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回忆录专刊《纵横》1992年第五期和2000年第三期，分别刊发了《叶挺平叛——二次北伐时击溃夏斗寅的战斗》和《秋收起义总指挥卢德铭史料搜寻记》（本文黑体字，除特别注明外，均出自这两篇回忆文章），这两篇回忆文章都提到了一个人，那就是1961年12月25日第三批特赦的原七十三军中将军长韩浚。

有人说电视剧《特赦1959》中叶立三的历史原型之一就是韩浚，这种猜测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整编七十四师（有时也叫七十四军）在孟良崮被歼灭后，七十三军就成了“王耀武最好的部队”，重建的整编七十四师（后来恢复七十四军番号）实力已经大不如前。

叶立三的历史原型当然不能完全是韩浚，因为韩浚的经历可要比叶立三复杂多了，跟叶立三（韩浚）同样经历复杂到不可尽说的，还有一个刘安国——他的历史原型，肯定就是在淮海战役中被俘的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代参谋长文强，笔者前几天曾写文章论证过。

韩浚和文强曾经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那就是在红军中担任过相当高的职务，如果他们不因为复杂的原因转换阵营，1955年是会授衔中将还是上将，笔者居然有点猜不出来。

放下文强，咱们先说韩浚，他崭露头角是在1927年平定夏斗寅叛乱的战斗中。夏斗寅叛军占领纸坊逼近武汉，中共中央政治局于5月17日召开紧急会议，会上按照蔡和森和李立三的提议，决定调叶挺部队和中央独立师担任攻打夏斗寅叛军的主力，由叶挺统一指挥，叶挺派七十二团于5月17日晚先行逼近纸坊并以电话通知第十一军教导营营长韩浚：“夏斗寅偷袭武汉，我们一定要保住武汉，使在河南与奉军作战的北伐部队无后顾之忧。我命令你率领教导营立即上前线，也可增强锻炼。”

这段史料表明，韩浚在1927年就已经是教导营营长，而且在战斗中表现不俗：“韩浚率教导营迂回到敌人后侧猛打，夏部感到腹背受敌，有被包围聚歼的危险，遂向土地堂方向逃窜。”

有人说韩浚还参加了南昌起义，也有人说他想参加没赶上，这种说法也有依据：“武汉警卫团是1927年6月成立的，团长就是共产党员卢德铭。1927年8月1日深夜，卢德铭一个电报，从南昌发来的，说南昌已经起义了，后来才知道这个电报是共产党员周逸群发来的。卢接到电报后，即找团指导员辛焕员、参谋长韩浚研究，决定去南昌不去九江，正可以利用九江命令调动的机会出发。8月2日，卢德铭率领全团2000多人，乘船东下，赴南昌响应起义。”

从教导营营长到团参谋长，韩浚的晋升速度并不算太快，警卫团响应起义的部队还没到南昌，南昌就已经被张发奎占领，曾任警卫团连长的吴奚如在1977年9月8日接受采访时回忆：“我们警卫团没赶上参加南昌起义，辗转到了高安、修水，遵照向警予同志转告党的指示参加了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

卢德铭参加了秋收起义，并担任绝对重要的职务，而韩浚很不幸地在汇报工作返回途中被唐生智部队逮捕，两个月后才获保释，连秋收起义也错过了。

韩浚获释后与组织失联，几经辗转，才于1931年被老蒋招揽，直到1941年才升任七十三军七十七师师长。

韩浚是黄埔一期毕业，以他的资历，当年当个军长都算升迁慢的，而且他刚接手的七十七师还是一支烂到底的部队，后来虽然在1944年晋升为七十三军中将军长，但还是要在黄埔三期王耀武的指挥下，他的同期同学李仙洲则是王耀武的副手——虽然都是中将军衔，但权力和地位却有很大差距。

如果韩浚不是被捕失联，或者赶上了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那他的前途，自然会是万丈光明，但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最后在陈诚和李仙洲的胡乱指挥下全军覆没，自己也当了俘虏，这个曾经俘苏联学过军事的黄埔一期生，就这样结束了军旅生涯，很多同期同学在1955年被授予上将甚至大将军衔的时候，他还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学习改造呢。

