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景源：唯物史观对“时代之问”的解答——读《思想的散叶——历史唯物主义专题探究》有感

点击：  作者：李景源    来源：中国学派微信号  发布时间:2022-06-15 20:58:25

 

 

方军的著作《思想的散叶——历史唯物主义专题探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4月版）着眼于时代深处的问题，以历史观的重大问题为纲来统领学术研究，突显出他一贯的治学理念，即以现实问题研究带动基础理论研究，以基础理论研究深化现实问题研究。这是作者从事哲学研究的重要指针，也是本书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点。

 

深刻揭示马克思历史观变革的哲学史意义

 

研究哲学，康德哲学是绕不过去的。

 

康德哲学在近代哲学史上开启了一场革命，近代哲学正是经由康德哲学而走向了现代哲学，而现代哲学正是借助于它，保持了与近代哲学乃至古代哲学的渊源联系。问题是，康德哲学革命的真实意义是什么？传统观念认为，康德哲学是近代西方哲学主题由本体论向认识论转变的完成者。作者在书中指出，康德对理论理性即认识论的批判，对伦理学的极度推崇，对道德问题不能用认识论方式“知之”的强调，均说明他开启了近代哲学由认识论向历史观的主题转换。

 

康德对道德、自由、历史理性乃至世界公民的批判性考察表明，历史观是他的整个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甚至是其主要的努力方向。康德是近代哲学中由认识论向历史观的主题转换这一变革的始作俑者，哲学研究中的泛认识论倾向遮蔽了康德所开启的哲学变革的本质趋势。黑格尔的重要贡献是将辩证法作为历史的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使得辩证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感。黑格尔区分了自然规律与作为历史规律的“法的规律”，认为历史规律、历史必然性之别于自然规律，就在于它包含着“应该”，包含着价值因素，这使得人对自身历史的把握很难做到像对自然的认识那样客观。如果说康德开启了近代哲学主题由认识论向历史观的转变，黑格尔则将历史观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以历史观来统摄其全部哲学并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体系。

 

黑格尔哲学是一次“巨大的流产”，因为他的历史观终究是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改造，一是批判其唯心主义的神秘形式，二是批判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性个人”的超历史的性质，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反辩证法性质（形而上学和不彻底性）。列宁曾经深刻地揭示了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真正主题即历史观的变革：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的时候，“所特别注意的是修盖好唯物主义哲学的上层，也就是说，他们所特别注意的不是唯物主义认识论，而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可以说，由康德所开启的近代哲学主题由认识论向历史观的转变，只是由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创立才真正以完成的形态得到了明确的表达，这是哲学中真正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革命性变革。由于这种变革，唯心主义才从它的最后避难所——历史领域中被彻底清除出去，被近代哲学所涂抹、颠倒和抽象化处理的历史观才真正获得了科学的形态，并且由于其无与伦比的开放性为后人留下了发展它、丰富它的广阔空间。

 

对价值观与历史观关系的透彻解析

 

如何理解历史必然性是古今历史哲学思考的核心问题之一，全面而科学地解决这个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人类思想史的重要贡献。然而，唯物史观的历史必然性观念在当代却受到种种曲解、非难和挑战。例如，有人认为，历史唯物论只讲决定论而忽视人的能动作用，因此必须以选择论加以补充。如果接受这种看法，意味着要从历史必然性之外去寻找价值选择的根据。因而，解决历史决定论与历史选择论关系的焦点在于，历史必然性是否包含价值因素？这是长期困扰人们的重大理论问题。

 

作者在《实践·历史必然性·价值》一文中明确指出，不研究历史观与价值观的关系，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价值取向，不把价值论提升至历史观高度，不仅会导致对唯物史观的简单化理解，而且会导致唯心史观在价值论领域重新扎根。

 

作者认为，用选择论补充决定论，从认识根源上说是来自一个重大的误解，即按照西方唯科学主义的传统，把历史必然性看作同自然必然性毫无区别的东西。要解决这个理论难题，就要突破唯科学主义和自然主义理解社会规律的狭隘视域，明确历史必然性区别于自然必然性的本质特征，揭示历史必然性同价值关系的内在关联。自然必然性是一种自在的必然性，历史必然性是在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在人的活动过程中起支配作用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虽然也不能由人事先预谋或随意取消，但它却不能离开人的活动孤立地存在。把社会规律看作预成的、可以在人的活动范围之外独立存在的东西，无异于说人的活动可以摆脱历史必然性的制约而为所欲为。

 

作者认为，历史必然性是世世代代人们的活动之间的历史联系，是现实条件同人的活动及其结果之间的本质联系，是活动的目的、手段和结果、直接后果和间接后果之间的内在联系。实践的主体是有思想、有意识的，主体的选择和决断在这三种联系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人们的价值评价和价值选择实际上构成历史发展因果链条中的必然环节。

 

所谓历史必然性，内在地包含了人们作某种选择的必然性，价值因素是内在于历史必然性的东西。黑格尔说，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里的“合理”，一是合客观世界普遍尺度之理，二是合人的内在尺度之理、价值尺度之理。历史必然性作为现实性的展开过程，是这两个尺度的矛盾不断解决的过程。基于此，作者进一步揭示了历史必然性与人本身发展的关系。作者认为，人本身的发展是历史必然性的最本质的内涵，体现在社会有机体生存和发展的必然性以及体现在社会进步趋势的必然性，都可以归结为人本身发展的必然性。从人类发展的总趋势来看，人道的因素（即对人本身的肯定因素）是历史必然性所固有的，价值关系同历史必然性的内在联系也正在于此，价值就是历史必然性所固有的人道因素在主客体关系上的体现。我们没有必要到历史必然性之外去寻找价值选择的根据，历史必然性本身就具有客观的价值取向。

