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人类历史上每一场浩大疫情都改写世界面目一样，现如今席卷全球的新冠病毒也正推动世界发生深刻变化，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由此增加了新的内涵和新的维度。对中国而言，这场疫情同样也产生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影响，中国“全民抗疫”的伟大实践不仅以其辉煌的业绩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写下精彩一笔，更在意识形态层面为中华民族贡献了新的思想精神财富。因而，认真研究探索这场抗疫斗争在思想观念领域所产生的影响，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一、全民抗疫的伟大胜利产生强烈冲击与震撼，给中国带来新的思想与精神解放
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殃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众多国家深陷其中。如何抗击这场突出起来的大灾大难，各国的对应方略与对策办法五花八门、大相径庭。中国的“全民抗疫”以其独特英姿出乎七类、拨乎其萃，赢得世人瞩目。这种抗疫方式的基本特点，是以行政为主导，全社会在集体主义精神为统领下步调一致、共同行动，打一场“全民抗疫”的阻击战，从而塑造出一个抗击疫情的“中国模式”。而西方各国则是另外一个样子，他们以个体为中心，强调个人权利，在满足个人自由的前提下，搞分散和多元化的抗疫行动，虽然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限制聚集活动，有限关闭一些公共场所，学校暂时停课等，但并没有实施举国一致的重大阻断行动，如全民戴口罩，封锁重灾区等，有的国家还提出什么要“集体免疫”，有的甚至干脆采取一种“掩耳盗铃”的态度，声称新冠病毒就是什么大号流感，不厌其烦地对着公众说假话、放空炮。他们非但不认可中国的抗疫模式，而且还对中国模式极尽抹黑攻讦之能事，而把自己的所作所为和自己的模式说得天花乱坠，俨然神通广大一般。上述两抗种疫路径或模式构成鲜明的对比，结果更有天渊之别。时至今日，中国已经赢得了抗击新冠病毒的伟大胜利，社会秩序基本已恢复正常，而整个西方依然深陷疫情的泥潭，依然找不到办法与出路，更不知道终点何在，也不知何年何月能挣扎出来。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对中国社会与经济的影响不可低估，中国因此实现新的经济增长，各项建设事业捷报频传，这其中容易被人们所忽视的一点是，这一胜利给中国带来一场崭新的思想启蒙与解放。自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有关思想解放的话题一直长盛不衰，相关热潮也一波接着一波，但此前所有一切“思想解放”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西方冲击东方”——来自西方的价值观念与思想逻辑强烈冲击、覆盖直至淘汰着中国所既定的思想意识，简单地说，就是一次又一次地外国给中国上课，一次又一次地西方教训东方。但是，这次却不同了。本来，西方想借助新冠病毒疫情狠狠地惩罚和教训中国，但现在，他们除了诅咒中国外，所策划所期盼的惩罚与教训全都破产破灭了，在许多人看来，倒是抗疫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中国给西方上了一课，深刻地教育和教训西方世界。中西方之间的关系由此发生了一次历史性的颠倒，出现了一次惊人的角色转换。西方等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什么都比中国好，这是弥漫在中国经久不衰的政治神话。因为这个神话，所以在西方与中国的关系上，中国总是如同一个小学生或受教育者那样，被指定在被训教、被指摘、被批判、被规范的位置上，而西方则如同一个教师爷般，居高临下地对中国指手画脚、说三道四，还要时不时地羞辱中国一番，刻意往中国的政治与民族的伤口上撒一把盐，比如授予达赖喇嘛诺贝尔和平奖，将白宫前面的一条路命名为刘小波路，等等。中国与西方之间事实上存在严重的道德不对称——西方成了道德与道义的化身，而中国则成了需要学好、学乖的坏小子。于是，西方就拥有了批判中国天然的权力，就可心安理得地审视与监督中国，而中国则理所当然地要模仿西方，好与坏，进步还是退步，全看学习模仿的结果与成效。