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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小鲁:学雷锋,二三事
点击:  作者:赵小鲁    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发布时间:2020-03-05 11:0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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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雷锋有用吗?现在的年轻人,经常这样问。我在给年轻律师讲课时,一些年轻人也经常问:赵老师,你们那会儿学雷锋,是真心学吗?我觉得,不用讲大道理,还是说说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吧。

我们那个年代,正是全国学雷锋的时候。正在成长的一代人,就是后来的老三届,都以学雷锋为荣。正是在毛主席号召下,全国都学雷锋,造就了新中国一代人的家国情怀,社会的清廉正直风气。

我那时候还小,但学雷锋是真心实意,一是艰苦朴素;二是助人为乐。我曾经三年没有吃过一根冰棍,省下的钱贴补了车站财务的亏损;我的工作服打了三十六个补丁,但却节省下两套簇新的工作服上交给了国家。我坚持数年每天只吃五分钱的素菜,吃酱油面,并非经济上不可以吃两毛五分的肉菜,只为了锻炼自己的意志。我后来所有的情操品格,都来源于少年时学习雷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所以,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就在雷锋精神之中。
 
一、雨夜送残疾老人的故事

年纪大了,渐渐开始回忆。以前已经模糊甚至早已多年不提,已经深埋在记忆深处的一些事情,一旦吹散尘封多年的灰尘,思绪居然如此栩栩如生,很多情景,就像昨天发生的一样。年代越久远,回忆就越清晰。也许,这种感觉,只有老年人才会体会。

一阵积压已久的冲动,促使我起笔,写下四十多年前一个雨夜的故事。

那时我刚刚参加工作不久,大概十八九岁。我在周口店火车站工作。由于工作极其繁重,我每个月,只能回家两三次。通常,是坐通勤车,在永定门,或者是北京站下车。然后,做公共汽车,到西单。我和父母一起住在西单大木仓胡同35号的教育部大院。

有一次,我在琉璃河车站办完事,顺便就坐路过的快车回家。结果那趟快车晚点,到达北京站,已经天色渐黑了。偏偏赶上下雨,乌云凝重,我只想赶快走出车站,坐公共汽车,赶回家去。

在车站出站通道,随着人流,我看到一个老人,双腿已经残疾,跪卧在一个木板做的小车上,木板下面安了四个轱辘,应该是铁做的,木板上放着一根绳子,看来是拉车用的。老人身材消瘦,满头白发,正在奋力挥动两只胳膊,用两只手,像划水一样,左右撑地,滑动小木板车艰难前行。两只手,带着厚厚的手套似的东西,颜色黢黑,看不出什么布料,也可能不是手套,仅仅是缠着一些布条而已。

我没有多想,就想快步赶超过去。我几步就越过了老人。正要前行,身后车轮“咕噜咕噜”划在地上的声音,老人越来越粗重的喘息声,使我不由自主放慢了脚步。回头一看,老人已经从身后爬行过来。我二话没说,把自己的一个军用挎包背在身后,腾出两只手,弯腰抓起木板车上的一根绳子,冲老人点点头,拉着木板车,就大步流星的往前走。一会儿,就走到出站口。那会儿,社会风气很好,旅客们看到一个小伙子,手中拽着一根绳子,拉着一个跪卧在木板车上的老人,都纷纷让道,检票员赶快打开侧门,帮助老人检票过出站口。

拉着老人出了车站,外边已经是漆黑一片。我以为广场上一定有亲友接老人。没有想到,一个人也没有。老人跪卧在木板上,操着一口很难懂的南方话,说,小伙子,请帮我问问去国防部坐几路车。我说,您别急,我去问一问,就从挎包中拿出了一件铁路发的雨衣,披在身上,到广场公共汽车站看站牌。我知道国防部好像是在北海附近,就找到车站,一问路人,才知道,中间还要倒车。这可麻烦了。老人双腿残疾,自己都不能上下车,中间还要倒车,可怎么办呢?

我没有多想,就决定再送老人一程。公共汽车来了,我把老人背在背上,一手拿着木板车,其实就是装了四个轱辘的一块木板,上了汽车。雨天夜晚,车上已经没有几个乘客,我把老人放在座位上,替老人买了车票。到换车站了,我问了换车的地方,把雨衣给老人披上,背上老人,一手提着木板车,下了汽车。老人在我的背上,一直嘟嘟囔囔,说些感谢的话,我也没有听清,也顾不得听。

下了车,雨水一下子就把我的衣服打湿了,一瞬间,浑身就成了落汤鸡。我也顾不得许多,着急找换车站。结果越急越乱,换车站根本找不到。雨越下越大,街道上已经冷冷清清,没有几个人影。我努力定下神,心想,别着急,不就是北海附近的国防部吗,索性走过去吧。我把想法和老人说了,老人一下子哭了,说什么也不让我送。我不再多说,背起老人就走。那时候,我身体壮得像一头牛,老人瘦小枯干,背在身上,几乎没有分量。我大步流星的走着,好在从小在北京长大,十分熟悉。路熟心就不乱,一边走,一边和老人聊天。断断续续,老人的口音习惯了一些,意思也能听明白了。原来老人是江西瑞金人。儿子从小参加了红军,随红军长征以后,就一直没有音信。多年过去,突然接到儿子来信,说自己在国防部工作,等有机会回家接老人到北京来住。老人家中已经没有亲人,就变卖家产,凑了盘缠,买了火车票,直接到北京找儿子。原来说好儿子会来接站,结果老人见儿心切,提前买了车票,蒙头蒙脑,到了北京。我一边和老人聊天,一边加快脚步。

这时,雨越来越大,豆大的雨点打得我几乎睁不开眼睛。背上的老人也显得越来越沉。脚步也越来越沉重了。这时,我抖擞精神,迎着大雨,唱起了《抬头望见北斗星》。这是我们那一代年轻人最爱唱的一首歌。其中有几句歌词,还依稀记得: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迷路时想你有方向,黑夜里想你照路程。......我五音不全,从来不在人前唱歌。这时大雨磅沱,街静无人,反而扯开了嗓子,雨点直接打进嘴里,喘不上气来,我就一口雨水,一句歌词,越唱越有精神,脚步又轻快起来。终于,终于,不知不觉,我看到了国防部门口的灯光和站岗的哨兵。

我不顾大雨,背着老人,一手还提着木板车,径直向国防部大门口走去。突然,从岗哨背后,转出一名军官,隔着老远,就向我挥手,命令我站住。我又走了几步,大声说,这是一位老乡,到国防部找人的。也许军官看我一口北京腔,不像坏人,就让我在大门洞停下避雨,问我怎么回事。我就三言两语,把事情一说,值勤军官严肃的表情和缓下来,问我找谁?我这才想起,到底找谁,我还没有问呢。我赶快把老人放在一张椅子上,问,你儿子是谁啊?老人说了一个名字,又颤巍巍的,把手伸进怀里,摸索了半天,掏出一张纸条,纸条已经有些潮湿了,上边写着一个人名,还有电话。值勤军官拿过纸条看了一下,又看看我们,没有说话,转身进了值班室。我听到他打电话的声音。一会儿,这位值勤军官出来,很客气地对我说,小伙子,你是这位老人的什么人?我说,不认识,就是在车站碰上的。值勤军官说,老人找的人,是我们的一位首长,已经联系上了。首长正在赶过来,并一再说,谢谢你,请你一起去家里做客。我一块石头落了地,也顾不得老人一再感谢,就匆匆说,我不去了。我还得回家。我奶奶还等着我呐。

说吧,转身而去。

做了这件好事,我也很高兴。只是回到家中,老奶奶看我淋的落汤鸡一样,很是心疼。后来,我把这件事情写在了日记中。可是五十年过去了,多次搬家,我的日记都没有了。

我曾经在铁路介绍学雷锋的体会时,提到了这件事。

后来,有的朋友问我,小鲁,万一那个老人是骗子怎么办?

