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皖南事变后，毛主席对国民党、对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自身，采取了三种对策：对国民党，毛主席坚决反对公开宣布中共希望决裂，始终坚持反分裂和反内战这一口号，对蒋介石施加压力；对共产国际，毛主席则特意不断释放要分裂、不怕分裂的信号，制造紧张气氛，从而向苏联施加压力，以达到使苏联最积极主动向蒋介石施加压力的借力打力的政治目标；在党内，毛主席特意制造最紧张氛围，要求全党准备蒋介石投降与分裂这一应付最黑暗局面。

毛主席处理皖南事变善后问题运用的政治谋略、展现的政治手段，是只纠结字面条文的书生所不能理解的，也是站在政治谋略家的角度来看符合实际的精明、正确的选择。

毛主席对待国民党的政策——不公开主动宣布决裂，坚持反内战与统一战线口号

1941年1月13日，毛主席与朱德、王稼祥致电周恩来、叶剑英：“请向当局提出最严重交涉，如不立即解围，我们即刻出兵增助，破裂之责由彼方担负。我们今日发出之通电，望立即散发。”（《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41年，四十八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席的态度很明确——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你“围剿”我，责任在你。同日，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的名义致电国民党，表示：“特电奉达,敬恳中央立解皖南大军之包围,开放挺等北上之道路，撒退华中之剿共军,平毁西北之封锁线,停止全国之屠杀，制止黑暗之反动，以挽危局，以全国命。敬恳诸公仗义执言，予以援助。临电悲愤,不尽欲言。”（《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42页。）这是中共中央对皖南事变的最早表态——要求国民党反对全国屠杀、制止国内黑暗反动，也就是要求他们反对内战、停止破坏统一战线的反动行为。

1月17日，国民党发布污蔑中共与新四军的电令。1月18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皖南事变的谈话。中共中央指出：“反对一切破坏抗战、破坏团结之阴谋计划。”“我们深信全国各党派及无党派的大多数军民同胞，一定以民族国家命运为重,与我们站在一条战线上,反对少数亲日分子及民族败类,打破他们的内战外和、投降卖国的无耻阴谋。”（《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69页。）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要求对外提出一系列政治攻势口号，其中包括：“立刻停止华中二十万大军前进剿共,反对内战，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前线国军同八路军新四军团结起来，枪口一致对日!”“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驱逐亲日派头子何应钦,陈立夫!”（《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74页。）可见，随着国民党愈加反动，中共中央对外反击仍然坚持“反对内战”“反对分裂”“团结抗战”的口号。1月19日，主席与朱德、王稼祥致电彭德怀并告刘少奇：“我们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采取必要步骤。在政治上全面揭破蒋之阴谋，但暂时不提蒋名字，见《新中华报》社论及中共发言人谈话。惟仍取防御姿态，在‘坚持抗日，反对内战’口号下动员群众。”（《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41年，四十八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可见，主席定下了斗争的基调——对外坚持以“坚持抗战，反对内战”为口号，不公开主动宣布要求决裂。

1月20日，毛主席以中共中央发言人名义，理直气壮的提出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强调：“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第二，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第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如能实行以上十二条，则事态自然平复，我们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必不过为已甚。否则，‘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反动派必然是搬起石头打他们自己的脚，那时我们就爱莫能助了。我们是珍重合作的，但必须他们也珍重合作。老实说，我们的让步是有限度的，我们让步的阶段已经完结了。他们已经杀了第一刀，这个伤痕是很深重的。他们如果还为前途着想，他们就应该自己出来医治这个伤痕。‘亡羊补牢，犹未为晚。’这是他们自己性命交关的大问题，我们不得不尽最后的忠告。如若他们怙恶不悛，继续胡闹那时，全国人民忍无可忍，把他们抛到茅厕里去，那就悔之无及了。”（《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主席这里表达的意思很清楚：（1）我们中共一直主动对外公开宣布我们重视合作，我们想合作不想决裂；（2）我们没有公开提出我们主动要决裂，但是不能只能让我们珍爱合作而不让他们珍爱合作；（3）我们虽然对外宣布要团结不要分裂，但是我们也宣布了我们的底线：实行十二条，停止对我们的无理迫害。蒋介石继续无理取闹，我们就不怕决裂，责任在蒋介石不在我们。这迫使蒋介石如果不想决裂就不得不以妥协的方式放弃决裂的正确方针。