直到最近，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还大言不惭地说，中国要“以我们要求所有其他国家都遵守的方式参与世界活动”（见北京周报客户端 2020年12月18日报道），意思就是中国要像其他那些老实遵守美国要求的国家一样，奉行美国的要求不得违抗。所谓中国与西方不能平视而只能仰视，所指的就是这样一种情形。但是，通过这场百年未遇疫情危机的涤荡，上述这样的迷信在相当程度上得以扫除，如同凌冽的北风吹散天空中的雾霾一般，一场灾难性的疫情在中国演变成思想意识领域凌冽的疾风。西方发达国家在疫情危机下的种种混乱与撕裂，其执政当局各种无能与无赖一般的表现与表演，让大多数中国人完全明白，所谓西方发达国家，所谓民主、人权，所谓自由、人道，就是那么回事，说得最好也只是优劣兼具、好坏各半的东西，过去那些有关完美无缺、白璧无瑕等理想描述，与此可谓风马牛不相及。透过灾难中的表现，绝大多数人都已经明白，无论是其制度体系，还是其管理模式，直至其社会生活日常，对中国而言，借鉴一二当然可以，模仿照搬就大错特错了。至于什么“历史终结”、“人类归宿”之类，更是欺世盗名的欺人之谈。一贯打着上帝旗号扮演救危扶困正人君子面孔的西方，曾着实蒙骗了很多中国人。曾几何时，在中国某些人别有用心的渲染下，好像西方历来都哪里有人道主义灾难就向哪里伸出援手、哪里有危机就哪里赴汤蹈火。改革开放以来，借助于各种精心策划的宣传，在相当一些中国人心中成功地塑造了这样的印象，直到此次疫情之初，中国武汉疫情严峻之际，还有中国“公知”信誓旦旦的说，每当中国遭遇灾难的时候，美国就伸出援手拯救中国，这就是美国。俨然乎美国即将援手拯救中国一般。但事实恰恰相反。当疫情之初，西方政治舆论所关注的不是中国如何抗灾救助，而是力图把这场疫情灾害引向政治领域，他们希望疫情危机成为中国的切尔诺贝利事件，成为攻击和颠覆中国制度体制的导火索，进而引发全面的社会危机，为此而进行内外舆论煽动、香港暴乱策动等，猛烈攻击中国武汉的封城举措，指望内外合流激起中国某种程度的民变；当他们自己也遭受疫情危机的时候，他们一方面恶毒污蔑这是所谓“中国病毒”，一方面掀起声势浩大向中国索赔的恶浪，一时间俨然乎出现了“新八国联军”、逼迫中国即将进行新庚子赔款一般，对中国摆出一副气势汹汹、不可一世的蛮横模样；当中国战胜疫情而他们自己深陷泥潭各种挣扎的时候，尽管中国向他们提供了大量医疗物质支援，但他们却加紧了围剿中国的步伐，驱赶中国的学生，制裁中国的企业，但凡一切同中国沾边的人和事无不被殃及。此种行径，固然以霸权美国为甚，但其战略走狗如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等也不遑多让，只不过在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在仇视中国的本质属性上高度一致。凡此种种，都深刻地教育了一切爱国的中国人，使得他们懂得，西方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对中国从来都不怀好意，即所谓“亡我之心不死”。我们不能否定那里的普通老百姓以及善良的劳动人民，但对于整个资产阶级及其上层统治者，从政治、经济、文化还是军事无论哪一个角度上看，他们都是中国人民的对手与敌人，而不是任何别的什么。西方国家的政治与战略形象在中国人民心中完全崩塌了，他们的面目更加丑陋与丑恶了，中国人看西方，现如今已经发生了从仰视到鄙视的变化，已经走过了这个历史的转折点。作为东方世界的中国和作为西方世界的英美等国究竟是什么关系，这是几百年来始终萦绕在中国人心头带有终极性质的战略性命题。应该说，在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东西方关系很大程度上就是先生与学生的关系，只不过就如毛泽东主席所讲的那样，经常发生先生打学生的事情，以至于很多时候中国被打得奄奄一息，濒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关头，至于挨骂、挨训更都家常便饭、不足挂齿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之后，中国同西方世界的关系总体上变成两个拳击手之间的关系，彼此直接与间接的对打较量一直在进行当中，那时中国虽然挺穷，但筋骨与拳头却相当强硬，总体而言中国并未吃亏，西方并未在中国身上捞到任何便宜。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同西方的关系说得好听一点是优等生与后进生的关系，说得难听一点类似与地主与佃户的关系，中国租种西方的种种（包括资金、技术、管理以及合资独资企业等），西方给中国佃户设置设计各种规矩规格，并总想打掉这个佃户仅有的一点自尊与傲慢，使之彻底臣服。但是，这个后进生很争气，发展速度很快，劲头很猛，表现出强烈赶上来的姿态，并且在有些地方还已经超过了他们，于是，他们就“哎呦，我不干了”，要翻车摊牌，要再次将中国打怕压服。从这个意义上说，中西方发展成为对抗与对峙的关系不可避免，有其突出的历史必然性。