,骂中国,我们还是允许他骂。但是如果变成行动,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怎么办?那就非干预不行。”因此,任何损害“一个中国”原则的行为、任何危害国家安全和中华民族核心利益的行为都必须严厉打击和坚决禁止。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我国的唯一合法最高政府,只有它才能依法行使国家的全部主权。损害国家核心利益的任何行为都必须得到惩治和禁止。高等教育同样如此,危害高等教育的行为实质上也是在危害我国国家安全。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办好我国高等教育,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牢牢掌握党对高校工作的领导权,使高校成为坚持党的领导的坚强阵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地强调了我国高等教育的领导权是掌握于党的。在这一点清晰的论断下,高校各级党委在面临各种意识形态风险时、在面对统战工作中需要“统”或“战”时,就应当回归到这一重要讲话精神中来。

事实上,上述行文中所谈到的高校意识形态风险以及地下宗教向高等教育渗透和扩张等情况,其中不少行为已经违法,甚至是公然违法。所以,在适当的时候,动用法律武器,既是意识形态管理所需,也是依法治国的应有担当。如何从法律层面预防和惩治那些“别有用心”的西方势力通过勾结国内既得利益集团开展西方意识形态渗透?依法治国要求各级国家机关切实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对于高校统战工作中的极端恶劣违法现象,也必须以法律思维对待,不可姑息,这也是构建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对于严重违纪违法的,我国刑法中,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罪有着详细的定罪标准和量刑体系。危害国家安全罪包括12项具体罪名,是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行为,其所囊括的罪名可分为三类:一是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罪、二是叛变、叛逃罪、三是间谍、资敌罪。

如果仔细对比和研究,不难发现,高校中出现的一些情况、尤其是地下宗教学校出现的种种乱象,已经涉嫌严重违法。比如地下宗教学校的种种做法,涉嫌犯背叛国家罪。背叛国家罪的客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国家主权是国家的基本属性和根基,国家拥有独立自主的处理其内外事务的最高权力。亚里士多德曾对主权概念有所论述,法国学者让布丹首次阐述了主权理论,提出主权是一个国家不可分割的至高无上的永久的权力。荷兰法学家格老秀斯强调了主权的对外本质,从此将主权观念扩大到了国际社会。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人从主权的归属和行使等角度提出了君主主权、议会主权、人民主权等不同观点。对于主权,我国的观点是在坚持主权平等的同时遵守合理的国际规则,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在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保持对国际规则的尊重与遵守。作为国家主权的下位概念和重要组成,教育主权是国家主权不可分割的构成部分,国家主权的获得是它存在的前提。因此,地下宗教学校的办学和渗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非法办学,不仅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更要透过教育主权属于国家主权这样一个本质来看到其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的事实。同时,背叛国家罪的成立并不一定意味着相关违法行为造成了实际后果,然而只要本罪的相关行为人在主观上出于直接故意,做出了对外勾结背叛祖国的行为并可以达到相关后果就足以被判此罪。最近目前主流媒体报道了多起台湾省间谍利用色诱、金钱等方式对于我国大学生的腐蚀乃至使其犯罪的事实,以间谍罪的罪名起诉相关涉嫌违法人员的思路同样值得参考。

其四,完善管理制度。

相应的高校管理制度必须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加强,坚持以政治建设统领高校的人才、党建和统战工作。将思想政治工作落实到高校统战工作中去,坚持以政治建设统领高校院系的人才、党建和统战工作。党的十九大作出了“突出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等重大理论判断和理论创新,这对于努力将党建做的更好更扎实具有深刻久远的意义。在高校院系的各项工作中都应该全面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唯有如此才能保证党对高校的全面统筹和统一领导,才能坚定正确办学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培养合格和可靠的优秀人才。这里的“合格”首要的是政治上的合格,这里的“可靠”首要的是政治上的绝对忠诚可靠。我国选材历来注重德才兼备,既然要选拔又红又专的接班人,就必须依靠相应的制度保障,否则就会沦为一句空话。要敢于把对思想的合理要求在各项人才招揽机制中落实:如果所用的人并非建设祖国而要出卖祖国利益、不能遵纪守法而是沦为境外反动势力的“带路党”,那么引入这样的人才就是自毁长城。