我说,我没有想过。
 
二、堵油罐车漏油的故事

年代还是那个时候,七零年、七一年左右。

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七日,我正式参加工作。原来准备去云南建设兵团,家里樟木箱子都买好了,结果,有一天,我的同学李勇,我们都叫他大四,兴冲冲的跑来告诉我,小鲁,你分到铁路了。我们在一起。

于是,我在十七岁刚过的年纪,和六个北京学生,都是十六七岁,一起分到北京铁路分局,又分到丰台车务段,再分到周口店火车站。一沉到底。

我是调车工人。这一段生活经历,我写在了《我的学徒经历》(四篇)中。我参加工作半年后,就单干了。文学一点的词汇,是“放单飞”,就是出徒了。工资从十六元,长到三十二元。我的工作,是调车,还担任从琉璃河到周口店的货车列车长。列车长,听起来挺神气,其实就是检查列车,押着一列货车从琉璃河到周口店,分组,解体,装卸车,再编组,返回琉璃河正线。

车长的工作很单调,也很重要。我要一辆车一辆车的检查,对照编组顺序,逐一核对车型,吨位,车号,货物是否装载妥当,车辆之间挂钩是否挂好,挂钩的钩销是否落实,制动风管是否接好,车轴是否正常,......然后,指挥机车试风制动,一切无误,最后确认出发信号灯是绿色,就用手中的信号灯,白天是信号旗,给机车发出信号,准许列车出发。

一列货车有多长呢?正线列车,通常有七八十辆,一千米左右,甚至更长。正线列车,经常有一百多节车厢的,风驰电掣,呼啸而过,每次接车时,都会有一种惊心动魄的感觉,极为壮观。支线货车,一列大概也有六七十辆,几百米长。反复检查几个来回,总有一两公里的路程。这中间,十数个环节,一点不能大意。

我在周口店时,一开始在支线做货车的列车长。

有一天,冬天,夜班,大概十点多钟了,天气奇冷。我在琉璃河车站,身上穿着铁路发的厚厚的棉工作服,头上戴着我叔叔给我买的一顶狗皮帽子,手上是厚厚的手套,,浑身严实,全副武装,正提着信号灯,一辆车一辆车的检查车辆。不时有正线通过的列车,一路鸣着汽笛,轰隆轰隆的呼啸而过。当列车通过以后,整个调车场,除了远处的调车机车传来几声鸣笛,周围又静的出奇。头顶上,是无数高高的照明灯,把车场照得如同白昼。但在一列列停留在调车线上的列车中间,又留下长长的阴影,黢黑黢黑。

我提着信号灯,正在一丝不苟检查车辆。突然,感觉脚下踩到一滩黏糊糊的东西。低头一看,是一滩黑糊糊的液体,粘在鞋子上,粘乎乎的。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就着信号灯仔细一看,原来是黑糊糊的原油。顺着原油流过来的方向看去,好像是从远处流过来的。不好,是不是油罐车漏油了?!我听石楼的同伴说过这样的事情。一辆五六十吨的油罐车,油管漏油,只有眼睁睁看着整整一罐车的原油流淌干净,没有任何办法。因为油管就在油罐车的下部,一旦油管的管盖没有拧紧,被油罐车的巨大压力顶开,原油就会一股脑的喷流而出,根本没有办法。

当时正是全国学习铁人王进喜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国家缺油缺的厉害。一辆油罐车装载五十吨六十吨的原油,不知道有多么珍贵。我不敢怠慢,赶紧提着信号灯,顺着原油流淌的方向一路查看过去,这时,原油流淌的好像还不太多,我静静一听,在不远处邻线的一列油罐车,传来了哗哗的声音。就像流淌的自来水声音,但原油会粘稠的多。我赶紧顺藤摸瓜,小跑过去,借着调车场明亮的灯光,看到一辆大油罐车,底部的油管盖子被顶开了一半,黑糊糊的原油正在如一股喷泉一般流淌出来。我急得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是感觉,好像自己的血液在往外流淌一样。突然,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一股力量,脱下棉衣,一下子冲上去,用棉衣堵住了油管盖子。强大的油管压力一下子把棉衣顶开,粘稠的原油喷了我一脸一身。我的眼睛几乎被糊住了。趁着眼睛余光,我瞅准油管管口,再次冲上去,用棉衣堵住管口盖子,整个身体牢牢地压在油罐车的管口盖子上。油罐车的管口盖子一下子被堵住了,但我能够感觉到巨大的压力正在努力想冲开油管口。原油以更猛烈的速度,从没有堵严的盖子缝隙处呲呲的喷射出来。我闭着眼睛,大声喊,快来人哪!油罐车漏油了。正在附近作业的两个师傅闻讯赶到,大家七手八脚,把油管盖子拧住,再拧住,终于,完全拧住了。

正在附近巡岗的张段长也闻讯赶来,赶快让其他师傅帮助我先把被原油糊住的棉衣拿下来,让我换上一件干净的棉衣御寒,又嘘寒问暖,一通表扬。张段长说,小鲁,你做的好!回去先休息。我马上发给你一套新棉服。

后来,听说张春海段长在全段表扬了我,好像还有书面表扬,不过我没有看见。也没有人正式告诉我。只是,我们车站的赵玉龙书记,倒是大会小会表扬了几次,然后就没人提了。

这事儿就过去了。

不过后来才想起来,我叔叔给我买的一顶狗皮帽子,可暖和了,不知那天晚上丢到哪里去了,我可着实心疼了一阵。

铁路工人做好事,是经常的事情,大家习以为常。嘴上不说,但心里有数。你从师傅们对你的热情,就可以感受到。

这种事情,在我们老三届,也是家常便饭。学雷锋做好事,其实在潜移默化中,就培养了一代人的先公后私,无私奉献,克己奉公的家国情怀。

没有老三届这一代人的家国情怀和三十年艰苦奋斗,可能有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巨大成就吗?!

我以学雷锋为傲!我以老三届自豪! 
 

