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虚无主义者们扬言：“毛泽东发动‘三反’运动，是错估形势、心血来潮，发动前夕也未经过党内充分的民主协商”。事实是什么？当前公布的资料足以说清楚。

1951年9月，东北局就向中共中央做过反贪污腐败的汇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三册第727页显示，东北局这一报告经刘少奇批准，转发给各个中央局参考。报告中的内容印证了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对于“糖衣炮弹”预判的完全正确，不能不引起毛主席的警惕。于是，10月5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议期间，“周恩来报告关于节约兵力，整编队伍；减少机关，精简人员；收缩开支，清查家底；提倡节约，严禁浪费等问题。”（《毛泽东年谱（第四卷）》第402页，2023年修订版。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10月8日，毛主席“在中南海颐年堂继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年谱（第四卷）》第402页，2023年修订版。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10月9日，彭真主持中共北京市委常委会议，彭真“遵照十月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指出：“（一）搞好节约。首都送往迎来，浪费现象不少。党政机关要节约，要组织坚强的力量，检查贪污浪费，节省不必要的开支，但以不降低生活水平为原则。”（《彭真年谱（第二卷）》，第21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可见，反对贪污浪费是中央参会领导同志的集体意见。

根据当前公布的材料来看，毛主席开始重视起贪污和浪费问题，就是从这次会议前中央得到东北局高岗关于反贪污的汇报与这次会议期间听取周恩来关于反浪费的汇报开始的。正如李捷老师所说：“实际上，新中国成立以后面临的情况，要比原先预想的复杂得多。进城以后，马上遇到的就是官僚主义和贪污浪费的问题，因为地位变了，权力大了，管的人多了。再就是脱离群众的问题，群众有意见不敢提，不敢监督。”（李捷：《毛泽东对新中国的历史贡献》，第332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虽然此时毛主席还没有正是发动三反运动，但是三反运动的根源——建国后中央系统提出反贪污、反浪费的开端，基本可以确定为10月5日到8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1951年11月1日，高岗向中央做出关于反贪污、反浪费的相关报告。高岗指出：“沈阳市在部分单位中揭发出三千六百二十九人有贪污行为。东北贸易部仅检举和坦白的金额就达五亿人民币(旧币，下同)。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也很严重，仅东北铁路系统就积压了价值上千亿元的材料而不作处理。”（《高岗传》，第229页。陕西人民出版社）阅读了高岗这一报告之后，毛主席并未“心血来潮”、做出迅速表示。然而，高岗的汇报还是非常触目惊心的。从毛主席11月1日收到高岗报告到11月20日毛主席批转高岗的报告前，毛主席做了什么？

11月5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出席，林彪列席。”（《毛泽东年谱（第四卷）》第414页，2023年修订版。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11月7日，“彭真主持中共北京市委常委会议，传达讨论十月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会议精神。”（《彭真年谱（第二卷）》，第22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彭真表示：“继续加强抗美援朝，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反帝是长期任务。节约以不损害健康，不影响工作为原则，浪费要教育批评;贪污依法制裁。”（《彭真年谱（第二卷）》，第22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1月16日，毛主席批转薄一波、刘澜涛关于中共中央华北局扩大会议情况与华北局1952年工作计划的报告。报告的内容包括“精简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反对贪污”（《毛泽东年谱（第四卷）》第414页，2023年修订版。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18日，毛主席“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毛泽东年谱（第四卷）》第421页，2023年修订版。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可见，在批转高岗报告之前，毛主席主持召开过书记处会议，并批转过薄一波、刘澜涛关于反对贪污和浪费的报告。

毛主席经过二十天的思考之后，在11月20日以中共中央而非个人的名义对高岗的报告做出批示：“兹将高岗同志于本年十一月一日所作《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一件发给你们，中央认为这个报告是正确的。请你们重视这个报告中所述的各项经验，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在展开这个运动和这些斗争之后，每一部门都要派出必要的检查组检查所属的情况，总结经验，向上级和中央作报告。”（《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第241页。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面对高岗汇报中客观存在的贪污腐败问题，毛主席没有任何理由不提醒全党加紧对贪污腐败的注意。之后，毛主席对反对贪污、浪费的问题抓得越来越紧。

11月25日，毛主席“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朱德、周恩来、彭真出席，林彪、薄一波、王稼祥、胡乔木、李维汉、罗贵波列席”（《毛泽东年谱（第四卷）》第424页，2023年修订版。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11月30日，出席过11月25日书记处会议的彭真“主持中共北京市委常委会议，讨论开展反对贪污、浪费运动的问题。”他表示：“全国要开展反贪污、反浪费运动。毛主席指出:不搞反贪污会亡党。我们进城以来，年年检查，但仍有人贪污，要号召党员、团员和市民起来检举;要组织一个大的委员会，法院、纪委、监委、公安局和市委、市府的研究室共同参加，组成指挥部，由吴晗任副主任，在市府内设办事机构。”（《彭真年谱（第二卷）》，第229-23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关于11月25日书记处会议与中共中央加紧反对贪污和浪费的斗争的关系，笔者期待相关资料进一步公布。

