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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亚夫:书房中的红色印记
点击:  作者:朱亚夫    来源:昆仑策网  发布时间:2024-02-02 13:11:11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会址纪念馆

 

我国古代读书人埋首书房,崇尚“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但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大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和共产党人,身在书房,心系天下,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他们的小小书房,或在陋室,或在柴房,或在亭子间,笔走古今,编织激扬文章;心连广宇,畅诉天地真情,以一腔热血,演绎了一幕幕波澜壮阔“先觉觉后觉”的红色活剧,为后人留下了许多红色印记。

 

“柴房书屋”听春雷

 

20171031日,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政治局常委赴上海,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时,曾仔细观看了纪念馆的一件重要展品——《共产党宣言》中译本,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习近平并多次说过当年陈望道在翻译《共产党宣言》时“蘸着墨汁吃粽子,还说味道很甜”,这是“真理的味道”。你可知道,当年它的中译本是陈望道在“柴房”中翻译出来的。

 

 

陈望道像

 

陈望道(1891-1977),原名参一,笔名陈佛突、陈雪帆、南山、晓风、龙贡公等。浙江义乌人。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出身于农民家庭,早年就读于金华中学,曾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学习文学、哲学、法律等,攻读马克思主义书籍,回国后任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国文教员,后负责《新青年》的编辑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复旦大学校长,民盟中央副主席等。担任过皇皇巨著《辞海》总主编,著有《漫谈“马氏文通”》、《修辞学发凡》等。

 

1919年,五四运动刚爆发,陈望道便从日本回国,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与陈独秀等人在上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参与社会主义青年团筹建工作。19202月,陈望道名义是回乡过春节,实际上是受命翻译《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发表于1848221日。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第一个纲领性文献,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重要标志。原来当时李大钊、陈独秀读此书英文版后,大加赞叹,认为应当尽快将此书译成中文,后经邵力子推荐,陈望道荣当此任。

 

陈望道的故乡义乌县城西分水塘,是一个不大的村庄。它四面坏山,山水相依,地势险要,景色秀美。村前有一个水塘,水塘兵分两路,西北一路注入浦江县,东南一路汇入义乌城,“分水塘”由此而得名。陈望道的故宅,是一间普通的砖瓦平房,坐落于路旁的低洼处,宅旁植有绿树,貌不惊人,平平常常。陈望道避开来来往往的亲友,躲进老宅的柴房里一心译书。这间屋子,半间堆着柴禾,墙壁积着一层厚重的灰尘,屋角布满蜘蛛网。陈望道动手打扫整理了一下,又端来两条长板凳,横放上一块铺板,权充书桌;在泥地上垫几捆稻草,当做凳子。真是一个因陋就简的“柴房书屋”。

 

入夜,他点亮一盏昏黄的油灯,着手翻译《共产党宣言》。二月正是隆冬,阵阵寒流,不断袭入那窗无玻璃的“书屋”,冻得他手脚发麻。陈望道就请母亲灌了个“汤婆子”。恩格斯曾说过: “翻译《共产党宣言》是异常困难的。”确实如此,陈望道当时既缺乏必要的工具书,又少有参考资料,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陈望道“柴房书屋”(模型)

 

陈望道在“柴房书屋”中,烟、茶比往日多费了好几倍,香烟一支接一支,茶壶里,一天要添加好几回茶叶。他有个习惯,每抽完一支烟,总要用小壶倒一点茶,洗一下手指头。为抓紧时间,他一日三餐是老母亲给他递送过来的。有一次,母亲见陈望道累瘦了,特意裹糯米粽子并加一碟红糖端进来,反复叮嘱趁热吃,他就一边吃粽子一边斟酌文句。隔了一会儿,母亲在外面问:“红糖够不够?”他随口回答:“够甜的了。”后来,母亲收拾碗筷时,竟看到儿子满嘴都是墨汁,碟中的红糖却一点没动。原来他翻译入迷,竟是蘸着墨汁吃完了粽子。母子俩不禁相对大笑,这是“真理的味道”。大约过了两个月光景,他硬是“费了平常译书五倍的工夫”,把《共产党宣言》全文译了出来。19208月,《共产党宣言》第一部中文全译稿在上海问世。这里还有个小小的插曲:由于印刷仓促,封面的书名错印成了《共党产宣言》(红色封面版),这个差错在次月出版第二版(蓝色封面版)时做了更正。至19265月,社会主义研究社印行的《共产党宣言》多至17版,更有难以计数的“盗版”,《共产党宣言》成为在国内影响最大的共产主义学说经典著作。毛泽东19367月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 周恩来曾对陈望道说:“我们都是你教育出来的。”陈毅元帅也说,他是看了《共产党宣言》后走上革命道路的。

