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坐标的事实判断

毛泽东“三个世界”战略思想的提出，是基于世界出现了“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局面这一事实。作出这一判断的主要依据是：战后形成的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都出现了裂痕，特别是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和苏联，不仅公开“口诛笔伐”，而且“兵戎相见”；同时，欧洲共同市场乃至欧洲共同体的诞生和壮大，也蕴含了欧洲同美国之间的矛盾；而世界反帝反殖的浪潮和民族独立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至20世纪70年代，加入联合国的国家已由创立初期的50多个增至170多个。尽管如此，整个世界秩序还未超出战后确立的雅尔塔体系。

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战略思想，源于对国际形势的深刻洞察：当时，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同资本主义阵营的竞争中出现衰退，而美国由于越南战争的失败在同苏联的争霸中开始进行战略收缩和调整，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的差距日益拉大，东西之间和南北之间的矛盾在继续加剧。基于这些现实，邓小平作出了东西问题是和平问题、南北问题是发展问题的重大判断，进而得出这两大问题是当代世界“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的战略思想。

习近平确立全球南方视角，在坚持毛泽东“三个世界”和邓小平“东西南北”格局划分视角中蕴含的理论逻辑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东西南北”关系出现此消彼长的历史性变化，即“‘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并且把它纳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之中，断言它“是世界大变局的鲜明标志”。

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提出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论断，并逐步完善对这一论断的论证，其主要依据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国际环境错综复杂，世界经济陷入低迷期，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重塑，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逆全球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思潮暗流涌动。科技创新成为国际战略博弈的主要战场，围绕科技制高点的竞争空前激烈”。它意味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即世界进入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期，经济重心在变，世界经济新旧动能发生转换；政治格局在变，国家权力出现了再分配；科技与产业在变，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重塑世界，正在带来人类经济活动、生活方式和国家间竞争形态的变化；全球治理结构在变，雅尔塔体系终结后，各种政治力量在加大博弈力度，推进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遇到前所未有的新挑战；等等。

党的二十大后，习近平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论证，进一步把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作为其鲜明标志。经过雅尔塔体系解体后的30多年的发展，以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代表的南方国家的经济总量在全球占比已从20%增至40%以上，过去20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0%。这深刻改写世界经济版图，标志着全球南方国家已经成为国际治理变革、推进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建立的关键力量。把全球南方的崛起置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坐标体系中，无疑更凸显了全球南方对世界格局产生的影响。

（二）以现代化和人类文明进程为坐标的价值判断

毛泽东当年无论是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的观察视角，还是提出“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都是以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霸权主义（后来加上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霸权主义）为价值判断的。正如他在20世纪60年代发表的公开谈话中一直强调的，“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要联合起来，所有受到美国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要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世界和平”。

邓小平经毛泽东授意于1974年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系统阐述“三个世界”战略思想，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强调，“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既然能够通过长期斗争取得自己的政治独立，就一定也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加强团结，联合受到超级大国欺负的国家，联合包含美国人民和苏联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通过持续不断的斗争，彻底改变建立在不平等、控制和剥削的基础上的国际经济关系，为独立自主地发展民族经济创造必不可少的条件”，“发展民族经济，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掠夺和控制……是当前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反殖、反帝、反霸斗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

邓小平20世纪80年代提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的战略思想，除了继续关注反对霸权主义，特别强调了第三世界国家对改变不合理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作用，其中更突出其在通过改变南北差距对全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的贡献。正如他所指出的：“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第三世界的“大部分国家仍处于极其贫困的状态，他们的经济问题不解决，第三世界的发展，发达国家的继续发展，都不容易……如果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

习近平提出以全球南方为视角的国际战略思想，在坚持“三个世界”和“东西南北”格局划分视角中蕴含的理论逻辑的基础上，根据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历史的变化，突出了全球南方国家的崛起在现代化这一人类文明进程的更高层次上的价值。习近平指出：“‘全球南方’国家共同迈向现代化是世界历史上一件大事，也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史无前例的壮举。”

至20世纪80年代，部分南方国家在经历了照搬苏联模式而未能实现现代化之后，开始重新探索现代化道路。此时，美国向发展中国家兜售所谓“华盛顿共识”，以企业私有化、取消政府管制、财政紧缩、市场完全开放、金融和贸易完全自由化等手段推动经济转型和增长，但由于其蕴含的价值观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经济思想上的新自由主义，不少拉美和东欧国家深受其害。在经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华盛顿共识”实际上宣告失败，诸多全球南方国家开始探索自己的经济转型道路，从而实现了全球南方国家在现代化道路上的崛起。

全球南方国家越来越多地迈向现代化，从而成为促进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以及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关键力量，这本身就是对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贡献。

从经济发展上看，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是全球南方国家的中心目标，它为发展而起、因发展而兴，因而明确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行径，确保各国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当下就货物和服务贸易总额而言，尽管世界第一大国依然是美国，但是由于美国经济近20年来进入高度服务化和金融化阶段，出现了“产业空心化”，而全球南方中的新兴经济体出口商品竞争力不断提高，贸易结构不断优化，贸易伙伴国家多元化，使得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全球货物贸易领域的竞争力呈相对下降趋势。不仅如此，在当下全球经济增长乏力，而西方某些国家愈演愈烈地搞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情况下，全球南方国家之间合作的凝聚力持续强化，以有力的区域合作为多边主义和经济全球化赋能，在推动世界经济平衡、包容和可持续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政治上看，全球南方国家普遍具有反抗殖民统治、争取民族解放的集体记忆，因此，它们不会答应人类重蹈文明冲突和阵营对抗的覆辙，独立自主、友好交往便成为全球南方的核心宗旨。它们强调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应一律平等，推崇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以公平正义、开放包容为理念促进全球治理改革，并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从文明进步上看，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全球南方国家有着多元多样的文明，这些文明在殖民时代曾遭受西方中心论的压制，因而更珍视自身的文化传统，坚持不同文明之间的平等对话。总之，全球南方是发展开放的中坚力量、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全球治理的建设力量、文明互鉴的促进力量，在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三）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为坐标的使命任务及中国定位