11月30日，毛主席为转发邓小平关于西南区党政军会议情况撰写批语。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相关注释记载，邓小平的报告指出：“在讨论节约中，暴露出严重的惊人的浪费(也有贪污)现象，因此，我们确定这个会议开长一点，起整风会议的作用。首先对大军区展开检查，得出结论，对错误严重者还须做出组织结论，以正部队的风气，并领导全军开展反贪污浪费的运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第259页。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根据邓小平报告中的实际情况，毛主席进一步严肃指出：“此电第三项所提反贪污、反浪费一事，实是全党一件大事，自从东北局揭露大批的贪污犯以后，我们已告诉你们严重地注意此事。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务请你们加以注意。”（《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第258页。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邓小平报告中提到的触目惊心的贪污问题，无疑是毛主席更加严肃重视相关问题的重要依据。

同日，更为触目惊心的问题被薄一波、刘澜涛汇报到了中共中央。薄一波、刘澜涛汇报说：“刘青山、张子善先后动用全专区地方粮折款二十五亿元、宝坻县救济粮折款四亿元、干部家属补助粮折款一亿四千万元；从修潮白河的民工供应站中，苛剥获利二十二亿元；贪污修飞机场节余款和发给群众房地补价款合计四十五亿元；冒充修建名义向银行骗取贷款四十亿元。总计贪污挪用公款二百亿元左右投入地委机关生产，作投机倒把的违法活动。刘、张日常生活铺张浪费，任意挥霍。张为消灭证据，曾亲手焚毁约计一亿五千万元的单据和其他单据一百七十八张。”（《毛泽东年谱（第四卷）》第425-426页，2023年修订版。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毛主席面对这么触目惊心的贪污现象，已经没有任何理由不发动三反运动了。于是，毛主席指示：“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兹将华北局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给中央的报告发给你们研究，望你们注意发现所属的同类事件而及时加以惩处。”（《毛泽东年谱（第四卷）》第425页，2023年修订版。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就凭刘青山和张子善严重贪污案的存在，毛主席就没有任何理由在未经全面筛查时认为全国其他地区不存在这种大型贪污现象、毛主席就有十足的根据发动一场全国性的反贪污腐败的大检查运动。

同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朱德、周恩来、彭真出席，林彪、李富春、薄一波、刘澜涛列席”（《毛泽东年谱（第四卷）》第426页，2023年修订版。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毛主席这一天刚刚批转薄一波、刘澜涛关于反对贪污腐败的报告，这次就让薄一波和刘澜涛列席书记处会议，显然是要讨论发动三反运动的问题。12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发动三反运动。毛主席对中共中央发动三反运动的决定稿写了批语，并做了充分的修改、补充。毛主席对周恩来说：“此件已作第二次修改，有些是我修改的，有些是采纳各同志的意见，请你加以斟酌。再打清样两份(校正勿讹)，一份用电报发各地，一份印发中央一级各处及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均交尚昆办。”“我第一次修正原稿一份，各同志修正稿六份，均还你（只有林彪的未见交来），均请销毁。第一次发给各同志的原稿，亦请收回销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第269页。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可见，毛主席在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发动三反运动的决定时，采纳过各同志的意见。

对于《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周恩来传》记载：“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已成为全国上下万众瞩目的问题。十二月一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这个《决定》是由周恩来指导起草，报请毛泽东审阅批准，再经周恩来定稿后发出的。”（《周恩来传》：《四十二、恢复国民经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可见，这一决定由周恩来指导起草、由毛主席吸收各个同志的意见同时加以修改、又经周恩来定稿后发出。

综上所述，发动三反运动前夕，面对触目惊心的贪污现象，毛主席没有任何理由不发动全国性的反贪污检查运动；毛主席得知大量触目惊心的贪污和浪费现象，恰恰来自高岗、周恩来、邓小平、薄一波、刘澜涛这些党内其他领导干部的先后汇报；毛主席在决定发动三反运动之前召开过多次集体会议，其中10月5日到8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1月30日有薄一波和刘澜涛列席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与反贪污斗争明显有直接关系；在修改《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之时，毛主席也确确实实吸收了党内其他同志的意见。

我们只有毛主席在发动三反运动前经过与党内其他同志进行民主协商的证据，没有毛主席个人心血来潮、未经充分党内民主就发动三反运动的任何证据。毛主席也并未错估形势——当时客观存在的贪污现象，特别是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足以引起毛主席高度重视，并让毛主席没有任何理由不对全党进行一次反贪污的严格检查。历史虚无主义者们，没有任何依据、来源否定这些贪污现象的客观真实性。正如李捷老师所说：“……毛泽东下决心搞‘三反’和‘五反’，并在运动中下令处决了刘青山和张子善。这一招，挽救了多少干部！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赢得了声誉，赢得了民心，管住了多少年！”（李捷：《毛泽东对新中国的历史贡献》，第332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作者：铁穆臻    来源：毛著毛时代史Maoism研究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