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一群人聚集在柏林的巴比伦剧院，参加迪恩·里德(Dean Reed)的年度纪念活动。迪恩·里德是美国的“叛徒”、摇滚明星和电影制作人，他在1972年叛逃到“民主德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简称GDR)。在场的人都是里德最狂热的粉丝，1986年他去世时，在民主德国有成千上万的粉丝。

柏林墙倒塌时，那些20岁左右的、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民主德国生活和接受教育的人，在民主德国停止存在后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另一个德国。他们年纪很大，能回想起民主德国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完全适合对这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进行比较。在迪恩·里德的纪念会上，我有机会与他们中的一些人交谈。

这些前民主德国公民，现在被称为“Ossies”，是德语“ost”的缩写，意思是东方，他们说了一些并不令人惊讶的事情，但也有一些完全出乎意料的事情。

海克·扎斯特罗(Heike Zastrow)在1989年柏林墙倒塌时正好20岁，我和她交谈时，她正在切准备在中场休息的时候端上来的蛋糕。

 “我一点也不关心政治，我不喜欢领导人喋喋不休地谈论政治。”她说，“我也讨厌我不能旅行，不能去我想去的地方。”上世纪60年代初，民主德国中部的西柏林的边界一关闭，大多数处于退休年龄的民主德国公民就不能再自由前往西方了。有了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的许可当然可以，但这不是规定。

 扎斯特罗又说：“但我不得不说，我在民主德国过得很好，我在那里接受了很好的教育。”我请她详细解释一下。

“我们从不担心没有地方住，没有工作，或者被驱逐。人们对于生计没有担惊受怕，在大多数时间，文化和消遣的方式都有很多，并且大多数都只需要很少的成本甚至免费。

她说: “人们总是努力于不仅使你有一份工作，而且是你能做的最好的工作，只要有可能，就是你真正喜欢的工作。”

扎斯特罗解释说，她不喜欢技术方面的学校教育，尽管这些教育确实给她提供了相当有用的技能。“我喜欢动物，”她说，“并且真的想找一个能和它们在一起的工作。”她描述道：“民主德国对所有东西都有需求，包括那些能做各种事情的人，他们给我找了一份我爱的工作，在一个大型农业乳制品集体里工作, 在那里，我和300多头牛一起度过了美好的时光！”

她说，不幸的是，当民主德国并入西德时，经济进行了重组，许多民主德国的工业和农业企业被解散。她在现在的资本主义德国的一家褐煤发电厂找到了一份质量检验员的工作。“虽然我更愿意像在民主德国那样和动物一起工作，但由于在民主德国接受了扎实的教育和培训，我能够找到一份好的新工作。”

我采访的另一位民主德国公民有着完全不同的故事。她来到民主德国时还是个三个月大的孩子，从那时起就一直是德国人。“我不知道还有别的国家，”她说。

她也赞扬了民主德国的免费教育制度，说这为她选择印刷和出版领域做好了准备。在很小的时候，她就开始并一直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主要报纸《新德意志》(Neues Deutchland)从事排版和设计工作。

然而，她对民主德国生活的方方面面有怨言。其中一个原因是，她觉得学校虽然具备了培养知识和技能的条件，但没有足够的条件来处理有特殊问题的儿童。

她小时候就有行为问题，而在她的学校里，当涉及到行为问题时，强调的是一致性，而不是寻找解决方案。她说:“如果学校能提供更多的帮助我的情况会好一些，但我还是挺过来了。”

她抱怨的另一点是“经常有太多的官僚主义，太多本可以简化但复杂化的问题。许多工作人员我都不喜欢，他们要么无能，要么腐败。”

然而，她的任何疑虑似乎都没有使她对社会主义思想产生反感。

“我想强调的是，虽然我们很多人想要改变一些像这样的小事，但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要摆脱社会主义。我想要一些改变，但不是最终发生的事情，不是那个。”

我想让她进一步解释一下。

“你看，我不像很多德国人那样肤色白皙、金发碧眼，”她说。“我知道任何制度都有漏洞。在民主德国有一些人有种族主义情绪。但在民主德国，表达种族主义是非法的。如果你是种族主义者，你不能表现出来。你不能因为一个人的种族、肤色或信仰而去攻击他。”

她进一步解释道:“在克罗伊茨贝格（柏林分裂时位于西德的一个社区），我12岁的儿子遭到了纳粹的骚扰和攻击，这些年轻人表达来自他们父母的纳粹思想并且按照这个思想行事。他身体上还好，但这会对孩子造成心理伤害。这在民主德国是不可能发生的。”

她说她去里德纪念馆是因为她是他在民主德国的忠实粉丝。“他走遍世界各地，推动反抗不公正和和平。今天我想在这里唱一首来自拉丁美洲的斗争之歌，里德曾在那里度过了几年时光。”

在德国举行的选举中，像许多德国人一样，她羞于宣布谁是她的支持者。她说她还不确定自己会投什么票。“不过，我要告诉你的是，我要投的一定会是一个致力于社会主义的人，”她说。“我梦想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主义，”她说。“我知道，这是可能的。我们有过一个不完美的社会主义，但我相信我们下次能做得更好。”

