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和国上将中，你或许听说过共和国“三杨”上将的故事。“三杨”者，杨得志、杨勇、杨成武之谓也。他们在革命战争年代都担任过兵团司令，新中国成立后，也都担任过大军区司令，三人又都在总参工作过。并且红军时期，还都是红一方面军将领。关于他们协同作战的往事，可以讲三天三夜。但是，好友李西平老弟，却给我讲了一个“三杨”中“二杨”即杨勇、杨成武的另类故事，听之倒别有一番趣味。

六十年代初某年某月某日，或许赶巧了，“二杨”杨勇、杨成武一起在军委三座门开会。散会已经是华灯初上。二人都住后海附近。杨勇上将对杨成武建议，新中国成立这么些年，我还没有坐过公共汽车，正好我们俩一个方向，何不趁今晚坐一次公交，体验一下群众生活。杨成武连连称好：说毛主席号召我们多到群众中走走，这也是一个机会。于是两个人便就近上了公交。

虽然晚间，但是公交上人依然不少。只听女服务员说：那位给老同志让个座，于是几个学生模样的孩子比着给将军让座。两个上将便在人们的推让下坐了下来。

不大一会儿，服务员来到他们面前说：老同志，到哪儿下车，请买票。两个上将一楞，赶紧摸兜找钱。当上将司令的，兜里一向很少装过钱，两人摸了半天，分文没有，两人傻眼了。这时女服务员不高兴了，说：你们这二位我看年岁也不算小了，都是新中国了，你看满车厢谁不买票，你们怎么能干逃票这种事情呢？咱们要遵守公交规定不好吗？

二人你看我，我看你，哑口无言。

杨成武赶紧解释说，“服务员同志，不是故意逃票，实在是忘了带钱了”。女服务员看两人态度像是真的没有带钱。这时杨勇说，就把手表压下来吧，服务员觉得也不合适。这时车已经到地安门，服务员出了个主意，说：这样吧，你俩到这路边打个公用电话，让家里在你们下车处等着，把钱送到下车点。俩人一听开始蛮高兴，可正想下车去找电话亭，杨勇想起来了，自己不知道自家家里电话号码，杨成武一想自己也同样不知道。这时车厢里服务员还没有说话，乘客有人开始嚷嚷了：这还不是故意逃票是什么？我们整天唱社会主义好，可还是有人不遵守社会主义制度规定，这可不好。

两个上将脸上好尴尬。正在这时，后边走来一个青年军人，从车厢后边走到杨勇跟前，“啪”地一个敬礼说：“报告司令员，我是军区机关上尉某某。你们今天的车票我买了。”说着，掏出两毛钱给每人买了一张票。这下服务员才知道，被她连连批评的居然是两个上将司令。自小长大，何曾见过这样的大官，何况还是坐了自己当班的车，高兴地不知说什么好。车厢里的人一下子激动起来，两个大司令在车上，据说还是闻名天下的三杨中的二杨，整个车厢轰动了。服务员说啥也不再收那个军人的两毛车票钱了。这时候，杨勇站出来说话了，他一边夸奖刚才服务员坚持原则做得对，批评得好，一边说，车票钱必须按规定买，钱我们事后会还那个同志。大家熙熙攘攘地说着下车了，都说今天坐车见了两个大官。

这样的故事，那个年代可能还是不少。我在后勤学院工作时的老首长阎捷三将军，他在瑞金就上过早期的红军大学，当过独立团长，几次反“围剿”立过大功，是毛主席非常欣赏的一个战将，后来活过百岁，被称为百岁将星。

但将军在解放初期，竟也遇到过坐公交车的类似尴尬事。那时他去前门看戏，他先让司机自己开车回去了，说自己有办法。等戏结束后，他便自己坐上了公交，与前边两位上将一样，说也是要体察民情。上车后，服务员要他买票。他一听反过来批评服务员：这是人民公共汽车啊，你是不是弄错了，人们公共汽车人民坐，怎么能够让人买票呢？什么是公共？人民坐车就是不买票随便坐么！

他话没有说完，满车厢的乘客大笑起来，说这老同志精神恐怕有了问题。再后来，服务员反复讲解，大家也帮助解释，将军才明白了。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将军终于说出自己的心里话，说解放后第一次坐公交，真不知道这些规定。于是便记下公交交钱地点，押上自己工作证，而事后交钱。

那个年代，我们的民风官风就是这样淳朴。如今听来如笑话，但这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年代。我们很怀念那个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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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著名文艺评论家、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修订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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