 

总之，科学的历史观与合理的价值观是内在统一的，只有深入地把握了历史必然性的内涵，才会有正确的价值依据；只有坚守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才能完整地理解历史必然性，才能深入地把握住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贯通全书的唯物史观方法论

 

列宁强调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差不多半个世纪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向前推进了哲学上的一个基本派别，他们不是只重复那些已经解决了的认识论问题，而是把唯物史观彻底地贯彻在社会科学领域中。本书是作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专题研究文集，唯物史观方法论原则贯通全书，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基于实践的唯物史观方法论原则。

 

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社会实践是人类及其社会最本质的规定，离开社会实践，就无法揭示社会存在的特殊本质，也就无法理解全部社会生活。为什么费尔巴哈在社会历史领域重新陷入唯心主义？因为他没有把实践确定为人类生存和历史发展的前提。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直观的唯物主义，把对象不是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马克思将理论的批判诉诸实践的批判，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费尔巴哈从来没有看到现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于抽象的“人”。所以，马克思说，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

 

实践是唯物史观反对观念史观的思想武器。观念史观抽象地考察人格，用所谓“国民性”说明历史，以激情化的道德批判来代替对历史发展的科学考察。科学的人格、人性理论坚持实践的观点，把人格、人性问题纳入唯物史观进行考察，认为个人不可能天生就具备某种人格和个性，只有通过自身的历史性活动实现自我改造，才能实现个人的社会化和个性化，并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不断获得自身人格和人性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关注的是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历史地表现出来的东西，人格和人性总是具体的历史的，抽象的人格和人性是没有的。科学历史观的核心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与人本身发展的关系问题，坚持在实践的基础上把历史进步与个人的活动、人的发展联系起来，考察人格和人性在每一特定社会条件下的历史性变化，是唯物史观给予我们的最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第二，真理与价值的有机统一原则。

 

实践不仅是按照物种尺度改造对象的合规律性的过程，而且是人们根据自身的内在尺度加工对象的合目性的过程。人的实践活动就是不断产生和解决事实与价值、“是”与“应该”的矛盾从而促进社会与人的发展过程。忽视马克思的两种尺度的思想，是造成对唯物史观简单化理解的重要原因。唯物史观是否如某些西方学者所攻击的那样，是“不讲伦理道德”“忽视道德的作用”？从形式上看，马克思的确曾尖锐地批判了以抽象地谈论道德来辱骂历史发展的企图。问题不在于要不要承认道德、伦理在社会进步中的作用，而在于不能对道德、伦理作抽象化的理解。在马克思看来，撇开各种具体的道德、伦理赖以产生并发挥作用的社会历史条件，是不可能真正揭示道德的本质和作用的，因为“财产的任何一种社会形式都有各自的‘道德’与之相适应，而那种使财产成为劳动之属性的社会财产形式，决不会制造个人的‘道德限制’，而会将个人的‘道德’从阶级束缚下解放出来”。建立在实践观点基础上的真理观与价值观的有机统一，不仅是科学历史观的重要方法论原则，而且是科学伦理观的重要方法论原则。作者认为，人类实践活动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关系的矛盾运动，不仅是产生和解决“实然世界”与“应然世界”的矛盾的现实基础，而且是造成人类把握世界的方式的多样性与统一性的现实基础。对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关系的不同解决方式决定了人类把握世界的诸种方式（科学、艺术、道德等）的不同特点。如果从实践的观点出发，完整、准确地理解唯物史观，我们就能自觉地把握科学历史观与认识论、逻辑学、伦理学、美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有机联系，并从这种有机联系中拓宽每一方面的研究。

 

第三，辩证法与历史观、价值观的有机统一原则。

 

作者不仅深入地论述了科学历史观与价值观的本质联系，为科学的价值观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论述了辩证法与价值观的内在联系，揭示了辩证法是批判的、革命的本质属性。马克思的历史观是唯物的、辩证的，历史的唯物论也是历史的辩证法。一方面，唯物史观贯通着“合理形态的辩证法”，另一方面，辩证法同时也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深刻的历史的观点。马克思的辩证法是以厚重的历史感和合理的价值观作支撑的，它是科学的历史观和合理的价值观的有机统一。马克思将辩证法越出认识论和纯逻辑理解的局限，将辩证法作为历史的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使得辩证法获得前所未有的历史感。辩证法具有客观的价值取向，它是同社会主义的命运、人类解放的历史活动紧密相连的。作为真正反映历史发展规律和趋势的辩证法，体现出某种价值的力量和发展趋势。实践活动是创造价值的历史性活动，人们的价值选择构成历史因果关系中的必然环节，辩证法则揭示了历史发展趋势的辩证本性。作者认为，研究人与世界价值关系的历史发展是辩证法取得合理形态的重要途径。价值关系是以否定性为媒介的辩证关系。一方面，价值关系是属人的关系，是现实对人的肯定关系，即现实世界对当作目的本身的人的发展关系；另一方面，这种对人的肯定关系在一定历史时期又以否定的、异化的形式表现出来。从总的历史趋势上看，更表现为对这种否定的扬弃。辩证法对现存事物的肯定性理解中同时包含着对现存事物的否定性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了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的恼怒，这种深刻的辩证的历史观和价值观从本质上揭示了那真正代表未来发展趋势和方向的力量。

 

（作者：李景源 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来源：中国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