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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垣由传统考据学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转变
点击:  作者:牛润珍    来源:中国历史评论 微信号  发布时间:2021-05-12 10:43:37

 

2020年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史学大师和社会活动家陈垣先生诞辰140周年。陈垣先生是中国现代史学大师,晚年学术由传统考据学转变到马克思主义史学。这一转变始于建国前夕,经过政治学习,接受思想改造,树立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至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得以完成。毛泽东思想对陈垣历史观的变化起了五个方面的影响:掌握并运用社会发展规律考察历史;认识人民大众的历史作用;实事求是与现代科学的结合;学术研究要以人民需要为目标;以新见评史论史。陈垣的转变影响了一批史学家。

 

本文作者牛润珍(1954-)系资深史学史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清史、方志学、民国学术史、历史地理学等。

 

 

△1954年,毛泽东和陈垣亲切握手。

 

 

陈垣,字援庵(以下称字),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史学大师。他一生从事考据,晚年接受马克思主义,在学术上完成了由传统考据学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转变,代表了新中国成立后老一辈学者治学方向与道路的变化,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相对于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来说,援庵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形成较晚。他于建国前夕,才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建国后,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有所转变。1951年参加西南地区土改,任土改工作团总团长,土改归来,即投入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这是其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初步形成的时期。20世纪50年代末,实现了由传统考据学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转变,确立了他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60年代初,其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更加成熟,已经能够熟练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抵制浮夸文风。1961年春,他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二所学术会议上,对简单粗暴的史学批评文章提出批评。说:这种文章有点像毛主席所说的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毛主席说,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的态度。共产党人不靠吓人吃饭,而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

 

 

援庵走上马克思主义史学道路的途径亦不同于郭沫若等人,具有自己的特点。他首先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和革命根据地的了解与认识,进而接触到马克思主义,阅读的第一本书是史学家张恒寿送给他的《西行漫记》。张恒寿于1990年撰文回忆说:1949年初,北平解放了,以陈老的大学校长和著名老史学家的地位,必应有所表态。陈老和某些老一辈学者一样,对解放区和中共的情况、政策,不甚了解……我曾将斯诺写的《西行漫记》和冯玉祥著的《我所认识的蒋介石》送呈校长阅览,当时认为这类书内容具体,比理论书容易引起老年人的兴趣,老校长非常欢迎,就像他读古籍的态度一样,认真阅读起来,还在《西行漫记》的顶上写下几行眉批,内容是关于年代的记述。他觉得这二书,特别是《西行漫记》对他很有启发。继之,他开始系统地阅读毛泽东的书,首先学习了其中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等篇章,立刻被这精辟的理论所吸引,爱不释手,反复钻研1949429日,他在《给胡适之先生一封公开信》中进一步说:在这样的新社会里生活,怎能不读新书,不研究新的思想方法?我最近就看了很多很多新书,这些书都是我从前一直没法看到的……我读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认清了现在中国革命的性质,认清了现在的时代,读了《论联合政府》,我才晓得共产党八年抗日战争的功劳……读了《毛泽东选集》内其他文章,我更深切地了解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从而了解到许多重要的东西,像土地改革的必要性……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我才看到了老解放区十几年前就有了良好的政治……我也初步研究了辩证唯物主义论和历史唯物论,使我对历史有了新的见解,确定了今后治学的方法。以后他又学习了《社会发展史》,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列宁《国家与革命》,还有其他经典著作

 

理论学习促使援庵思想剧变。1949314日他曾致香港友人函,说:余思想剧变事,已详前信。世界大势所趋,必然做到,早晚而已。已颓败之势,无可挽回。学术思想,应从新生的路上走,余甚悔往日之懵然妄觉也。同日他又致三子约之函说:余今日思想剧变,颇觉从前枉用心力。从前宥于环境,所有环境以外之书不观,所得消息,都是耳食,而非目击。直至新局面来临,得闻各种书报,始恍然觉悟前者之被蒙蔽。

 

同时,社会变革的实践亦推动了援庵思想的转变。他以71岁高龄参加土改,深入民众,访贫问苦,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都起了深刻的变化。土改时,家乡族人部分财产被穷人分去,本家子弟有怨言,援庵写信给九叔陈维镳说:自己又不是无得食,散一点财产给大众农民兄弟,岂不是好事?社会主义社会,私人财产无甚用处。来谕说本堂子弟不满,这是暂时的,过一下就明白了,你老人家也不必怪他们。又写信给族人,讲述土改的道理,说:土地改革是人民政协《共同纲领》规定的,要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就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这才可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我们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我们应坚决拥护这政策。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和政治立场已站在民众一边。而且,教师思想改造学习,又使其人生观、历史观进一步转变,他说这是他思想革故鼎新的阶段

 

 