三、养猪五年,每年最后一个分猪肉


我在窦店火车站工作五年。窦店站有二百多员工,是京广线上的一个三等站。当时那个年代,物质十分匮乏,车站只能自力更生,想方设法搞副业,改善职工生活。我自告奋勇,利用业余时间,和一个叫赵全的师傅,一起给车站养猪。这一养,就是五年。赵全师傅当时五十来岁,身高一米八几,为人宽厚随和,做事不慌不忙,经常笑咪咪的,好像从没见他犯过愁。赵全师傅年轻时当装卸工,过度劳累,落下一身病。所以车站照顾他,不让他在生产第一线盯“大班”。但他特别热心帮助别人,常年在单位做后勤工作,整天东摸摸西看看,一点也闲不住。我的一点养猪和种地的知识,都是跟他学的。

养猪,先从自己垒猪圈开始,然后到农贸市场买猪秧子。我们两个人,每年养三头猪。赵全师傅家在农村,养猪很有经验,就手把手耐心教我怎样挑选小猪仔。选猪仔一定要挑活蹦乱跳,吃食狼吞虎咽的。那年头,什么都奇缺,我们为了解决猪饲料问题,着实犯过愁。连赵全师傅也没了主意。后来,我猛地冒出一个点子:和附近部队建立联系,他们的食堂肯定有泔水。结果和附近部队一联系,人家还真热情。于是,我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到车站附近的部队,用平板车拉泔水。

第一次蹬平板车,怎么也掌握不住车的重心,平板车扭来扭去,有一次转弯快了点,平板车还翻了。不过努力练习几次,也就逐渐掌握了要领,最后蹬起平板车来得心应手,来去如风,和“板儿爷”的专业水平毫不逊色。平板车上放一个硕大的汽油桶,每次到部队拉泔水,战士都把食堂积攒的泔水拿出来倒到汽油桶中,几个部队一转悠,一大桶泔水就拉回来了。

小猪越来越能吃,我每一两天,就要拉一大桶泔水。看着猪仔吃得兴高采烈的,我也很高兴。养猪,还要经常起圈,把猪粪起出来,担到车站的自留地中,给红薯玉米施肥,然后再垫上新土。新土都得自己一挑一挑从附近的地里担回来,开始,肩膀都压得生疼红肿,后来,渐渐也习惯了。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小猪仔变成了大肥猪,养到200多斤,就赶上过年了。春节前,由当过屠夫的师傅指导杀猪。我看到自己养的小猪被宰杀,虽然早知猪的命运就是如此,但心中总是不忍,从不参加杀猪的活儿。师傅们把猪杀好褪毛,再按照200多人的人数,每人分一份儿,用报纸包的严严实实,一包包码放在会议室的兵乓球台上。下班的师傅,每人拿走一份儿。

师傅们在过节前拿着猪肉回家,脸上笑容满面。我和赵全师傅看到自己养的肥猪,给车站每位师傅改善了生活,心里美滋滋的。 照现在年轻人的说法,“很有成就感”。

一直等所有人都把猪肉领走了,我和赵全师傅,才走进会议室,拿最后两块猪肉。我把猪肉拿回家,奶奶一看,有点遗憾的说,你这块是猪囊膪(猪肚子肉)。下回再分肉,要是肥肉多点,就可以炼点油了。

我和赵全师傅养了五年猪,每回都是最后一个进会议室拿猪肉。我每次拿的都是猪肚子肉,渐渐心里不平衡。觉得也应该给家里拿一块好一点的猪肉,让老奶奶高兴。但父亲却对我说,“做人要能够吃亏。工人师傅生活都不富裕,你不吃亏谁吃亏?”

“做人要能够吃亏”,这句话,我牢记至今。
 

四、业余时间管工资,月月自掏腰包贴补


车站管财务的师傅退休了,没人愿意接财务。站长让我业余时间兼管财务。车站财务的一项主要工作,是每月制定工资表,月末发放工资。我接过来才发现,这个活儿吃力不讨好。我每月要一一核对200多人的出勤表,病假事假和加班,错记一天也不行。然后算出每个人每月的工资总数,一毛一分,都不能错。到月底发工资最紧张。工人等着拿工资回家买粮食吃饭,等米下锅。发工资那天,是全站最大的大事。

早上,我要起个大早,和车站的两个师傅,坐通勤车到车务段财务室,拿个专用的小麻袋,装上满满一袋子工资,总数有一两万元,再坐火车拿回车站。我们一下车,早有七八个帮忙的师傅候在那里,把财务室的大门一锁,按工资条一一分钱,再装进工资袋。此时此刻,财务室外挤满了师傅,挨挨挤挤的人头透过窗户往里看。那些渴望的眼神,无形中给我们每一个正在分钱的人很大压力。说来也巧,每次发工资,都和总数对不上,都会亏钱,或者一两块钱,也有三五块钱,甚至七八块。照惯例,工资分完后,如果和总数对不上,就要把每个工资袋里的钱都掏出来,挨个重新点数儿,直到每分钱都核对准确无误,才打开大门,排队叫名字领工资。

如果就是这么简单,倒也没什么。关键是,那年头,很多师傅真的到月底就是“等米下锅”。如果当天不能及时领到工资,赶通勤车回家,有时只能几天后再赶下次休大班回家。这可是切身利益的事情。以前我经常看到,如果不能及时发放工资,结果一些师傅赶不上当天的通勤车回家,嘴上虽然不说什么,但脸色阴沉,很不好看。

我负责财务,第一个月发工资就亏了两块来钱。大家要重新数过。我说,亏空我补上,先让大家把钱领走吧。于是每个师傅按名字排队叫号,及时把工资领走,整个车站一片喜庆气氛。可是,第二个月,第三个月,发工资还是亏,少的一两块钱,或者四五块钱,最多亏了七八块钱。我当时工资42块大毛,“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每月贴补几块钱工资亏损,只要师父们高兴了,自己倒也垫得起。但时间长了,也会有困惑。为什么每月发工资出现亏损,肯定有人多拿了钱,但却从没人退回来?想想心里也别扭。

可是这个活儿总得有人干。结果我在窦店车站管了5年工资发放,几乎月月亏损,月月补贴。不过,每回看到师傅们及时领到工资,兴高采烈的上了通勤车,我的心里就感到很舒服。
  

五、五年“替班”,春节新年没有一天休息


我在窦店火车站当“替班”5年,春节新年没有一天休息。“替班”,在车站是挺荣耀的事情,通常是经验丰富的师傅才能做“替班”。但也有很多师傅不愿意做“替班”。因为不能有规律的“休大班”。可是,车站总需要人做“替班”。正巧我在车站管财务,还兼着车站的一点儿社会工作,干过的工种也多,大体样样拿得起来。结果,站长就让我做“替班”。

铁路工人每上六个大班,就可以休一个大班,连续休息三天。可是休病假,被替班的师傅,往往在第六个大班来上班。因为仅仅上一个班,就可以再休三天,又避免连续休病假。结果,我经常连续替了五个班,眼看再替一个班,就能休大班了,但是被替班的师傅来上班,我又回到“替班”状态。所以很少有休大班的机会。

