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聚焦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长期执政能力，创新和改进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改革目标。为此，有必要对“党是领导一切的”重要论断再次做深入理解。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因为“党是我们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一个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要团结统一、有所作为，就必须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建党百多年的历史经验表明，党是领导一切的，是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取得丰硕成果的重要保证。坚持党是领导一切的思想认识，既是中国共产党一贯的优良传统，也是新时代创新改进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需要秉持的总前提。

必须明确创新和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不是对党政关系等做出新梳理，而是在党领导一切的思想引领下，进一步探索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使全体党员和广大民众更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克坚攻难，最终才能从胜利走向胜利、从成功迈向成功。

一、“党是领导一切的”论断

在中共党史上的生成逻辑与历史效应

从党的文献史视角审视党的领导问题就会发现，党的领导权、党的领导等相关概念一直是主题词，可以说坚持党的领导从来都是党的目标追求和制度设想，但在实现的方式上存在差异，具体到对“党是领导一切的”论断的坚持也就有所不同，甚至因此在党的事业上出现了一些波折。

历史从正反不同方面反复证明了“党是领导一切的”科学论断的重要意义，它不仅事关党的领导地位，也关乎党在执政过程中的历史方位。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该论断的初步生成

在为中国革命寻找正确道路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党的领导权问题是有一个逐步清醒认知过程的，从对领导权懵懂，到努力争取领导权，再到实现方式的探索，直到1942年前后已经初步形成了“党是领导一切的”的类似表达。

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相对幼弱，未认识到革命领导权的重要意义。陈独秀甚至认为，在资产阶级革命中，资产阶级是天然的领导阶级，无产阶级则处于从属地位，应当作为联合的对象。其结果是党的力量遭到反动势力的疯狂镇压，导致大革命的失败。

毛泽东在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时，深刻分析当时中国革命的领导权问题，认为问题的核心在于买办豪绅阶级篡夺了革命的领导权，而无产阶级在争取和行使自身领导权的过程中表现得不够坚决。基于这一判断，他明确指出，这场革命并非由资产阶级来领导，而是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才能确保革命的彻底性和最终的成功，并进一步强调，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唯一能够承担起领导这场革命战争的政党。

共产党不仅具备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而且已经形成了对革命战争的绝对领导权，这是革命能够取得胜利的关键所在。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尽管已有前车之鉴，但在国共两党再度合作的过程中，还是出现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主义问题。这表明党的领导的实现在一定程度上依然是个迫切的问题。

毛泽东围绕党和军队的关系、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党与边区政府等进行理论探索，在《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根据地的政权》等多篇文章中进行了论述。

1942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明确指出：“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他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这就明确了党与军队、政府及其他组织的关系，确立了“党是领导一切的”的基本原则。

至此，事实已经无限接近论断本身。与这个认知过程相一致，中国共产党应对复杂斗争环境等外部情况、根据地分散性的内部情况的能力日益提高，状况日益好转。

（二）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时期该论断的完整提出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成为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执政的党，其领导地位的变化对党的工作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1958年，毛泽东指出，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由政治局来确定，而具体的部署和实施则由书记处负责。毛泽东强调，决策的核心只能有一个，即“政治设计院”，不能存在两个平行的决策中心；在决策过程中，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应遵循一元化的领导原则，党政之间不应存在职责上的分割；执行工作以及细节决策，则应由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来承担。在这里，他谈论的是党和国家机构的职责分工与决策机制，显然不能直接等同于党领导一切，但不争的事实已经较鲜明地突出了党的领导地位。

到1961年12月14日，毛泽东视察江苏时在无锡召开座谈会，在听取地方汇报时插话说：“明年工、农、商、学、兵、政府、党委要全面走上轨道。党是领导一切的。”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首次明确提出“党是领导一切的”论断，但同今天我们理解的内涵上还未完全一致。

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明确提出：“党委领导一切是必须坚持的原则。”毛泽东主持会议并发表长篇讲话，正式表述为：“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至此，“党是领导一切的”论断在党的正式会议上被公开完整准确地提出。

作为领导方式来考察，党领导一切在实践上是卓有成效的，“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但由于经验不足，以及主观主义的偏差，“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这就使得我们没有取得本来应该取得的更大成就”。