1月25日，毛主席致电周恩来，表示：“人家已宣布我们叛变,我们决不能再取游移态度，我们决不能再容忍，我们决不能怕破裂，否则我就要犯严重错误，因此延安命令及谈话的全部，包括文字在内是完全正确的。我们表明态度之后听凭蒋介石去处置，或者他执行我们的十二条，两党重归妥协，或者实行全面破裂。你们应向各方表示，蒋介石已将我们推到对立地位，除非蒋介石取消十七号命令及实行其他必要让步，我们是只有和他对立一途,因为我没有别的路走,你们应迅即回延。”（《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90页。）主席这里提到的延安命令与谈话，就包括18日中共中央的指示与20日中共中央提出“十二条”的谈话——这些指示和谈话的精神就是“我们公开主张合作，但是我们绝不要如此屈辱、遭到“友军”残酷屠杀与迫害的合作”。主席讲的意思很清楚：（1）蒋介石已经宣布新四军叛变、破坏统一战线，我们还按照18日与20日命令、谈话精神，提出“十二条”对外表明我们愿意合作，不主动宣布我们要决裂，已经展现了足够的合作诚意；（2）虽然我们对外表示珍爱合作，但是我们也不要被欺压的“合作”、不能再让步了——要么国民党接受中共的十二条以示妥协，要么全面破裂——这样责任也是由率先挑事儿的国民党承担，不由在国民党挑事儿之后仍公开提出反对分裂和内战的中共来担。主席这一电报的精神，中共在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期间长期坚持而不动摇，直到蒋介石不得不做出有限让步。同日，主席还致电周恩来，指出：“关于所谓军纪军令迫我北移及各地捉人杀人一切反革命行为，我们均咬定是亲日派承日寇命令所为。这样一来,使我政治上处于优势,使蒋介石及国民党不得不转入辩护地位”“我们一月二十日的策略，可以对付两种情势中之任何一种:如蒋业已准备全面破裂，我们便是以破裂对付破裂;如蒋并未准备全面破裂,我们便是以尖锐对立求得暂时缓和。”（《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91页。）“我们的让步阶段已经完结，我们须准备对付全面破裂，蒋以为我们怕破裂，我们须表示不怕破裂。”（《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93页。）正如主席所说，我们的政治攻势就是要使处于政治被动的蒋介石要合作就必须向我们妥协、即使要分裂责任也在他们不在我们。主席这里提到的“准备对付全面破裂”，是要求全党做最困难准备、要求全党别对蒋介石抱有幻想，这在战略上是必要的，与对外公开不主动表示愿意决裂并不冲突。

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精神，1940年1月下旬，“蒋介石通过张冲找周恩来、叶剑英，希望恢复两党谈判，并以允许中共在江南部队集中展期北移，新四军归入八路军扩大其编制等为条件。周恩来等答复：不实行十二条，无谈判可能。二十七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你们的态度是完全正确的”（《周恩来年谱（1898—1949）》1941年，43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所以，1月27日，主席还指出：“同意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逐步撤退的办法，在蒋介石宣布全面破裂(取消八路军番号，宣布中共‘叛变’)以前，办事处仍留少数人不走。蒋介石不取消一一七命令并实行十二条，则不能恢复谈判，这个态度是完全正确的。日、蒋间矛盾尚可利用日军如大举进攻，必是配合亲日派之行动，目的在威胁蒋介石妥协。”（《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41年，四十八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月29日，主席指出：“在国民党没有宣布全面破裂以前，我们并不断绝和他们往来，惟对两党关系，须坚持我们十二条件，不再谈其他问题（如北移、扩军、边区等）”“蒋二十七日讲演已转入辩护（防御）态度，可见各方不满”（《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41年，四十八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可见，主席不主动宣布要破裂同时，也在蒋介石让步之前绝不对“十二条”做仍和松口，坚决表示“要合作必须实行十二条”的精神。2月2日，主席指出：“我们的方针:政治方面，继续攻势，坚持十二条，在适当的条件下不拒绝妥协，但目前绝不松口。”（《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41年，四十八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可见，主席的政策是灵活的：蒋介石不让步，决不放弃十二条；蒋介石让步之后，再考虑适当妥协。

