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共产国际的“左”倾指示信，为“立三路线”产生提供了重要思想基础。立三路线产生后，毛主席与立三路线做了积极而灵活的斗争，在当时职权范围内做出了不容任何指责的唯一正确选择。狂飙一般的“立三路线”，在毛主席的坚持下，逐渐从天落下......

1930年1月5日，毛主席在给林彪的信中表示：“七，也就会明白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是不能达到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毛式、贺龙式、李文林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红军游击队与广大农民群众紧密地配合着组织着从斗争中训练着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武装组织从乡暴动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以至于超地方红军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向前扩大的政策，是无疑义地正确的。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对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俄之于全世界然......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抗战以前选集》：《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这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著作，标志着毛主席正式形成了以农村为党的工作中心的农村包围城市战略思想。但是，毛主席以农村工作为中心的思想并未被党中央所接受。

“左”倾路线和毛主席正确路线的矛盾不可避免的爆发了。2月26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第七十号通告，“把准备武装起义、建立全国政权定为全党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决定红军‘在战略与战术上必须向着交通要道中心城市发展’；指责‘朱毛与鄂西的红军中还保存有过去躲避和分散的观念’；强调‘苏维埃区域的扩大亦必须以组织地方暴动建立城市领导来打破过去苏维埃政权躲避乡村或将苏维埃秘密起来之种种取消和保守倾向’提出‘扩大红军的总策略是要建立在集中农民武装，扩大红军向着中心城市发展，以与工人斗争汇合’。”（《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296-297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这一思想，就是共产国际否定中共农村斗争和农村政权存在的持久性、认为中共仅仅有几万红军就要向城市集中的错误观点的延续和发展。

毛主席顶住了“左”倾中央的压力。于是，3月上旬，毛主席“在水南主持召开中共共同前委和赣西南特委联席会议。与会者经过讨论认为，红军向北、向西发展都受敌军阻拦，只能向东或向南发展，应当改变进攻吉安、夺取江西全省的计划。会议决定，红军向东发展，由江西广昌进驻福建建宁。”（《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297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即使面对“左”倾中央的批判，毛主席依然坚持红军向敌人力量薄弱的东部发展，而不向敌人强大之处明显，展现了他对红军生命和革命前途的高度负责。

3月10日，正当毛主席和朱德同志率军南下兴国的时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要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军‘向江西发展’，并批评‘他们的兜圈子主义’。”（《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297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然而，毛主席还是顶住了中央的压力。

3月18日，毛主席在赣州城郊楼梯岭主持召开红军干部和地方干部会议。主席认为：“吉安、吉水、永丰一线有敌军三个旅以上兵力，红军暂时不宜北进；赣南、闽西地区敌军兵力空虚，红军正好发展苏区，打通闽、粤、赣三省边界的联系。会议决定:分兵发动群众，扩大与巩固苏区。红四军以三个月为期，分路游击于赣南八县、粤东北七县、闽西五县。”（《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298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可见，主席即使被扣了“兜圈子主义”的帽子，依旧根据实际情况坚持“兜圈子”、在敌人空虚的广大赣南闽西农村地区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主席对中央错误意见的灵活抵制，使红军时时刻刻避免着灭顶之灾、与灾难擦肩而过，并取得重要战果。3月23日到25日，毛主席和朱德同志率领红四军主力连战连捷、连续攻克南康县城和大余县城。4月1日，毛主席和朱德同志“趁军阀混战、广东空虚之机......率领红四军主力向广东南雄进发，打通粤、赣边境。跨越梅岭关，指挥红军打败广东军阀的两个营，俘虏数百人，缴获大批枪支弹药，乘胜攻克南雄县城。”（《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301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任“左”倾中央如何污蔑、贬低毛主席的战略方针，毛主席依旧坚持避实击虚。