（三）改革开放时期对该论断的坚持与弱化

改革开放以后，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基本上代替了“党是领导一切的”表述。

一方面，继续强调了党的领导的重要性。这突出体现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讲话时正式提出四个基本原则，并强调其中占首要地位的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此后，邓小平在多个讲话中强调“共产党的领导，这个丢不得”，并致力于纠正“一元化”领导带来的权力过分集中等问题，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建设进入新阶段。这些探索与认识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也对党能够领导改革开放事业健康发展起到了正向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对“党是领导一切的”论断的坚持。

另一方面，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推动了党政分开的探索。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党政分开问题做出明确阐释，指出这一问题的核心在于厘清党政职能边界，实现党政职能分开。大会同时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在宪法与法律所划定的框架内开展各项活动，党的领导在本质上体现为政治领导。这种领导作用主要通过三个方面展现：

一是对政治原则和政治方向的精准把握，确保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二是对重大决策的引领，通过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机制，为国家的发展提供战略指引；

三是通过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确保国家政权机关的组成人员能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从而实现党对国家政权的有效领导。

党章中也明确规定“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一些人以此为依据通过玩弄概念来否定“党是领导一切的”论断。

回首这一过程，2017年王岐山特地强调：“一个时期以来，有的人在这个问题上讳莫如深、语焉不详甚至搞包装，没有前提地搞党政分开，结果弱化了党的领导，削弱了党的建设。”

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重申

“党是领导一切的”现实考量

“历史充分证明，不能紧跟时代、观察时代、适应时代，因势而动、因时而新，必然会被时代遗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重申“党是领导一切的”命题。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恢复了阔别多年的提法，提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值得指出的是，这不是一次简单的表述回归，而是被赋予新的内涵，强调“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完善坚持党的领导的体制机制，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发展的能力和定力，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

这一变化是对当前世情、国情、党情的主动适应，也是对新形势下创新改进党的领导方式的前提预设。

（一）世情背景：化解世界政治经济变革对党的领导的严峻挑战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大趋势下，和平与发展虽然依旧是全球的主题，但国际秩序的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显著上升。

一方面，俄乌冲突、中东战火、全球经济整体复苏之路依旧坎坷等一系列问题给中国履行大国责任、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另一方面，美西方对中国的制裁、遏制、打压、抹黑、攻击等行为给中国带来了诸多风险与挑战，影响中国的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

此外，人工智能革命性变化加剧了这一挑战。

中国共产党需要更有智慧、更有格局，洞悉方向、系统谋划，才能更好建构最广泛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统一战线，更好地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以实际行动诠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正能量。

（二）国情背景：适应中国式现代化对党的领导的总体需求

“纵观社会主义从诞生到现在的历史过程，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的全新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实践中没有解决得很好。”

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地探寻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理论。

从烽火连天的革命岁月，到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建设，再到改革开放的春风化雨，中国共产党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中国实际，探索独具特色的现代化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首要原则，是确保国家现代化成功的关键。其实现方式就是“党是领导一切的”，具体则为“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把党的领导贯穿改革各方面全过程，确保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叙事中，“五位一体”和“四个全面”皆是党的领导对象，需要中国共产党扮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角色。从经济结构调整到科技创新驱动，从生态文明建设到民生福祉增进，中国共产党以全局视野和战略定力，统筹谋划，精准施策，确保现代化进程沿着正确轨道稳健推进。

正如古人云：“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中国共产党正是以全局思维把握国家发展的大局，才能引领中国走向独立自主的现代化之路，书写出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篇章。

（三）党情背景：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现实需要

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政党，面临着诸如如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如何防止权力滥用和腐败、如何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等独有的难题。而解决这些难题的关键正在于深刻把握“党是领导一切的”内涵并对其加以合理运用。这不仅要求党通过加强自身领导不断推进自我革命，以刀刃向内的勇气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还需要党领导建立健全监督体系，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以提高领导能力和水平，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赢得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

习近平深刻指出，随着时代的发展，党内状况也在持续发生变化。党员队伍的来源构成、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以及利益诉求等方面日益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这需要我们以更加科学、更加精准的方式加以研究和解决，以确保党内政治生活的严肃性和规范性，推动党的建设不断向纵深发展。

必须深刻认识“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保持党的先进性和战斗力，增强党的执政本领。唯有如此，方能确保党在风云变幻的时代中始终走在前列，不变质不变色，既团结统一又生动活泼，引领中国走向繁荣富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四）民情背景：主动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民心向背，乃为政之根本。历史长河中，民心如舵，决定着国家与政党的兴衰起伏。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作为长期执政的政党，深知人民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落地生根，多项长期困扰人民的难题得到有效破解，党与人民的鱼水之情愈发深厚。然而，挑战与考验从未停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日俱增，与之相对的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依然存在，如何满足人民的期待成为党必须面对的紧迫课题。

