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终生喜棋道 陈毅两度赠爱棋

日前，我与中国围棋协会领导常昊、华以刚老师商定，准备将开国元帅陈毅伯伯送给我父亲刘建勋的两副围棋无偿捐赠给中国围棋协会。

一是上世纪60年代，陈毅元帅送了一副围棋给我的父亲，这副围棋一直陪伴了父亲几十年。

二是陈毅元帅将日本友人赠送的一副磁性旅行围棋转送给了父亲，父亲一直珍藏在家，舍不得使用。

 

【陈毅元帅送给刘建勋的日本产旅行用围棋和棋盘。拍摄：马雪峰】

当时在团中央工作的胡耀邦和胡克实两位叔叔恰在广州。二人结伴来看父亲。父亲就与胡耀邦叔叔下起了围棋，胡克实则在一旁观看。其间胡克实叔叔的哮喘病突然发作，可他忘带“喘定”（药名）了。父亲急忙撂下棋子休战，跑出去找负责保健的李士峰医生拿药让他服下。好在最后是有惊无险。（引自《刘建勋 陈舜英画传》中《树功为人民 建勋垂青史》一文，第38页，中国展望出版社2013年7月出版发行）

父亲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棋友，例如时任河南省体委副主任的范绍增，他是川军著名的起议将领和袍哥首领。此类交往便于父亲了解他的生活工作情况和诉求。

【华以刚。摘自百度图片】

北京棋艺研究社是新中国第一个围棋管理机构和行政单位，从此，新中国围棋步入了正轨大道，广大围棋工作者也自此开始了“纹枰对座，从容谈兵”（陈毅诗句）的新征程。

总理“文革”二次发声，确保“围棋不能绝种”

为贯彻执行毛主席、周总理、贺龙元帅、陈毅元帅、对围棋的指示，广大围棋工作者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我的父亲刘建勋也曾做过一些具体的工作。

1961年7月，父亲从广西调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后，很快批准省体委成立了了专业围棋队。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河南省围棋队领队、教练员和运动员的合影。黄进先提供】

1966年4月，经父亲刘建勋同意，河南省在郑州承办了全国围棋比赛，赛场就设在中央领导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下榻过的省委第三招待所（现黄河宾馆）。

父亲刘建勋与围棋运动员、教练员的长期交往，体现了社会主义时代崭新的同志式人际交往，而绝非封建时代达官贵人与清流食客间“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不平等依附关系。他们都是那段围棋发展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通过各自的视角和经历，他们共同还原的是中国围棋事业在特殊年代的真实记录。

“此情可待成追忆”。他们的回忆显得弥足珍贵。以下分别是他们的回忆摘录。

中国围棋协会第二任主席、中国棋院第一任院长陈祖德先生在自传《超越自我》里曾有详细记述。在该书“恩人”这一章中，除了陈毅元帅外，陈祖德还专门提到了父亲：

“文革”中，周总理两次明确表示：围棋有对外交流的任务，不能绝种。围棋不是撤销的问题。但围棋还是被强行撤销了，我和吴淞笙、王汝南等六名棋手被分到北京第三通用机械厂当了工人。我要为围棋事业的恢复尽到自己的责任。我和同伴们为此给不少中央和地方的领导同志写信。

这些信件基本上都是石沉大海。

我只收到一封回信，那是我和吴淞笙两人给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同志的信。他希望我们推荐些棋手去河南开展围棋活动。我马上和各地的棋手联系，结果有4人愿去河南，他们是福建罗建文、江苏陈锡明、广西黄进先和湖北邵福棠。（自此河南围棋）有了较快的发展，涌现了不少有希望的青少年棋手，包括获得1980年全国围棋冠军的刘小光。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说的“围棋不能绝种”这句话只有在河南才算得到贯彻。（以上引自陈祖德自传《超越自我》）

【陈祖德、罗建文、刘小光与刘立强、耿西林夫妇合影】

父亲晚年在《自述》的最后部分，特意用200余字回忆了自己趁到中央开会的机会，将陈祖德、吴淞笙的信当面转呈给周总理的经过。父亲还曾向周总理郑重建议：“围棋对我国的外交工作会有作为的！”可以看出，父亲心心念念、至死不忘的是中国围棋！

助力棋坛前辈、中兴围棋国运

广大围棋运动员、教练员的坚守执着，才使得围棋运动在特殊年代里绝处重生。也正是在此期间，父亲与他们的情谊笃深。

当年的11月底，因为有陈祖德老大哥出面找刘建勋书记，加上罗建文等从中撮合，最后得到了刘书记的大力支持，一个名为“十省市围棋邀请赛”的全国性比赛在郑州举行。这次邀请赛办的非常圆满、成功，接续上了中断八年的全国围棋赛事，也圆了我们期盼许久的梦，重新燃起我们心中的希望之光。

在那个年代，中国的围棋事业甚至到了生死存亡的地步。其他各省的围棋队都被取消了，专业人才的训练、培养和群众性的普及、推广，基本都处于瘫痪、断代的状态。只有在河南，由于刘建勋书记勇于担当，坚决执行了周总理“要为中国围棋保留种子”的指示，才使得围棋能够在中原大地逆风而行，快速发展。这对全国围棋事业的复苏中兴，起到了重要的推动和示范效应，也开创了围棋文化传统的接力先河。

同时，河南还充分发挥收留围棋国手们的作用，积极开展对本省后备力量的系统培训和为兄弟省市的无偿代训。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河南当之无愧地成为了全国围棋活动的副中心。这就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围棋事业能够如同凤凰涅槃般浴火重生，并真正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

刘建勋书记对中国围棋事业做出的努力和贡献，永远值得我们缅怀和纪念。

曾任中国围棋协会副主席、“棋圣”聂卫平先生告诉我说： 

刘书记同我个人的关系也不错。我跟他一块下棋、闲聊……刘书记在河南棋院刘厚老师的小屋里，与我、罗建文和刘厚边聊天、边喝酒的时候，把多年的心里话讲出来，对他自己是痛快的宣泄，而对我们则是极大的信任。从那一刻起，我觉得自己长大了，因为刘书记不仅把我们当作他的棋友，更是当作他的同志和知心人。我们是平等相待的平辈人啦！自此，我与刘书记之间的距离拉得更近了，彼此的关系也发展为可以交心的忘年之交。

这是我对刘书记印象最深的一件事。

这件事，我在2000年出版的自传《围棋人生》中就写到了。

【聂卫平与刘立强在2021年红色棋魂座谈会上的合影。】

“文革”结束后，我曾多次去看金明叔叔（时任国务院秘书长、河北省委第一书记），他不止一次地与我谈及对刘书记的印象。他说道：“‘文革’中，刘建勋同志在台上坚持工作时间比较长，难免会说错话、办错事。但他绝对是个好人！”

后来每当我从北京到郑州，建勋书记常让秘书打电话说：“告诉小罗，晚上我来看他”。这种语气，就好像他不是省委书记，我也不是棋手，我们之间完完全全就是朋友。

1976年10月8日，聂卫平正在河南代训，那天吃过晚饭，建勋同志突然来到我们的住处河南省体育场。他告诉我们一件惊人的消息——‘四人帮’被抓起来了。我和卫平都对‘四人帮’深恶痛绝。听到这一消息后，自然是十分振奋。而建勋同志的振奋程度更甚于我们。那天，我们聊到很晚，由于高兴，还喝了点酒……