在毛主席的十二条坚持下，蒋介石被迫让步。3月1日，蒋介石“主持召开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大会，并发表演讲，强调军令、政令必须统一,同时表示保证‘以后再亦无剿共的军事’。”（《蒋介石年谱》，第287页。1995年版）当时，“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这次会议,以示对皖南事变及蒋介石拒绝中共所提临时解决办法12条的抗议。”（《蒋介石年谱》，第287页。1995年版）4月26日，毛主席致电周恩来，指出：“表示我党愿意同国民党继续团结抗日，惟望国民党改变对内政策，并对八路军发饷，合理解决新四军问题。”（《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41年，四十八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我们的政治攻势迫使蒋介石让步之后，主席就要求我们也表示了继续合作的诚意。这就是有理有利有节。

可见，在与国民党集团的斗争中，一方面，主席要求中共绝不公开主动对外表示要决裂，始终公开宣传反对内战与反对分裂的口号；另一方面，主席长期要求以蒋介石实行十二条为恢复合作的条件、表示我们不怕决裂。当时蒋介石破坏统一战线已成事实，中共还不公开宣布分裂、还公开提出反对分裂和内战的20日声明，已经给足了诚意——如果蒋介石还不接受十二条，即使是蒋介石抽疯、真宣布分裂，责任也完全在蒋。这就相当于“合作珍爱度测试”，国民党先得了负一分、共产党后得了正一分，即使共产党原地踏步坚持十二条、不再以“让步”得二分，照样比国民党分高。主席制定的这一政策，是符合实际的正确政策——既表达了强硬态度，又对外显示了合作诚意。

毛主席对待共产国际的政策——大力制造要决裂、愿意决裂、不怕决裂的紧张气氛，对其施加压力，使其不得不对蒋介石施压

毛主席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援助，但是讲究争取的艺术：他要调动支援者，变我求人为人求我、变我请人帮忙为人积极主动帮我们忙。这样，我们就能保持战略主动；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调动支援者的支援积极性。

一方面，毛主席对外从不主动宣布中共要和国民党决裂；另一方面，毛主席给共产国际施加了大量“要决裂”的压力。1940年1月16日，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向毛主席传达了苏联驻华大使的意见：“今天的工作中心，仍是求得抗战继续”。（《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关于苏美英等大使对皖南事变态度致毛泽东电（1941年1月16日）》。）毛主席则发现了“借力打力”的有利时机。面对西线希特勒集团的强大压力，苏联极其需要一个安全的远东大后方——如果在日本虎视眈眈的情况下国共大战重启，远东地区一定产生极端混战的局面、自顾不暇的国共两党根本无法集中精力牵制日本、日本的势力范围将进一步扩大，苏联远东安全一定受到严重威胁。我们把局面说得越黑暗、越表示我们要决裂，苏联越为了自己有一个能牵制日本的远东大后方，越不得不以最大的积极性对蒋介石施加压力。

为了给共产国际制造“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紧张气氛、使苏联感受到远东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毛主席向共产国际连续发出“重磅炸弹”。1月21日，主席向季米特洛夫提出了“挺进甘川”惊天计划：“在军事方面,决定暂时进行防御战,今后,如有必要,将采取反攻步骤,向甘肃和四川两省突破。”“请向我们介绍一下,苏联对蒋介石是什么政策......能否在今年秋冬或者明年春向我们提供具体的军事援助。”（《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第十九卷》，第125-126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之后，主席还用“必然决裂”“蒋介石投降日本”进一步对苏联施加压力：“我们不得不走上决裂之路,这也是因为蒋介石对我们施加的压力已达到极限。”（《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第十九卷》，第129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但是破裂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在彻底破裂之后,蒋介石肯定要向日本投降。那时我们无疑将会处境艰难,受到来自日本和蒋介石两个方面的打击(在华中,我们已经处在两个方面的打击之下)。如果那时你们不能公开援助我们,那我们的困难将是很大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第十九卷》，第132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席的意思很清楚——就是要让共产国际感受到东亚局势的极端紧张、就是要让苏联感受到远东大后方的严重混乱，从而使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也不得不以最大的积极性向蒋介石施压。

主席与恐吓苏联一样，让周恩来询问崔可夫这些问题：“何种时机他们可以公开援助我们?”“五月后他们有何办法援助我们夺取兰州?”“如没有飞机及攻城部队夺取兰州及甘、凉、肃三州是不可能的，而这一问题迟早必须解决。”（《毛泽东关于请问崔可夫苏联何时可以公开援助我们给周恩来电(1930年1月30日)》）看来，苏联驻华武官崔可夫的处境比季米特洛夫还要“惨”。为了“夺取兰州”“打下三州”，主席连空军都找苏联“要”上了。不得不说，主席的政治手段太精明——这就把紧张气氛制造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像把苏联放在炭火上烤一样令其难受。主席这是在通过周恩来进一步向苏联制造紧张气氛。没有主席以分裂“恐吓”苏联、提出军火要求，苏联就不会以最大程度的积极性、为了自身远东安全利益也要使劲向蒋介石施压。当时苏联对毛主席的心态，用一句玩梗的话说，就是“你不要过来呀！”