高校知识分子背景来源多元,在其人才选用和聘任中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而坚持党的领导并非只是在选聘教师时请各级党委书记走过场,而是全面细致的了解、科学合理的分析此人才的全方面情况。目前海归人才较多,海外院校众多,了解起来会比国内的师资更加耗时耗力,但并非不可为,而且由于通讯科技日新月异,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党委部门应该安排专门人员,合理调研相关人才。笔者曾在省级党校工作过并参与负责人才引进,试讲的博士中,竟然有几位在课堂上公然宣扬“藏独”思想,所幸党校领导和人事部门不仅学识渊博,更具备坚定的政治立场和鉴别能力,立即礼貌回绝并阻止了此类人员在党校教师队伍中潜伏下来的意愿。各级党委部门和人事部门都要充分认识到,人才、统战、思想工作三位一体,缺一不可,都要在实践中牢牢坚持党的领导,因为只有如此,才能保证国家和社会的有序运作和良性发展,才能在人才选用、思想传承、对外开放等重大任务中始终牢记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性质和宗旨,从而为国家建设添砖加瓦。

在对高校人才的选用中,凝聚政治共识必须摆在首位。高校是大量信息“集散地”、各种社会思潮的“发源地”、社会舆情的“晴雨表”,所以基于意识形态安全的统战工作在某种意义上比其他场所更为重要,理应加强对高校意识形态的管控,常抓不懈。高校的全体教职员工对此都应该充分理解和支持,教师就更加应该理解和支持。那种把抓意识形态安全视为“侵犯”自由的认识和抵触情绪,是错误的,必须纠正,在必要时惩罚。纵观世界,不论是民族国家概念诞生地的西方各国,还是南亚各资本主义国家,无不要求热爱祖国、忠于祖国。美国联邦政府历来鼓舞并要求师生爱国,例子不胜枚举。例如,2001年10月12日,白宫呼吁全国5200万学生参加效忠誓言的大规模朗诵。四天后,美国众议院通过了404-0决议,敦促各级学校展示”上帝保佑美国“的字样,以增强民族自豪感,巩固民族身份。时任总统布什认为这些倡议将提高学生对美国历史的认识,增加学生的公民参与,并”加深他们对我们伟大国家的爱“,布什强调,为了让美国年轻人牢固树立爱国主义意识,必须教育孩子们”美国是有益于全世界的力量,美国给他人带来自由和希望。“2005年联邦预算拨款1.2亿美元用于资助美国传统历史的教学。此外,国家人文基金会的运动旨在资助传统的美国国家英雄的庆祝和纪念活动。再如印度外交部长穆吉克曾在代表印度政府的讲话中,明确要求印度的各级学校必须要教育学生热爱祖国。印度领导人能充分认识到印度长期以来内部文化上、思想上的四分五裂和全国性的缺乏共识是国家和民族进一步健康发展的最大隐患之一。在我国,各地党委和政府主导下的学者计划、千人计划、各类社科人才计划,都必须把忠于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放在首位,只能是培养中国的红色接班人,绝不能为其他势力培养人才,更不能培养破坏中国发展道路的敌对“人才”。

最后,绝不畏惧亮剑。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实现伟大梦想就必须进行伟大斗争。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是因为我们党在完成艰巨任务的过程中,面临”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因此,在高校进行意识形态和统战工作是进行伟大斗争的必然需要,要旗帜鲜明、勇敢地把斗争进行到底。凝聚政治共识必须摆在高校的统战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的首位,常抓不懈,全体教职员工对此都应充分理解和支持。高校知识分子来源多元,特别是重点大学,不少教师思想政治上和行动上还没有真正与中央的精神、路线、方针保持一致,对此,必须多管齐下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凝聚人心、集中计量,为进行伟大斗争奠定共同的思想基础。那种把抓意识形态安全视为“侵犯”自由的认识和抵触情绪是错误的,必须予以纠正。培养中国的红色接班人,不能畏惧在理论宗旨上亮剑,更不能畏惧在实践中有所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进一步深刻认识百年未有之变局带来的挑战和任务,坚持发扬新时代的伟大斗争精神,克服困难,敢于担当,顽强攻坚。只有坚定中国信念,坚守中国方向,才能战胜一切困难和挑战,从而在伟大斗争中夺取统战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的新胜利。

参考文献:
1. 甘晖:《牢牢掌握党对高校工作的领导权》,《光明日报》(2017年03月07日13版)
2. Westheimer J . Politics and Patriotism in Education[J]. Phi Delta Kappan, 2006, 87(8):608-620.
3. 田心铭:《略论意识形态工作的几个问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年年第11期,》,5-11页
4. 李宗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意识形态工作新思想》,《社会主义研究》,2016年第3期

5. 韩庆祥、王海滨:《“伟大斗争”的基本内涵及新形式、新特点》,《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11期,第5-11页

 

(作者:秦博,昆仑策研究院研究员,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社会学博士后、博士;王筝,成都市新津区投资促进局科员,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国别与区域研究文学硕士。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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