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奠定体系化学理化基础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是党的创新理论形成的基础。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程中，“走过了各种迂回曲折的道路，经受了各方面的严格考验，所以它也就把自己锻炼得特别坚强，它也就具有多方面的特别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党在成立初期，由于缺乏“对于马列主义的原理与方法及对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统一把握”，存在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倾向，导致中国革命事业遭遇严重挫折。“毛泽东思想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毛泽东倡导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现实问题，主张把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提高到应有的理论程度”，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党注重“吸收新条件新环境下正确解决了问题所获得的经验，来发展丰富马列主义科学”，这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思想条件。毛泽东思想“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在解放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继续得到发展”。毛泽东系统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而创作的理论著作，既在实践中形成，又回到实践之中，接受实践的检验，集中体现党的理论的科学性，是毛泽东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的重要基础。

实践经验上升为科学理论需要系统总结。毛泽东指出，理论“就是有系统的知识”，要说明“整个革命工作的各个侧面及其内部联系，并总结经验，把它提高起来，使之条理化、系统化”。毛泽东主张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进行整体、系统的理论研究，认为“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是认识事物性质的基础环节，提倡全面地、历史地、系统地认识党的整个发展过程。同时，毛泽东从体系化视角检视自身思想体系的发展。延安整风运动期间，他在给何凯丰的信中表示：“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毛泽东提出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科学理论的任务，明确条理化、系统化的要求，提供了从事物本身及其内部联系着手的思路，为推动党的理论创新指明了方向。

依托概念和范畴建构理论体系。“（抽象的）概念的形成及其运用，已经包含着关于世界客观联系的规律性的看法、见解、意识。”毛泽东在总结和分析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过程中，提出和论述了一系列具有独创性的概念和范畴，诸如“工农武装割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统一战线”“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等。这些概念和范畴为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和建设规律进行系统论述提供立论依据，是毛泽东思想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构成毛泽东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的基本要素。

同时，“毛泽东思想”作为整体概念从酝酿、提出到获得党内认同，上升为党的指导思想，极大地推动了毛泽东思想体系化学理化。1941年3月，张如心在《论布尔塞维克的教育家》一文中使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表述。此后，“毛泽东主义”“毛泽东同志的学说”“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等表述相继出现，用于指代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论述和学说。1943年7月，王稼祥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纪念共产党二十二周年与抗战六周年》一文中，使用“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党的七大界定“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从九个方面概括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并将其写入党章。此后，党内外和社会各界结合实际工作宣传毛泽东思想，掀起研究和阐释毛泽东思想的热潮。

（二）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有力推动体系化建构和学理化阐释

新中国成立后，推进毛泽东思想体系化学理化是促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发展的迫切需要。中国共产党以苏为鉴，努力探求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在中国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先例，犹如攀登一座人迹未至的高山，一切攀登者都要披荆斩棘、开通道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取得一系列重要理论成果，但也出现过一些失误。实践的曲折发展往往有深刻的思想根源。在改革开放前的一个历史时期内，党内出现“什么东西都说成是毛泽东思想”和“对毛主席的思想各取所需”的错误倾向，割裂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及中国客观实际的关联，本质上是以庸俗化、片面化的方式肢解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性，弱化毛泽东思想的学理性。对毛泽东思想的错误理解和认识，严重影响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推进，阻碍毛泽东思想在实践中的发展和完善。

十年内乱结束后，各领域的拨乱反正工作逐步展开，但由于党内长期存在的“左”的指导思想没有得到根本纠正，加之“两个凡是”的影响，人们在如何认识和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出现思想混乱。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引发社会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由此得到恢复和发扬。“反对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做教条，反对把他的学说说成是‘顶峰’、‘绝对权威’”的科学认识逐渐成为社会共识。邓小平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自此，为“彻底批判林彪、‘四人帮’那个反科学的假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和引导“党内、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全党强调从整个体系科学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架构，从各个领域深刻阐明毛泽东思想的内在要义，为推动毛泽东思想体系化学理化创造了有利条件。

1979年10月，党中央决定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二个历史决议”），以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为纲要，对其进行具体化和深化。邓小平指出：“决议中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重点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同志正确的东西是什么这方面”。1981年6月，第二个历史决议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全面阐述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科学界定“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和范畴，从六个方面概括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提炼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的基本方面，建构起概念明确、逻辑清晰、内容完整、层次分明的理论框架，推进了党对毛泽东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的探索。第二个历史决议中的重要观点“许多是中央领导同志提出的，许多是四千人讨论时和三月三十一日向五十二位同志征求意见时提出的”，充分反映了全党全社会对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共识。第二个历史决议既包括历史亲历者对历史事件的客观陈述，也包括理论工作者对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框架，为毛泽东思想的学理阐释奠定基础。

