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理论不能不承载“价值之问”，“研究范式”不能不警惕思想殖民，列宁指出的“党性”原则不可弃之不顾——审视刘元春教授的《大时代下宏观经济学面临的挑战与变革》，便能获得一个更具穿透力和批判性的视角。

 

刘教授的文章是一次经济学体系内的、技术官僚式的深刻反思，需要一个跳出主流经济学体系外的、政治经济学的元批判。将两者结合，可以形成如下立体画像：

 

一、刘元春文章的贡献与价值：一位“体系内医师”的精准诊断

 

刘教授的文章代表了当前中国主流经济学界最前沿、最开放的反思水平，其价值不容低估。

 

1、全面的危机图景绘制：他清晰地梳理了四大挑战（金融危机、长期停滞、疫情战争、数字革命），并详细阐述了它们如何从事实、政策到理论根基，全面冲击了以“新共识宏观”为代表的西方主流范式。这是一份极其宝贵的“诊断书”。

 

2、对主流理论工具局限性的揭示：他对DSGE模型（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泰勒规则（美联储利率规则）、菲利普斯曲线（失业-通胀衡量模型）、潜在产出分析等核心工具的批判，如指出其“参数识别难题”、“脱离现实的外生冲击假定”、“在危机面前的失灵”等，都非常精准和专业。他承认这些模型在“大缓和”的“超常态”下似乎有效，但在“大时代”的“常态”危机中则显露出根本性缺陷。

 

3、对政策实践与理论脱节的敏锐观察：他指出了政策制定者如何在危机中被迫突破理论教条（如采用QE（量化宽松）、宏观审慎监管、现代货币理论等），这事实上承认了西方经济学理论已无法指导现实。

 

总而言之，刘文完成了一项出色的工作：他系统地向我们展示了“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工具箱已经千疮百孔”。实际上，从庸俗经济学的脱离实际谈起，是揭露其伪科学的最好入门。这对于笃信“西方经济科学”者来说，是丢掉迷信，拿起批判武器的最好办法。总之，把西方经济学教成证伪学，是岗位贡献，也是在对立统一中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基础。 

 

二、从“政治经济学”视角看的局限与未竟之业

 

然而，列宁曾指出，“正如政治经济学教授虽然在实际材料的专门的所究方面能够写出极有价值的著作， 可是一旦说到政治经济学的一般理论时， 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所说的任何一句话都不可相信一样。因为在现代社会中，政治经济学正像认识论一样，是一门有党性的科学。”（《列宁选集》2,234-235，黑体为列宁所加）

列宁百年前的观点，在向西方开放的形势下有多少现实意义？1987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言必称列宁，充满自我批评。两、三年后丧失魂魄的戈尔巴乔夫，在犹豫间终于采取同样是“问题导向”的、由西方经济学主导的500天休克疗法，如“临门一脚”，在斯大林后，终于和列宁彻底决裂，苏联迅速崩塌。参考戈尔巴乔夫对西方经济学的暧昧悲剧，列宁的党性说有当然的现实意义。

此外，从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思想殖民陷阱中也可以看到，今天回顾列宁，不是从书本出发，而是对现实历史做出反应：“科学化”的方法论霸权往往将自身包装为价值中立的纯技术分析。作为技术工具的边际生产力理论、人力资本模型，忽视了初始产权分配、垄断权力和市场结构的不平等，推动两极分化；总供给-总需求模型、企业利润最大化模型、自由市场理论必然保护、鼓励唯利是图，直接影响过剩、失业，投资萎缩；货币数量论、通货膨胀目标制促使在2008年采取量化宽松式信贷刺激，建立“资金池”，推动人民币购买力下降；人力资本投资模型、个人理性选择模型导向，间接而深刻地影响人口锐减。——《驾驭资本必须终结“资本经济学”的思想殖民》。

我们的目的，是揭露“技术工具的中立性”是资产阶级党性最成功的伪装。揭露把历史特定现象自然化，如把“利率—通胀—产出”当成宇宙常数；揭露把阶级冲突掩饰为技术参数，如把“工资粘性”说成“微观摩擦”，把“失业”说成“自然率”；揭露把可政治选择的目标函数唯一化，把“劳动者是否掌握生产资料”排除在可行解之外，用数学形式驱逐价值判断。总之，是让模型不再假装自己无姓无国、无阶级无立场。

这就说明，问题不仅仅在于“工具坏了”，更在于 “这些工具是为谁造的？它们的内在逻辑是什么？” 从这个角度看，刘文的局限性便显现出来。

 

1、技术性反思取代了本体论批判：刘教授止步于指出模型的“预测不准”和“参数失真”，但没有深入追问：为什么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的核心假设（理性预期、市场出清、代表性行为人）必然导向对阶级冲突、权力垄断、剩余价值分配的忽视？他批判模型，但未彻底批判模型所依托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个本体。他的反思是 “这个工具不精密” ，而非 “这个工具从设计之初就不是为了建造社会主义大厦”。