在毛主席的政治压力影响下，苏联对蒋介石展开了强烈的政治攻势。可见，主席在运用正确的施压政治手段夺取了最大的借力打力效益。1月25日，蒋介石会见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苏大使指出国民党军队进攻新四军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来说,内战将意味着灭亡。蒋介石反诬新四军在江北袭击国民党军。”（《蒋介石年谱》，第287页。1995年版）“斯特朗、斯诺等在美国报纸上发表报道和评论，向世界披露皖南事变的真相。英、美、苏等国都不支持蒋介石的做法，对他形成很大压力。”（《毛泽东传》：《第24章、皖南事变前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这就是毛主席“借力打力”政治艺术的成功实践。

综上可见，毛主席特意在给苏联制造紧张氛围，成功使己求人变成人求己、请人帮忙变成让人家不得不帮忙。主席不仅发“决裂”炸弹向国际施压，而且还问过“具体军事援助计划”“打兰州的话何时给我们派飞机”，如大闹天宫，搞得苏联不得不以最大的积极性对蒋介石强力施压，最终实现了借力打力。向共产国际放“炸弹”，是作为政治谋略家的毛泽东“致人而不致于人”的精明政治手段，也是对于中共来说最正确的选择。毛主席争取支援，是变求人为人求己、站着把钱赚了；后来的一些人们，则是以退让求美帝“支援”，结果一再适得其反、得不偿失。无论是眼光的老辣、手段的精明还是气魄、胆略，很多从不承认自己有“严重错误”、只说毛主席有“严重错误”的后人，真的是根本没法和毛主席相比。

毛主席在中共党内实行的政策——“吹风”、制造紧张气氛，使全党做好最黑暗准备，不对蒋介石抱任何幻想

王明路线的重大遗毒，就是使党内出现了一股对蒋介石抱有严重幻想、认为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给蒋介石翻案的“右倾翻案风”。皖南事变、第二次反共高潮，更是蒋介石在抗日战争时期发动的最大规模、最激烈的一次反共高潮。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根本粉碎全党对蒋介石的幻想、根本反击“右倾翻案风”，毛主席没有任何理由不向全党吹“黑暗风”、制造“蒋介石投降”“破裂是好事不是坏事”“做应付国共破裂与蒋日联合反共这一最困难局面的准备”等等最紧张气氛，以加强全党在抗战以来最危险时刻对蒋介石的高度警惕，从而保证全党丝毫不动摇独立自主的决心。同时，毛主席为反“右倾翻案风”吹“黑暗风”时，精确拿捏一个底线——对外不公开主动宣布要与国民党决裂。

1月14日，毛主席开始向全党吹“黑暗风”。主席指出：“中央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做全面大反攻。”“除已令苏北、山东迅即准备一切，待命消灭韩德勤、沈鸿烈，同时发出最严重抗议通电，并向蒋介石直接谈判外，我华北各部须遵前令，提前准备机动部队，准备对付最严重事变。”（《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46页。）主席这里说的“军事反攻”只是准备反攻、做了基本的准备性的“规划”，并无任何具体的战役反攻部署，还强调了要他们“待命”。可见，主席这样讲，无非是让全党绷紧弦、提高警惕、不对蒋介石抱任何幻想、做最困难准备。所以，1941年1月15日，刘少奇向毛主席提议：“以在全国主要的实行政治上全面大反攻，但在军事上除个别地区外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毛泽东年谱（第二卷）》（2023年修订版），第260页。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实际只是他捅破了一层窗户纸、理解了主席所讲的“军事上准备反攻”的深层含义——不是要直接反攻，而是让全党加紧准备，而非刘少奇对毛主席的“犯颜直谏”。主席一看，是刘少奇看明白了自己的深层意图，所以采纳了他的这一建议。