毛泽东在提出“三个世界”战略思想时，依据当时美苏争霸和苏联对中国咄咄逼人的态势，十分关注战争与革命的问题。他强调：“关于世界大战问题，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他寄希望于世界革命高潮的兴起以制止美苏争霸可能导致的战争。

至20世纪80年代，由于新科技革命的蓬勃发展，邓小平提出了当代全球战略问题和解决国际问题的新思路，超越了关于战争与革命关系的传统思维方式。尽管邓小平没有完全排除战争的危险，但作出了“战争可以避免”的判断，其根据是：“如果下一个世纪五十年里，第三世界包括中国有一个可喜的发展，整个欧洲有一个可喜的发展，我看那个时候可以真正消除战争的危险。”他强调，无论是东西关系（即和平问题）还是南北关系（即发展问题），都必须从人类高度来认识，这并不否认斗争的必要性，而是改变了斗争目标及由此决定的斗争方式，即把反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同时为中国争取良好的国际环境作为制定国际战略的出发点。

习近平确立全球南方视角，在坚持毛泽东“三个世界”和邓小平“东西南北”格局划分视角中蕴含的理论逻辑的基础上，根据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变迁，突出了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使命任务，并且强调了中国推动世界走向和平、安全、繁荣、进步的美好未来的定位。正如习近平所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始终心系‘全球南方’、扎根‘全球南方’，支持更多‘全球南方’国家以正式成员、伙伴国、‘金砖+’等形式加入金砖事业，汇聚‘全球南方’磅礴力量，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将“以平等、开放、透明、包容的精神团结‘全球南方’国家，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有力引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党的二十大把对中国定位的提法从“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调整为“发展中大国”，实质没变，但突出的重点变了，即从“发展中国家”改为“发展中大国”，关键词落脚在“大国”上。“大国要有大国的样子，要有大国的胸怀和担当。”这一胸怀和担当，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我们要拓展世界眼光，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贡献，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为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相继提出了“四大全球倡议”。

全球发展倡议的核心要义是：坚持发展优先、以人民为中心、普惠包容、创新驱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行动导向，以达到解决全球发展不平衡问题、推动经济复苏、缩小南北发展差距、注重发展中国家需求的目标。

全球安全倡议的核心要义是：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观，尊重主权、遵守联合国宪章、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以达到应对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避免冲突对抗的目标。

全球文明倡议的核心要义是：尊重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反对文明冲突与霸权，以达到消除文明隔阂、促进不同文明和谐共生、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智慧支持的目标。

全球治理倡议的核心要义是：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为导向。

为了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中国反对保护主义，反对“筑墙设垒”“脱钩断链”，倡导全球南方国家共同建设开放包容的世界经济，推动构建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中国反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主张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共赢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之路，呼吁包括全球南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共同维护和平安全的全球环境。中国秉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的理念，支持包括全球南方在内的各国走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携手各种文明共同发展。中国强调包括全球南方在内的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享有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

在实践上，中国不断加强同全球南方的战略合作。中国发起、深化和拓展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77国集团和中国”等重要平台；完善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中拉论坛、博鳌亚洲论坛、中国—中亚峰会等多边合作框架，积极加大同东盟、非盟、阿盟、拉共体、海合会、太平洋联盟等合作力度；推动创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新开发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设立全球南方智库合作联盟和全球南方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等等。通过这些平台、机制和机构，持续推进了全球南方各领域的务实合作，坚定维护了全球南方国家正当权益，推动扩大了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

在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中国给予了所有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100%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中国还扩大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商品进口，预计到2030年累计进口额将超过8万亿美元。中国将向全球南方国家提供1000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卓越奖学金”名额、提供10万个研修培训名额，并启动全球南方青年领军者计划，不断促进各国人文交流和治国理政互学互鉴。在中拉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上，习近平宣布，未来3年中方将向拉共体成员国提供3500个政府奖学金名额、10000个来华培训名额、500个国际中文教师奖学金名额、300个减贫技术人才培训名额、1000个“汉语桥”项目来华组团名额、实施300个“小而美”民生项目。

中国还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要平台，同东盟在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等领域开展广泛合作，强化产业链供应链互联互通，引领双方走在世界经济的创新前沿；中国还将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技术能力建设，提供人工智能这一造福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为弥合全球智能鸿沟作出中国贡献；等等。

总之，中国同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战略互信不断加深，为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了引领作用。据美国《新闻周刊》2025年5月14日报道，民意调查机构Nira Data发布的《2025年民主感知指数》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100个国家及地区中，超过3/4的国家及地区对中国的看法比对美国的看法更好，中国成为现在大国中唯一一个净正面形象的国家，中国在各大洲都收到较为积极的评价，尤其在全球南方国家中支持率最高。这表明，习近平确立的全球南方视角，坚持并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具有科学性和道义性，为推动世界走向和平、安全、繁荣、进步的美好未来注入了稳定性和确定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