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中“吸毒记录可封存”条款引发广泛争议。谁在代表“主流民意”？又是基于何种考量，要为吸毒记录贴上“封存”的护身符？

我认为，对吸毒行为采取任何形式的“宽容”或“遮掩”，都是对社会公序良俗的亵渎，是对无数缉毒警察用鲜血乃至生命捍卫的法治精神的背离。对此等危害社会的行为，社会理应保持高度的警惕和明确的否定评价，而非通过“记录封存”来淡化其严重性。

错的是吸毒者，不是这个世界。

支持“记录封存”的理由，无非是“保障前科人员回归社会”。这个理由成立吗？我认为这是个伪命题。因为这个理由淡化了吸毒者戒毒的极大难度。如果吸毒者连回归社会那一点点障碍都克服不了，你还能指望他戒毒吗？如果多数吸毒者不能戒毒，那么这样的司法修改，就是在禁毒的防线上做出某种让步，弱化了法律的惩戒与警示功能。这可能向公众，特别是青少年传递出极其错误的信号：吸毒的后果并非不可承受，历史的污点可以被技术性处理。

还有一个公众的知情权问题。在特定领域，如学前教育、交通运输、公共安全等行业，用人单位乃至社会公众对相关人员是否曾有吸毒史应当有知情权，这涉及公共利益和公共安全。“封存”条款若执行不当，可能成为隐匿的风险点。倘若有吸毒史的司机，因记录封存入职公交公司，而其戒毒又是小概率事件，哪位乘客愿意成为其“回归社会”的试验品？

中国有中国的国情。经历过鸦片战争的中国，民众对毒品的警惕心是强烈的。那些要修改中国法律的“国际进步主义者”，他们是要自由的，任何对于人权和自由的丁点束缚，都是他们眼中的“落后”。而他们要斗争的，可能也是这种民族的警惕性，是对禁毒“矫枉过正”的集体意识。然而，进步还是退步，有个立场问题，有国家和人民的大多数问题。对于那些自由主义者，甚至是无政府主义者来说，有国家都是一种束缚，一种退步。

其实，做到司法进步很简单，人民民主专政的司法，必须由人民决定。事关社会底线和公共安全的重要议题，“主流民意”不能被某些大学教授、行业精英所“代表”。肉眼可见，禁毒宣传这一波流量，已经在大众传播中汹涌澎湃。“哪位少爷吸了？”虽然是一种不十分合逻辑的揣测，但南通文旅涨的400万粉丝，能够说明民众的态度。对毒品的痛恨，对缉毒英雄的崇敬与守护，是普遍且坚定的社会共识。所以，此次修法中，应当倾听主流民意，而不能只由“专家论证”决定。换句话说，这些“专家”，不能代表民众。

老百姓不傻，只不过跟“专家”想的不一样。

法律的修改，必须是民意的凝聚，正义的彰显，公共利益的强化。我们反对任何可能削弱禁毒斗争严肃性、淡化毒品危害性的法律修订，我们呼吁立法者俯身倾听来自街头巷尾、源于人心深处的真实民意，重新审视“吸毒记录封存”条款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作者：毛粒子    来源：毛粒子Maons微信号  图片来源网络 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