即使红四军在毛主席和朱德同志指挥下夺取了一系列胜利，“左”倾中央仍然顽固认为毛主席的战略“完全错误”。4月2日，李立三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上发表《怎样准备夺取一省与几省政权的胜利的条件》一文，指出：“加紧准备夺取一省与几省政权，建立全国革命政权，已成为党的目前的总战略”“想‘以乡村来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中心城市’都只是一种幻想，一种绝对错误的观念”（《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301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4月3日，“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对红四军的行动提出指责:‘报载你们渐向大余、信丰进展’，‘与全国革命形势和党的总任务是相背驰的’。”（《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300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全国革命形势走向高潮，‘猛烈地扩大红军与坚决地向中心城市发展，是红军当前最主要的任务’;‘目前先胜利的前途，最显著的区域是湘、鄂、赣省，而以武汉为中心’，红四军‘应该成为争取湘、鄂赣先胜利的主要力量’。”（《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301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前线一路凯歌，统帅却被污蔑，世上哪有这样的道理？

毛主席还是顶住了中央的压力。据朱德同志回忆：“毛泽东和我对于整个方案都表示怀疑,但是我们久居山区多年,能够得到的有关国内和国际局势的情报很不全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接受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分析。”“除了毛泽东和我之外，很少有人反对李立三路线。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接受。”（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第324-325页。东方出版社）由于当时毛主席和朱德同志所能掌握的信息有限，再加上组织纪律所限，主席和朱德同志虽然对方案表示怀疑，但是不得不选择接受。同时，在实际行动中，主席和朱德同志对方案中不切实际的内容进行了灵活抵制。主席和朱德同志依旧坚持避实击虚。4月10日，主席和朱德同志“指挥红四军主力和地方武装，攻占信丰县城，歼敌一千七百余人。”（《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301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然而，这样的胜利是李立三中央根本不允许的。

4月1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军事工作计划大纲，指出：“当前我们关于红军的策略是坚决地进攻，要冲破‘保守观念’纠正‘右倾危险’，‘积极地向中心城市交通区域发展’。大纲要求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转变路线，猛烈地扩大，急进地向外发展’，并‘领导第三军，协同动作向着赣江下游夺取吉安南昌、九江’，以争取武汉及邻近数省的首先胜利。”（《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301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可见，“左”倾中央对毛主席行动上坚决抵制他们错误路线的行为已经严重不满。

毛主席和朱德同志则继续避实击虚。5月2日，毛主席和朱德同志“部署红四军一部和寻乌地方革命武装红五十团，歼灭寻乌县澄江的地主反动武装，俘敌千余人。”（《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303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6月上旬，毛主席和朱德同志“率领红四军从寻乌出发，经闽西武平到上杭，在官庄击溃赣敌金汉鼎部一个旅。”（《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305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这显然会引来李立三中央的极端反感。

6月9日，李立三激烈指出：“党的任务与策略路线的问题——第一，现在党要抓住的问题是反军阀战争问题。党的路线是以革命战争消灭军阀战争，但这一路线的执行非常不充分，一省或几省政权的前途是推翻国民党建立苏维埃政权......党必须要更坚决的从各方面来执行这一路线，这就是，布置一省或几省政权的问题以至于党的一切工作，都要以反军阀战争为中心。”“积极的进攻中心城市及敌人的主力，这是非常正确的，党必须坚决的执行”（《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六册）》，第106-107页。）显然，李立三明确了“积极进攻大城市”为核心内容的“城市中心论”战略路线。李立三还表示：“一是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一是红军狭隘的游击战略，最明显的是四军毛泽东，他有他一贯的游击观念，这一路线完全与中央的路线不同。”（《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六册）》，第109页。）可见，毛主席根本反对进攻大城市、根本反对城市中心论，坚持以农村工作为中心，遭到了李立三中央的激烈批判。