每逢周末,也是如此。周末总有师傅请假,我只能放弃周末休息接着替班。时间久了,我发现“替班”这个工作,很少有时间能回家。我在窦店火车站当“替班”五年,春节新年没有一天休息。开始没什么,后来渐渐心里也不平衡。我多么希望也能和别人一样,新年春节回家和全家过个年啊。

我父亲说,“凡事要想好的一面。你替别人上班,让别人休息,是帮助了别人。你春节不能回家,别的师傅春节回家了,不也是很好吗。年轻时候,要多学会为别人考虑”。我觉得父亲说得对。这样一想,心里就平衡了。

“要多学会为别人考虑”,这句话,我也牢记至今。

这三个小故事,说起来轻松,做起来难,多年一日更难。但我从没有和大家提过。因为,如果你树立了“做人要能够吃亏”的价值理念,其实就如吃饭睡觉一样,是很平常的事情。

我觉得,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难免会有些不如意的事情。如果终日纠缠于吃亏与否的斤斤计较之中,既郁闷不乐,又无心做事,则大好时光白白荒废。如果能够在心田中慢慢滋养出“做人要能够吃亏”的根苗,则心胸渐次开朗,眼界渐次开阔,少却无数烦恼,平添无数乐趣。自己的生命,也将从湍溅激流之小溪,渐成宽厚平和之大河,终于渐悟“吃亏就是不吃亏”的奥妙。

………………
  

六、“让师傅们洗个痛快澡”的故事

 
也许已经到了怀旧的年龄。经常一天工作很累时,我会一个人在夜晚,静静的坐在电脑前面,一遍又一遍的品读《我的学徒经历》中的几篇文字,虽然有些段落已经能够背诵,但依然读了一遍,又一遍。那是一个少有物欲的年代。每当这时,我的内心就非常宁静。我的思绪,仿佛又回到了四十年前,十七八岁的时候,记忆一下子鲜活起来。文章中的每一段文字,都立刻像有了生命一样,在脑海里转化成一个个真实的场景。细腻清晰的,就像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

比如,每逢读到描述我在给长沟峪煤矿送车时,总是抢着站在第一节车厢上担任瞭望,凛冽的山风吹得我浑身透心凉的那段文字,我几乎能感受到列车喘着粗气,顶着长长的一列车皮,向长沟峪煤矿的山上艰难爬行,经过一个山口,转过山坳,远远就可以看到长沟峪煤矿一片灯火辉煌时,山口凛冽的寒风,呼啸而来,堵得你喘不过气,狂傲的山风肆虐无忌,像刀子一样吹在你的脸上,整个脸瞬间像被钢针扎一样又麻又痛,很长时间缓不过劲来。身上厚厚的棉衣,一下子被山风打透,浑身就像赤身裸体一样,在呼啸的山风中战栗。然而,我在周口店三年,凡是我和年纪大的师傅当班,不论分工如何,我都主动抢先爬到第一节车厢担任瞭望,没有一次例外。我把主动吃苦,看做磨练自己意志的必修课。

于是我又想起,“让师傅们洗个痛快澡”的故事。

铁路工人,无论运转车间还是装卸车间,都属于室外作业,成天风里来,雨里去。周口店出产的主要货物,是石灰和矸土,“无风三尺土,风起尘漫天”。调车工人,成天跟着机车转悠,火车一动轮,机车烟囱冒出的煤烟,喷洒弥漫在车头周围,就苦了我们这些调车工人,煤灰煤烟煤末子,落得满身满脸,煤末子还顺风往你脖领子里钻。一个班下来,浑身都成了灰黑色,和刚刚从井下上来的煤矿工人,毫无逊色。

于是师傅们下班最大的享受,莫过于泡在大浴池里,美美的洗个热水澡。我也不能免俗。每天一下班,第一件事,就是往浴室跑。浑身脱的赤条条,把煤烟子都留在工作服里,望着满满一大浴池冒着热气的清水,恨不得一下子钻进热水池。开始,我不知道洗热水澡还要有学问,结果,经常是手刚一伸下池子,就被五十度以上的热水烫的叫了起来。手下不去,身子就更下不去了。所以,在浴池里洗热水澡,也要有经验。我师父,就是洗热水澡的高手。每次洗澡,我师傅从不着急,先伸手试试水温,再拿起一个铁盆,灌满一盆凉水,沿着池边缓缓倒下去,就着凉水还没有散开的时候,顺着凉水倒下去的地方,麻利的滑进水里,连一点波纹都没有,然后像一个大蛤蟆,呆在热水里,一动也不动,只是深深地、缓缓地深呼吸。等到浑身的凉气被热水吸尽了,周身皮肤都变成了浅红色,像煮熟的大虾米,才长出一口气,开始擦澡。我后来也学了一点皮毛,就是没有耐性,不过也算可以在热水里泡上一阵子了。这才找到洗热水澡的感觉。每天下了班,能够洗个热水澡,让热水钻进浑身每一个毛孔,浸透每一个细胞,将周身的寒气一丝丝的拔除驱散,四肢百骸,都变得懒洋洋的,那一刻,实在是神仙过的日子。

可是,遇到停水的时候,就没戏了。这时,整整一个班,附着在你身上而毫无知觉的煤灰煤烟煤末子,就变得像虱子一样,一秒钟都难以忍受。但是,停水不能洗澡,只能拿脸盆接点水擦擦,凑合一下,难受干忍着。我刚到周口店时,车站缺水偶尔有之,但后来,缺水的时候越来越多了。

周口店缺水。不是没水,是缺水。说起来,周口店虽然是一个山区小站,但也是铁路大联动机的一环。车站设施,应有尽有,水电不缺。但是,那是生产用电用水。生活用水,是从附近村里引来的,就经常卡壳,有时,车站只能保证员工饮水和做饭用水,而被铁路工人十分重视,不可缺少的洗澡用水,就不得不让路。于是,车站浴池门口就三天两头挂上一块三合板做的牌子,上面七扭八歪的写着干巴巴四个大字:“今日停水”。下了班,浑身尘土煤烟,灰头土脸的师傅们,站在浴室门口干瞪眼,只好失望的摇摇头,转身回宿舍,拿个脸盆,在水龙头那里接点水,对付着简单洗洗。不过也要过过嘴瘾,骂上两句,才算了事。

缺水越来越严重,车站领导和师傅们都在议论这事儿。一天,我听货运的师傅说,东方红炼油厂的自来水管就要通水了。其中一段,离咱们这里也就几公里。要是能接上东炼的水管,车站三几百号人吃水洗澡就不犯愁了。这个建议引起车站领导重视。很快,车站和东炼达成协议,周口店车站可以接引东炼的自来水管线。不过,引水管线和施工人工,要自己解决。虽然,材料,最后也是东炼支援的,但是,几千米管线,要挖沟埋管,沿途几乎都是河滩,工程不小,要赶在开春东炼通水之前连接管线,时间也很紧。困难可想而知。关键,已经是冬季了。冬天,天寒地冻,挖沟埋管,能行吗?!