在蒋介石抗战以来最嚣张反共的时期，为根本抵制“右倾翻案风”，1月18日，主席向全党进一步吹起“黑暗风”：“这是抗战以来国共两党间,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空前的严重事变，应该引起全党及全国人民的注意。国民党现已公开宣布新四军叛变，叶挺交军法审判。国民党这一政治步骤，表示他自己已在准备着与我党破裂,这是七七抗战以来国民党第一次重大政治变化的表现。”（《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73页。）然而，也正是在党内吹“黑暗风”的这一指示中，主席要求我党对外仍然坚持反对内战和分裂的口号。1月29日，主席继续向全党吹风：“蒋介石以皖南聚歼新四军及一一七反动命令的步骤，把我党我军及全国人民推到和他完全对立的地位，他使我党我军及全国人民除了和他完全对立以外，没有其他路走，因此，破裂的责任完全在将介石方面，而一切人民的同情都到了我们方面。”“必须指出目前的问题是政治问题，是全局问题，是与外交分不开的问题。必须指出这次事变是蒋介石发动全面破裂的开始”“但蒋介石实行全面破裂的前途是确定了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册）》，第26-28页。）同时，主席还表示：“在蒋介石没有宣布全面破裂以前，在他还只宣布所谓新四军叛变，没有宣布所谓八路军与共产党叛变以前，我们亦不公开提出反蒋口号，而在公开发表的文字中则用当局字样或其他暗指办法,代替蒋介石的名字。对于何应钦等亲日派首领，则指名反对之......但对于日蒋间的矛盾，即使是很小，亦须加以利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册）》，第29页。）可见，毛主席对内以“黑暗风”反“右倾翻案风”，保证党内对蒋介石不抱丝毫幻想、在蒋介石最嚣张反共而且已经以屠杀新四军将士暴露其反动罪恶真面目之时丝毫不动摇；对外精准拿捏不主动宣布破裂的尺度，保证政治上的有利地位——这确实是最符合当时中共利益诉求的精明政治手段。

为了让“黑暗风”吹得更猛烈、让全党在蒋介石最嚣张反共阶段最大限度提高警惕，也为配合中共向共产国际施加压力的战略需要，主席1月19日致电彭德怀并告刘少奇，指出：“我们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采取必要步骤。在政治上全面揭破蒋之阴谋,惟仍取防御姿态;在军事上先取防御战,必要时打到甘泉、洛川去;在组织上拟准备撤销各办事处。”（《毛泽东军事年谱（1927-1958）》，第344页。广西人民出版社）注意，主席这里提到的只是“准备”，也就是设想，并未到具体部署的阶段，这是向全党全面吹起“黑暗风”、保证全党不对蒋介石抱有任何幻想的必要政治手段——军事上政治上不全吹风，则吹不“像”。1月23日，主席再次致电彭德怀，指出：“蒋介石已把我们推到和他完全对立的地位。政治方针中央已决定并在实施,惟军事方针暂时还只能取守势,如立即取攻势,即须调动华北兵力,即须有决心同蒋介石打到底,在边区停止是不可能的,故目前还不能下调动大部队的决心。请答复:我们能集中多少炮兵,在华北除贺(龙)关(向应)外三个月内能否抽出五万兵力,将晋东南交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你率总部西进对华北作战有无妨碍,能否筹足五万人五个月的经费带走。”（《毛泽东军事年谱（1927-1958）》，第345页。广西人民出版社）主席这此吹“黑暗风”吹得很猛，可谓军事、政治“双管齐下”。同时，我们可见主席和彭德怀这时针对“军事攻势”还在商讨、还没有到具体部署的阶段，这也是主席为保证全党不对蒋介石抱有幻想、绷紧弦的必要手段。

2月1日，主席再次致电彭德怀，表示：“‘日蒋矛盾仍是目前的基本矛盾,我们仍须尽量利用之,使时局再拖几个月的可能性仍是有的。’国共由一月十七日的开始破裂到将来某时的全部破裂有一个过程,此过程由日蒋矛盾的变化及我们政策来决定,我们方针是利用这个过程,使破裂于我有利。但我军事准备应放在可能短一点上。‘必须控制主动性于我手中,目前政治上我已有主动性,军事上目前之准备出兵(要积极加紧)与将来之何时出兵与如何出法(要审慎),亦必须掌握主动性,估计此主动性要待国际条件成熟时才能完全到我手中,我们决不能丧失主动性。这是胜利与失败的重要条件。’”（《毛泽东军事年谱（1927-1958）》，第346-347页。广西人民出版社）主席的意思很清楚：（1）对外千万别主动宣布要破裂，这是中共当时对蒋政策的底线；（2）对内仍然军事政治“双管齐下”，吹“黑暗风”，即使指出对外表示的政策是不主动宣布破裂，也要对内表示一定会出现全部破裂，进而要求全党继续绷紧弦、不对蒋介石抱任何幻想，保证“右倾翻案风”在党内不再刮起来；（3）“何时出兵”“怎样出兵”，主席都还没有决定，还处于和彭德怀讨论的阶段、仍然没有到部署实施的阶段，可见主席这时提出“准备军事反攻”还是为配合政治上吹“黑暗风“的战略需要。