 

2、对“价值中立”语言的无意识接受：全文采用了标准西方经济学的价值中立术语进行分析（如“金融摩擦”、“总需求不足”、“均衡利率”）。这恰恰落入了“研究范式殖民”的陷阱。例如：在讨论“长期停滞”时，他引述了Summers的“均衡利率为负”理论，但未从资本过剩与劳动者收入不足导致的有效需求疲软这一马克思主义视角进行根本性解读。在讨论“大缓和”时，他提到了“全球化红利”和“新技术革命”，但完全没有触及在美元金融霸权、美国主持的国际经济规则之下，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包括苏联解体）向美欧的物质、金融“双重输出”所起到的历史性缓和作用。

 

3、寻求“修补”而非“重构”范式：他的问题导向最终指向的是 “如何发展出更精巧的宏观经济学新构架” 。这本质上仍然是在祈求一个 “更好的万能工具箱” 。他没有提出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我们是否需要一个基于完全不同价值前提（如共同富裕、劳动者主体地位、国家战略安全） 的、全新的经济学话语体系和理论范式？他的解决方案，依然是在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大厦内寻求“不拘一格的理论性重构”，而未曾设想另起炉灶。

 

三、综合结论：刘文是“破”的重要一步，但尚未开启真正的“立”

 

刘元春教授的文章，可以看作是“破”的完成阶段，但远远不是 “立”的开始阶段。

 

他的角色是“高级批判者”：他站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殿堂之内，以娴熟的技艺指出了梁柱的裂痕和设计的缺陷。这对于唤醒殿内仍在沉睡或自我陶醉的人，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

但他的批判仍有“边界”：这个边界就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硬核——它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范畴（资本、利润、雇佣劳动）视为永恒的自然规律。在中国当前的现实下，呈现出私有经济本位，不利于正确认识两个毫不动摇。

 

因此，对于中国的经济学人和政策制定者而言，刘文的意义在于：

 

1、它是一份强有力的“解魅”教材：它用西方经济学内部最权威的声音，宣告了西方主流范式的危机。这为我们打破对西方理论的迷信提供了坚实的学术依据。

 

2、它划定了理论竞争的战场：它清晰地标示出当前全球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前沿阵地。中国的学者不能缺席这个阵地的竞争，必须提出自己的解释和方案。

 

3、它呼吁下一个飞跃：刘文的终点，应成为我们探索的起点。我们感谢他为我们清晰地描绘了“此路不通”的困境，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根本，以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为源泉，构建一套既能深刻批判资本主义矛盾，又能有效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

 

四、总结实践，提出办法，扬中国气派的理论

 

毛泽东同志在1938年和1942年两次强调“中国作风”“中国气派”，自井冈山开辟革命道路起，中国共产党始终立足国情探索自主道路。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同志明确提出“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坚持“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全面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总结基层创新实践，可为构建自主的中国理论范式提供坚实基础和丰富素材。

 

1、确立“元规则”：将中国式现代化目标嵌入决策系统 

 

20届四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是“阶梯式递进”。推动政治经济学审查转化为可执行、可追溯的制度安排，是题中应有之义。

 

（1）建立重大经济政策“政治效益—经济效益”双轨评估机制。所有国家级重大规划、区域与产业政策立项前，须同步提交两份前置报告：一是传统《经济效益与可行性报告》，二是新增《政治效益与风险审查报告》。后者需明确评估： 

 

公有制强化度：是否增强公有经济在战略领域的控制力；

 

共同富裕贡献率：引入“再分配后基尼系数边际变化”； 

 

国家安全保障度：对产业链供应链、粮食能源、数据安全的影响；  

劳动者福祉提升度：就业质量、再就业率、劳动报酬占比、工作环境改善情况。 

 

审计机制由第三方机构、大数据舆情、群众满意度调查及人大代表/政协提案评分共同构成。

 

（2）在干部考核中设立“中国式现代化政绩观”核心目标与关键结果（OKR）。大幅提高“民生改善”“科技创新”“生态环保”“风险防控”等指标权重。对推动共同富裕、实现关键突破者优先提拔，重点使用在抵制马克思主义边缘化方面有实绩的干部。

 

此机制源于共富先行区实践。如浙江“山海协作”“扩中提低”“千万工程”等举措，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03年的2.43降至2023年的1.86，为全国最低（浙江省统计局）。江阴村干部因“强村富民”导向，持续发展集体经济，考核聚焦集体与农民收入增长而非单纯招商。这一制度创新将逐步化解唯GDP排名矛盾，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由局部突破走向全局深化。

 

2、推动理论“术语革命”：从概念移植到实践叙事

 

针对西方经济学术语中隐含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批判性重构基于中国实践的话语体系。