这可应了那句俗话,逼得没路时,不行也得行。大伙要洗热水澡啊!

不用动员,师傅们的积极性可高了。整个工程的管线路径测量,是技术活,完全是几个有点基础的工人师傅,边学边干。很快,工程上马了。壮工的活,几乎都被装卸车间的师傅包了。我们运转车间的师傅,下班也去劳动,整个工地,热火朝天。刚开始,工程进展顺利,我们基本是避开河道,沿着农田挖沟,一米多深,半米宽,几公里长的管线沟,大约两个星期,就挖成了。放眼看去,壕沟弯弯曲曲,一望无际,十分壮观。

不想好事多磨。就在大家都松了一口气的时候,坏消息传来了。东炼的工程师来验收,结论是:全不合格。全都不合格!因为,我们为了避开河道,壕沟弯曲太多,而且挖的壕沟,由于所经地势高低不一的原因,沟底都不在一个水平线上,将来下管,几千米的管线上下落差太大,无法焊接通水。大家一听,都傻眼了。

车站领导开会,结论是,要解决车站缺水问题,只能抓住东炼自来水工程的时机。而且,必须赶在开春前,把壕沟挖好。以便开春下管焊接填埋。于是决定,以前的工程作废,全部返工重来。这次,车站领导下决心从装卸车间抽调一批工人,全力挖沟。我是运转车间的学徒工,本不在抽调范围,但也参加了第二次挖沟工程。我是自愿报名的。

我知道这个活儿一定很苦。前一段天气乍寒还暖,在农田挖沟,都累得不行,现在天寒地冻,地都冻得硬邦邦的,还要沿着河滩地挖沟,能不苦吗?!但就是因为苦,我才报的名。我决心通过吃苦,磨练自己的毅力,陶冶自己的心志。那时候,心中一片单纯。常怀信念,很少物欲。唯其单纯,才有希望。

返修工程,最艰难的,要数上千米的河滩地那一段了。河滩,就在车站北面几里远,原来是一条大河,不知什么原因,后来干枯了,只剩下宽宽的河道。河道上面,全是密密麻麻,重重叠叠的鹅卵石。工程师经过反复测量,选择了一段相对好挖的河道。我们开始是拿着铁锨上工,结果到河道一看,铁锨根本使不上。我们用手先把河道上一层厚厚的鹅卵石搬开,露出土层,但土层已经冻得硬棒棒的,铁锨一挖一个白印,根本使不上劲。后来换了大镐,卯足劲,抡圆了刨下去,也是一个白印。土都冻瓷实了,硬的和铁一样。大家看着一千多米的河滩,开始犯愁了。工人师傅们干活真是没的说。大家七嘴八舌出主意。开始,到处捡了些枯树枝,用火烧,把冻土化开。但是时间太慢,而且柴火也不好找;后来,用镐生凿,一镐下去,一个白印,一会,手就被震的生疼,硬是坚持连着凿十几镐,表层的冻土被刨开一个洞,然后一点点扩大战果;再后来,师傅们推广了一个经验,把冻土挖开一个洞,就直接往下掏,下面都是虚土,就好挖了;再后来,师傅们干脆拿来铁锤和凿子,象石匠那样凿洞,然后再挖下面的虚土。这个方法一推开,进度就快多了。挖河道冻土层的方法找到了。但天寒地冻,手冻得和胡萝卜一样,又红又肿。我没有劳动锻炼的底子,手被大镐震得裂了一道道小口子,渗出了血丝,冷风一吹,钻心的疼。刚戴上的白线手套,一天下来,就成了灰黑色,磨开了大大小小的窟窿,露出的手掌紧紧握在钢钎子上,冻的恨不得粘下一层皮。大锤一锤锤砸在钢钎上,震得扶钎的双手和肋叉子生疼。手掌上大大小小的口子,渗着血丝,只有拿胶布贴上。结果应了一句俗话,“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虽然手上全是泥土,不干不净,但双手最后也没有发炎,血口子倒是一天天好起来。只是每天下班,浑身酸疼,四肢百骸,都象抽去了筋骨一样无力。两条腿连抬上床的力气都没有,只好整个人斜躺在床上,侧身一滚,算是上床睡觉。也许是累过了力,第二天总是缓不过劲儿来。每天清晨起床,要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否则真起不来床。每天一到工地,看着一千多米的河床,心里暗暗犯愁,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完活收工。每天上工,好像干了很长时间,但休息的哨子总也不吹。抬头看看天空,冬天的太阳,也是灰蒙蒙的,好像被冻在了天幕,纹丝不动。时间也好像冻僵了一样,停滞下来,漫长的挨不到头。时间过得越慢,活就显得越累,每一天都实在难熬。这时,真的十分羡慕那些拿着信号旗,站在机车前面,神气活现的同伴了。那时几乎不敢想,怎么才能坚持下来,只有一个信念,“只要还能动,就不能打退堂鼓”。我就是这样,一天一天的坚持,一镐一镐的坚持,一米一米壕沟的坚持。硬是撑了下来。经过两个星期时间,我的身体渐渐开始适应高强度劳动,虽然还是酸疼,但休息一晚,第二天就好多了。全部工程接近尾声时,我的身体终于打熬了出来,浑身不再酸疼,能和工人师傅一起轮大锤了。工程大约花了将近一个月时间才完工。我本来就不胖,这下更瘦了一大圈,不过,浑身都是肌肉,倒显得更结实了。最主要的,我的思想意志,经受了考验和磨练。

第二年春天,水管通水了。我本来以为大家一定会像过节一样庆祝一番。然而,师傅们十分平静,好像一切都那么自然平常。只是,浴室“今日停水”的牌子再也没有挂过。师傅们终于可以洗上痛快的热水澡了。

那件事情,就好像在一瞬间悄悄过去,又好像春水东流,了无痕迹。我也早已忘记。不想三十年后,我在英国留学,开始十分寂寞,思乡难熬。深入骨髓的寂寞和思乡之苦,使我几次产生动摇,真想立马买张机票回国。犹豫之中,不觉想起年轻时三九寒冬,抡锤挖沟的往事,于是雄心大盛,心中陡起一个信念,“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在英国坚持学习一年”。我一天一天坚持,一堂课,一堂课坚持,最后,终于渐入佳境,经过多年学习积累,灵感像电石火花般接二连三的闪现,感悟如泉水喷涌,思想升华,再升华,终于收获累累,钵满盆满。

三十年前播下心田的种子,三十年后在思想上丰收了。
 

(写于2018年3月26日)

 
【附录】
 

我的师傅梁玉升
——摘自《我的学徒经历》
(二零一零年八月四日)
 