（三）随着实践的发展持续深化体系化学理化研究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将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在赓续弘扬党的光荣传统的实践进程中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深化毛泽东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的实践因由。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坚持与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党结合不同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课题、新任务，通过体系化学理化这一路径持续推进理论创新，这有助于深化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内涵，彰显毛泽东思想的时代价值，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向更深层次、更加科学化的方向前进。“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是一个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是一项救国、兴国、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完整事业。”改革开放前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在指导思想、方针政策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密切联系、不可分离，统一于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习近平指出：“正确处理改革开放前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关系，不只是一个历史问题，更主要的是一个政治问题。”持续推进毛泽东思想体系化学理化，有助于准确把握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联系，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对毛泽东思想的丰富与发展，深化对毛泽东思想和理论创新规律的认识。

以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的周年活动为重要契机，诠释毛泽东思想的时代价值及其重大影响，掌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本的立场观点方法，有效应对改革开放以来人们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凝聚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精神力量，是深化体系化学理化阐释的现实需要。江泽民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着重阐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评价，论述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内在联系。胡锦涛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突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意义，提出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立场观点方法的基本方面，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130周年座谈会上，从人类社会发展和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历史视野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阐述运用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路径，以及评价历史人物的科学方法。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的深化，与所处时代的现实境遇密切相关，更加注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毛泽东思想的一脉相承和守正创新。

（一）毛泽东思想的体系化建构

毛泽东思想的体系化建构经历了一个过程，需要厘清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的关系。毛泽东思想是一个科学理论体系，并不包括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逻辑的发展需要历史的例证，需要不断接触现实。”毛泽东思想作为“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真理，反映全党的思想共识。不可否认，毛泽东晚年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曾出现过失误和错误，提出过一些不符合马列主义科学原理、不符合中国具体实际的错误认识和见解。区分这些错误思想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是建构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前提。邓小平指出：“毛泽东思想的内容也是很广泛的，这当然不是说毛主席错误的地方也包括在毛泽东思想之内。”符合逻辑与历史相统一原则是理论创新的基本要求，也是区分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与作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的客观标准，这一原则要求在实践中系统地而非碎片化地、具体地而非抽象地把握毛泽东思想体系。正因如此，胡乔木指出，毛泽东思想“既然成为一种学说，那么，当然它是有逻辑性的，不然怎么能成为学说呢?不合逻辑的东西，当然不能放到这个学说里面”，“要把毛主席晚年这些思想上行动上的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别，加以对照”。

毛泽东思想是融会贯通的科学体系。延安时期，张如心曾撰文指出：“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策略在历史上逻辑上都有它的一贯性系统性和完整性”，“思想路线或思想方法论”“政治路线或政治科学”“军事路线或军事科学”的内在有机统一构成“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的体系”。邓拓也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理论与策略的统一完整的体系”，并从“思想方法论”“政治理论”“军事理论”方面对这一思想体系进行阐述。在完整呈现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着重从思想方法、政治、军事角度对毛泽东思想的内在构成进行概括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思路，对后来人们建构毛泽东思想的体系产生一定影响。1981年4月，胡乔木在同第二个历史决议起草小组谈话时指出：“毛泽东思想要讲三个组成部分”，即“革命和建设理论”“军事理论”“方法理论”。

毛泽东思想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科学体系。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上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时，从九个方面概括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包含“毛泽东同志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等”。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思想在吸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又有了创新与发展，反映了新的实践要求，增添了新的理论成果，进一步彰显了毛泽东思想体系的整体性。对此，邓小平在领导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时提出，第一个历史决议“没有专门讲毛泽东思想的全部内容”，“现在这一次，要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思想，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就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出来”。第二个历史决议从六个方面阐述毛泽东思想，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政策和策略、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党的建设。这为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确立了基本思路，许多系统阐述毛泽东思想的理论著作都以此为基本框架，并作进一步延伸论述。

（二）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凝练

一种理论体系的立场观点方法，作为有机统一的整体贯穿于理论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是对理论体系的建构原则和本质内涵的集中表达。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跨越多个历史时期，其内容涵盖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诸多问题。毛泽东指出：“不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字母，而是学习他们观察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立场与方法。”从精髓、活的灵魂、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等角度整体性、系统性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有助于准确认识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

