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近代以来，中西方关系始终是中国对外关系的主体构件与重点部分，这其中，同英美的关系又成了主体中的主体、重点中的重点，只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才一个时期内转向苏联东欧以及第三世界，改革开放以后，中西方关系的重点又回到了英美关系上，具体表现，就是中美关系被中国的“专家”、“学者”们普遍描述成为中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有的人甚至还将其叫嚣成了中国的“核心利益”。

但是，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任何事物从来都向着自己相反的方面的转化。中国的对外关系也是这样，现如今中外关系面临再度重组再造的突出现实，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背景下，中国的对外关系还要再一次实现重点与主要方向的转变。具体地说，应实现如下两个转变：

第一，实现对外关系主体部分的转变

中国对外关系中的中西方关系是典型的既斗争又合作的关系，只不过在不同的时期各有侧重，有的时候以斗争为主导，有的时候以合作为主导，现在，中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样一种前进道路与发展目标同霸权独霸世界的目标形成严重的对冲对立，为此霸权美国正在整合整个西方集团来共同对付中国，对中国发起“战略竞争”，要通过一场新冷战来破坏中国既定的战略企图。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同美西方世界的关系就不可避免地再次回到以斗争为主的新阶段，中国只能通过斗争来争取和平，争得必须的合作。为此，就必须改变对外关系以美西方为主体的状况，而应把对外关系的重点和主要方向转到新兴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方面，这是实现战略自主的迫切需要，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途。

第二，实现中西方关系主体部分的转变

实现上述第一个转变，并非意味着中西方关系变得无足轻重，恰恰相反，处于斗争状态并在这一状态下日趋深化的中西方关系干系重大，如何经营好这一关系对中国构成最严峻的战略挑战。

显然，出于起码的战略策略原则，中国绝不应该将整个西方世界都视作对立面以及推向对立面，而要最大限度的在对华问题上孤立美英集团，管控同其它西方国家的分歧，尽最大努力扩大同西方国家的合作面。

为达成这样的局面，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要分化利用西方世界中各个不同的集团与板块，要将同美西方关系的重点与主体转移到非英美集团上来，具体地说就是西方世界中的拉丁国家。

拉丁国家不同于盎格鲁——撒克逊集团，他们虽然在整体上属于西方世界的一部分，但是这个群体被盎格鲁——撒克逊集团压在西方世界的底层，被排挤到边缘，被当做二等公民来对待，因此，争取同西方世界的这部分国家塑造一种有别于英美集团的以合作为主的关系，既有可能也十分必要：

其一，历史上有积怨

拉丁国家同盎格鲁——撒克逊集团存在浓重的历史积怨，譬如西班牙被夺走了夏威夷、菲律宾、古巴，被排挤出中美洲、南美洲；墨西哥被美国抢夺大片领土，大英帝国打败西班牙取代其统治地位，等等。这些积怨已经沉淀在他们的文化意识之中，成为难以磨灭的历史记忆。

其二，现实中有矛盾

拉丁国家同盎格鲁——撒克逊集团存在突出的现实矛盾，譬如西班牙同英国之间在直布罗陀问题上的领土矛盾，阿根廷同英国在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上的领土冲突等，这些突出现实的矛盾使他们彼此之间双方动辄就以武力相向，骨子里并不互相信任。此外，美国控制中美洲各国，野蛮干涉各国内政，对古巴、委内瑞拉、巴拿马等国动辄以武力相威胁，也使这些国家面临严重的生存于安全危机。这些矛盾都属于拉丁国家同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现实民族矛盾的一部分；

第三，中国同拉丁国家没有原则性的分歧，不存在战略性的对抗

总体来看，中国同拉丁国家自古以来就友好交往，近代也没有发生直接的冲突，现实中双方有着日益密切的经贸关系，有强烈的经济技术上的互补性。互相之间在价值观以及对世界合理秩序问题上的看法不尽一致，存在一些分歧，但拉丁国家总体上并没有反华势力和明显的反华情绪，因此彼此之间并不构成对抗，所有的分歧完全都在可以管控的范畴之中。

因此，在中西方关系问题上，拉丁国家不可能围着美英的指挥棒转，在彼此间种种矛盾之下，他们更不可能为了英美集团统治世界的利益去对抗中国，拉丁国家不会干这等为别人火中取栗的事情，相反，其中许多国家还同中国有相当友好的关系。发展同这些国家的关系，既能获得丰厚的自然资源和产品市场，又能开辟同霸权集团战略竞争的新领域、新赛道，还能在战略层面起到明显的分化瓦解作用，是打造强有力的全球反霸和平统一战线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最后，应正确处理两个转变的逻辑关系

上述两个转变构成推动当代中国对外关系战略转型的一体两翼，二者互为借重、互相促进。没有第一个转变为大前提，第二个转变就将无从谈起；而没有第二个转变，第一个转变也将流于空泛，二者相辅相成。从策略运用的角度来说，第二个转变更为迫切、更为中国所亟需，把这个转变摆在优先位置，使其先行一步，将有助于整个中西方关系实现缓释放、软着陆，有较大的可控性。

事实上，就中国人民的本意而言，没有谁天生好斗，非要同霸权分出高低、决出胜负，如果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果真能同霸权井水不犯河水而各行其是、互相成就，那简直就是天大的好事，何乐而不为耶？但问题在于，中国并没有颠覆美国及其霸权的意图，但即便如此，霸权也绝不允许中国的复兴与超越，而是铁了心必置中国于死地而后快，为此正无在所不用其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躲无可躲、避无可避，屈膝投降没有出路，唯一的出路就是只能奋起抗争。但即便是抗争，也从来都应该做最坏的打算同时争取最好的结果，所谓最好的结果，那就是力争同盎格鲁——撒克逊集团实现和平共处，也能进行一定程度的合作，继续发展中国同美西方的关系。

这也就是说，推动中国对外关系转型转向并不是不要中西方关系，一切对此相关所谓“极左”、“闭关锁国”之类的攻讦，一概都是无耻的无稽之谈。

说到这里就不能不严肃的地指出，实现中国对外关系的转向与转型是艰巨的浩大工程，相应的政治保障不可或缺，其中很关键的一点，就是要有效打击与整治当代中国的亲英美势力，否则，让亲美势力在中国继续嚣张跋扈，所谓的转向与转型就将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