纪念活动的演讲者之一维克多·格罗斯曼(Victor Grossman)与里德有私交，作为欧洲事务的专栏作家和记者，他被《人民世界》杂志的读者所熟知。

格罗斯曼在朝鲜战争期间应征入伍时，是纽约州布法罗的一名年轻的工厂工人。他曾驻扎在德国，在那里他得知作为一名左翼活动人士，他将在军队的麦卡锡主义运动中被捕入狱，而这一行动与美国国内的歇斯底里情绪相当。

如果不列出他所属的涉嫌颠覆组织的名单，他将被判入狱五年及罚款一万元。事情很复杂，但他逃离了陆军基地，并且最终像里德一样生活在民主德国，并一直留在德国。

格罗斯曼的经历非常独特。他人生的前20年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的美国，接下来的40年生活在民主德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最后27年生活在统一的德国的资本主义体制下。

在这次特别的采访中，我们主要关注格罗斯曼对这两种体系中的生活的比较。“在布法罗有1300名工人的工厂里，”他说，“我们没有卫生间和储物柜，也没有餐厅。这些东西我们在民主德国的工厂里都有，我们中午能吃上一顿热饭，这是德国一天的主食。”

据格罗斯曼所说，最大的差异在于工作保障。“在布法罗，飞达仕公司出乎意料地解雇了我们200人。就这样，我们失业了，没了生计。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你永远都不用担心会被赶到大街上。即使一份工作被淘汰了，体制也会全力帮助你找到下一份工作，而不会让你遭受工资、养老金或其他损失。你无法想象摆脱这种经济焦虑有多好。”

在那些短暂但辉煌的年代，民主德国正在达成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的目标。他们不想让人们知道真的有一个这样的世界，在那里人们对失业的恐惧已经消失，贫困已经消除，妇女享有平等，种族主义是非法的，没有孩子挨饿。

格罗斯曼在美国上学的时候，学费比现在低得多。然而，他说，学校，包括民主德国的高等教育，不仅是一流的，而且是免费的。“你不必去工作来支付账单，你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你的学习中去。”

格罗斯曼就是这样做的，他毕业于卡尔马克思施塔特大学，成为了一名训练有素的记者。他从那时候开始在民主德国教书并写了几本书。

格罗斯曼最为称道的是民主德国在住房和脱贫方面所做的工作。“每个人都有家，”他说。“房租很低，你永远都不会被赶出去。这是闻所未闻的，而民主德国确实是第一个彻底消除贫困的地方。”

格罗斯曼说，这并不意味着没有问题，在周六晚上的采访中，他提出了一些最尖锐的批评。

他说:“他们从来都无法接受对领导层的任何公开批评。你可以批评你的老板的工作，事情安排的方式，你可以批评拖延或官僚主义的小毛病。当然，在美国，你可以批评政治领导人，但是如果你批评你的老板或经营你公司的人，你就要小心了。”

他也承认，在西方，国家安全局史塔西(Stasi)无处不在，无孔不入，令人生畏。“在我的大楼里，有两名史塔西特工，”格罗斯曼说。“每个人都知道他们是谁，但没有人真正在乎。如果你不抱怨昂纳克(当时民主德国的国家元首)，你就永远不会听到他们的消息或看到他们。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不是生活的一部分，但我们一直知道他们就在那里。”

 格罗斯曼对官方报纸没有任何善意的评价，他说:“它们很糟糕，枯燥乏味——让人昏昏欲睡，而且由于它们很少讨论真正的问题，人们也不相信它们，即使它们经常说真话。”

当然，格罗斯曼说:“就像任何体制中都存在的那样，这里也有腐败。”他说，在民主德国的最后几个月里，他曾写信给柏林执政党(社会统一党)的领导人，并去见了他。他敦促该党发起一场运动，向人们解释为什么加大资本主义宣传是有问题的，以及找到优秀的年轻演讲者来谈论社会主义的好处是多么重要，正如格罗斯曼所说，“社会主义必须保留”。

格罗斯曼说，他对该党领导层在解决危机方面不够努力的担忧被置之不理，而柏林墙倒塌后，“柏林党的领导人自己倒向了另一边。他是个叛徒。”

然而今天，在民主德国灭亡四分之一多个世纪后，在这里及所有西方国家都有反对那个国家的持续运动。柏林的每一次官方访问肯定会包括一些反民主德国的信息。

“你认为这是在干什么呢？”，我问格罗斯曼，为什么要一直中伤一个消失了几十年之久的国家和政府呢？

“这很简单，”他说。“在那些短暂但辉煌的年代，民主德国正在达成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的目标。它已经根除了贫困。社会主义是唯一一个做到这一点的制度。当权者们害怕的就是这个。他们不希望新人和年轻人看到这一点。他们不想让人们知道真的有一个这样的世界，在那里人们对失业的恐惧已经消失，贫困已经消除，妇女享有平等，种族主义是非法的，没有孩子挨饿。最重要的是，他们害怕重新回到一个划了一条线的社会，一条克虏伯、西门子和德意志银行无法跨越的线，一条他们无法逾越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