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化四字”辨析，

从资本管理到根治疾病的审视

——地方债务与国资管理解决方案探讨

紫 虬

当前，为化解地方债务压力，湖北省提出了以“一切国有资源尽可能资产化、一切国有资产尽可能证券化、一切国有资金尽可能杠杆化”为核心原则，以“能用则用、不用则售、不售则租、能融则融”为操作路径的“决绝思路”，引发了广泛关注与深度讨论。这套方法工具性强，决心巨大，但若对其思想认识根源缺乏深刻洞察，则极易在实践中偏离正道，甚至南辕北辙。我们必须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其进行一次彻底的思想溯源与是非辨析。

任何经济政策都不是纯粹的技术工具，其背后必然承载着特定的价值取向与理论逻辑。对“三化四字”的审视，首先必须厘清其思想根源。

1、在资本逻辑下的“三化四字”：一种饮鸩止渴的财务幻象

如果仅仅在资本的纲——即追求资本无限增值这一目标函数下——来理解“三化四字”，那么它本质上是一套高级的“资本管理”或“资产负债表修复”方案。其核心特征是：

将一切社会财富要素（资源、资产、资金）转化为资本增殖的要素。

将时间的维度运用到极致，通过证券化预支未来，通过杠杆化放大当下。

其最终目的，是实现货币资本的保值与增值，解决的是“钱”的问题。

在这一逻辑下，所有操作都围绕一个中心：变现能力。能快速变现的资产就是好资产，能撬动更多资金的杠杆就是好杠杆。然而，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所批判的“货币拜物教”的当代体现。它无法回答一个根本问题：当未来的收益被提前贴现，当所有的存量资产都被证券化变现之后，新的财富从何而来？其结果，很可能是在解决了眼前流动性危机的同时，透支了地区未来发展的根基，掏空了长期战略能力的物质载体。

“三化”与“四字诀”的提出，是地方在特定发展阶段，面对长期积累的债务压力所采取的一种应激性、突围式的策略选择。其直接的、表层的逻辑在于：通过将沉淀的、固化的国有“三资”转化为流动的、可用的金融资本，以解债务的燃眉之急，保障经济社会的基本运转。

然而，这一思路的深层根源，恰恰暴露了过去一个时期某种生产方式的内在局限性。这种生产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投资驱动与土地资本化，其积累过程导致了债务的过度膨胀与社会再生产循环的阻滞。地方债务问题，本质上是宏观与微观层面上，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一个结果。它宣告了那种忽视人的主体性、片面追求资本增值、导致“生产与消费”脱节的传统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

3、“三化”思路的三重风险

因此，“三化”在本质上，是旧有生产方式框架内的一种“理财术”。它试图通过高超的资本运作来管理、甚至延缓旧模式所产生的危机，但并未触及其根源。若将其奉为圭臬，而无视其背后的生产方式问题，则极易陷入三重风险：

1、战略透支风险：为快速变现而将关乎长远竞争力的核心资产与战略收益权拱手让人。

2、债务转嫁风险：证券化与杠杆化若不能投向能创造新价值的领域，便是对未来财政能力的透支，债留子孙。

3、公共性流失风险：将公共资源完全交由资本逻辑主导，可能损害社会公平与人民福祉。

这正是“饮鸩止渴”之忧的理论依据所在——它源于对问题根源的误判，或是对根本性改革的回避。

二、明其道：改革的“纲”

在于推动生产方式的渐进式革命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壹引其纲，万目皆张。”对于“三化”改革而言，这个“纲”不是具体的操作手段，而是根本的指导思想与发展道路。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将其与党的方针政策紧密结合。

首先，要分清思想上的大是大非。

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还是滑向“以资本为中心”的运作逻辑？ “三化”处置的最终目的，必须是服务于人民的整体利益和长远福祉，而非满足资本无限增值的渴望。

是坚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好结合，调动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积极性，还是退回到“市场万能”邪路或依赖“政府包办”的消极？ 改革必须遵循经济规律，但只能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经济规律。国有资产的处置，绝不能是“一卖了之”的懒政，而应是“优化配置”的艺术。

