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览《北中国纪行清国漫游志》,见日人曾根俊虎于1876年4月14日所记“游览”狼山事:“从长江登陆,据此山为根据,则是控制通州(今南通市)以北最为有利地势”。
在渡江来此前一日,此君在对岸常熟福山转悠,详录所见村落、地形、城郭、炮台、兵营状况。在福山停泊之地,他记下:“福山镇之河口也是扬子江之支流,满潮之时,十匹马力蒸汽船可以自由来往。如若现在有变,要突袭此地,可以夜间趁潮而偷偷上陆,一队潜入河口、一队袭击南边桥畔兵营,一队以西北山丘为阵地,三队兵力相助,再加上使用一个炮队,定是取而不难”。
这些文字现作为游记存世。然而,字里行间,曾根何尝寄情山水之间。此段长江,在他眼中,不见“大江东去”之壮阔,亦无“落霞孤鹜”之诗情,不过是未来军舰航道、作战滩头及炮台坐标而已!
曾根写下这些文字至甲午烽烟骤起,恰好间隔二十载;离现时此景,亦适逢一百五十年!
曾根何许人?不要说中国人,现今之日本人也极少知道此君。
据《北中国纪行清国漫游志》译者范建明先生调查所得,曾根1847年生于日本米泽藩(今形县南部),少习汉学,为其日后在中国活动打下基础。二十四岁时入海军省,二十六岁晋海军中尉。适逢政府欲犯台湾,于次年作为海军省派遣间谍赴沪上,从事筹措军需及情报收集。
1875年再派中国,所收情报及见闻辑为《北中国纪行前编》。二十九岁时(1876)再派三年,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录《北中国纪行后编》。此君极是勤勉,回国(1878)当年即成《清国近世乱志》和清国《诸炮台图》两部书,并以在中国各地收集情报为“资本”,携两部“大礼”,终得谒见明治天皇。
曾根此行,启程于4月9日,自上海申江“田代旅店”出发。同行者海军士官町田实一并舟子四名及译员,租小船沿内河西行。至常熟福山口渡江抵通州,遂折而北上,直至天津,后乘海轮折返上海,全程六十有二日。所过州县,凡村落疏密、地形险易、路途远近、物产丰瘠,乃至人情风俗、气候变迁、城郭规制、炮台布局、兵营虚实、兵丁众寡,都作详录。
查相关史料,“田代旅店”极可能是日人最早在沪开设之日式旅舍“田代屋”,位于当时英租界苏州路1号(今苏州北路附近),以经营杂货为主,兼营旅馆业务,接待过东瀛使臣、文人墨客。然日本官府遣曾根携特殊使命下榻于此,此店开设之本意,恐非经营杂货及旅店如此简单了!
曾根择此处过江,绝非偶然。史上长江口之“狼福渡”,南通狼山与常熟福山夹江相望,控扼江海咽喉,实为万里长江最后一道天然关隘。且其不独为江防重镇,更是水陆皆宜用兵之所。两岸炮台对峙、火力可成犄角之势。曾根此行,必欲在此一探虚实。然而,如曾根所窥,至光绪初年,此地炮台陈旧、守军懈怠、潮汐规律尽为外人所谙,已徒存形胜之表!
曾根潜入市区城南街朱宝号客栈,暗中将此地铺开为一张情报网。“城南街”疑即当时北接十字街、南至通济桥(江山门)之“南大街”,与今“南大街”北端重合。其所记通州之城防,城垣周长约两千米,户二千余,街巷狭窄。城内“无炮台,在南门边见地上横放一门清国旧制炮。兵营只有南门外道路左边有,别处不见”。在他看来,此城俨然门户洞开!他获知通州“漕运极为方便”,物产以花布、银鱼、盐为主,但商贾繁盛远逊沪上。其抵通当日,即已探得狼山驻军六千之数。在通期间,曾根俊虎绘得三图,即《通州城略图》《狼山诸峰之图》《狼山后部之图》,江城布局、狼山形胜,尽在掌握!
曾根俊虎手绘《通州城略图》标示“兵营”位置。
甚为蹊跷的是,曾根一行于上午十时四十分入住客栈,午后竟有“广东雷州镇总兵张步钱及通州本郡刘金堂两氏前来请求面会”。其后两天,两氏竟朝夕相伴,将通州城防虚实、军政民情尽数相告!
广东雷州与江苏通州距离遥远,该无协防任务,负责雷州半岛及周边海域防务任务之军事要员,何以突现江防重镇?身为二品武官,竟轻车简从,亲赴客栈造访“东瀛来客”,此乃早有密约,抑或一时兴至?这位由日文转译之“张步钱”,暂未发现后续文献对其人有进一步记述,通州“刘金堂”者,在史料上亦未留下半点“踪迹”,此中玄机,二人来去如烟,竟成百年悬案。
近代中日之交,肇始于同治十年(1871)两国缔约通好。许为“国策”之别,初交之时,日本显得异常主动。 同治十一年(1872),日本即于沪上设领事馆(首任领事品川忠道),后立福州领事馆。是年八月,政府遣陆军少佐池上四郎密赴我东北侦探考察。至同治十二、十三年间(1873、1874),又相继设香港领事馆、北京公使馆。反观清廷,迟至光绪四年(1878)岁暮,始遣使节东渡。
彼时日人来华者众,尤以出兵台湾之际,军人纷至,所遗日记、游记、调查文书数以百计。其间固有怀揣友善、促进了解之士,然亦不乏假游历之名,行窥探之实者。其行程笔记之间,往往暗藏算计,与当时中国士人所著“东游日记”大相径庭。
中国士人之“东游”,多怀师夷长技之志。如通州人张謇《癸卯东游日记》,对日本工、农、商、学、兵、政皆有精辟论述,谓其富强之本首在教育,次在工业,力主实业救国。相较之下,日人诸多“考察”,虽披游历外衣,实为军事窥察。
拂去这些至今读来犹觉寒意森森之文字,曾根记行,亦为一百五十年前通州城廓,留下一帧帧灰淡剪影。
曾根自姚港村登岸,行李皆赖独轮车载至客栈。此等车辆,直至上世纪六七十年光景,仍惯见于市镇乡野,运货载人,往来不息。我非但亲见,亦曾乘坐其上。曾根笔下通州,街巷狭窄,屋舍低矮,然“竟不见‘长毛贼’遗祸之痕”。“长毛贼”者,为清廷对太平军之蔑称。曾根所载,自沪上西行,在南翔、太仓、常熟“到处可见‘长毛贼’之遗害及荒凉之迹”。可见江南江北,战火留痕竟如此殊异!
游记屡屡提到遭乡人“围观”之窘。他们泊舟姚港村时,“前来围观者甚多”,“停船则把船围住,住店则把店围住,特别是今天城中之行,围观者大声喊着‘东洋人’‘高丽人’,我等成了古今未曾有之奇观”。后遂购清人衣冠,冠以瓜皮小帽,伪作发辫,方得匿迹于街巷。可见,当时通州地界,外邦人迹罕至,偶得一见,便少见多怪了!
今日重读这部暗藏谍影的游记,其冷静几近冷酷的文字,那段被丈量、被觊觎的往事,依然刺痛着我们。
江城侧畔,江雾岁岁如旧,江水依旧东流。当此和平岁月,尤须谨记:居安必当思危,承平不可忘战。铭记历史,非为沉湎旧恨;强大自身,亦非意在复仇。惟愿山河永固,不复昔时之殇。且让这历史警钟长鸣心间,永无绝响!
作者:陈俊;来源:有竹草堂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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