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两件事,让中国的老百姓很糟心。一个是电动自行车新国标,另一个则是封存吸毒、嫖娼记录。
对于对电动自行车有硬需求的普通民众而言,新国标就是故意刁难、处处找茬,怎么不方便它就怎么来。而站在老百姓的立场,封存吸毒、嫖娼记录就是有意袒护包庇坏人,让用人单位无法查到一个违法者的曾经的违法记录,这是好坏不分、是非不分啊。
为何会出现这些情况?根源在制定这些法律专家和知识分子出了问题,他们太脱离人民了,不是以人民为中心,站在人民的立场考虑问题。
参与电动车新国标制定的专家们,是站在交通管理的立场,以交通管理、交通安全为中心的。而在交通管理中,又是以汽车为中心的。这样骑电动自行车者就遭遇了双重歧视。
交通管理、交通安全当然重要,但是,究其本质,交通管理也是为人民服务的,在交通管理和人民之间,不能以交通管理为中心,而是以人民为中心。不能将交通管理凌驾于人民之上,无视百姓的基本诉求,立法者可以肆意妄为、闭门造车,想怎么改就怎么改,想立什么法就立什么法。
主张封存吸毒、嫖娼记录的法律专家们,是站在保护人权的立场,以曾经吸过毒、嫖过娼的人为中心,也是偏离了人民立场、以人民为中心。
注意,人权和人民是两个本质不同的概念。人权是虚构的,而人民是真实的。这就会导致人权鼓吹者,不仅会假大空,而且会走向人民的对立面。美国目前出现的对跨性别的极端保护的畸形状态就是如此。
美国也一直鼓吹保护黑人的人权,但这并意味着美国白人真正的发自内心地接纳黑人,而只是嘴上说保护黑人人权,心里依然拒斥。
人权论者是以虚构的人权为中心,而非以真实的人民为中心。这实质上导致两个严重问题。一是,他们保护的是虚构的,他们认为很重要的人权,而非要保护的人们的真实诉求和利益。因此保护人权的行为,甚至可能会背离被保护者的真实诉求、真实利益。
譬如,美国人高度重视保护黑人的人权。以至于发展到很极端很变态的程度。譬如,不允许用“黑名单”这样的词汇,认为这个词涉及到对黑人的歧视。这实际上就是人权教条主义,禁用“黑名单”行为,反而增加人们在内心对黑人的反感。
在保护跨性别者上,更是如此,极端而变态。对于一个未成年的小孩,可以拥有决定自己性别的权力。如果他想变性,保护父母也不能阻止,医生可以在不通知父母的情况下,直接为其做变性手术。大名鼎鼎的世界首富马斯克的儿子就是如此。
请问,以保护人权的名义,直接对一个小孩实施阉割,到底是保护这个孩子,还是摧残他。
人权论者的第二个恶果是,他们往往会忽略占绝大多数的多数人,专注于占人口比例极少的少数人。将极少数人的人权,当成一般的人权。美国的跨性别主义是如此,中国法学家对有过吸毒和嫖娼史的人权的关注也是如此。
知识分子为何会偏离以人民为中心,缺失人民立场?原因有二。
一是,西方的知识体系所存在的固有缺陷,也可以说是西式知识体系内在劣根性。这个缺陷和劣根性就是,不是实事求是地从真实情况出发,而是从虚构概念出发,不是以真实情况为中心,而是以虚构概念为中心。
如果以虚构概念为中心,自然就不会以真实情况为中心,不会以真实的人民为中心。会将虚构的概念凌驾于人民之上,要求人民去服从于虚构的概念。
有人就说了,你批评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和西式的知识体系何干?原因是,当前中国的主流的知识体系,从根本和范式上来说,就是西式的知识体系。这套体系在民国新文化运动时期所引入,同时又把中国固有的知识体系打倒了。
为何说,西式的知识体系以虚构的概念为中心,因为这套知识体系,脱胎于宗教,尽管经历了所谓的去宗教化,但并没有去干净,依然保留着宗教残余,甚至说是宗教内核。
基督教的知识体系中,是以虚构的上帝为中心,人们必须绝对的信仰和服从上帝。在现代的西方知识体系中,尽管上帝在表面上被打倒了,但是上帝的内核依然存在,而且依然是知识体系的中心。这个内核就是“真理”。
哲学真理、科学真理,和上帝的真理是同一个东西。信仰哲学真理、科学真理,和信仰上帝真理并无本质区别,都是以虚构的概念为中心,而非真实情况为中心,都是迷信,都会导致对真实情况的背离。
知识分子偏离以人民为中心、缺失人民立场的第二个原因是,他们都是职业化的知识分子,要靠着出卖其知识以获得收入和工资。也就是说,他们都是打工者,都受雇于一个老板,必然要听命于其老板。于是就是陷入以老板为中心,以老板的立场为立场。