在转变过程中,重新确立人生目标,即追随中国共产党。起码在1953年他就产生了入党动机,这年他生病住院,在病榻上曾对北京师范大学党委第二书记何锡麟说:恨自己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认识太晚,今世理想恐难实现。”1959128日援庵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他虚岁80,说:我年近八十才找到政治上的归宿。蘧伯玉知非之年是五十,我却是八十而知七十九之非。”312日他在《人民日报》发表《党使我获得新的生命》一文,叙述了他对中共的认识和多年追求中共的愿望。这篇文章在史学界引起很大的反响。这时,全国史学界著名学者百余人聚会北京,讨论中国历史编写提纲,大家得知援老入党并读此文,深受鼓舞,纷纷表示祝贺,由唐长孺赋诗,侯外庐题词纪念。曰:建国十年,以中国历史提纲之讨论,集全国史学工作者于首都,百家争鸣,各放己见,到会同志欣闻史学前辈援老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读大作《党使我获得新的生命》,感动异常。咸认为援老入党,乃史学界之光荣,对共产主义接班人青年,教育甚大。长孺同志即席赋诗一首:八十争先树赤帜,频年知己效丹衷。后生翘首齐声贺,岭上开花彻骨红。同志皆愿著名于册,以志纪念。题词后有蔡尚思、郑天挺等与会者105人签名。至此,援庵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已牢固树立,此亦是其晚年学术与思想转变完成的标志。

 

 

1950年初,援庵曾对自己一生学术思想的变化做过这样的总结,说:九一八以前,为同学讲嘉定钱氏之学;九一八以后,世变日亟,乃改顾氏《日知录》,注意事功,以为经世之学在是矣。北京沦陷后,北方士气萎靡,乃讲全谢山之学以振之。谢山排斥降人,激发故国思想。所有《辑覆》《佛考》《诤记》《道考》《表微》等,皆此时作品,以为报国之道止此矣。所著已刊者数十万言,言道、言僧、言史、言考据,皆托词,其实斥汉奸,斥日寇,责当政耳。解放以后,得学毛泽东思想,始幡然悟前者之非,一切须从头学起。年力就衰,时感不及,为可恨耳。他又把这一变化过程归纳为钱、顾、全、毛,即由钱大昕的考据之学,经由顾炎武的经世致用和全祖望的故国文献之学,终于找到了毛泽东思想

 

 

△ 青年史学家最喜欢陈垣老校长这里来做客

 

毛泽东思想对援庵历史观的变化起了五个主要方面的影响:第一,掌握社会发展规律并运用社会发展规律考察历史。1948年以前,援庵致力于考据学,通史以经世致用,将考据之学、致用之学都发挥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利用史学褒贬劝诫、彰善瘅恶的功能,弘扬中华民族史学的爱国精神,倡导有意义之史学,但始终未能从传统史学中脱胎出来,甚至连语言,如爱中国”“外夷狄”“斥降臣”“表遗民等等,都是传统史学的术语。所以,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他一直没能走出传统史学的圈子。新中国建立后,使他有机会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他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得到了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他接受了这些理论,并说:我常常想,解放后全国人民都得到幸福,而史学工作者的最大幸福,就是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又说:不能掌握真正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对史学家来说,实际上是最大的苦恼和不幸,思想局限,目光狭隘,脑子里常常萦绕着很多不可解的问题。因为没有指路明灯,纵然苦心孤诣地千思万想,还会惶惑不解,最后不了了之。援庵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认识到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将新观点、新立场、新方法运用于治史实践,修改、再版了10多部旧著,还撰写出20多篇论文,刻意追求一种新精神,亦试图能在史学研究上有新的建树。

 

第二,认识到人民大众的历史作用。在援庵的论著中,所传、所表彰者大多是封建士大夫,流露出他对传统士人的偏爱,特别是早期的宗教史、元史和历史文献学研究,一向重视文化和士人的作用。建国后,援庵认识到社会的发展和政治的变革,最终还是人民大众的作用和经济基础的决定,将立场转向民众。19576月他在《明季滇黔佛教考重印后记》中说:限于当时思想认识,过于重视知识分子,看不见人民大众,致立论时有偏颇,此则有赖于高明之指正者也。而且他对历史上农民起义的作用亦有了新的认识,论著中之有关表述已不再沿袭旧称。特别是对参加农民起义的知识分子,予以大力表彰,如《陆棠介绍》一文,叙述了南宋建炎绍兴年间知识分子陆棠参加建州农民起义的事迹,赞颂陆棠全家参加农民革命死而不悔

 

第三,其一贯实践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更具现代科学意义。援庵一生从事考证、校勘,说:欲实事求是,非考证不可。考证须熟悉年代学,又说:苟欲实事求是,非有精密之中西长历为工具不可。所欲实事求是,无非是求一字一事一版本之真。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援庵将长期坚持的实事求是治学原则进一步升华为旨在追求一种科学的法则,而不仅仅局限于某种具体历史名物的考证。他曾严厉批评学术界出现的浮夸风,提倡用严肃科学的态度研究历史,力争使实事求是成为学术界普遍遵守的通则,一改过去从不论人是非的习惯。他晚年撰写的《史学工作的今昔》《谈谈文风与资料工作》等,都反映了他在这方面的变化。

 

