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亮剑》中有这样的情节：李云龙率领的八路军与日寇激战正酣，国民党军军官楚云飞急于为八路军“帮帮场子”，可副官劝阻道：“别急，先让日寇多消耗点八路的实力。”楚云飞大怒：“混账！不论八路军还是国军，都是我中华民族的武装力量！”虽然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楚云飞也与共产党死磕，但其在爱国问题上的底线显然高于其副官。

如果说楚云飞的副官没有爱国心，那也有失公正，只是其大敌当前仍算计一党之私，爱国境界无疑低于楚云飞。

现实中，常有人主张政府在一些国际争端上采取更强硬的立场。这些人无疑也爱国，然而其中一些人平时工作表现，却让人大跌眼镜。单位里，他们攀比吹嘘的是谁的工作更悠闲轻松而不是忘我奉献。“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的人不但不被排斥鄙视，反而会被艳羡追捧为“会来事”“混得好”；工作任务繁重的人不但得不到尊重崇敬，甚至连自己也感觉似乎低人一等。

1935年9月17日，在南开大学“始业式”上，张伯苓校长提出振聋发聩的“爱国三问”：“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如果就此“三问”提问上述这些人，他们也会“是”“爱”“愿意”地回答得山响，只是落实到具体行动上，有些人却成了口号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说到底，是没有真正把自己摆进去。

“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影片《血战台儿庄》中，一名军官擅自撤出阵地，被军法处置时，他心有不甘地对老上级说：“您知道，这些年我什么时候怕过死？我不过是想为我们西北军保留点种子！”“你傻啊！国都要亡了，还到哪里保留种子？我现在要亲自率领奋勇队把你丢掉的阵地夺回来！”老上级愤愤地道。

“父母之为子，则为之计长远。”“但留方寸地，留与子孙耕。”陈乔年烈士有言：“让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志愿军战士说：“我们把该打的仗打完了，我们的后代就不用再打仗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哪怕只为给自己的后人留点路走，也不能只算计个人的小九九，而当有胸怀家国的大格局。

都德小说《最后一课》中，面对迟到的小弗郎士，韩麦尔老先生作了严肃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也不责备你，小弗郎士，你自己一定够难受的了。这就是了。大家天天都这么想：‘算了吧，时间有的是，明天再学也不迟。’……不过，可怜的小弗郎士，也并不是你一个人的过错，我们大家都有许多地方应该责备自己呢。你们的爹妈对你们的学习不够关心。他们为了多赚一点儿钱，宁可叫你们丢下书本到地里，到纱厂里去干活儿。我呢，我难道就没有应该责备自己的地方吗?我不是常常让你们丢下功课替我浇花吗?我去钓鱼的时候，不是干脆就放你们一天假吗?……”

爱国不够纯粹的人中，有人终生做不到完全忘我；有人真到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倒也能豁得出去。可如果平时不能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不知不觉中就会将民族推向“最危险的时候”。到了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才思奋起一搏，只会陷入临阵磨枪临渴掘井的巨大被动。

国与国之间的较量凭的是实力。14亿中国人就如坐在同一艘航母上，每个人都如这艘巨舰上的一颗螺丝钉。众人划桨开大船，其中哪怕一颗螺丝钉松动掉链子，都会影响整舰战力的发挥。“你不扛枪我不扛枪，谁来保卫祖国谁来保卫家？”如果每个人都只把爱国当成一句空喊的口号，以为为国出力不差我一个，一心指望他人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自己平时拈轻怕重斤斤计较，只想吃爱国的现成饭，政府焉得实力对敌强硬？

人人忠于职守，不给国家添乱，就是最本真的爱国。张伯苓校长的“爱国三问”之后，迫切需要再加一问----“你为中国做得多吗？”

（作者：陶余来；来源：昆仑策网【原创】图片来源网络 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