写在前面:我理解的师徒关系

这几年,我在和年轻律师交流的时候,很多年轻律师都说,我希望找的理想师傅是,一定能够为徒弟创造学习条件,对徒弟量身打造发展计划,提供很多案源实习锻炼,给徒弟基本的生活条件,等等;但很少有年轻律师说,我能为师傅做什么?一些年轻律师先后提出这样的问题,“赵老师,如何找一份带薪工作?”“如何解决求师无门的问题”?我在前面提到过,总的感觉,同学们习惯从“自我中心”出发考虑问题,对师傅提出各种要求,但没想过,“我能够为师傅做什么”?实际上,徒弟找师傅,师傅找徒弟,是双向选择。如果只有徒弟对师傅提出要求,结果一定是,徒弟很难找到满意的师傅。所以,你要跳出自我中心,先从“如何做个好徒弟,我能为师父做什么?”这个问题开始。

我谈一下自己的学徒经历。虽然是四十年前的事情,现在各方面情况都起了很大变化,但师徒关系的基本准则,是不会变的。师徒关系,本质上是人与人的关系,是人性的沟通和交流。所以,仍然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

我17岁参加工作,开始在周口店火车站当连接员。后来换过几个工作,当过连接员、调车员、助理值班员,值班员,还做过货运员,一直到丰台车务段团委工作。连接员,是调车工作的最低一级,就是过去老百姓常说的“钩子手”,是负责车辆与车辆之间摘钩挂钩,按照车辆的货物品种,运输流向,及其他要求,将不同类型的车辆分解,再连接,编组成符合要求的列车。这个工作是简单熟练工种,但需要丰富的实际经验,而且有一定人身危险性(在我们前后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中,就有被机车车辆挤断手指、脚趾,甚至压断小腿的。磕伤碰伤,更是经常的事情)。铁路运转工作是大联动机,一环扣一环。我们在工作中最常说的一句口头语,就是“抢点”。“抢点”,就是抢时间,抓紧编组列车,抢正线列车的档子,把编好的列车发出去。要是列车没有及时编组,没抢到正线列车的空档发出去,一耽误就是几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而铁路运输,时间就是金钱。于是,“抢点”,成了我们行业的口头语。

调车工作立足抢时间,要和时间赛跑。检查一列列车,有几十节车厢,必须逐一检查每辆车车钩的销子是否落实,货物装载是否合规,对照编组资料,逐一检查每一辆车厢的标号,前后顺位,不能有一点错误。从机车到守车,通常有六七百米距离,往返上千米。一天下来,不知要编发多少列车,跑多少个1000米。为了抢点,我们需要经常随着高速运转的列车抓上跳下。所以,这个行业的职业特点,有一定人身危险性。刚参加工作时,我的师傅虽然经验丰富,但年纪大了,腿脚不如年轻人利落,有点跑不动了。我学徒一个月后,刚刚掌握检查车辆的基本要领,就代替师傅检查车辆。为了抢点,经常一溜小跑,从车头到车尾,一天下来,编十趟八趟车,就要跑上万米。其他工作不包括在内。每天下班,我的双腿酸疼,晚上累得都上不去床。但是,每次我主动跑着去检查车辆,我的师傅就可以喘口气,歇歇脚。

调车工作,无冬立夏,都在露天作业,也很辛苦。例如,每次机车到长沟峪煤矿专用线送车皮,我都主动爬上第一节车皮担任瞭望。冬天,山里的风特别猛烈,刮在脸上像刀子一样,生疼。有时把脸都吹麻了。我穿着厚厚的棉工作服,还套着我的老奶奶给我做的一件兔皮坎肩,在高速行驶的列车上,被山风一吹,身上的棉衣就像穿着一层纸,浑身透凉。但我在学徒期间,始终抢着爬上第一节车皮担任瞭望,让我师傅在后面的车厢里躲躲风。

时间长了,听到一些议论,说我的师傅滑头,找了个憨厚的徒弟,苦活累活都让徒弟干了。我有时听在耳朵里,也不搭腔,笑笑而已。我觉得师傅带一个徒弟,付出心血很大,徒弟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多为师父分担工作,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后来有一次,师傅利用机车“停轮”的时间问我,“小鲁,跟了我这么长时间,有什么想法吗?”我说,“挺好的,师傅对我很关心,我也学到很多东西”。师傅说,“有人说,我把苦活累活都让你干了。这话儿你听说过吗?”我说,“听过一耳朵,师傅,不用往心里去。我们年轻,多跑跑是应该的,师傅年纪大了,让师傅歇歇腿,是做徒弟应该做的”。师傅听了,宽慰一笑,说,“你这样想,就好”。

其实,我早注意到,有时我在几百米外单独作业,但到关键业务环节,师傅都会给我打手势,让我注意关键问题,特别是安全问题。我察觉到,尽管师傅没有和我一起跑,但我的一举一动,师傅都密切注视,一时一刻没有放松。打那儿以后,我们的师徒关系更近了。师傅业余时间,经常手把手教我在各种情况下要注意的问题,和应对措施,所有这些,都是实际经验,没有一个字能够在书本中找到。我在师傅身上,不仅学到技术,也学到了掌握技术的方法。结果,我是在我们那一批学徒中,第一个“放单飞”的。以后,我又提升为调车员、助理值班员、值班员。在我担任连接员和调车员的几年中,浑身上下,没有磕碰到一点,“全须全尾”。我的父母和全家,都很感谢我师父。每次我回家休息,父亲都说,“别忘了给你师傅问好”。并一再嘱咐我,“任何时候都不要忘了师傅”。后来,我到机关团委工作,又后来,考上大学,离开铁路,但我一直没有忘记我的师傅。

我从17岁进入社会,参加工作,从第一个师傅身上,学到了很多有益的东西。可以说,我的师傅真正把心掏给了我,把经验传授给我,使我终生受益。如果我在当时偷懒耍滑,干活斤斤计较,甚至和师傅攀比,师傅能对我倾囊相授吗?那是不可能的。做徒弟,就要首先为师父分担些工作,把心思放在学本领上,千万不要斤斤计较。这是对徒弟的最基本要求。

所以,徒弟和师傅,是双向选择。我们要选好师傅不容易,师傅要选好徒弟同样不容易。师傅如果一旦对徒弟认可,就会倾注心血,倾囊相授。我在2001年从英国留学回来,有一段时间囊中羞涩。当时我带的两个徒弟,素质都不错,在相当一段时间,我一直从单位借钱给他们发工资。所以,当我们问,“如何找一份带薪工作”时,前提首先是,如何得到师傅认可。

顺便说一下,现在一些同学埋怨干活多,师傅给钱少。我记得我讲过,劳动有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之分,工作有可替代和不可替代之分,师傅和徒弟的工作不能类比。在这里,我要说,我那会儿,一心只想学业务,从没有想过钱多钱少的问题。我们学徒期间,一个月只有16块大毛,每天都是以粗粮为主,早晚都是窝头和棒子面粥,只有中午才能吃一顿白面。现在看,条件确实艰苦。可我们从来没有把心思放在干多少活,拿多少钱上。我知道,学会挣钱的本领,才是无价之宝。
 