此次疫情危机如同一面镜子，照出了中西方惊人的政治、经济与历史文化差别。在此次百年未遇疫情危机的冲击下，中国人民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与西方就是两个平行的世界，但却做不到相安无事，因为西方统治者秉性难移，总要臣服他人、征服异己，所以中西方之间将难以避免成为对立的世界，很大可能要发展到对峙与对抗。对于地球的东方再屹立起来一个巨大的文明中心，这样的前景将为西方所根本不能容忍。但不管西方是否容忍，也不管西方是否认可，中国今后都只能走自己的路，未来的归宿只能自己设计与塑造，而西方永远都不会成为中国的彼岸与乐土。为此，中国将发生如下这样三个转变：迄今为止，西方所遭遇的疫情危机还看不到边界、底线与终点，即便有朝一日他们挣脱苦海爬上岸来，如果能够谦虚一点的话，也该认真思考一下今后该向何处去的大问题了，不要说还想给中国当教师爷，恐怕许多时候许多问题上要向中国虚心求教才行。中国人并非幸灾乐祸，但希望西方统治阶级能有起码的政治与战略理性。总之，全球性疫情危机所改变的不仅是世界结构与格局，更显著地改变了人们的心理与心情，中国人民的价值观念所受的冲击尤其重大，它打破了西方主导的话语体系与价值体系，使绝大多数中国人从过去那种“西方等于先进、中国等于落后”思维定式中解脱出来，从而在相当程度上粉碎了曾经的西方中心主义迷思。这样的巨变堪称一次新的精神启蒙与思想解放。通过如此这般的启蒙与解放，中国人将更加坚定地认识到，中国不但能够走自己的路，而且还能走得更好！
二、全民抗疫成为一场深刻的社会运动，把“四个自信”锤炼得更加坚实
中国的全民抗疫不仅仅是一场公共卫生领域的应急行动，从更广与更高的视角来看，它已经成为一场广泛而深入的社会运动，其民众参与的广泛性，精神与情感投入的深刻性，为几十年来所未有。经此全民运动的洗礼，“四个自信”被锤炼得更加坚定坚实。中国内外都有许多人都拒绝对中国政治、理论、道路与制度认可、认同，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僵死的制度，也是人为强加给中国的制度，在这些人看来，所谓“自信”，不过是中国误入歧途的政治标志，是历史的谬误。建立在这种认知的基础上，他们认为，“四个自信”就是一个笑话，只不过是一记政治口号被统治当局喊了起来而已，完全流于表面而没有底蕴、没有根基。但是，全民抗疫这场宏大的社会实践运动证明，中国的政治、理论、道路与制度都有丰厚的历史底蕴。在百年未遇可怕的瘟疫面前，全中国上下秩序井然，没有发生任何形式的混乱、骚乱，个人服从集体，局部服从全局，全国一盘棋，上下如一体，整个社会有秩序、守纪律，处变不惊、临危不惧，国家的体制框架此时此刻显得更加灵活有力，更加富有成效。这些事实都强有力说明，中国道路与中国制度的根基很深很实，同中国的社会历史以及人文特点高度契合，它是从中国历史的深处生长出来的，而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具有十分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充分的历史合理性。一切来自西方有关中国政治与中国制度压制与驱使老百姓的说法，都是无稽的政治谎言。也有人往往把今天的中国政治同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的君主专制相联系；人们也习惯于认定封建王朝君主专制没有灵魂，只能靠铁血手段来维系，并同样将这一特征联系到今天的中国政治上。但事实上，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制有强大的民意与思想基础，上述理解不过是惊人历史误读。同样，那种以为今天中国政治没有民意支撑、没有精神灵魂的看法，说到底不过是反对派的攻讦。中国声势浩大的全民抗疫运动证明，集体主义、爱国主义以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牺牲精神构成澎湃的精神之魂，给中国政治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支撑。整体而言，中国人民对当今中国政治的认可与认同度，已经达到全球较高水平，比之西方所谓的“民主国家”只高不低。这就意味着，当代中国政治有强大的思想价值基础，也具有足够的政治合法性。疫情危机之下，中国的成功胜出同西方的挣扎沦陷构成鲜明的对比。对比之下，人们看到，中国更关心民生与人民的生命财产，更充满人情味，没有沾染任何一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傲慢、严酷。抗疫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在中国的政治、理论之下，人权更有保障，人的自由与发展从根本上说更有可靠的依托，这种依托建立在个人与集体与国家高度协调性的基础上，而不是将某个方面绝对化。