罗建文先生的这篇文章后来被收入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刘建勋纪念文集》中。

曾任中国围棋协会副主席、长期在河南为围棋事业奋斗的黄进先先生与夫人王蕾女士共同撰文写到：

我是1963年进的国家围棋集训队。1965年11月，国家围棋队正式建队。国家围棋队解散后，我和陈锡明第一批离开北京。陈锡明建国初即已成名，梅兰芳曾夸赞他和陈祖德是“天才少年”。他回无锡老家当了工人。我被分配到广西邕宁县一个镇上的糖厂，做了一名重体力工人。

在我的工作调动之初，广西方面说必须要经过自治区领导人同意，于是刘建勋同志就找了自治区革委会主任韦国清同志。韦国清很快就同意了。

我到今天还清楚记得，我的调令上异乎寻常地写着“经自治区革委会首长同意。”我这个普通工人的调动，居然惊动了两个省、自治区的“一把手”。

1972年6月，我结束了近两年半的工厂生活，与爱人同时顺利调入河南省体委。我恢复了围棋运动生涯；我爱人分到机关财务处。我们的住房问题也很快得到了解决。

我们夫妇调到河南后，刘建勋同志依然非常关心我们。1973年底国家围棋队恢复后，我被调到北京集训。春节前夕，我想回郑州与家人团聚。当时我的工资35元5角，孩子们尚小，生活较拮据。刘建勋同志得知后马上请体委特别批准我回郑探亲。此事至今让我们难以忘怀。

待我和罗建文、陈锡明、邵福棠四人都安定下来后，刘建勋同志仍不忘在百忙中来围棋队看望我们。

“文革”中，为了更好地执行周总理的指示，给中国围棋事业保留种子，刘建勋同志排除各种干扰，竭尽所能地挽救绝境中的围棋事业，扶持河南围棋的发展。

刘建勋同志选派颇懂围棋之道的陈琪担任省体委副主任，让他主抓围棋等项目。

刘建勋同志还批准给省围棋队设置了20个运动员的编制，另配有领队和教练员，由刘厚总负责。1975年又成立了半专业的省体校围棋训练班，让庞凤元担任教练，专门对少儿棋手进行“选苗、育苗”。

刘建勋同志于1974年批准盖了一栋二千六百多平方米的四层楼房，给围棋队和省体育场共用。这不仅改善了我们的训练环境，也为培训兄弟省市棋手创造了良好条件。

当时，河南的围棋事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涌现出刘小光、汪见虹、丰云、王冠军、李亚春等一大批新秀，还无偿为二十多个兄弟省市自治区和行业体协代培了百名以上职业棋手。其中不乏俞斌、张璇、周鹤洋、王檄等众多名将。当年围棋界曾盛传“河南围棋队是国家二队”的说法。如今，从河南走出来的围棋职业棋手的总段位早已远远超过了两百段，这在全国都是罕见的。

无论想到我个人的成长经历，还是看到河南围棋乃至中国围棋的今日辉煌，我觉得都绝不应该忘记刘建勋同志的名字和付出！

曾任中国棋院围棋部副主任的著名国手刘小光先生回忆：

1974年10月，我入选河南省围棋队，但体委有人却因为我父亲是“右派”而产生了顾虑。刘书记知道后发了脾气。他说：什么“右派”不“右派”！小光还是个孩子嘛。应该收，必须收！多亏了刘书记的表态，我才能够进入专业队。没有他，我的人生轨道肯定将会是另一个样子。

在我心里，从来就没有把他当成领导，而是始终视他为自己的长辈和亲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更加认识到，刘书记所关心绝不仅仅是我一个人，他对河南乃至全国的围棋事业都非常关心，从中原大地上培养出围棋国手更是他的宿愿。

1976年我15岁，进入了国家围棋队代训。刘书记见到陈祖德时特意叮嘱道：“把小光托给你了，这孩子将来会有出息的。”

有一次，国家体委李梦华主任陪刘书记到围棋队看我们，他俩既是老乡又是棋友。刘书记半庄半谐地对他说：“你可要对围棋队好些，否则我可不答应呀！”我们听罢都乐了，他自己也乐了。

刘小光还告诉我：

1985年11月，我国取得第一届中日围棋擂台赛的胜利，打开了三连胜之门。围棋成为了那个年代激励亿万人民为中华民族腾飞、开始新长征的榜样和动力。

当时参加北京饭店庆功宴会的中央领导同志有叶飞、张劲夫、金明、唐克、李梦华等。席间，我和队友们都听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叶飞感慨地讲道：“刘建勋同志对中国围棋是有很大的贡献的！”金明随即接茬道：“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30多年过去了。我始终认为，叶飞和金明同志说的话也完全代表了我和众多围棋人心底的声音。

父亲与围棋界元老刘厚老师的关系值得一提。

他们二人下棋时，共抽一盒烟、共品一壶茶。父亲还时常留他共餐小酌。

聂卫平先生曾评价刘厚“为河南围棋和中国围棋做出了很大贡献。”黄进先、罗建文、刘小光等国手对他也都有过高度评价。

刘厚老师晚年孑然一身。1983年初父亲病重时，他只身坐夜车赶到北京医院探望。二人还在病房合影留念，这是父亲与围棋界朋友的唯一照片。

父亲病危时，交代务必要将自己从未用过的一床厚棉被送给刘厚老师。我们按照他的遗愿办了。

祝愿父亲与那一代已去世的围棋元戎天堂安好，继续棋枰手谈、黑白论道；俯瞰人间盛世、围棋兴旺。

关注围棋下一代 围棋事业长盛兴旺

上述内容只是围棋国手们回忆的片段摭拾。最后再讲一个小故事：

当我写给围棋协会的文章被多家网站转发后，曾在河南省军区医院工作的苏娜女士看到了。她告诉我：

“刘书记住院时，我曾陪他去省体校与小棋手下围棋。他对我说：‘最后一盘，我一定得让小家伙赢，不然他一直想，夜里会尿床的啊！’一个大省的一把手，心里装着多少事情呀！可对小运动员却那么疼爱有加。他那拳拳之心、殷殷之情，溢于言表，这件事让我至今难忘。”

我认为，围棋界的运动员、教练员以及工作人员才是我国围棋事业长盛不衰、历久弥新、兴旺发达的原动力和创造者。他们都是红色棋魂中光彩熠熠的底蕴亮色，同样值得大书特书、留存青史。而我父亲只不过是他们的忘年交和助力者，是毛主席、周总理、贺老总、陈老总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麾下的追随者和仰慕者。他只不过是在自己的岗位上，特别是在那个特殊岁月里，竭尽了绵薄之力而已。

附录1：陈祖德回忆

只有刘建勋同志给我回信并转信给周总理

也只有河南贯彻了周总理的指示

陈祖德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围棋事业的命运随着祖国的命运在动荡，在激烈地动荡。我国唯一的围棋刊物－－《围棋》月刊于1966年10月份出了最后一期就不得不停刊。