 

如“有效市场假说”无视资产泡沫与金融内生风险；“全要素生产率（TFP）”回避劳动强度、制度变革与资源重置；“自然失业率”将结构性失业“自然化”，掩盖生产方式矛盾；“理性预期”“一般均衡”“DSGE模型”构建脱离现实的市场乌托邦；“人力资本”掩盖不平等根源。此类术语照搬导致理论脱离实际，有些已被刘元春等学者揭示。

 

应对之道：

（1）在模型最底层、可证伪、可反驳的地方入手，排除原教旨资产阶级假设，替代劳动者立场假设。这不是西方进步经济学家从理论到理论的演绎，而是对中国特有实践的总结和理论升华。模型必须能再现资本主义危机，也能算出社会主义路径。总之，主流经济学工具需注入生产关系维度。如TFP应纳入以劳动者为中心的组织创新、“放管服”改革、国家主导的规模效应等。把列宁的党性原则写进模型假设，形成符合国情的综合指标。

（2）创建“中国式现代化案例库与国家培训教材”。由中央党校、中国社科院牵头，系统梳理浙江、重庆、江阴、南街村等典型案例，编写干部培训标准教材。让“共同富裕”具象为“收入倍差缩小”，“内陆开放”体现为“陆海新通道”，超越西方MBA案例教学模式。 

（3）推动“政策语言”与“群众语言”融合。鼓励使用“家门口的富民产业”“绿水青山变现金”“集体钱包鼓起来”等基层表达，诠释“产业振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新型集体经济”，增强理论感染力与认同感。

 

3、构建中国式宏观仪表盘：以多维指标引导资源配置

（1）实施“要素配置差异化引导”。将五年规划与产业政策目标与金融、财政、土地等要素分配挂钩： 

 

金融：对普惠金融、科创贷款、绿色信贷表现优异的地区和银行，给予更低准备金率、优惠再贷款； 

 

财政：转移支付与“民生共享”“生态保护”绩效强关联。  

 

此为重庆“陆海新通道”、成渝中欧班列、智慧口岸获国家支持经验的制度化延伸，实现货币政策“精准滴灌”向“共享”“绿色”等目标拓展。

（2）建立“仪表盘数据”实时监测发布机制。定期（如季度）由国家统计局权威发布“共同富裕指数”“产业链安全指数”等核心指标，引导社会预期，形成发展共识。

 

4、实施“结构性政策优先”：建设“产业—科技—金融”聚合生态

 

从被动调控转向主动塑造，打造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制度生态系统。

（1）布局“新时代重大生产力平台”。借鉴“两弹一星”“大飞机”举国体制，创新组织模式：围绕“卡脖子”技术与未来产业，设立若干“国家创新联合体”。由链长企业（国企或平台）牵头，整合高校、科研院所、“专精特新”民企，配套长期耐心资本（如国家集成电路基金模式）。融合浙江数字经济生态、全国绿色发展体制、深圳合肥资本引导经验，强化突破性创新能力。

（2）设计“共同富裕导向的财政政策工具箱”。在“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中，优化三次分配机制：  

 

初次分配：落实“提升员工享受企业发展成果水平”政策，鼓励共享发展；增加对农民农业直接补贴； 

 

二次分配：适时开征房地产税、遗产税，完善精准救助； 

 

三次分配：健全慈善法规。 

 

探索“全民共享”资产收益模式：研究将部分国有资本收益、自然资源收益（如稀土、频谱拍卖）划入社保基金或设立“公民基金”，让全民分享国家发展红利。

 

5、强化“能力建设”升级：从监管到塑造战略力量

（1）推进“战略型国有企业”改革2.0版。超越“管资本”“混改”，明确部分国企使命为在战略领域（高端芯片、工业母机、种业、康养设备）长期攻坚，成功后扩散技术与模式，不与民企争利。此为江阴“办企业为民”逻辑的升华，强化国企战略功能。

（2）启动“中国范式经济治理人才”全球招募与培养计划。在组织部门支持下，遴选兼具现代管理能力、深谙中国政治经济学、富有家国情怀的全球人才，进入关键经济部门、国企与研究机构，系统培养，为中国式现代化储备核心战略资源。

 

总结而言，这些更系统化的办法，其核心逻辑是：将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目标，通过“政治算法”嵌入决策程序，通过“实践话语”形成社会共识，通过“多维指挥棒”引导资源配置，通过“聚合生态”实现创新突破，最终通过“战略力量”来确保目标的达成。这是一条从“实践自觉”走向“理论自信”再到“体系自强”的完整闭环，是避免任何形式的前苏“500天计划”风险最可靠的保障。也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彰显中国气派的根本依托。

在此，我们不能不从内心心悦诚服这样一句名言：“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 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毛泽东年谱》，第5卷，484页）

 

（作者系昆仑策特约评论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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