我的师傅梁玉升

我参加工作的第一个师傅,也是唯一的师傅,是梁玉升师傅。

1969年3月17日,我和从城里一起分配来的年轻学生,一批六人,被分配到丰台车务段周口店火车站工作。从此,我进入了社会。

周口店车站虽然是一个三等站,但铁路线路都是随山势修建,很分散,车站中心只有三条线路,其他的专用线,都延伸到大山深处,所以看上去,显得并不大。我到周口店时,正好是车站运输最繁忙红火的那一段儿。当时车站的主要业务,是为正在修建的东方红炼油厂运送设备,还有从长沟峪煤矿拉煤,再就是运输附近山里出产的石灰,矸土等矿产品。每逢山里起风,石灰、矸土,煤灰就漫天飞舞,刮得人灰头土脸。我记得有几次大风,居然把夜里值班的师傅刮的东倒西歪,根本站不住脚。一次夜班,我亲眼看见一阵大风,把半夜查岗的车站党支部书记赵玉龙师傅刮的踉踉跄跄,终于失去平衡,摔了一个跟头,赵师傅用手紧紧抓住了一个道岔手柄,才稳住身形。我们就常年在这种天气环境下工作。

尽管条件差,但周口店却因闻名世界的周口店“中国猿人”发源地而名闻遐迩。每逢周末,就会有很多游客到周口店参观游览龙骨山猿人洞。于是,平日略显寂寞的车站,就透着热闹非常。每逢这时,年轻师傅都争着在机车前边,手拿信号旗“领车”,并经常选候车旅客多的地方,在机车高速行驶中,像燕子一样飘然而下,在身边呼啸而过的机车衬托下,一脸漫不经心的昂然四顾,惹得站台上的数百名游客一片惊叹之声。我刚到车站时,看到这一幕,也是惊得目瞪口呆,心中羡慕不已。想着有一天,也能像师傅们那样在飞奔的列车上飞上飘下,享受一下“露脸”的感觉。

梁玉升师傅的名字,恰恰和武侠小说家梁羽生的名字近音。不过,当时在大陆,没有人知道梁羽生的大名。特别是在一个偏僻的山村车站。所以,从没有人提起过梁师傅和大作家名字相近这档子事儿。

我上班的第一天,正好是夜班,大家都在忙着交接班。第一天上班,值班站长臧师傅把我介绍给梁师傅时,他正在低头仔细擦一盏信号灯,就是《红灯记》中李玉和拿的那种信号灯。当时交接班室人来人往,大家都在忙着交接班,对照一个很大的车站线路图,逐一交接车辆分布情况,装卸情况,装卸站台货物分布情况,上个班的安全情况,是否发生了“事故苗子”,以及各种需要交接的注意事项,气氛严肃,几乎和电影上的作战室一样。大家全神贯注交接自己的事情,没有人注意到我们这几个从城里来的年轻学生。梁师傅听了臧师傅的介绍,抬起头,微笑着冲我点头示意,算是打了招呼,又低头擦灯。一直到把灯擦得锃光瓦亮,又端起那盏信号灯,左右远近端详一番,才满意的轻轻放在一边,开始和我说话。那一刻,我觉得梁师父岁数很大,好像一个小老头儿。

第一天夜班,我很好奇,到处东张西望。为了安全起见,师傅不让我跟车,不到半夜,就让我回去睡觉了。所以,已经忘记当时梁师傅和我说了什么。但梁师傅对自己那盏信号灯的偏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以致现在还记忆犹新。后来我慢慢理解了,我们调车工人上夜班,全靠一盏信号灯。信号灯是我们的照明工具,是我们的联络工具,也是我们的伙伴。晚上,车站货场,会被无数照明灯照的如同白昼,但在专用线,就是漆黑一片,全靠手中的信号灯照明联络。在照明不足的地方,有时你一个人孤零零的站在那里,等着机车掉头,一时只有天上的星星做伴,会感到很孤单。这时,远远看到一盏信号灯一闪一闪的,就知道那里是自己的同伴,心里顿时踏实许多。信号灯对于我们这些调车工人,就像武士的剑,战士的枪,作家的笔一样重要。徒弟随师父,我也养成了酷爱信号灯的习惯。我在生产第一线七年,信号灯始终擦得一尘不染。

……写到这里,我才突然发现,对于我进入社会的第一位师傅,也是我唯一的一位师傅,我多年心存敬重的恩师,熟悉的不能再熟悉,音容笑貌,至今历历在目,但是又好像并不了解。说实话,我从来没有认真琢磨过自己的师傅。年轻时,心中只有尊敬,无从琢磨;后来,离开师傅,又忙忙碌碌,无暇琢磨。一晃几十年。此次要和年轻律师谈谈自己对“师徒关系”的认识,引出“我的学徒经历”一段文字,2000多字,一气呵成,本已搁笔。昨晚突然连带想起,多年对自己的恩师从无一字着墨,未免大有不敬。于是诚惶诚恐,一夜不眠。天没放亮,就翻身下床,起笔“我的师傅梁玉升”。回忆马上把我带到四十年前的周口店,带到第一次见到梁师傅的那个夜班。十几岁在周口店度过的三年岁月,马上一幕幕鲜灵活现的浮现眼前。一时笔下毫无滞涩。但写到此处,才发现,需要对自己的师傅做些了解和解剖。说的不对之处,还望梁师傅宽谅。

梁师傅当时好像不到四十岁,个子矮胖敦实,走起路来摇摇摆摆,像个不倒翁。说话声音很大,一口公鸭嗓子,老远就能听到梁师傅的大嗓门。梁师傅其貌不扬,眼睛不大,经常眯缝着,但说起正经事,两眼就炯炯发光,十分有神。梁师傅受过中学教育,也许只是初中,但写得一手好字,好读书,知识面也广。这在基本上是大老粗的铁路运转车间,已经是凤毛麟角(我们很多师傅,都是装卸工转行,有的连自己的姓名也写不全呢)。也许是因此,其他师父对梁师傅都有一份尊重。

梁师傅业务十分纯熟,车站运转车间的师傅,几乎个个都是业务尖子,但提起梁师傅,都挑大拇指。梁师父对工作极其负责。每次上班,接车前,都拿着业务单子,在线路图前默默地站上一会儿,一直到心中对每一“钩”活都了然于胸,才去和大家逗逗贫嘴,插科打诨。梁师傅对工作的琢磨,几乎细致到了分丝析缕的程度。包括待分解列车的车型;现车的停放位置;待装车的情况;站台货物的上货情况;编组机车的司机是谁,扳道员是谁,货运员是谁,装卸班长是谁,干活是否麻利,都一一考虑周详。机车尚未动轮,全部作业过程,已经胸有成竹。最令人称奇的,是两三个小时的分解编组作业,几十“钩”活儿,每次实际所用的时间,竟然和梁师傅的提前预测上下差不了十几分钟,甚至几分钟。我每次编组完了,机车停轮,都看看时间,心中暗暗称奇。所以,梁师傅当班,值班员也很尊重梁师傅的意见。