1969年10月10日，周总理在首都体育馆观看体育表演。表演结束后，周总理接见国家体委的负责同志和一些运动员。当时主管国家体委的军管会代表向周总理汇报要撤撤销一批体育项目。当他提到围棋时，周总理说围棋有对外交流的任务，不能绝种。这话再清楚不过是针对撤销而言的。但之后不久，军管会又打一个报告，再次提及要撤销围棋。周总理明确批示：围棋不是撤销的问题。短短几个字，鲜明有力。可恨他们无视周总理的批示，围棋终于被强行撤销。

国家围棋集训队被撤销了，集训队员纷纷回到自己的省市。我和另几位上海的棋手理应回到上海。谁知“四人帮”之一的张春桥竟然不让我们回到自己的家乡。

北京不让留，上海不让进，我们无家可归了。怎么办？军管会下出高明的一着——让我们去五七干校。

当我们在干校劳动了四个月时，军管会作出决定，我和其他几名围棋手分配到北京第三通用机械厂当工人，美其名曰是执行周总理的围棋要留种的指示。我们是身不由己，命运完全操纵在人家手中。周总理说的围棋要留种难道就是把我们几个仅剩的棋手分到一起当工人吗？当然不是。

尽管我深信正义必将战胜邪恶，但我的心却一天比一天不安。自1966年开始，我已有五年多没好好下一局棋了，再如此下去，至少我个人要报废了，祖国的围棋事业也将遭受更为严重的损失。我的生命已和围棋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休戚相关，我的最大痛苦莫过于不能在围棋的疆场上厮杀。

我经常想到1959年拳击运动被撤销时的情景。如今我们遭到了和拳击手同样的命运。我的内心和拳击手一样悲痛，但我不会掉泪，我要奋斗，我要为围棋事业的恢复尽到自己的责任。我和同伴们为此给不少中央和地方的领导同志写信。虽然我们清楚，在这种动荡的年代这样做其希望实在渺茫，但只要有一丝希望，我们就要争取。

这些信件基本上都是石沉大海。这当然不是这些领导同志对围棋不关心，而是因为他们大部分人自身处境不妙，不可能再为围棋事业说话了。然而不少领导同志还惦记着围棋事业。如周总理在一次接见日本的冈崎嘉平太先生时谈到围棋，周总理感到如今没人支持围棋事业心中很着急，当他看到在座的有外交部亚洲司的丁民同志，就跟他说：“丁民同志，你来关心一下围棋。”周总理是出于无奈才说了这么一句话。

我只收到一封回信，那是我和吴淞笙两人给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同志的信。他当时处境还可以，因此还能过问围棋事业。他希望我们推荐些棋手去河南开展围棋活动。我马上和各地的棋手联系，结果有4人愿去河南，他们是福建罗建文、江苏陈锡明、广西黄进先和湖北邵福棠。他们为了围棋事业，远离家乡和亲人，只身前往河南，精神感人。河南的围棋活动基础很差，水平也低。自他们4人去了之后，有了较快的发展，涌现了不少有希望的青少年棋手，包括获得1980年全国围棋冠军的刘小光。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说的围棋不能绝种这句话只有在河南才算得到贯彻。

接下来，陈祖德在《自传》中记述了体委某位干部的言行：

紧接着我也遇到过一些令人气愤的事。体委有一位干部以前我对他印象很好，感到他平易近人，对围棋事业也很关心。于是我和同伴们去找他，但不巧，找了几次均扑空，最后好不容易上他家见到他，我见了他满心喜悦，谁知他毫无表情地看了我一眼，冷冷地说：“我有事，你们以后再来吧。”我简直怀疑自己找错了人，定神再瞧一遍，可不是他。他说完一句话扭身就走了。我站着直发愣，浑身的血液简直凝固了，我的自尊心受到强烈的刺伤。我想这位干部的脸以前如暖房之花朵，而今天却成了冷库之冻肉，变化有多大呵！我想了一会儿才恍然大悟，以前陈老总关心我们，因此他总是堆着笑脸，如今我们是被遗弃的孤儿，因此就不值得瞧一眼了，也不屑跟我们多说一句话了。当然，也可能这位干部那天真有事，但他如对人稍微尊重些，至少他的表情和话气不会那么冷酷。这件事从反面教育了我：人不分社会地位的高低都有自尊心。伤害别人的自尊心是不道德的、残酷的。

针对刘建勋和这位体委干部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陈祖德感叹万分地写道：

人只有在动荡中才能显现他最本质的一面，人生也只有在动荡中才能展现出丰富深刻的内涵。

陈祖德在2009年6月接受《新京报》记者的采访时， 又又一次说道：“1971年，我给很多领导人写信，包括时任河南省委书记的刘建勋，他帮我把信件转给了周总理，然后在周总理的指示下，围棋得到恢复，这件事还被写在了一本《红星照耀的家庭——共和国开创者家事追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书里。”

附录2：王汝南回忆

永远缅怀刘建勋书记对

中国围棋事业做出的贡献

王汝南简介：现任中国围棋协会主席。曾任中国围棋协会专职副主席、中国棋院第二任院长和中日友好围棋会馆馆长。

“文革”开始后，国家体委领导贺龙元帅被诬搞“独立王国”和“二月兵变”，给打倒了。因为国家体委管辖的有军体项目，硬和“兵变”牵扯在一起，后来就由军委办事组派人对国家体委实行了军管（总参军训部的部长曹诚任军管会主任），在当时极左的政治形势下进行所谓的“斗批改”。尽管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曾经先后两次讲话，指示一定要保留围棋。可军管会还是取消了国家围棋队。我和陈祖德、吴淞笙、华以刚、黄德勋、曹志林、邱鑫七个人作为所谓的“种子”，最后被分到北京第三通用机械厂当了工人。围棋队的其他人都回原籍改行了。例如罗建文是福建人，他就没能回福州市，而是下放到了漳州的一个工厂里当工人。那时，大家的处境都非常困难。

我与刘建勋书记的直接接触不多，远不如陈祖德、罗建文、黄进先等人与他那么熟悉。但在1966年4月举办全国围棋比赛时，我就认识他了。我觉得他是一个很随和的人，没有官架子。他也很喜好围棋运动，非常支持和关心围棋事业。

由于刘建勋书记的重视，河南将1966年这次比赛的举办地安排在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下榻过的省委第三招待所（即今天的黄河迎宾馆）。在这里曾召开过不少重要的会议。它地处黄河南岸，离郑州市区也不算远，各方面条件都挺不错的。

这次赛事成了“文革”前举办的最后一次全国性围棋比赛。

直到快八年后的1973年11月底，正是因为有陈祖德老大哥挑头出面找了刘建勋书记，罗建文等人也极力从中撮合，最后得到刘建勋书记的大力支持，一个名为“十省市围棋邀请赛”的全国性比赛才又一次在郑州举行。刘建勋书记亲自批准由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出钱、出人、出场地，责成省体委在郑州承办了该项赛事。这次邀请赛办的非常圆满、成功，不仅接续上了中断多年的全国围棋赛事活动，也终于圆了我们围棋界同仁期盼许久之梦，重燃了我们心中振兴围棋的希望之光。

在“文革”那个特殊年代，中国的围棋事业面临着极其艰难困苦的局面，甚至可以说是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地步。那时，除了河南，全国其他各省市自治区的围棋队都被取消了，各个年龄段专业人才的训练、培养工作和群众性围棋活动的普及、推广工作，基本全处于瘫痪和断代的危急状态。

