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五年六月的一天，于光远忽然接到胡乔木的电话，约他见面。

于光远后来回忆：这个电话让我很意外。在这之前，我同胡乔木最后一次见面还是一九六一年的事。那年年初，胡乔木奉毛主席之命带一个调查组去湖南农村调查，我是这个调查组的成员。三月，中央在广州开工作会议，胡乔木和我都参加了。会后，他和我各奔东西。后来知道，会后不久他就去外地养病，再也没有见过面。一晃十四年，彼此音讯全无，忽然接到他的电话，而且要我去见面，我着实猜不透是怎么回事。见面后，看到胡乔木的面孔没有多大变化，我想我自己也会是这样。熟人见面总免不了寒暄几句，但我同他从来没有聊过天。他不喜欢聊天，那天只说了几句就进入正题。而这个正题，更让我意外。

胡乔木告诉于光远，现在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考虑成立一个政治研究室为他服务，做调查研究和思想理论方面的工作。胡乔木说，这个工作很有意义，邓小平已经找过他，他也已经决定参加这个工作，希望于光远也同他一起参加。此时，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于光远已经有九年没有工作，现在有这样好的一个工作让于去做，他当然很高兴。

这次见面，胡乔木还告诉于光远，邓小平考虑，为了工作方便，把这个研究室设在国务院而不设在党中央。后来很多人以为邓小平从一九七五年初开始就主持党中央、国务院工作了，不少书和文章也这么写。其实并不确切。这年年初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后，邓小平作为第一副总理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而这时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是王洪文，邓小平是七月初才开始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虽然胡乔木当时并没有说明为什么这样才方便，不过于光远一听就明白：那时，王洪文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如果这个政治研究室归属党中央，将很难开展工作。

关于建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由来还有个细节：

邓小平有这个想法是在这年年初，但是一开始并没有说成立政治研究室，而是说要找一些人当顾问。这年一月六日，邓小平约胡乔木谈话，考虑找胡乔木、吴冷西、胡绳、李鑫等人当国务院的顾问，像过去“钓鱼台的班子”那样写一批反修反帝的文章。“钓鱼台的班子”是指“文化大革命”前在中苏论战过程中中央组织的写作班子，这个班子由邓小平领导，常驻钓鱼台，“九评”就是这个班子写的。邓小平还出了一些题目，如“三个世界”的划分、战争与和平问题、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问题，也说到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指示。邓小平说，这些都是国内外广大群众迫切需要系统解答的问题。从“九评”以后，就很少有那样系统地解答问题的文章了。现在的一般文章，总之一句话，就是没有论证。

胡乔木说这些工作很重要，不过他做不合适，因为他的问题还没有做结论。邓小平说：你的问题实际上已经做了结论嘛！邓又说，写这些文章要多找一些人，多带一些徒弟，组织一个写作班子。邓还嘱咐胡乔木，他所谈的这些，党中央和国务院还没有讨论，只是随便交换意见。

邓小平找胡乔木谈话的前一天，即一月五日，中央发出了这年的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此前，毛主席还提议邓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党中央副主席。邓同胡乔木谈话两天后，八日至十日，党中央举行十届二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党中央副主席。十三日至十七日，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邓小平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同“文化大革命”前相比，邓小平所担任的职务更多了，党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职务是邓过去未曾担任过的。这说明邓小平将在中央最高领导层负起主要责任。作为承担如此紧要和繁重工作的领导人，邓自然需要一个“秀才班子”，而中央当时并没有一个这样的现成班子。

然而，邓小平同胡乔木谈话之后，组织写作班子这件事拖了几个月。这是因为这年上半年，邓小平同“四人帮”进行了一场政治较量，也是他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后同“四人帮”的第一轮较量。因而邓恐怕一时顾不上组建写作班子的事情。毛主席同邓小平的一番话，算是对这次较量作了个总结。显然，邓在这个回合占了上风。

这一轮较量有了眉目，邓腾出工夫来，又开始考虑写作班子的事。六月八日，邓小平再次找胡乔木谈话，重提此事。这次邓小平说不要叫“顾问”了，打算成立一个政治研究室。邓要胡乔木提出这个政治研究室的名单。

六月十五日，邓小平在写给当时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的信中，附了一段话：“另，国务院设政治研究室，先由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等组成，以后再吸收一些人，特别是年轻一点的，培养做理论工作。此事亦请一并提政治局审议。”

不久中央就下发了成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通知。一九七五年七月五日，国务院发出政治研究室负责人的正式任命。

政研室的负责人一共七位。前面说的邓小平写的那封信只提到六位，后来又加上了邓力群，排名顺序是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邓力群。

其中，胡乔木和于光远是中央宣传部的老同事，胡曾经是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是于的领导。

吴冷西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地位很高，他的职务是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后来还兼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虽然不是中央委员，但比一般的中央委员的地位重要得多。中央高层的许多会议他都列席，毛主席经常找他，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经常可以看到他的名字。

胡绳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是中央宣传部几个副秘书长之一，他和熊复也都是中宣部的老人。

李鑫是康生的秘书。他原来在教育部工作，后来康生看上了他，调到身边当秘书。

邓力群五十年代，在红旗杂志社工作，任副总编辑。

七个人的职务都没有主任或副主任的名义，只叫“负责人”，胡乔木排在最前面，当然是主要负责人。这表明七个人的任命还带有临时性质。这个“临时性质”意味着什么，邓小平是考虑还要改变名称或是改变归属还是为了别的什么，也没人知道。

其实，在中央的正式通知发出之前，政研室实际上已经开始工作了。六月下旬，胡乔木就召集政研室几位负责人开会，传达邓小平的指示，说政研室是国务院的直属机构，主要任务是撰写反修文章，像过去“钓鱼台的班子”那样。胡乔木还说，邓小平已经出了几个题目，要收集大量材料，写出系统的有充分说服力的文章。邓小平还说：我们报刊上多年来已没有这样的文章；现在的文章，只有结论，没有论证，不能说服人。当然，邓小平这番话批评的是当时流行的文风，其矛头是有所指的。

七月九日，邓小平第一次召集政研室负责人集体谈话。

来源：基建工程兵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