这就是为人们所概括的中国力量、中国情怀与中国担当。与此相对应，“民主国家”的抗疫实践证明，抽象与绝对化的人权自由在一定条件下急剧地转化为冲突与对峙，从而导致社会集体性失序，组织性失灵，最终结果难以避免地严重侵蚀真正意义上的人权与自由，并使之遭到根本性的破坏。西方社会这种体制性悖论在此次疫情危机中展示得十分充分到位，充分暴露了他们的理论困境。人们看到，在疫情危机的压力下，他们居然将65岁以上的老年人排除在就医治疗的范围内，这就是所谓保障人权。但事实上，这是对人权最粗暴、最悲惨的践踏。对比西方各国在此次疫情危机中所表现出来的冷血，更加彰显中国政治伦理的特殊优越性，给理论自信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实践支撑。其实，上述这些都不是偶然发生的，并不仅仅是一场瘟疫的结果。为什么中国能干净利落地取得抗疫成功，而西方国家则苦苦挣扎其中，这其中有深刻的政治与历史意蕴，而并非任何偶然与侥幸。
三、在新的思想与现实基础上，中国人民将作出新的政治判断
经过接近半个世纪巨大的发展与进步，今天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不变化，全民抗疫成为一个具有标志意义的历史转折点，建立在上述历史合理性、政治合法性和制度优越三个方面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其中深层原因，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完全可以做出如下几个关键性的判断：判断之一：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同中国所固有的社会结构实现了有机结合。
中国抗击疫情危机的全民社会实践运动证明，当代中国制度同传统中国社会高度契合。
几千年一脉相承连绵不断的中国历史塑造了中国所有固有的传统社会结构，这一中国所固有的社会结构在行政治理上表现为郡县乡村层级治理架构，在单元上表现为城乡二元制结构，在形而上精神层面则表现为权力与伦理的共治。譬如此次全面抗疫，某地农村曾出现这样一幕，老村长手持青龙偃月刀坐于村口，威风凛凛地严禁一切往来，于是内外井然。但事实上，这位老村长之所以如此权威，其核心要素并不是他的村长职位，更不是其手中大刀，而是其德高望重的伦理身份。历来都有人不假思索地武断认定，当今中国的政治制度是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的产物，是前苏联制度模式的翻版。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今日中国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秩序源自于中国历史及其轨迹，源自于中国特定的国情实际。譬如，许多县市其行政源流与治理轨迹甚至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乃至更早，具有强烈的历史延续性与继承性。这种情况说明，中国需要有一个与传统社会结构相适应并高度契合的政治制度，而这个制度既非所谓苏联模式，也更非西方的所谓民主制度，而是当今中国正在实践运行中的政治制度，这个制度在接受、容纳与扬弃中国传统制度体系的基础上，同传统社会的架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高度契合、紧密耦合。上述老村长守村口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经过建国以来几十年的磨合，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同中国社会的结构已经高水平地整合在一起，这是一种结构性结合，这一结合为中国未来的历史轨迹提供了十分可靠的稳定性与确定性，越到关键时刻，越能彰显其威力与效能。现在，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只要这种结构性结合不被人为地加以破坏，中国就将如同历史上汉、唐等王朝一样，实现惊人的“长世之御”。爱国主义、天下为公以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精神代表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不忘初心、执政为民代表共产党的政治宗旨，这两种精神具有人类精神本体上的同一性质，但它们又分属于不同的政治层级。后一种精神是前一种精神的升华，前一种精神是后一种精神的普及。没有前者做基础，后者就是断线的风筝；不能升华和升级为后者，或者没有后者的引领牵引，前者也会发生偏颇偏离。