当年只有在河南，由于刘建勋书记勇于担当，坚决贯彻了周总理“要为中国围棋保留种子”的指示，才使得围棋事业能够在中原大地逆风而行，快速发展。这无疑对全国围棋事业的复苏中兴，率先起到了重要的推动和示范效应，开创了古老围棋文化传统的接力先河。

与此同时，河南还充分发挥所收留、保护围棋国手们的宝贵作用，积极开展了对本省后备力量的系统培训工作，以及为兄弟省市的无偿代训工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河南也当之无愧地成为了在北京之外，全国围棋活动的副中心。这就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围棋事业能够如同凤凰涅槃般，浴火重生、振翅高飞，并真正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

刘建勋书记对中国围棋事业做出的努力和贡献，永远值得我们缅怀和纪念。

附录3：聂卫平回忆

刘书记是我们围棋界的大恩人

聂卫平

我的父母亲都是延安时期的老干部。我母亲在延安鲁艺学习过，与李伯钊、江青、叶群等是同班同学；我父亲比刘书记年长两岁，他俩是河北老乡。虽然我父亲一直在军工、科技战线工作，而刘书记长期转战在太行和中南等地，二人不曾在一起共事，但他们那一层级的领导干部，又同是围棋爱好者，可以肯定他们是有过交往的，所以应该说我们是世交。刘书记同我个人的关系也不错。那时，我年纪小，因为下围棋，因此像金明、张劲夫等这些老同志也都很关照、爱护我。

“文革”结束后，我曾多次去金明叔叔家中看望他。他就曾不止一次地专门与我谈及他对老战友刘书记的印象。他说道：“‘文革’中，刘建勋同志在台上坚持工作时间比较长，难免会说错话、办错事。但他绝对是个好人！”

对金明叔叔的这个看法，我也是深有同感的。

刘书记骂“四人帮”骂多了，后来说刘建勋书记和“四人帮”有牵连，我是完全不能相信的。我跟他一块下棋、闲聊时，他骂“四人帮”骂多了，而且骂的很难听，特别是对江青，“王八蛋”都骂出来了。他亲口对我讲过一件事，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吃饭，江青带着浩亮、刘庆棠等人远远地进来，江青开始讲话，一派胡言。刘建勋说，当时他听了都在那儿发抖，这不是公开给毛主席丢人吗！他对江青恨透了。

我还认识一个叔叔苏民，是黑龙江省军区副政委，彝族人。他夫人叫张玉，在延安时和我妈妈一个班。由于这种关系，我在哈尔滨时，也就是1974年之后，每星期他都接我到他们家吃饭，过周末。那时他胆子也真大，经常骂江青和张春桥。我对“四人帮”那么反感，就和他们有关。可后来他也被打成“四人帮”的爪牙，我就无法理解。其实我看这里面有冤案…… 

上述的这两段话，我在2000年出版的《围棋人生》一书中就写到了。

我记得，刘书记当时是在棋院刘厚老师的小屋里，与我、罗建文和刘厚一边聊天、一边喝酒的时候，说的这些话。对刘书记来说，把憋屈、积郁在心里多年的话讲出来，对他自己是痛快的宣泄，而他对我们则是极大的信任。我当时听了震动很大。虽然我反感、腻歪江青，但不敢说出口。从那一刻起，我觉得自己长大了，因为刘书记不仅把我们当做他的普通棋友，更是当做他的同志和知心人。我们是平等相待的平辈人啦！自此，我与刘书记之间的距离拉得更近了，彼此的关系也发展、转化为可以交心的忘年之交。

这是我对刘书记印象最深的一件事。

刘书记是革命老前辈，更是中国围棋界的恩人。

另外，我认为，刘书记对中国围棋的贡献太大了！中国围棋界的老人们对他都非常怀念。在“文革”那么困难的情况下，当时国家围棋队都解散了，可刘书记却决意收留了分散到各地的围棋国手，像罗建文、黄进先、陈锡明、邵福棠等人先后来到河南，还把他们的家属也调到郑州，解决了户口和工作。这不单单为中国围棋保存了火种，同时他们这些人也为河南围棋注入了生机活力。黄进先后来还曾长期担任河南省棋队的总教练。他们培养出了刘小光、汪见虹、丰云、王冠军等一大批出色的棋手。郑州、洛阳、开封等地都成为当年围棋发展的重镇。

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只河南一家保留有围棋的省专业队，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后来，浙江准备成立省队，他们想要我去，还曾派人与我一道坐飞机，去黑龙江建设兵团办调动手续。黑龙江和北京两家都不放我，却都没有围棋队。河南也想把我调去，我也很想去，河南总比黑龙江离家近，可惜没有办成。

那一段时间，我经常去河南训练。1976年唐山地震后，我又跑到了郑州，住在刘厚那里，吃饭就在省体训班的运动员食堂，我印象伙食挺好的。

我与罗建文、刘厚经常彻夜下棋，有时甚至一直下到凌晨。刘厚也愿意和我们下，他边下棋还边哼小曲。当时河南还有一位棋坛的老前辈庞凤元先生。他是围棋和中国象棋兼修的“双枪将”，与刘厚共同负责小棋手的选拔和培养。

刘书记常去省体育场看望我们，有时也会叫乒乓球运动员张立、葛新爱等人过来，问问她们的训练、生活情况。大家在一块儿聊天。我就是这样才与她俩熟悉起来的。

还有一事值得一提。刘书记虽然与我们围棋界的同仁们都非常熟识，可谓交情匪浅。可他从来没有向我们推荐、介绍过任何人到中国棋院工作。“走后门”可不是他的为人之道。

刘书记调回北京养病休息后，我和围棋队的同志们曾多次去家里看望他。他家在一层。三层分别是时任广东省委第一、第二书记的习仲勋和杨尚昆同志的宿舍。我记得还去看过正在清华大学化工系就读的习近平同志。“文革”初期，他与我在北京25中时，是同一个班的，我们算是共过患难的“发小”。这同一个单元的六户人家，每个月各家还轮流收房租、水电费呢。

刘书记去世多年了。可是直到今天，只要提起刘书记，我们围棋界的所有老人都会竖起大拇指，交口称赞说：“他是个好人！”

刘书记在危难中保护了我们很多人，让大家有饱饭吃、有地儿住、有围棋下，这是功德无量的善义之举。同时，刘书记对整个中国围棋事业的生存和发展也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在那个特殊年代里，他起到了无人替代的推动作用。

对我们中国围棋界的这些老人们来说，刘书记不光是一位革命老前辈，更是我们的恩人！

附录4：罗建文回忆

刘建勋同志与围棋

罗建文

 

【罗建文。摘自百度图片】

罗建文：曾任中国围棋协会副主席和中国棋院围棋部副主任。罗建文的文章收于2010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刘建勋纪念文集》中，现全文摘录如下：

我第一次见到刘建勋同志，是在1964年。那年冬天，我回福州探亲，应河南体工队的邀请，绕道郑州。在与当地的一些负责同志下棋时见到了刘建勋同志。那时，我只知道他是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是个大官，喜欢并支持围棋。为了开展河南的围棋活动，他把刘厚、庞凤元二位老棋手调到郑州，仅此而已。

1966年4月，全国围棋比赛在郑州举行。显然是由于建勋同志的关心，比赛被安排在中共郑州会议的会址——省委三所进行。那时，“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已经开始了，但是由于建勋书记忙，我们没有能见到他。