6月11日，“李立三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还将党、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各级行动委员会，并成立中央总行委。”（《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307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6月15日，“中共中央致信红四军前委，提出‘现在红军的任务，不是隐避于农村中作游击战争，它应当积极进攻，争取全国革命的胜利’;批评毛泽东等‘现在完全反映着农民意识，在政治上表现出来机会主义的错误’;认为红四军前委的‘农村工作是第一步，城市工作是第二步’的理论是错误的。中央还指示前委:‘你们应当深刻地了解自己的错误，按照中央的指示转变你们今后的路线’，‘如果前委有谁不同意的，应即来中央解决’。”（《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307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李立三这时显然在威胁毛主席——如果毛主席不同意“立三路线”，“左”倾中央就要逼迫毛主席离开红四军、来中央解释。于是，毛主席做出了当时情况下最正确的选择——对立三路线表面服从，实际抵制。这在之后毛主席给中央的信中就有体现。

当时中央特派员涂振农“要求红四军等进攻南昌、九江，‘先打下吉安，作为进攻南昌、九江的根据地’”（《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307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之后，毛主席和朱德同志不得不发布了进取南昌的命令。同时，在实际行动中，毛主席坚持高度灵活。7月14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会议。会议认为：“吉安因敌军筑工事死守，硬攻会有很大伤亡，同时南昌、九江因敌军大部调去参加军阀混战，比较空虚，决定主力暂不攻吉安，向吉水、永丰、新干以至樟树进攻。”（《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309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这就实现了避实击虚。7月24日，毛主席和朱德同志“指挥红一军团攻占樟树，歼灭国民党军第十八师一部。”（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309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之后，毛主席“获悉第十八师一个旅守南昌，一个旅在抚州地区，一个旅有由新干渡江来樟树之势，遂同朱德召开军团干部会议，分析了南昌的敌情和四面临水的地势，认为敌人主力没有消灭，南昌难以攻入，主张改变原来中央要求攻占南昌的计划，并决定全军团西渡赣江，乘虚向南昌对岸前进。”（《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309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8月1日，主席和朱德同志“派罗炳辉率两个纵队攻击牛行车站，隔江向南昌城打枪示威，以纪念南昌起义三周年。”（《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309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这就不仅在形式上应付了“左”倾中央“攻打南昌”的命令，而且在实际行动中避免了主力的损失。

毛主席的这一选择，比直接反对“立三路线”、被迫回中央“解释”、离开朱毛红军要高明得多。“这样，以实际行动抵制了中央攻打中心城市的军事冒险主义，避免了强攻中心城市可能遭受的损失。”（《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309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1979年，丑化毛泽东、抹黑毛泽东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初步产生时，某篇论文就污蔑毛主席“支持立三路线”，甚至说“毛泽东如果反对立三路线，完全可以在公开命令和中央保持一致同时在他与中央的内部通信中提出不同意见”，这显然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如果毛主席在内部通信和中央叫板，一定会离开朱毛红军。这样，朱毛红军就无法在主席指挥下灵活机动的对南昌实行“鸣枪示威”、很可能遭到大灾大难！

8月10日，李立三中央指出：“在这种形势下五军仍须积极反攻长沙”“在敌人忙于应战时，武汉举行伟大的暴动”（《罗坊会议》，第168页。浙江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8月19日，毛主席在给李立三中央的信中表示：“而此时报载何键向五军前进，我军为达到消灭敌人援助五军,开展湘鄂赣之交的大局面计,乃决定去浏阳击敌，直取长沙，由株萍路回师袭击赣敌(我们预计此时敌兵已集中向我)夺取吉安，再向南浔，进取武汉。”（《罗坊会议》，第168页。浙江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仔细看一看，我们就知道主席实际就是在“忽悠”李立三中央、拖延“攻打武汉”的时间。之前8月3日，主席和朱德同志就下过“进略长沙”的命令。但是如前文所述，主席“袭取”南昌就是“鸣枪示威”而非真打。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主席这时提到的“进略”长沙也是以攻打大城市的名义应付“左”倾中央的形“左”非“左”之举。朱毛红军如果真想攻打南浔路和九江,何不当即从昌北直下九江,而非要等到绕道千里、由湘返赣之后呢？这显然是主席“忽悠”李立三中央的政治谋略。