是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在高质量发展中寻求共赢，还是制造蚕食国有资产的对立？ 改革应有利于壮大公有制经济，巩固发展其主体地位，也应有利于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关键在于构建劳资政三方共赢的新格局。

其次，要把握“阶梯式递进”与“稳中求进”的工作基调。

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的“阶梯式”递进，启示我们改革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当前以“三化”盘活资产，可以视为 “治标”以赢得时间和空间的“第一个阶梯” 。但下一步的阶梯必然要迈向“治本”——即通过微观激励机制的改革（如探索“职工共享基金”）、所有制形式的创新、以及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来重塑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动力，从根本上解决需求不足和创新能力不强的问题。换言之，这个“纲”就是：在四中全会重提“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时，将经济发展的核心目标，从追求资本积累的“量”，转变为追求人民福祉与全面发展、支撑民族复兴的“质”。 具体而言：

生产目的革命：从“为利润而生产”转向 “为满足国家战略需要和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而生产” 。这意味着产业政策、投资决策不再仅仅服从于ROI信号，而要服从于 “供应链安全清单”、“技术突破清单”、“民生短板清单”。

积累方式革命：从依赖土地金融和债务扩张的“虚拟积累”，转向依赖劳动价值积累和科技创新的“实体积累”。把资源真正配置到能带来技术突破和生产率提升的领域。

分配改革：在省属国企中，试点将一部分利润划转为“职工共享基金”，用于提高全员福祉、技能培训或作为员工持股的来源。

3、政府层面：从“经济增长的推手”转变为“新生产方式的构筑者和守护者”

“开源”，不是卖资产，而是培育和壮大能健康、持续创造高额剩余价值的新质生产力集群。政府的核心任务是为这些集群扫清障碍、提供初始动力（如基础研究、应用基础设施）、并确保其发展成果能被社会共享。

“节流”，不是压缩必要的民生支出，而是坚决终结过去那种低效甚至无效的投资方式。这意味着：

对存量债务进行结构性清算，该重组的重组，该由上级资源协调的协调，承认部分历史欠账，轻装上阵。彻底改变政府的投资行为，建立基于长远战略价值的项目评估体系，杜绝为短期GDP而进行的浪费性投资。

三、稳其行：在正确思想指引下

将“三化”工具纳入战略导航系统

在思想是非已然明晰的前提下，具体的解决方案便有了灵魂和方向。它们不再是孤立的技术选项，而是服务于宏大战略的战术工具。

1、实施“战略分类”管控：对“三资”进行战略属性甄别，划分为“战略保障、功能提升、市场竞争”三类，设定清晰的处置红线与优先序，确保核心战略能力不流失。

2、推动“四字诀”价值升级：将处置方式从会计操作升维为战略管理。

“评”字为先（替代笼统的“用”）：任何资产处置前，必先进行战略评估与分类。

“升”值退出（替代简单的“售”）：对【市场竞争类】资产，学习“合肥模式”，先通过重组、引入战投等方式 “赋能提升价值” ，再择机高位退出。

“合”作共赢（替代被动的“租”）：在【功能提升类】资产中大力推广PPP模式，设定服务质量等绩效指标，选择最优市场伙伴，实现公共利益与市场效率的平衡。

“创”新生态（替代盲目的“融”）：将融资功能与产业孵化结合，资金定向用于设立天使投资、创投基金，培育本土科技企业，创造湖北未来的新生产力。

3、建立“战略导向”考核：改革考核体系，将“战略贡献度”、“风险防控度”、“民生改善度”作为衡量“三化”改革成效的核心指标，引导实践走向健康发展。

结 语

李强总理曾引用过一句名言：坐在办公室都是问题，下去调研看到的全是办法。解决旧生产方式积弊，需要更开阔的视野。“三化”改革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对发展道路的认识深度。当前的首要任务，是一场思想上的正本清源。唯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牢牢抓住“生产方式渐进式革命”这个纲，我们才能将“三化”这一应急之举，稳妥地引导至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康庄大道上，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阶梯式”上升与可持续发展。分清是非，是为了更好地凝聚共识；明确方向，是为了更稳地踏出每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