我与建勋同志熟悉起来，是在1973年。1970年，国家围棋队被林彪反革命集团派来的军管会解散了。棋手们都被分配到工厂当工人。71年的“九.一三”事件后，围棋又有了生机。为了恢复这一项目，首先必须将棋手们集中起来。留在北京第三通用机器厂的陈祖德、吴淞笙、王汝南等七名棋手还比较好办，而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棋手该怎么办呢？陈祖德同志首先想到了建勋同志，他给当时担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建勋同志写了信，并很快就得到了回音。于是邵福棠、陈锡明、黄进先和我分别从湖北、江苏、广西、福建调入了河南省体工队。来到河南后，建勋同志对我们这些远离家乡的棋手十分照顾。不仅爱人的户口、工作，甚至住房都亲自过问。领导的关怀，使得我们工作的劲头更足了，二十多年来我们为河南培养了刘小光、汪见虹、丰云等一大批棋手，使河南的围棋水平，由原先的落后地区，一跃为名列前茅。这一变化，显然是与建勋同志的努力分不开的。

建勋同志喜欢下围棋，但却几乎从不跟我们这些专业棋手下棋，与他下棋的都是一些六、七岁的小朋友，即使输了，他依然兴高采烈。事实上，他支持的是河南乃至全国的围棋事业。73年，围棋项目在周总理的关怀下，虽然已经恢复，但国家体委依然没有恢复全国围棋比赛的计划。于是，我们又想到了建勋同志。当祖德同志向建勋书记提出，希望河南能办一个全国范围的围棋比赛时，刘书记很痛快地答应了。73年12月，由河南体委出面，主办了十省市围棋邀请赛（据查〈河南日报〉，此次邀请赛的准确时间为当年11月19日至12月4日——编者注），这一比赛实际上就是“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次全国围棋比赛，比赛分成年组、青年组和少年组，当时有名的棋手几乎都参加了。或许就是由于这次比赛的举办，重新燃起了各地体委培养少年棋手的热情。于是，后来又出现了马晓春等一大批如今已经成为我国围棋界栋梁的著名棋手。

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件事：1977年，福建围棋队已经恢复，福建体委希望我能回到福建队去。那时，我是河南队的主力队员，团体赛的第一台棋手。当我提出这一请求时，自然遭到河南省体委领导的反对。当建勋同志知道这件事后，他说：“当初把他们调来，是为国家保留人才，现在福建队恢复了，就应该让人家回去，要顾全大局。”就这样，我又回到了福建队。原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后来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叶飞同志知道这件事后，不止一次地在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面前称赞建勋同志：“刘建勋同志的风格就是高”。

在河南的几年，我与建勋同志接触较多。每当我从北京到郑州来，他常让秘书打电话说：“告诉小罗，晚上我来看他”。 这种语气，就好像他不是省委书记，我也不是棋手，我们之间完完全全就是朋友。

1976年10月8日，聂卫平正在河南代训，那天吃过晚饭，建勋同志突然来到我们的住处河南省体育场。由于主席的去世，我们已有一阵子没见到他了。见面后，他告诉我们一件惊人的消息——“四人帮”被抓起来了。由于“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我和卫平都对“四人帮”深恶痛绝。因此，听到这一消息后，自然是十分振奋。而建勋同志的振奋程度更甚于我们。那天，我们聊到很晚，由于高兴，还喝了点酒。我心想，“四人帮”倒台了，以后刘书记可以更加支持我们的围棋事业了。

我们再次见到建勋同志，是在他搬家到北京的南沙沟以后。那时，他赋闲在家，每次见面，我们只谈过去的朋友，只谈围棋，关于别的问题，他没有说，我们也不便问。

直到他去世的前三、四年间，我和祖德、卫平、小光等围棋界的朋友常常去看他。虽然对于建勋同志的事，外面的传说很多，但我们想：建勋同志和我们一样，是厌恶“四人帮”的；他过去支持过围棋，而现在，当他卧病在床时，依然关心着中国围棋。

附录5：黄进先回忆

忆刘建勋同志对围棋事业的贡献

黄进先

黄进先：曾任中国围棋协会副主席和河南省棋队总教练，现为河南省管专家、省老年学会副主席。他在2015年12月16日回忆说：

【黄进先在讲棋。黄进先提供】

一、刘建勋同志找韦国清给我调动工作

1969年下半年以后，国家围棋队被解散了。在军管会的联系安排下，教练员和运动员们纷纷返回原籍或下放到北京的工厂。我和陈锡明是第一批离开北京的。陈锡明在建国之初即已成名，梅兰芳大师曾夸赞他和陈祖德是当时中国围棋的“天才少年”。陈锡明回到无锡老家的工厂当了工人。而我是广西桂林人，爱人大学毕业后积极响应“到艰苦环境工作”的号召，来到远离城市的邕宁县伶俐糖厂工作。我要求与她在一起。于是，在1970年4月，我也被分配到该厂，做了重体力工人——分蜜工。

1971年，刘建勋同志收到陈祖德、吴淞笙的联名信后，他很快回复表示大力支持他们的建议，热情欢迎外省的运动员到河南来，为国家围棋事业保住人才。陈祖德写信告诉了我这个好消息，并征询我的意见。我给他回信表示愿意去河南。

但是，河南省有关人事部门在联系我的工作调动时，开始办的并不顺利，广西这边表示必须要经过自治区革委会的领导人同意，他们才会放我。刘建勋同志得知后，就出面找了广西自治区革委会主任韦国清同志，请他放人。他们俩是1957年广西救灾时的老搭档，在一起共事四年，刘是第一书记，韦是第二书记兼省长（后任自治区主席），两位的关系一直很好。于是韦国清同志很快就同意了。时至今日，我还记得清清楚楚，在我的白纸黑字调令上，异乎寻常地写着“经自治区革委会首长同意”的字样。

由于有了两个省、区的两位“一把手”直接干预，1972年的6月，我终于结束了长达2年零4个月的工厂生活，与爱人同时顺利地调到了河南省体委。我重操旧业，恢复了围棋运动生涯。我爱人分到机关财务处工作。而且，我们的住房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我们夫妇调到河南后，刘建勋同志依然非常关心我们。1973年底国家围棋队恢复后，我被调到北京参加集训。到了春节前夕，我想回郑州与家人团聚过年，可当时我的月工资才35元5角，两个孩子尚小，手头确实比较拮据。正巧在刘建勋同志去找刘厚老师下棋时，碰上了我爱人。他知道我爱人也是桂林人，就与她一道聊起桂林的风土人情，还关切地询问我爱人：当年桂林卖三分钱一碗的马肉米粉还有没有啦？等等。当刘建勋同志得知我们的这个想法后，就痛快地表态，请体委领导特别批准了我回郑州探亲。此事虽不大，却至今都还在温暖着我们的心，让我们难以忘怀。

刘建勋同志在北京住院时，我曾经代表我们两口子去看望过他。在他的夫人陈舜英逝世后，我们得知噩耗，还以省围棋队的集体名义送了花圈，以寄托哀思。

就在我们夫妇调到河南时，原国家队里福建的罗建文（后曾任中国围棋协会副主席）、江苏的陈锡明和湖北的邵福棠（后曾任湖北省围棋队主教练）三个人，也都前后调来了。其中陈锡明的家属后来也调到了郑州市。