8月23日，毛主席和朱德同志率领的红一军团与彭德怀同志率领的红三军团汇合，组成红一方面军。“随后，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会议，讨论中央关于再攻长沙的指示和红一方面军的军事行动问题。毛泽东对中央的这个指示提出疑问，预计长沙不易打下。由于总前委多数人主张立即再打长沙，毛泽东和朱德同意先试一试。会议决定，再次进攻长沙。”（《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309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主席确实反对攻打长沙。朱德同志回忆：“毛主席的长处，就是在事先就知道上海中央的命令行不通，长沙是不易打下的，准备好转弯的步骤。”（《朱德选集》：《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李聚奎同志、郭化若同志、滕代远同志的回忆，与朱德同志的回忆相同。其中李聚奎同志的回忆指出，当时主席对某位红军干部发了脾气，说“你要打长沙，你来当这个前委书记好了！”可见，攻打长沙是主席在前委坚持少数服从多数这一组织纪律的无奈之举。这时主席在红三军团的威信还没有根本树立起来，所以使他们听自己的话、像朱毛红军打南昌一样“鸣枪示威”也是不可能的。

8月24日，主席致信“左”倾中央，指出：“赣西南预备军须在信到半月内送1万人到长沙来，信到一月内再送2万人，总之愈快愈好。”“望中央指示夺取武汉意见，并准备组织政权机关及红军总司令部，派一负责人到鄂南来。”（《罗坊会议》，第177页。浙江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可见，主席在要兵力、要人手，因为他深知以当时一三军团的家底根本打不下长沙。我们还可见，主席注意在形式上应付李立三中央、避免自身被“叫回中央”。“夺取武汉”“组建政权”“组建红军总司令部”都是李立三中央既定方针，早在之前的中央文件都有提及，例如4月3日“左”倾中央给红四军的指示信、4月24日给三四五军总前委的信、6月9日涂振农传达的中央对红四军的批评都有这些内容（见《罗坊会议》第104页、第112页、第131页）。主席是要告诉他们：“放心，我们和中央保持一致。你们准备你们的，也是我们的希望。”这是主席在运用政治谋略、应付“左”倾中央，从而争取其信任。主席要求中央派人到鄂南来，不无要求中央调查实际情况之意。在此前，主席就写了《反对本本主义》这篇重要著作，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反对本本主义》）这一重要论断。

围攻长沙的过程中，主席尽可能在“拖”字上做文章，从而尽可能减少了我军损失。8月24日，红一方面军发布了《向长沙推进的命令》，8月28日，红一方面军发布了《攻打长沙的命令》。这两个命令的实际部署都不是攻长沙,而是消灭长沙外围小城镇和乡村分散据点之敌、主要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例如8月28日电报中提出的任务包括“决于明(29)日占领枫树铺、新桥、落霞坪、仲铺、龙头铺之线向长沙攻击前进。”（《罗坊会议》，第182页。浙江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8月29日电报要求“攻击易家湾时，予及总预备队在白田铺附近，攻击长沙时则在白田铺、洞井铺之大道上。”“如所歼灭易家湾敌非其主力，则……四军只进至许家冲之线”（《罗坊会议》，第193页。浙江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即不歼敌主力则不强行攻城。8月30日，红一方面军发布的是《关于消灭出击之敌》的命令、31日发布《关于诱敌工事外消灭之然后乘胜攻入长沙的命令》，先后表示“方面军拟无诱歼该出击之敌，然后乘胜进攻长沙。”（《罗坊会议》，第194页。浙江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方面军仍拟诱歼敌军于其工事之外，然后乘胜攻入长沙。”（《罗坊会议》，第194页。浙江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都与“立即发动强攻”无关，将“强攻”时间拖延了九天之久。