面对新时代新挑战，中国共产党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党是领导一切的”原则，这不仅是对党的历史使命的坚守，也是对人民期待的回应。

党将一如既往地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以人民为中心，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己任，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重申

“党是领导一切的”法理依据

简单论及时代回应，不免会让人有“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错觉。也就是说，实践的扎根代替不了理性的归依。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其领导地位和历史使命决定了“党是领导一切的”论断的实质性建构指向必须体现党的性质、中国国体。在党的全面领导下，党政分工而不是党政分开，体现为“领导力与执行力一体化、决策与执行高效互动化”，进而形成“党是领导一切的”前提下的“党政一体化模式”，这也会成为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路径指引。

（一）“党是领导一切的”论断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所决定的

早在建党之初，党就确定“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军，为无产阶级奋斗，和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党”。

在长期的革命实践和社会主义建设及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中，一个事实被反复证明，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为人民、民族谋利益，“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

由此可见，为了实现中华民族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必须确保自身的领导地位不动摇。

周恩来指出，“工人阶级和共产党最本质的东西，是它能使全世界进到没有阶级、谁也不剥削谁的社会”，并充满自信地得出结论，“别的阶级和政党都不能担当这个任务”。这既清醒点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最本质特征，也指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任务。当然，要实现这个任务并不容易。

党的奋斗历史也反复验证了这一结论：倘若没有党的坚强有力领导，那么这一目标的实现无疑是一句空话。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人民实现了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是领导一切的”共识也得以在实践中确立。

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无疑决定了“党是领导一切的”的真理性特质，因为离开了党的领导，中华民族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无从谈起，须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最忠实的代言人”。

（二）“党是领导一切的”论断是由中国国体的性质所确立的

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7月正式成立，从此“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就有了主心骨，中国人民就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

中国共产党通过正确的领导，带领人民历经艰辛，终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历史进程反映了人民的自主选择。

中国共产党在为人民谋福祉的斗争中，以无私的奉献赢得民众的广泛信任与支持，从而确立了其领导地位。

因此，新中国成立以后，就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从国体性质的政治意义来看，这一表述揭示了国体的本质，即国家的阶级属性，具体体现在各类社会群体在国家体制内的地位，包括统治与被统治、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的国体性质条款没有直接表述“党是领导一切的”，但从其政治意义不难看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且其核心领导地位在法律层面上得到了真实的确立。

这也就在实际上构筑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过程中的独特地位，“党是领导一切的”论断有了国家层面的法理认同。

（三）“党是领导一切的”论断是党创新和改进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科学指引

“党是领导一切的”论断作为理论前提的确立，不只停留在理论层面，也自然地充满着当代的实践意义，其必然打破一个时期以来分析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思维框架，不再生硬地引用西方政治政党的叙事逻辑，简单粗暴地把党政关系对立起来。

对党的性质与中国国体性质的分析，不仅明确了“党是领导一切的”论断的法理依据，更指向创新和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目标与路径。

早在2017年，王岐山在讲话中指出，“在中国历史传统中，‘政府’历来是广义的，承担着无限责任。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以及法院和检察院，在广大群众眼里都是政府。

在党的领导下，只有党政分工、没有党政分开”，并强调事关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必须旗帜鲜明、理直气壮。这说明中国的党政关系是需要党政（府）一体化、党权（力机关）一体化、党参（政机关）一体化、党法一体化、党军（队）一体化的。十八大以来的机构改革已经印证了这一点。

从彼此互动运行上看，党作为相对独立的一方，要确保全领域全过程不断提升领导水平和长期执政能力，具体为“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政以及其他共同构成一方，则要突出重执行、保落实、优服务、增绩效，目标指向提升执行力与公信力，从而打造出“党的领导力—政及其他的执行力”的党政一体化模式。

具体到分工边界上来说，党的一方侧重对人民负责，制定重大方略和宏观政策，及监督有关部门的科学运转；而政及其他的一方要把党的决策落到实处，保证其执行绩效，反馈为民众的满意度，形成“决策权—执行权”的分工模式。

2019年，习近平在讲到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时提出，“我们整体性推进中央和地方各级各类机构改革，重构性健全党的领导体系、政府治理体系、武装力量体系、群团工作体系，系统性增强党的领导力、政府执行力、武装力量战斗力、群团组织活力，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主体框架初步建立，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