我们四人到河南以后，刘建勋同志也不忘百忙之中抽休息时间来围棋队看我们，与我们聊聊家常，问问有什么困难。他偶尔也会下盘棋。但绝大多数时间是在一旁静静地观看我们几个人之间的打谱对弈。

二、刘建勋同志关心、支持河南的围棋事业

刘建勋同志自1961年调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后，非常重视河南体育事业的发展，希望能够尽快改变落后局面。据省委宣传部的老副部长冯登紫同志晚年回忆，刘建勋同志在省委常委会上就提出，自己负责“看球”，请第二书记何伟同志负责“看戏”，两个人联手牵头，分别抓河南的体育和文艺工作。刘建勋同志还请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元帅两次从机动经费中拨款，资助河南改善体育设施，先修建了郑州的“风雨球场”。1965年又开工建设了河南省体育馆。该馆于1967年竣工投入使用，面积达7680平方米，拥有超过5000个座位，当时在全国都数得着。

就这样，河南省的群众性体育活动和竞技体育项目得以逐渐恢复和兴盛起来。但由于体育人才的培养有其特殊的后延性，直到上世纪70年代以后，河南省的乒乓球、围棋、射击等竞赛项目才冒出头来，不少个人和团体的比赛成绩开始跃居全国前列。

下面，我重点回忆一些有关围棋的情况。

在刘建勋同志的支持下，河南省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就正式组建了围棋队。他将刘厚和庞凤元两位围棋前辈从基层调进省体委。刘、庞二人做了许多培养围棋新人的基础先行工作，功不可没。据他们和其他知情人回忆，在“文革”初期，他们也都受到了牵连，别有用心的人非让揭发与他们有过交往的领导干部所谓“修正主义罪行”不可，还揪斗、毒打他们，结果被迫穿着背心、短裤和拖鞋，扒火车逃到北京等地东躲西藏，后来还被下放到密县、登封的农村，吃了不少苦。等形势稳定了，他们才回到了体委。

为了尽快恢复和提高河南的围棋水平，更是为给中国围棋事业保留种子，刘建勋同志坚决执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毅然站出来，排除干扰，鼎力扶助处于生死存亡绝境的我国围棋事业。他从加强领导、保障编制和改善硬件等方方面面都下了大决心、出了大力气。

首先，刘建勋同志专门选派颇懂围棋之道的陈琪同志担任了省体委副主任，让陈琪主抓围棋等竞技项目的训练和比赛。陈琪担任过十五、六年的河南省财政厅厅长，其工作能力和业务水平曾受到主管国务院财贸口的李先念副总理称道，一度想要把他调到财政部工作。“文革”初期，陈琪饱受冲击。他到体委工作后，既不计较职位高低，更不负省委领导和运动员所望，兢兢业业地替我们保驾护航，为河南围棋的崛起起到了积极的推手作用。后来，陈琪也曾担任过中国围棋协会的副主席。

1974年中国围棋代表团访问日本。行前，河南的少数派性分子闹到国家体委，反对由陈琪担任代表团团长。刘建勋知道后，立即打电话予以严词痛斥，坚持与有关方面交涉，绝不妥协，确保了陈琪顺利率团出访。

其次，刘建勋同志批准给省围棋队设置了20个运动员的正式编制，另外还配有领队和教练员。刘厚就曾长期负责整个棋队的组织协调工作。庞凤元后来调到省体育场工作。体委在1975年又成立了半专业性质的省体校围棋训练班，由庞凤元担任教练，专门负责对全省各地的儿童棋手和少年棋手进行“选苗、育苗”。刘建勋同志对这些后备人才的培养工作也特别上心，有时还会抽空过来看看他们的训练情况。我记得当时丰云和于梅玲才十岁上下，两个小女孩学起棋来都很有天分，但肤色稍有差异，刘建勋同志就亲切地分别叫她俩“黑姑娘”和“白姑娘”。大家听了都觉得挺可乐的。

1975年10月，第三届全运会刚结束，我和陈锡明就都担任了河南省围棋队的教练工作，我同时还兼运动员参加比赛。

其三，我们到河南后不久的1974年，刘建勋同志即批准在省体育场东北面平房的原址上盖一栋面积2629平方米的四层楼，给围棋队和省体育场共用。当时这样的训练楼在全国屈指可数，令外省队羡慕不已。这不仅极大地改善了我们的训练环境，给陆续进队的新人搭建了良好的平台，同时也为接待和培训兄弟省棋手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

在那个特殊的艰难年代里，正是在刘建勋同志的支持和重视下，河南省围棋率先在全国范围内扛起了大旗，下面的各地市县都积极响应、妥善布局，“普及”和“提高”两手抓，齐头并进，使得全省的围棋事业迅速呈现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氛围和景象。同时，也正是河南围棋的一枝独秀报春早，最终才迎来了全国围棋界万紫千红的中兴局面。当时，在河南省围棋队里，涌现出刘小光、汪见虹、丰云、王冠军、李亚春等一大批新秀。他们就如同破土春笋、长江后浪般地在我国棋坛上崭露头角。

另外，河南省围棋队还坚持多年，无偿地为全国二十多个兄弟省市自治区以及解放军、铁路、煤炭等行业体协代为培训了百名以上职业棋手。这其中就有俞斌、张璇、周鹤洋、王檄等众多名手，当时围棋界的同仁们就盛传着“河南围棋队是国家二队”的说法。

如今，从河南走出来的围棋职业棋手的总段位早已超过了两百段，这在全国的围棋史上都是罕见的。他们中的不少人至今仍在奋发拼搏、为国争光。有的人还漂洋过海，成为了在异国他乡传播围棋文化的友好使者。

三、刘建勋同志启发教育我们要为国家保留种子

我认为，刘建勋同志对围棋事业的关心、对我们围棋运动员的爱护，就如同当年敬爱的陈毅元帅一样，绝不是仅仅出自个人的兴趣嗜好，而是来源于他们对中国古老围棋文化的理解，来源于他们对新中国体育事业的支持，来源于他们对围棋人的人格尊重和政治护佑。他们的所言所行，都充分体现出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所具有的那种勇敢坚定的党性、深谋远虑的预见性和无私宽宏的大局观。

有三件事情，始终令我铭记在心。

第一件事，是在“文革”的中后期，聂卫平经常来郑州训练备赛，我们在北京时就已经非常熟悉。大家都希望他也能够留下来，代表河南参加全国比赛。因为当时一般情况下，我们排兵布阵都是罗建文打第一台，我打第二台，陈锡明打第三台。如果再加上聂卫平，那肯定将是如虎添翼、稳操胜券，能够在全国比赛中夺冠折桂了。

刘建勋同志听了我们的意见后，也曾向聂卫平提出过邀请。后来他又经过反复考虑，认为这样不妥。他私底下告诉我们说，一定要顾及北京市和黑龙江省围棋发展的需要，同时更不应该让聂卫平这个年轻的新秀为此而陷于左右为难的境地。他还反复提醒我们应该牢记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要为整个国家保留围棋种子，而不只想着给河南争好名次。