9月1日，为了使红一方面军指战员特别是红三军团指战员在实践中觉醒，红一方面军总部只能发布《围攻长沙总攻击的命令》要求“方面军决于明(2号)晚全线向该敌总攻。”（《罗坊会议》，第199页。浙江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但是，主席尽可能缩短“总攻”时间，导致2日发动的“总攻”持续时间并不长。3日，红一方面军又改打运动战。“红一方面军在长沙城南，对沿着猴子石出击的何键部两个旅，发起猛烈进攻，将敌军驱至湘江边上，击毙的和落水致死的七八百人，俘虏千余人。”（《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312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4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发布了《关于诱敌出击准备围歼的命令》、5日发布了《关于诱歼两路出击之敌的命令》，全部要求红一方面军“只能诱敌出城”。于是，“强攻”又被主席拖延了长达七天的时间。但是，其他指战员攻城心切。于是，9月10日，主席不得不“在诱歼敌军不能实现的情况下，鉴于红一方面军指战员攻城心切，有的领导干部也主张再攻长沙，同朱德发布红一方面军强攻长沙的命令，定于当晚八时向敌人阵地进行总攻击。红军向敌军连续多次发起攻击，前仆后继，激战至十一日拂晓，仍未能突破敌军阵地。这次总攻，红一、三军团都遭受较大损失。”（《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312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9月12日，主席和朱德同志“发布撤围长沙、进占萍乡、株洲等处待机的命令，第二次围攻长沙遂告结束。”（《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313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面对攻不下长沙已成事实，三军团指战员只得按照主席和朱德同志的命令撤围。

我们从中可以看出：（1）正如朱德同志所说，毛主席在事先就看出长沙根本打不下来。但是主席和朱德同志的正确意见遭到总前委多数人否决。（2）从8月24日开始，主席和朱德同志先将总攻的时间拖了九天，直到9月1日才下达2日“总攻”命令；之后，主席和朱德同志又拖了七天，直到9月10日才不得不下达第二次“总攻”的命令。“攻打长沙”的时间有十八天，其中长达十六天的时间红一方面军未发动总攻——可见主席和朱德同志真不想猛攻长沙，所以尽最大可能做“拖”的文章、减少我军的损失。（3）在9月1日和9月10日，主席和朱德同志不得不发布两次总攻命令，也是当时情况下唯一的正确选择。戴向青的研究指出：“同抵制攻打南昌那样抵制攻打长沙也是办不到的。”“尤其是红三军团对长沙得而复失不以为然，认为两个军团会攻长沙必胜无疑，因而不顾一切的婴求再攻长沙。众愿难违，只有经过战斗体验，才能有力地说服群众脱离立三路线。”“这种一定程度的执行，显然不是思想上的接受，而是为了服从组织和教育群众。因此，这种执行是无法避免的。”（戴向青：《从两个结论说起——也谈毛泽东同志对立三路线的认识和抵制》。《求实》1981年07期）笔者赞同他的观点。承前所述，主席对三军团的影响有限——这时三军团根本无法像朱毛红军一样能被主席“自由操控”，所以打长沙很难像打南昌一样“鸣枪示威”。作为透彻把握人心、深谙“百川归海”之道的政治谋略家，毛主席深知靠压服的方式让红三军团指战员不打长沙不仅没可能而且根本无法真正“收服”他们的人心，所以他不得不同意发动“总攻”，使广大红军指战员特别是三军团指战员在实践中逐渐觉醒。虽然9月2日“总攻”未使三军团指战员觉醒，但是9月10日到11日的“总攻”终于使三军团指战员初步觉醒，在毛主席和朱德同志的号令下撤出战斗。

红一方面军撤出长沙后，9月13日，主席主持召开总前委会议，“会议决定红一军团攻取吉安，红三军团略取峡江、新干，并先在萍乡、醴陵、攸县三县解决方面军的给养问题。”（《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313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这是红一方面军成立以后主席避实就虚的战略意见第一次得到通过。