梁师傅阅历丰富,内心精明,头脑敏捷,嘴皮子也厉害。师傅们经常在机车停轮休息时,相互插科打诨,耍嘴皮子逗贫,梁师傅从没有落过下风。每逢这时,我在旁边看热闹,虽然两不相帮,但看到师傅占了上风,心里也暗暗高兴。

梁师傅似乎十分淡于名利,从不出头争这争那,为人十分随和。我和梁师傅在一起整整三年,朝夕相处,从没见其他师父和梁师傅红过一次脸,说过一句重话。我跟这样一位师傅学习,自然很自豪。当然,梁师傅最得意的,也是教出了我这么个徒弟。不过这是后话。

开始,我觉得梁师傅很严肃,话不多,除了工作上必须交代的,经常一个人抽闷烟。后来,接触长了,才知道梁师傅也有很活泼的时候,和大家谈笑风生。有时机车在大灰厂停轮待装,大家在一间简陋的休息室玩“连儿”(用象棋“五连子”)的时候,梁师傅赢了,会高兴得像孩子一样手舞足蹈。可是,接触时间更长,又感觉梁师傅好像不太合群,内心深处,似乎和其他师父并无更深的交流愿望。这种感觉一直使我很奇怪。因为,梁师傅表面很随和,而内心深处又好像很孤独。这是为什么呢?我一直纳闷无解。

在周口店三年,我和梁师傅一直同住一间单身宿舍。说起来,还有一段故事。

我们一共分到周口店六个城里的学生。车站单身宿舍不够住。这下子难坏了站长和书记。正巧,靠近交接班室,有一间小仓库,原来是堆放各种杂物的,站长就让腾出来做单身宿舍。那间小仓库,完全用山上的大石块儿垒成,墙壁很厚,窗户很小,屋里不透风,有些阴潮,不太适合居住。我因为每天晚上都要读书到深夜,正好喜静,于是就自告奋勇,住了进去。开始两天,屋子里有很多小虫子,咬得我浑身是包,还有小蜈蚣,小蚰蜒什么的,挺吓人。后来,梁师傅和其他师父帮助我彻底打扫了一下,又重重的洒上“敌敌畏”,门窗紧闭的闷了两天,估计虫子都死了,我才又住进去。我用两条横凳子,加上一块床板,铺上一床草垫子,就是“床”了。为了防范虫子咬,我在草垫子上洒了厚厚一层666粉(味道十分呛人),上面铺了块塑料布,再铺床单,褥子,层层设防,终于彻底和小虫子绝缘。我于是高枕无忧。屋里有一张书桌,一盏灯,正好是一个绝佳的学习环境。不过,还是没有人愿意搬过来,和我同住这间仓库改成的宿舍。

后来,梁师傅搬了进来。梁师傅家在琉璃河,平时不住宿舍,只有每三天轮值夜班时,上午车站组织学习,中午梁师傅就住在宿舍休息。晚上直接上夜班,倒也方便。这样,我们师徒二人在一起,一住就是三年。

和师傅在一起住,聊天的机会就多了,渐渐无话不说。我开始感觉到,梁师傅的内心深处,有一股傲气,也许是因为识文断字,有些文化使然,也许是和其他人见识不同,其实梁师父十分自负。作为徒弟,我也只能写到这个程度。我在周口店工作三年,担任连结员,调车员;后来调到豆店车站,担任助理值班员、值班员;然后又调到丰台车务段团委,直至1979年考上大学,离开铁路。在周口店三年,有的师傅对我天天读书到深夜,颇不以为然,觉得我不太安心本职工作,尽管我工作十分努力,几乎到了吐血的份儿上。但是我的师傅,自始至终支持我。说,“小鲁,多读点书吧。读书好啊。别管别人说什么。”“读书为什么好”?梁师傅没有说过。但梁师傅对知识的肯定,使我更增加了对他的一份敬重。

梁师傅爱喝酒,喝酒上瘾,上大瘾。常年每天中午晚上两顿酒,每次三两,一两不少,一次不拉,以至脸膛黑里发紫,据说是长期喝酒对肝脏影响所致。那时企业工人的收入都不高。铁路历来有铁饭碗之称,铁路工人收入高一点,也有限。但梁师傅结婚多年,膝下无子(只领养了一个女孩儿,好象叫“燕子”),家庭花销不大,经济就显得宽裕很多。梁师傅每天都能喝二锅头,这在师傅中间,已经很奢侈。铁路运转车间的工人师傅,因为常年上大夜班(一班十二个小时,算上交接班时间,一个大夜班,总要十四五个小时),几乎都有三大嗜好:抽烟喝酒酽茶(浓茶)。梁师傅一直喝好酒,二锅头,不是像绝大多数师傅,只能喝散装劣质白酒;抽好烟,纸烟,不是像绝大多数师傅,抽不起纸烟,只能“卷大炮”;喝好茶,一直喝茶叶,不是像绝大多数师傅,只能喝茶叶末,号称“高末”。很多师傅经常半调侃半嫉妒的说:“小梁子,二锅头茶叶外加纸烟,好生活啊”。每逢这时,梁师傅不管对方是否调侃,都流露出得意的微笑,故作大方的拿出纸烟,随手扔给大家两三支。有的师傅一时舍不得抽,就拿过来夹在耳朵后边。我和梁师傅一起生活工作了三年,梁师傅生活上最满足的,就是这么一点事儿。

我父亲知道梁师傅爱喝酒,逢年过节,就把别人送给自己舍不得喝的好酒,拿出来托我带给梁师傅。每次梁师傅都很感动,嘱我向老爷子谢了又谢。那时候人和人的关系,就是这么简单真诚。

1979年,我考上大学以后,离开了铁路。父亲多次说,“小鲁,千万别忘了梁师傅”,并叮嘱我有时间常去看看师傅,一定要带瓶好酒。我诺诺连声。我和梁师傅一直都有联系。直到1998年我去香港工作,联系不便,逐渐断了音讯。近几年,我和几个当年一起在周口店工作的伙伴,多次想到周口店车站看看梁师傅和那些老师傅,却又始终没有成行。再后来,几次给周口店车站打电话,才知道我们那时候的老师傅,像身轻如燕的“车上飞”崔启云师傅,早已退休多年;而声如洪钟的“大将”王震师傅、车站篮球队主力队员,“神投手”王连路师傅,都已经去世;还有我十分亲近和敬爱的李文会师傅,也已去世多年。打听梁玉升师傅,竟然“没有人听说过”。一时惊愕而沉重。想起我和梁师傅在一起的三年,梁师傅是如此出色,心中不无感叹。

正是,“人生壮年,也曾浓烈如酒;渺如烟云,而今来去无痕”。每每思之,心中不胜欷觑。

但是在我心中,虽历数十载,不曾一日忘却我的梁玉升师傅。

谨以此文,权作纪念。

二零一零年八月十二日晨
 
(作者系北京市赵晓鲁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昆仑策研究院首席法律顾问;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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