第二件事，是在1973年末，刘建勋同志应陈祖德的请求，决定由河南省出钱、出人，全力承办了“文革”八年后的第一次全国性的十省市围棋邀请赛（当时大多数省份都没有恢复围棋队）。在开幕式上，刘建勋同志还赶来代表河南省委、省革委讲了话。整个比赛举办的非常成功。这次比赛极大地鼓舞、调动了全国老中青少围棋运动员和广大围棋爱好者的积极性，为我国围棋事业的迅速腾飞奠定了基础。

第三件事，是福建省于1977年恢复了围棋队，希望罗建文能回去。但当时体委有的领导同志舍不得放他走。最后还是刘建勋同志知道后，他亲自拍板道：“当初把小罗他们调来，是为国家保留人才，现在福建队恢复了，就应该让小罗回去，要顾全大局。”

于是，罗建文很快回到福建队，这既增强了他们的比赛实力，也带动了当地围棋后备力量的成长。为此，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同志曾多次称赞说：“刘建勋同志的风格就是高”。

今天，虽然我已经年过古稀、退休多年，但是每每回忆往事，无论是想到我个人的成长经历，还是看到河南围棋乃至中国围棋的今日辉煌，我觉得都绝不应该忘记刘建勋同志的名字和付出！

附录6：刘小光回忆

我的成长和围棋的腾飞都得益于刘书记的支持

刘小光

我在少年时代就认识了刘书记

我十三岁时，才开始在班主任赵先慕的熏陶下接触围棋。在这期间，原国家围棋队的几位国手陆续调到河南围棋队。他们到开封给围棋爱好者讲了一次棋。那是初冬的一个晚上，地点在第十四中学的一个面积不太大的教室里，亮着一盏瓦数不大的电灯，只聚集了几十名棋迷，连教室都没坐满。这种孤灯寡众的情景大概也是当时我国围棋事业状况的一种象征吧。但它毕竟向我展示了围棋的另一种境界，激发了我的追求。

当时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同志酷爱围棋，也非常关注围棋运动的困境。在国家围棋队被迫解散，队员各奔四方改行谋生的情况下，周恩来总理曾深为痛心而又无可奈何地嘱托说：“围棋要留种子。”刘建勋同志立即积极响应，他多次指示：“河南要留围棋种子，将来还是要发展的。”结果，原国家队名手罗建文、黄进先、陈锡明、邵福堂就被从福建、广西等地调到了河南。他们的家属也随之解决了户口和工作，进了郑州市。郑州成了与北京呼应的另一个围棋中心。而且河南省是当时全国唯一保留有棋类专业队的。

我在进入专业队之前，就认识了刘建勋书记。刘书记是一位热心的围棋爱好者，我在开封、郑州都与他下过棋。那时我小，还要搬个小板凳放在椅子上，才夠得着棋桌。后来我长棋了，有时就是一个人对他和刘厚老师两个。记得刘书记告诉我说，他是在上学时跟同学们学的围棋，属于“野棋路子”，下不过陈老总和金明等人。可我觉得刘书记说这话有自谦的意思。我看他的围棋水平不见得会比陈老总低多少，如果放开手真下起来，估计胜负难料，应该是棋力相当的对手。否则陈老总也不会“惺惺惜惺惺”，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将日本友人赠予自己的一副带磁铁的旅行围棋转送给他。而刘书记与我知道的其他老同志相比，有的确实难分伯仲，有的还可能是他略强一点。

因为刘书记发话我才成为专业棋手

1974年10月，我被调入了河南省围棋队。

在我成为专业棋手的这个重要关口。多亏刘建勋书记替我说了话。

我那时还小，也没有什么其他特长本领，就是喜欢下围棋。历经磨难的父亲一直教育我们四个儿子说：“你们一定要好好学本事，将来争取离开河南”。可在那个年代，参加工作都是需要“政治审查”的。刘厚教练挑选了我和陈少明、朱泽宾、周宗仁四个人。省体委对他们三个都没有异议。而对我，有的同志却因为我父亲是“右派”，产生了顾虑。刘书记知道后，发了脾气。他对有关领导说：“什么‘右派’不‘右派’！更何况小光才还是个孩子嘛。应该收，必须收！”

就是刘书记的这句话，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轨道。没有刘书记，我的人生肯定会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的成长得益于刘书记的坚决支持和鼎力相助！

就这样，我成为了河南省围棋队里首批四个少年选手之一，开始了我的专业围棋生涯。这时，我才十四岁。虽然年纪尚小，但打那时起，我就老想着如何才能够回报他的关心。我在心里从来就没有把刘书记当成什么领导，而是始终视为自己的长辈和亲人。

我进队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更加感觉和认识到，刘书记绝不仅仅是关心我一个人，他对河南乃至全国的围棋事业都是很关心的，从中原大地上培养出一批围棋国手是他的宿愿。

事实上，河南后来培养的新人是全国各个专业队中最多的，在全国播撒的围棋人才种子也最多。今天，天津、河北、广西等不少省市自治区的围棋队教练都来自河南。比我晚一批进队的康占斌还在新加坡当了国家队教练。曾获得女子围棋世界冠军的丰云现定居美国。她干的风生水起，培养了不少学生，白人和华裔都有。就连奥巴马总统送给胡锦涛同志的礼物中的那副围棋，也是美方特别委托丰云挑选的。

当时，刘建勋书记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会到队里来过过棋瘾。在对弈中我们更成为了忘年交的朋友。

我记得，他来的时候常常都是夜里很晚了。到后来，一听见外面有汽车声，我们就知道准是刘书记到了。他与罗建文、黄进先、聂卫平等老师聊天，看他们下棋。那时因为黑龙江、北京都没有正式的围棋队，聂卫平只得多次到郑州进行训练。大多数时候，刘书记只是与刘厚老师下棋，偶尔也会和我下上一盘。聂老师、罗建文老师与刘书记有时还在一起喝个小酒。我因为那时年龄小，大都不在场。

回想起在河南队的日子，我可以说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专围棋技。如果借用鲁迅先生“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的诗句自嘲也不为过。其间，我除了得到罗建文、黄进先、陈锡明、邵福棠等遐迩闻名的的老国手们辛勤扶持、认真指点之外，刘厚老师也令我终生难忘。他是省围棋队的负责人，不管是在生活上还是在学习上，对我都关怀备至。

刘厚老师与刘书记的交情也很深。刘书记病重时，他闻讯后就连夜坐火车，赶到北京去医院探望刘书记。同样，刘书记也始终非常挂念单身独居的刘厚老师。刘书记去世后，孩子们还按照他的特别交代，转送给刘厚老师一床厚厚的新棉被。

师恩难忘。正是因为有了上述各位国手老师和刘厚老师的关爱，那两年我的棋艺大进。

当然，那时体委也为我们创造了良好的训练和生活环境。到今天，我虽然对其中的细节琐事已经印象不深了。但当我看到宁夏围棋协会秘书长、编著《中国围棋五十年风云》的刘骆生所写文章后，倒也勾起了许多思绪。

1974年，刘骆生作为临时组成的宁夏围棋队选手到河南进行赛前训练。他在回忆中除了对当时郑州的绿化好和物价低而大发感叹之外，还详细写道：我们“和河南省运动员一同吃运动灶。只记得每天交不到一元钱。到了河南才知道什么叫体育大省，河南的足、兰、排、乒乓球等都在国内居上游，他们的体育训练馆占地相当大，都连成片，至少有七八座之多，还有一个相当大的足球场。宁夏体委与之根本无法相比。运动员伙食也比宁夏强多了，早上的牛奶放在大桶里随便喝，菜有十几样随便点，根本不会出现抢不到肉的局面……”