第四,重新审视了以前的学术研究成果,提出学术研究要以人民需要为目标。1952122日援庵致包赉函说:解放前我著书,只凭自己一时的兴趣,不问人民需要不需要,固所著不切实用之书。著书适应人民需要,才能贴近时代,立意亦远高于传统的陈古证今,经世致用。

 

第五,以新见评史论史。关于古代民族关系,援庵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立以前,各少数民族相争之事常有,自《共同纲领》制定民族政策后,我们讲历史的,对于古代民族相争之事,要很谨慎的来处理。包赉撰《贾似道二三事》,第二章有在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中一段议论。援庵说:中国资产阶级产生于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宋朝是封建社会,那里能有资产阶级的统治,应仔细参考毛主席《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书后,加以改正。

 

 

此外,援庵厚今薄古的史学思想,亦是受了毛泽东的影响。1958年,他先后在《文汇报》(430日)、《历史研究》(第5期)发表《如何理解厚今薄古———我的体会》和《厚今薄古是今日史学界必须走的道路》两篇文章,具体阐述了他在这方面的看法。

 

 

援庵的转变又影响了学术界。他参加西南土改,柳诒徵致函称赞,说:蜀中改土,闻籍高贤,裨赞新政,龙马精神,闻而健羡。

 

援庵还劝杨树达、骆绍宾法韶山,学习毛泽东思想。1952122日致杨树达函说:《积微居金文说》已由科学院送到,稍暇当细加钻研,以答盛意。来示谦欲法高邮(即王念孙,王引之),高邮岂足为君学?况我公近居韶山,法高邮何如法韶山?前屡得骆君绍宾寄示近作,甚欲以此意谂之,不知尊见以为如何?杨树达接受了援庵的建议,并将自己的著作寄示毛泽东,商讨学术,雁鸿往复频递。杨、毛往来书信被收录于《积微居友朋书札》一书。

 

 

而且援庵的好友朱师辙,出身书香世家,为清代著名文字学家朱骏声的后人,曾应援庵之邀,执教辅仁,建国前后,与陈寅恪同事中山大学,其晚年亦有大的转变,服膺毛泽东思想。

 

建国初,援庵致函中山大学教授冼玉清,叙说了自己的思想变化。冼玉清于1950115日复函,曰:1949年)十二月廿九日惠书,沛然英锐之气,溢于词表。又告之陈寅恪近况,曰:陈寅恪先生身体日健,常有晤言。前旬因登漱珠冈探梅,往返步行约十里。陈夫人谓渠数年无此豪兴,附唱和诗可知也。

 

陈寅恪《纯阳观寻梅呈冼玉清教授》诗曰:

 

我来只及见残梅,太息今年特早开。

花事已随尘世改,苔根犹是旧时栽。

名山讲席谁儒士,胜地仙家有劫灰。

游览总嫌天宇窄,更揩病眼上高台。

 

冼玉清《侍陈寅恪先生漱珠冈探梅次元韵》曰:

 

骚怀惘惘对寒梅,劫罅谁来讯落开?

铁干肯随春意改,孤根犹倚岭云栽。

苔碑有字留残篆,药灶无丹只冷灰。

何意两回花甲后,有人思古又登台。

 

这时正是援庵思想积极向上,对哀吟梅落之惆怅,似乎不大欣赏,复书著意欲振之。冼玉清亦未能明白援庵的意思,于195054日致函说:二月廿四日惠书奉悉,措语极风趣,极活泼,大有还童气象,不知何因而至此?冼玉清虽然未能接受援庵的一些意见,但学人之间的沟通也是很有积极意义的。特别是史学二陈,从冼玉清那里了解了彼此的情况,说明二人在建国后还是相互关怀的。19491114日援庵致陈乐素函说:简琴翁(简经纶)来信……云寅恪夫人对时局认识不清,尚疑为大乱将至,亦新闻也。援庵身居北京,对时事的感受自然真实,亦欲通过冼玉清,告之事实真相,对之有所影响。

 

援庵的转变不仅影响了同辈学者,亦影响了后辈学者。1949910月间,浙江大学历史系一度停办,援庵建议长子乐素转习政治学,并为之介绍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的作用》、艾思奇《社会发展史提纲》、薛暮桥《政治经济学》和沈志远译《历史唯物论》等书。虽然乐素并未专门从事政治课教学,但他从父亲那里得到了正确引导,以后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在史学研究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样,郑天挺、白寿彝、蔡尚思、唐长孺、柴德庚、陈述、史念海、赵光贤等,均盛赞援庵的转变,并奉之为楷模,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学术研究,分别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中,做出了突出成就。20世纪5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空前发展,一方面固然是社会政治环境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有以援庵为代表的老一辈学者的带动作用影响。

 

 

195976日,陈垣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师座谈。左一白寿彝,右一陈桂英,右二刘乃和。

 

196412月,陈垣与谭其骧(右)、方国瑜合影。

 

本文原载于《历史教学(高校版)2007年第5

《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

 

 作者:牛润珍   来源:中国历史评论微信公众号

责任编辑:向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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