延安时期，党的领导群体在宣传毛泽东思想时曾涉及提炼毛泽东思想的精髓。1944年，朱德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指出：“毛主席的思想，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观点，到处撒种子，武装群众，采取母鸡下蛋的办法，所以革命力量发展很快。”同年7月，罗荣桓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三周年会上指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来自群众中，再到群众中去。’因此，他是掌握了马列主义的基本精神，实事求是的精神，这是教条主义所不了解的。”1945年5月，张闻天在党的七大上指出：“浸透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与作风的全部精神”是“‘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精神，‘向人民负最后与最大责任’的精神”。毛泽东思想贯穿从客观实际出发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实事求是态度，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这集中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构成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的基本内容。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得到进一步概括。邓小平指出：“我认为，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态度、根本观点、根本方法”。邓小平用“精髓”“出发点”“根本点”“基本点”“基本组成部分”等指代重要意义的话语，清晰标定了实事求是在毛泽东思想中的重要地位，提出要在作风建设、科学教育、现代化建设等方面坚持群众路线。这是阐发毛泽东思想的内在机理与思想内容的生动体现，有助于把握毛泽东思想的时代特点与理论内核，为拓展理论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提供了基本遵循。胡乔木对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作了较为完整的表述，指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几个基本原则一直是我们的出发点。从这些根本精神出发，毛主席在民主革命时期，提出一系列原理，领导革命胜利”。在此基础上，第二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作出权威阐述：“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串于上述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全部科学著作中，表现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中”。

党在新时代进一步深入阐发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的科学内涵，提出牢牢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的基本路径，在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过程中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习近平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独立自主是我们党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党和人民力量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必然结论”。党明确了在新时代坚持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的具体要求。坚持实事求是，要在深入了解实际的基础上认识规律、把握本质，明确我国所处发展阶段和时代方位，及时发现和解决存在的问题，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坚持群众路线，要坚守人民至上的立场，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把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落到实处，由人民评判工作成效。坚持独立自主，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进步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自主探索和开拓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

（三）毛泽东思想的学理化阐释

从理论继承与发展的历史性视野出发，阐释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党和理论界这样评价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给马列主义的‘总宝库’提供了好多新的贡献，添加了许多新的珍贵东西”，“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革命斗争经验和新社会建设经验的结晶”，是对“中国实现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科学总结”。这一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和“实现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的有机统一。同时，“毛泽东思想的创造者们，都不同程度地受着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熏陶”，塑造了毛泽东思想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毛泽东思想的文化资源，后者对前者是“摒弃糟粕、批判继承其精华的关系”。毛泽东思想“为我们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光辉典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不是一般性的、平面的，而是质的飞跃”，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思想是联结两者的“有机链条”。

从理论形成与检验的实践性视野出发，论证经受历史与实践检验的毛泽东思想是党和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彰显人民至上的根本政治立场与价值追求。毛泽东曾说：“毛泽东思想不是一个人的，都是从大家来的，我把它综合起来，把它概括起来，你们叫毛泽东思想也可以。”“《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第二个历史决议明确党的其他领导人在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就朱德、周恩来、刘少奇、陈毅、陈云等对毛泽东思想所作贡献进行阐述。胡耀邦指出：“我的意见，毛泽东思想主要反映在《毛泽东选集》上面。毛泽东思想还体现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的一些重要的文件中，如遵义会议的决定、七大文件等，还有其他一些文件。还应该说，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等人的重要著作也体现了毛泽东思想。”可见，对集体智慧之于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重要作用的强调，有助于克服非理性的个人崇拜或思想僵化，体现从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实践中提炼思想、阐发理论、建构体系的学术品格。

从理论完善与展开的整体性视野出发，诠释毛泽东思想是反映与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理论体系。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必要性的哲学论证”、对错误思想路线的“哲学分析和批判”以及对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哲学总结等内容，“把唯物辩证法推进到一个光辉的新阶段”，其显著特色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为中国共产党人从事革命和领导革命的一整套科学方法”。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毛泽东思想中占有重要位置，主要包括“毛泽东的战争观、战争形式和战争主体、战争指导者及其战略战术”等方面的内容，在战争本质、人民战争、军队建设等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毛泽东党建思想回答了在中国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呈现出“组织入党与思想入党相统一、党的建设与完成党的中心任务相统一、建设工人阶级先锋队与中华民族先锋队相统一、广泛民主与高度集中相统一”的突出特点，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此外，学界深入研究了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内容，结合新的实践，采取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推出一系列有深度、有份量的研究成果，推进了毛泽东思想的学理化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