刘骆生的这些记述，确实是当年河南省专业队运动员所享受优越保障条件的鲜活、真实写照。

进入国家队后刘书记仍然关心我

1976年，我15岁。刘厚老师力主将我送进了国家围棋队代训。

我到北京后，刘书记在见到陈祖德老师时，还特意叮嘱说：“把小光托给你了，这孩子将来会有出息的。”

那期间刘书记到北京开会时，常抽空来体育馆路2号的国家围棋队看看我们、下下棋。他与我们聊天拉家常，就像家里人一样。记得有一次是国家体委李梦华主任陪着他来的。他俩即是河北老乡，又算是棋友。刘书记当着大家的面，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李梦华主任说：“你可要对围棋队好些，否则我可不答应呀！”说罢，李主任和我们在场的教练员、运动员都不约而同地乐了。刘书记自己也乐了。

1978年5月，刘书记奉调回到北京，我们国家围棋队的运动员经常会去位于南沙沟的国务院宿舍他家里，看望他们老两口。我记得去过的有陈祖德、罗建文、聂卫平、丰云和汪见虹等不少人。我与罗建文老师两个人去的次数较多。我们陪刘书记下棋、聊天，有时还观看他与陶希晋、陶鲁笳、郑绍文、聂真、张林池等老同志之间的对阵博弈。

刘书记虽然因为患有严重的肺心病和骨癌，身体已经大不如前，但他依然十分关注围棋队的训练和比赛，还经常询问他喜好的乒乓球、足球等项目。他非常关心河南籍乒乓球运动员张立、葛新爱等人的情况。在闲聊中，他甚至对国家队运动员队服的样式和颜色都很留意。

我们每次去看望刘书记夫妇时，老两口都特高兴，热情地招待我们。有时还留我们在家吃饭，让阿姨给我们包饺子。到今天，我还记得韭黄馅的饺子真是好吃极了。

我对刘书记的夫人陈舜英阿姨的印象是她既慈祥又和蔼，说起话来慢条斯理的。她的身体非常虚弱消瘦，可听说我们来了，必定会慢慢地从卧室走过来，陪我们在客厅说话、看电视。记得有一次，她还特别叮嘱我：年轻人要一心一意地下棋，千万别分心，不可轻易介入人事或政治纠纷中去。

陈阿姨的这番话，多年来我也是始终牢记在心。

1982年元旦后陈阿姨去世了，我和罗建文老师等人赶到家里表示了哀悼。我们也参加了陈阿姨的告别仪式。

1983年5月3日，刘书记的告别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时，国家围棋队的领导专门安排了一辆面包车，让我、汪见虹、丰云等作为代表前去参加。罗建文老师当时在香港，他还专门打来电话，让他的爱人杨老师代表他前去送别。

陈祖德老师病笃念念不忘刘书记

“文革”中期，陈祖德老师曾经写信给不少他认识的领导干部，其中也写给了刘书记，希望能够保留围棋项目和专业队。只有刘书记一个人回了信，并且按照陈老师的要求这么做了。刘书记为中国围棋保留了火种。可惜我那时还小，也没有进专业队，具体细节并不十分清楚。

直到陈祖德老师晚年病重住在北京协和医院，我才从他口中得知了其中的来龙去脉。那时我常利用训练、比赛的间隙时间，去医院看他，陪他聊天解闷以求能够减轻他的病痛。有时，他想吃手擀面了，我就做好给他送去。

陈祖德老师生命中最后一句虚弱难辨的话，就是将《中国围棋古谱精解大系》这部巨著的审稿工作托付给了我。

而在我陪伴陈祖德老师的最后时光里，他反复地对我详细提及他给刘书记写信的前后经过。陈祖德老师充满感情地提到：“在当时，只有刘书记一个人勇敢地站出来，给自己一个普通的运动员回信，支持自己的建议，并兑现了他的承诺，收容、保护了那么多的围棋人才。后来，刘书记将我的信转呈给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还为中国围棋向周总理进言献策。刘书记在中国围棋遭受厄运、面临绝境时，发挥了无人替代的重要作用。”

在漫漫长夜中，陈祖德老师还曾多次对我说到：1973年4月，正是有了刘书记的帮助，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后我国第一个大规模的代表团由廖承志率领访问日本时，敬爱的周总理亲自批准了他作为团员参加出访。也正是在这一年的春天，在周总理的提议下，国家围棋集训队获准重新组建。

另外，陈祖德老师还念念不忘地说到，1973年，由于当时的国家体委并没有恢复全国围棋比赛的计划，他就代表围棋界人士向刘书记提出请求，希望河南能够举办一个全国范围的比赛。刘书记非常痛快地答应下来。当年的11月底至12月初，由河南省出面，主办了十省市围棋邀请赛，这实际上是“文革”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性的围棋盛会。当时各地的著名棋手几乎悉数参加了比赛，一些少年新秀也从此开始在棋坛崭露头角。之后，围棋热迅速在华夏大地升温。

古语云：“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陈祖德老师的一生为围棋做了太多、太多的事儿，在他自己生命垂危之际，却始终不能忘怀刘书记对中国围棋做的这些事，这正说明了刘书记在他心中的位置和分量。

记得在陈祖德老师去世后，接替他担任中国棋院第二任院长的王汝南老师曾用一句话概括陈祖德老师的为人：“只要是有人求助，他都会尽力去帮助。”我认为，反观反思，陈祖德老师也是同样，他至死都没有忘记曾经尽力地帮助过他本人和中国围棋事业的刘建勋书记。

叶飞在庆功宴上说：“刘建勋对中国围棋是有很大的贡献的！”

1984年10月中旬，中国和外国之间最早举办的围棋对抗赛——第一届中日围棋擂台赛拉开战幕，这是中日围棋发展史乃至世界围棋历史上极具影响的赛事。历经一年又一个月的鏖战，我方在1985年11月中旬，终以8:7的比分艰难取得首胜。随后中国连续三届获胜。自此，聂卫平老师开创了个人“十一连胜”的神奇记录。对中国围棋而言，则是自此开启了它从小众的娱乐运动形式中彻底解放出来、华丽转身，变成万众瞩目的智力竞技运动的帷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围棋与女排、乒乓球三项体育运动并驾齐驱，成为了激励亿万人民为中华民族腾飞、开启新长征的榜样和动力。

党中央和国务院为了表彰和鼓励中国围棋队，将1985年的庆功宴安排在北京饭店举行。我记得，参加这次庆功宴的领导同志有叶飞、张劲夫、金明、唐克、李梦华等不少人。席间，我和队友们都亲耳听到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叶飞同志当众非常感慨地说道：“不管怎么说，刘建勋对中国围棋是有很大的贡献的！”当时就坐在叶飞旁边的金明（“文革”后历任国务院商业部长、秘书长、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听罢，立即随声接茬道：“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30年的光阴过去了。时至今日，我始终认为叶飞和金明同志当年说的话，也完全代表了我和众多围棋人心底的声音。

【作者谢语】

历经数载，古稀悬车之年，终成此册，了我心愿。衷心感谢围棋界的新朋老友。

特别感谢昔日同事马雪峰女士和北京藏晖阁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马继志先生鼎力相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