韩浚没赶上南昌起义，文强却赶上了，而且在起义时的级别也不低，据《文强口述自传》记载，他已经是贺龙领导的二十军第三师党委成员、少校连长了——虽然同样是连长，但他比同期同学的另一位连长的军衔还高一级（文是特务连连长），他们在南昌起义后撤离的途中还见过面，并发生了一些有趣的事情：那位连长跟文强在黄埔宿舍打过架，这次并肩战斗，打架的事情一笑而过，那位连长还开玩笑说“我不是给你敬礼，我是给你的军衔敬礼”。

文强跟韩浚还真差点见过面，但又是阴差阳错，他们谁也没遇到谁，文强回忆：“周逸群叫我：‘给你个任务，现在国民政府警卫团（即武汉警卫团，也叫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从湖北赶往南昌，跟我们会合作战。我们起义时间提前了，他们还在路上，这个团里黄埔第四期的同学很多，你去迎接他们。’”

文强去迎接卢德铭和韩浚，结果他也被张发奎的部队截住了，但文强比韩浚小十三岁，而且是学生打扮，所以身份没有暴露，张军问他为什么头上有个白圈，是不是戴过军帽，文强也以“学生也整天戴帽子”解释过去，敌军甚至还告诫他：“昨天晚上南昌造反了。你也不要回家了，弄不好会被打死的，在我们这里蹲几天再说。你不要乱跑，吃饭的时候我们给你饭吃，你是个学生嘛。”

第三天张发奎的部队开拔了，文强还领了一块钱路费，有了这段经历，他再过封锁线就没有阻碍，但也没找到卢德铭的部队，只好又回了南昌——有人说文强奉命迎接的是不是卢德铭而是叶挺，那是一点南昌起义的史料都没看过：南昌起义时，叶挺已经是第二方面军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一军军长，以文强的级别，还真跟他说不上话。

文强并没有在南昌起义后与组织失联，而是到奉命到四川工作，先后担任四川省委常委兼军委代理书记、川东特委书记，领导着二十三个县的红色根据地。

韩浚是被俘后与组织彻底失联，而文强则是被捕获救后与上级发生争吵——按规定被捕获救人员是要经过严格审查的，但文强心高气傲，吵了一架就去上海找更高层领导“评理”。

文强寻人不遇，被老蒋那边的人乘虚而入拉了过去，更难以解释的是他居然加入了戴笠的复兴社特务处，后来还成了军统少数几个中将之一——戴笠到死才是少将挂中将军衔，而文强则是在胡宗南、孙连仲、戴笠等人的保荐和运作下正授中将，以至于特赦多年的文强还很感激戴笠。

《文强传》记载：“文强在92岁高龄时忆及戴笠之死，还在一封信中这样写道：与我相处十二年，他对我是特殊的对待，我感到他对我是一贯的信任，一贯有礼貌。我没有向他求过官，却将我的官阶升得比他自己还高还大。事实确实如此。戴笠自己的军衔还只是少将时，就已保荐文强升到了中将。”

文强在《口述自传》中也有类似记载，所以文强先是晋升为“军统中将”，然后才调任长沙“绥署”办公室中将主任、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的，他在长沙、徐州两地任职的时候，在军统依然有“兼职”，他在口述自传中描述，那是郑介民一直留给他的：“你要离开一下也可以，你一定要在我们这里挂一个名，我们这里有个设计委员会，你就做设计委员会的中将委员，如果你连这个名都不要，那就不好了。你保留一个名义，愿意回来的时候你还可以回来嘛。”

是非成败转头空，文强在战犯改造所学习了二十六年多（他自己统计的时间是二十六年半，实际可能差两个多月），比韩浚晚出来十四年，这也给了读者诸君想象的空间：韩浚和文强在老蒋那里只混到中将，如果他们不转换阵营，1927年就已经是红军团参谋长和少校连长的这二位，在1955年能否被授予上将军衔？

来源：半壶老酒半支烟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