9月24日到28日，“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举行。会议由瞿秋白、周恩来主持，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指出李立三的错误，决定停止组织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行动，恢复党、团、工会的组织和正常工作，从而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毛泽东未出席会议，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这个会议的文件，直到十二月份才传到红一方面军党内。”（《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313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可见，“左”倾路线的始作俑者——当时的中央纠正了李立三路线，但是李立三路线的遗毒在始作俑者中被初步剔除时，却没有迅速影响其他受波及者，毛主席仍然面临着独立自主克服立三路线的重要困难。

正是因为中央的意见并未到达红一方面军，主席对红三军团的工作还面临一定困难。9月28日，“红一方面军全部到达袁州地区，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会议，讨论红一方面军的军事行动问题。会议发生争论，毛泽东主张先打吉安，部分干部提出攻打南昌、九江。会议最后确定仍按原计划，红一军团打吉安，红三军团进攻樟树并担任警戒任务。”（《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314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之后，10月4日，“在赣西南十余万群众与地方武装配合下，和朱德指挥红一军团向吉安城发起总攻击。守城国民党军邓英部及江西省警察大队等四团兵力潜逃，红一军团攻克赣西南重镇吉安城。随后，连续解放泰和、安福、吉水、江、新干、清江等地，使赣西南根据地连成一片。”（《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315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不听毛主席的话，就打败仗；按毛主席的指示办，就打胜仗。长沙之败和吉安大捷，都证明了毛主席的正确。

10月17日，“在讨论红一方面军的行动方向时，毛泽东提出:不要继续攻打大城市，而要东渡赣江到革命根据地内部关门打狗。在敌强我弱和湘敌强赣敌弱的情况下，要避实就虚，以弱胜强。赣江西岸夹在湘江、赣江之间，机动范围小;赣江东岸则地跨闽、浙、赣边界，有大山，回旋余地大，在根据地内发动群众参加战争，想怎么打就怎么打。”（《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316-317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主席这些与立三路线根本对立的战略分析和战略计划，为红一方面军指明了前进的方向。10月25日，红一方面军商讨第一次反“围剿”战略方针的罗坊会议召开。26日，会议多数成员同意了毛主席“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对贯彻罗坊会议精神、支持毛主席“诱敌深入”战略方针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毛主席亲自指挥下，红一方面军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大捷，毛主席本人在红三军团多数指战员心中的威信也开始根本树立了起来。从此，红一方面军一三军团正式成为了毛主席麾下的精锐、主力。联想起长征时的“草地分兵”，如果当时的徐向前和陈昌浩像罗坊会议坚决支持毛主席战略方针的彭德怀一样坚决跟随党中央北上，也许党中央开拓新局面的困难会缓解很多。草地分兵时徐向前的眼光与魄力，确实逊于罗坊会议的彭德怀。

综上所述，毛主席在抵制立三路线的过程中，做出了当时条件下最正确的选择：（1）红一方面军成立之前，主席和朱德同志指挥朱毛红军，依据主席“避实就虚”的战略方针，形式上应付“左”倾中央、实际行动中“另取一套”，实现了“服从组织”和“避免损失”的统一；（2）红一方面军成立后，主席和朱德同志反对攻打长沙的意见遭到否决，但是主席和朱德同志尽可能拖延攻打长沙，在长达十八天的“二打长沙”中使红军十六天都没有对长沙进行强攻，尽可能减少了红军的损失；（3）为了在实践中唤醒红三军团指战员，主席和朱德同志不得不下了两次攻打长沙的命令——这是当时主席“收服人心”的唯一正确的办法。之后，由于二打长沙失利与吉安大捷、第一次反“围剿”大捷的鲜明对比，红三军团指战员对毛主席终于心服口服，成为了毛主席麾下无可代替的早期两大主力之一。

狂飙一样的“立三路线”，在毛主席的努力下，在中央指示未传到红一方面军之时，就从天落下。

作者：铁穆臻    来源：毛著毛时代史Maoism研究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