当前，创新和改进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就是要坚持党政分工与党政一体化前提，进一步转变职能、方式、作风，增强规律性、规范性、人民性。

四、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重申

“党是领导一切的”价值指向

“党是领导一切的”既表明中国共产党人鲜明的政治立场，更是党向来坚持的优良政治品格，也是凝聚党心民心的重要方法和根本原则。它并非一个抽象的政治口号，也绝非为了强化一党之私，其背后蕴含着深刻的价值理性与崇高的目标追求。

新时代重申“党是领导一切的”论断，其核心在于明确其价值指向，即回答“领导一切为了什么”这一根本性问题。这一价值指向，锚定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最终归宿，赋予党的领导正当性、合法性和强大的道义感召力，是理解并自觉坚持这一原则的灵魂所在。

（一）根本目标：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党是领导一切的”原则，其首要价值指向就在于为实现最高理想和当代目标提供最根本的政治保证。它确立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的绝对权威，使之成为凝聚全国各族人民、海内外中华儿女磅礴力量的“战略轴心”。

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拥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这一锐利思想武器，才能在前进的道路上克服一重又一重困难，实现“爬坡过坎”，带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共同谱写了气吞山河的壮丽史诗。

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无数仁人志士和革命前辈的牺牲与奋斗，反复验证了这样一个朴素而又弥足珍贵的真理：“革命理想高于天。没有远大理想，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离开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也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

实现共产主义，首先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进程已经不可逆转，但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性挑战。无论是攻克关键核心技术的“卡脖子”问题、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还是统筹发展和安全、应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都需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只有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才能确保国家发展战略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才能在全国范围内有效整合资源、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形成“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独特优势，从而跨越前进道路上的“雪山”“草地”，征服民族复兴途中的“娄山关”“腊子口”。

在战胜这些挑战和风险、推动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伟大征程中，我们需要具备的条件无疑有很多，但在所有条件中最为关键的一条，仍然是必须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因此，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重申“党是领导一切的”根本原则，其本质是实现最高理想与当前理想相统一，实现国家意志高度统一，确保中华民族巨轮行稳致远。

（二）自我价值：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内在动力

“党是领导一切的”意味着党承担着无比重大的领导责任和历史使命。权力就是责任，责任就要担当。要确保党始终有能力、有资格领导一切，始终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就必须对自身提出最高标准、最严要求。这就逻辑地导出了这一原则的又一个极其重要的自我价值指向：推动党的自我革命，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党的领导地位不是一劳永逸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如果管党治党不力，党的领导弱化、虚化、边缘化，甚至自身腐败变质，那么“领导一切”就会失去根基，甚至走向反面。因此，“党是领导一切的”不仅包含着“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需要，而且体现着促进党内政治生活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方面，通过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使党依靠自身力量发现问题、纠正偏差、推动创新，实现执政能力整体性提升的良性循环。正是这种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才确保了党在领导一切的同时，能够有效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避免陷入“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从而长久地赢得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另一方面，引领党建科学化的内在根本诉求，促进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健康发展。所谓党内政治生活，即指政党围绕自身目标而开展的活动，涉及党内组织体系运转、党内制度实践、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执行、党的纪律和规矩遵守以及党的作风规范坚守等重大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为党的建设创造了全新场景，党的建设也着力解决社会和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抓住了严格党内政治生活这个关键点，也就抓住了解决党内矛盾和问题的钥匙”，须知“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所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重申“党是领导一切的”根本原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重要特征，也为促进党自身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动力引领和行为准则。

（三）核心价值：实现人民群众的全面自由发展

“党是领导一切的”论断绝不是一个脱离人民群众的简单命题，其最终的，也是最崇高的价值指向，是为了更好地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最终实现全面自由发展。

习近平异常清醒地指出：“全党必须牢记，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

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党建学说也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党建科学化的逻辑出发点和现实落脚点必须体现在人民群众的主体存在价值上。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党是领导一切的”内在动力和外在目标绝不仅仅是为了加强党的建设本身，更是为了促进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主体的人民群众及其组成的社会的发展进步。可以说，人民群众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过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和价值，离开了人民群众的全面自由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目标就无法实现，“党是领导一切的”原则就是一句空话。

为此，习近平反复强调“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党上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秉承“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的根本性认识，在高质量发展中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坚决防止两极分化，朝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不断前进。

因此，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重申“党是领导一切的”根本原则，是与每一个人的生存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的，将党的领导权威与人民的主体地位高度统一起来，其核心价值就是推动实现人民群众的全面自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