《彭德怀年谱》记载，1月26日，彭德怀“为应付蒋之进攻，致电中共中央:我应坚持华北，但今天战略中心是西北。”“毛泽东于2月1日复电，同意彭之华北出兵计划，不下通令，由彭个别准备之。”“2月1日毛泽东来电:日蒋矛盾仍是目前基本矛盾，仍须尽量利用之。现我们在政治上已有主动性，军事上亦必须掌握主动性，何时出兵与如何出，要审慎”（《彭德怀年谱》，第245-246页。）可见，主席连出兵的通令都不让彭德怀下，只让彭德怀个别准备。实际上，主席在党内吹准备军事攻势的”黑暗风“，也不无另一种考虑——将前线指战员的困难反映作为我们中共准备进一步给共产国际施压的“直接材料”——如果释放“分裂炸弹”的“恐吓”还不够让苏联感冒，那么就将彭德怀等人提出的“武器困难”“计划设想”“计划困难”等等“分裂炸弹”一并投在共产国际那边，给共产国际增加“我们真在准备攻势，没有骗你”的“感性认识”，以实现加剧苏联的紧张、进一步增强苏联向蒋介石施压的积极性的“借力打力”的目的。主席1月23日询问彭德怀“军事攻势”困难后，1月30日特意让周恩来给崔可夫投“没有空军打不下甘肃”“空军支援我们攻克兰州”等等“重磅炸弹”，何尝不是“国内国外一盘棋”？

综上所述，主席没有任何理由不吹“黑暗风”——这是保证全党在蒋介石最嚣张反共阶段不对蒋介石抱有丝毫幻想、进一步清除第二次王明路线遗毒的唯一正确方针；主席也没有任何理由不在吹“黑暗风”时政治、军事双管齐下——只有政治没有军事，就难以显得全面而真实，难以使全党充分警惕——没有军事上吹“黑暗风”后积累的“感性材料”，也就无法进一步“恐吓”共产国际。总之，主席没有任何理由不采取这一对当时中共来说唯一正确的政治手段。即使蒋介石后来没有投降日本，经历过皖南事变、见证新四军将士们遭遇残酷屠杀、认识到蒋介石极端反动的多数共产党领导同志与多数八路军、新四军广大战士，也一定不再对蒋介石抱有幻想了。

结语：

对蒋介石开展政治攻势又不主动宣布决裂、对共产国际施加压力实现借力打力、在党内吹“黑暗风”以保证全党在蒋介石最嚣张反共阶段根本抵制“右倾翻案风”——这就是毛主席处理皖南事变善后问题的政治谋略。对于毛主席决策抗美援朝，基辛格曾经评价说:“毛泽东有理由认为，如果他不在朝鲜阻挡美国，他或许将会在中国领土上和美国交战;最起码，他没有得到理由去做出相反的结论。”（亨利·基辛格：《大外交》）对于毛主席处理皖南事变善后问题的抉择，我们也可以说：“毛泽东有理由认为，如果他不向苏联制造要决裂、不怕决裂的紧张氛围，他就难以使苏联为了自身安全利益也要最积极主动的向蒋介石施压；最起码，他没有理由去做出相反的结论。毛泽东也有理由认为，如果他在蒋介石最嚣张反共的时期不要求处于弱势的共产党做出应对最黑暗局面的准备，党内就可能存在对蒋介石抱有幻想的右倾投降主义危险；最起码，他没有理由去做出相反的结论。”毛主席的选择，确实是当时最符合实际的选择，他也没有任何理由不做这些选择。当毛主席采取了这些政治手段之后，无论是党内同志还是国民党、无论是中国内部各个政治集团还是国外的苏联、共产国际，都在主动或被动的按照他最希望的方向行动，甚至可以说是被他“操控于股掌之间”。毛主席处理皖南事变善后问题的精明决策，显示了他作为政治谋略家在全党首屈一指的眼光、手段和胆略，这是后世称他犯过“严重错误”的人们都难以和他相比的。

作者：铁穆臻；来源：毛著毛时代史Maoism研究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