两种精神的互认程度有多大，整合度多高，相应地，中国社会的政治融合度就有多大，中国社会的融洽性就有多大。简单地说，如果中国的民族主义不认可、不认同社会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站在中国民族主义的对立面，则必然放大或催化中国制度下的各种灾难，瘟疫危机也不例外。但是，在此次全民抗疫运动中，上述两种精神实现近乎完美的整合。责任使命、担当奉献、牺牲精神映现在具体每一个抗疫工作者身上，他们或者是普通工作者，或者是共产党员，都分别以上述两种不同的精神为底色，演绎着中国制度之下的精神生态，从而赋予中国制度以丰满的血肉魂灵。全球抗疫中，一些号称民主国家的当权政客经常口爆惊人之语，什么集体免疫；什么死亡预期控制在2万人以内，但没有必要骄傲；什么美国如果死掉10万人，政府就算干的很好，等等。对此有评论称，在中国如果有人这样说话，政治上将有不堪承受之重。但是，类似这样的雷人雷语却经常见诸于西方民主国家当局，这等情形，真是令中国人大开眼界，着实长了见识。其实，这真是一些中国人少见多怪了，反映了他们的认识误区，他们一直习惯性以为西方的民选制度是最好和先进的制度，先进的制度下自然而然就会涌现优秀的政府，就会拥有杰出的领导者掌舵领航。但实际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事实上，且不论西方制度是否先进，即便在先进的制度下，也并非天然地就一定会有优秀的政府，特定届别的政府可能着实不争气、不怎么样；有了先进的制度，有了好的政府，也并不是天然地就有好的领导人执政领航，如果一个混蛋当权，照样可以把一个好政府搞砸，也把一个好制度搞砸。对于这种现象，简单地说，就是好制度下不一定好政府，好政府不一定好人当政。但是，重大危机关头，对任何一个国家而言，却是三者缺一不可，而且还要实现三者的有机结合。此次中国的全民抗疫运动，可以看做是上述三者皆备并实现有机结合的典范：在坚强的制度体制保障下，国家居中指挥调度，掌舵领航坚强有力；政府职能最大限度发挥，灵活高效；全国一盘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对各级负责人的淘汰激励机制立刻生效，优胜劣汰的应激反应马上到位，等等，以最快的速度实现好国家、好政府、好人当权这三者的有机结合。所以，全民抗疫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胜利，是中国社会组织动员能力的胜利，充分彰显了中国独特制度模式的巨大优势，而西方各国抗疫的失败，则无情地折射出深刻制度体制问题，像中国那样的组织动员，上下一盘棋，在号称民主国家那里，完全没有迅速实现的可能，尽管有些国家的最高当局堪称荒诞无稽，但也只能无可奈何地等待选举的政治周期，其民众也只能在疫情危机中苦熬硬挺。这是他们制度模式的失灵，是新自由主义的失败，也是个人主义价值体系的的滑铁卢。放眼世界，舆论普遍认为，此次全球性的疫情危机很可能掀开人类历史性的一页，而在这样一场带有历史转折性质的突变过程中，中国成了最大的赢家（当然也因此遭到西方国家的普遍嫉恨）。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指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充分展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力量，充分展现了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充分展现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自觉担当，极大增强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凝聚力和向心力，必将激励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披荆斩棘、奋勇前进”。中国固然因为疫情而出现相当的生命财产损失，但有得有失，得大于失，综合收获远远大于损失。中国既获得了公共卫生、社会治理等方面“形而下”的收获，也有经验与精神等方面“形而上”的收获，既获得了国内管理方面的收获，更获得全球治理领域的收获。总的来说，其中政治收获最大，这是一笔宝贵财富，而且代价不菲、来之不易，相信在今后一定能够大放光明、更加辉煌。（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作者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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