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如何来应对和度过危机呢？1950年6月，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分析了“财政经济好转的三个条件”，概括了基本的思路。他说：

“整个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有三个条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和国家军政费用的大量节减”……“今后几个月内政府财经领导机关的工作重点，应当放在调整公营企业与私营企业以及公私企业各个部门的相互关系方面，极力克服无政府状态[1]。”

这三个条件中，除了第三条主要是财政问题之外，前两条恰恰准确地回答了如何解决经济困境的问题。

用今天的话说，“土地改革的完成”是要解决需求侧的问题，即通过扩大农民的购买力，启动农村这个沉睡的大市场，以农村的真实需求来弥补虚假需求的消失。“工商业的合理调整”是要解决供给侧的问题，就是要通过国有经济和私营企业的合作，消除无序竞争的状态，加强基础部门和基础产业，从而解决其他产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原料来源。1950年应对四月危机的办法，正是按照这些思路进行的。

在需求侧，最重要的是“促进城乡物资交流”，实质是用农村的真实需求代替虚假的投机需求和外部需求。当时估计，由于土地改革减轻了农民地租负担，促进了农业增产，全国农民增加的需求潜力合计620亿斤小米，比原来（400亿斤）提高155%[2]。为此，利用农村进行土地改革、农民购买力旺盛的条件，通过重建城乡贸易流程，打通城乡流通，启动农村大市场。鼓励国营贸易机关、合作社和私商收购农产品[3]。通过这些办法，我国经济开始扭转殖民地条件下城乡之间相对孤立的两个内部循环，向城乡统一市场的“大循环”转变。对此，陈云总结说：

“农民经过土地改革，加上城乡交流，购买力必然会大大提高，问题不是工业品过剩，而是工业品不足”，“ 收购蚕、茶、猪鬃，这样也不用借钱给他们，也不要加工订货，他们就可以搞好了，这样就救了城市。这是中国经济的钥匙。这一收购的结果，商人也有事干了，东西也卖出去了，工厂开工，失业减少，税收增加[4]”

这一经验在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调整、20世纪80年代农村改革中都起过重要作用。其实质是，通过改善社会公平、启动农村这个巨大市场的购买力，为城市工业化的发展提供巨大市场。此后，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都有一个重要目的是实现城乡之间更好地进行物资交流。这个历史经验对于今天解决产能过剩和城乡差距，仍然有着不可低估的启示意义。

供给侧改革：调整工商业

在供给侧，最重要的是发挥国家和国营企业的作用，对私营企业进行“加工订货”。既然外部需求削弱、国内需求不足，那么就动用政府和国有部门的力量，对私营企业进行加工订货。这和西方国家扩大公共支出刺激经济（凯恩斯主义）有类似之处。

实际上，加工订货早在1949年就已开始。1950年元旦，陈云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我们于十二月八日先拨华东五百亿元，大部用作收购沪厂商品，小部用作贷款……已解救了沪工商界的危机[5]”得到毛泽东的肯定，从此，“加工订货”范围迅速扩大，占全国私营工业产值的比例从1949年11.5%提高到1950年27.3%，棉纺业为国家加工的部分已占其生产能力的70%以上[6]。加工订货就是后来“公私合营”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起源。

从加工订货走向公私合营的历程表明，社会主义改造并不是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是私营经济本来发展得好好的，然后被国有化了，而是恰恰相反。殖民地国家民族经济自身的脆弱性，决定了私营经济的脆弱性，只有依靠国家在原材料、市场等方面给予帮助，才能渡过危机、正常发展。这本身就蕴含了走向社会主义改造的必然性。

应对“四月危机”的历程表明，旧中国遗留的经济基础和经济制度，无法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具体地说是两点启示：在需求方面，只有解决从农民获取剩余、同时启动农村这个大市场，才有可能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在供给方面，只有优先发展基础产业，才能够使得其他产业获得更大发展。这些思路，都体现在了未来几年对新中国发展道路的探索中。当然，解决“四月危机”只是一个开始，在今后几年，和应对“四月危机”一样，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破解阻碍新中国启动工业化、现代化的一系列瓶颈的过程中，逐步找到了一条新道路，确立了新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制度和发展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