知识分子所学的西式的知识体系是以虚构的概念为中心,而知识分子的现实生活中则又以其老板为中心。虚构的概念,即真理为虚,而老板为实,所以,知识分子往往会以老板为中心,而且会用虚构的概念去装点老板的意志,为老板的主张披上“科学真理”的外衣。
其实,关于西式知识体系的这种以虚构概念为中心的虚伪性,清朝大儒戴震就看得一清二楚,浓缩为四个字:“意见杀人”。他说,西式知识分子所表标榜的真理,其实都是他们个人私见。一旦将个人私见上升的到真理的高度,要求人们去普遍服从,就是一种专制,甚至会杀人。
有人说了,戴震是乾嘉学派的代表,那时现代西方知识体系尚未正式进入中国,他怎么会了解西式知识体系的缺陷。答案是,佛教也是宗教,也是存在这个固有缺陷。而佛教影响了宋明理学,因此,宋明理学中就存在这个西式知识体系的缺陷。戴震批的宋明理学,其实就是批的西式知识体系。
美国的人权论者可以堂而皇之地去阉割一个小孩子的生殖器,再次证实了戴震的判断,的确是“意见杀人”。当前中国的法律专家们,设计出严重背离人民骑行习惯的电动自行车,推出专门保护坏人、坏行为的法律条款,又何尝不是“意见杀人”。
90年前,中国又出了一位看破西式知识体系缺陷的伟大人物,就是我们伟大的教员同志。当然,教员是伟大的实践家,他是从实践的角度看出问题的,而是从学术分析角度。
在他看来,知识分子往往是教条主义的,是以西方的理论教条为中心,而非是以中国的现实情况为中心。所以,他提出了反对教条主义,马克主义中国化。就是对西方的知识体系进行改造,把其中的虚构概念部分去掉,只保留期有用的技术性部分。
新中国成立后,教员的思想进一步发展,从改造西方知识体系,发展到改造和培养中国式的知识分子。提出了“又红又专”,红在专前。这类似于中国传统的“德才兼备”,德在才前。
所谓的红、德,其实就是以实际情况为中心,以人民为中心。改造,就是让知识分子放弃西式的教条主义,放弃以虚构的概念,虚构的真理为中心,而改变成以真实情况和人民为中心。
改造的手段是接受再教育。再教育,就是让他们学习中国固有的以真实情况和人民为中心的文化。由于中国固有的知识体系已经在民国被打倒,就是以四书五经为核心的经学体系。所以,再教育只能通过实践了。鼓励他们上山下乡,到农村的广阔天地去学习,以农民为师。
当下中国知识分子的表现再次证明,教员判断的正确。知识分子的确需要接受改造和再教育,否则就会陷入教条主义,脱离实际,背离人民。
但是,现在再继续沿用教员的思路,通过上山下乡,以农民为师,就不灵了。为什么?因为现代的农村和农民,在改开后也是长期接受西式的知识体系的教育和熏染,也相当程度西化了。现在的农村和农民,和60年前的已经大为不同。
那么怎么办?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复兴中国固有的知识体系,就是那套在民国新文化运动时被打倒的经学体系。经学体系的核心在心性-义理。在这套知识体系中,究其本身和本质而言,真正实现了心性独立和思考独立,真正实现了真正了理性,也是真正以人民为中心的。
但是,这套知识体系中,在后来汉朝以后得发展中,也的确混入了专制和迷信要素。在民国时期被被民国大师攻击,也算是苍蝇不叮无缝蛋。所以,复兴四书五经体系,不是原封不动的复兴,要能区分其本身和本质,把混入的专制和迷信要素剔除。
然后,在把西式知识体系中的虚构概念剔除,只保留期有用的技术部分。也就是说,对西式知识体系和中式知识体系都要改造。然后再融合起来,形成一套“中体西用”的崭新知识体系。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并非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陷入教条主义,都是偏离以实际为中心,以人民为中心。因为有一部分知识分子,会主动地进行再教育,主动地自我改造。只是这个过程,有些人会早一些,有些人会晚一些。
譬如,有很多人早起迷信西方,随和阅历的增长,突然有一天会顿悟,原来西方的那套东西都是虚假和骗人的。随着中国的崛起,美欧的劣根性逐渐凸显,发生这种顿悟的人,这种自我思想变革的人会越来越多。
需要接受再教育的,是那些顽固不化的知识分子。在法律、新闻、教育、金融,距离实践更远的领域,这种人就更多一些。现在这些人被称之为公知。
来源:甲骨字院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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