 

《共产党宣言》中译本正式出版,他开始起用“陈望道”这个名字。改名“望道”,是表示他信仰共产主义,热切地瞻望着中国出现新的革命道路。陈望道也因此被誉为“传播《共产党宣言》的千秋巨笔”,名垂青史。而陈望道的故乡从此也成了地下党经常活动的地方,他的故居也被誉为“革命的房子”。在浙江南湖革命历史纪念馆的“早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中国影响”的展室中,有一个“陈望道柴房书屋翻译《共产党宣言》”的场景模型,与陈望道故居一模一样,情景几能乱真,人物栩栩如生。

 

“逃墨馆主”写宏文

 

茅盾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批党员,中国革命文艺的奠基人之一。他的不朽名作《子夜》,是我国现代文学园地中的瑰宝。这部革命现实主义的著作,开创了茅盾文学生涯的新阶段,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里程碑的意义。然而,《子夜》的最初署名曾经是“逃墨馆主”。

 

茅盾 (1896-1981),原名沈德鸿,笔名茅盾、微明、沈仲方、沈明甫等,字雁冰,浙江桐乡人。年轻时积极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参与组织文学研究会,并主编《小说月报》。192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8年去日本,后积极参与左联活动。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文化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主席,并主编《人民文学》。著作除长篇小说《子夜》外,尚有中篇小说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等,有《茅盾全集》。1981314日,茅盾自知病将不起,将稿费25万元人民币捐出设立茅盾文学奖,以鼓励当代优秀长篇小说的创作。

 

 

茅盾故居一角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茅盾自牯岭回到上海,蛰居在虹口横浜路景云里11号的一栋陋室内,“足不出门,整整十个月”。同一条弄堂里还居住着叶圣陶、周建人等,以后鲁迅从厦门来到上海后,也一度住在景云里,“景云里”可谓是现代作家的聚居地。以后,茅盾搬到愚园路口树德里的一栋石库门内的三楼厢房。这三楼厢房带一间过街楼,共有三间房。房东是个商人,不问政治,茅盾对他说自己是教书的,彼此倒也相安无事。

 

当时,茅盾萌发了创作《子夜》的念头,意图通过艺术形象,大规模地反映三十年代初的中国社会现象,一方面回答托派“中国并没有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是更加殖民化了。”另一方面显示1930年那一时期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暗示中国革命虽陷于低谷,却处在一个新的高潮前面。

 

“子夜”,是长夜中最黑暗的时候,可虽然黑暗,毕竟距离黎明不远了。当时,茅盾在“左联”中担任行政书记。行政书记与宣传部主任、组织部主任共3人,组成秘书处,负责“左联”的日常工作。为此,茅盾向当时任“左联”党团书记的冯雪峰提出辞职,以集中精力创作《子夜》。鲁迅听说后,十分赞同,说“现在的左翼文艺,只靠发宣言是压不倒敌人的,要靠我们的作家写出点实实在在的东西来。”但冯雪峰没有同意他辞职,只同意他请长假。《子夜》写好一半以后,应《小说月报》主编郑振铎的要求,由《小说月报》于19321月起连载,小说署名为“逃墨馆主”。

 

茅盾署此名,蕴含着一片深意。20世纪八十年代,茅盾在自传《我走过的道路》中披露说“这无非一时的好奇,让人家猜猜:自有新文学运动以来,从没有写过企业家和交易所等,现在有人写了,这人是谁呢?孟子说过,天下之人,不归于阳,而归于墨。阳即阳朱,先秦诸子的一派,主张‘为我’,阳朱的书早已亡失,仅见《列子》的《阳朱篇》保存‘为我学说’的大概。我用‘逃墨馆主’不是说要信仰阳朱的为我学说,而是用了阳字下的‘朱 ’字,朱者赤也,表示我是倾向于赤化的。”据查,“逃墨”语出《孟子·尽心下》:“逃墨必归于阳,逃阳必归于儒。”茅盾署名“逃墨”,表示他身居白区,心系红区,向着共产党。所谓“近墨者黑,近朱者赤”,他要“逃墨”而近朱;由此可见茅盾的良苦用心。

 

谁知,正当万事俱备,就待《子夜》呱呱落地之时,上海发生了“一·二八”战争,商务印书馆总厂被日本侵略者的炮火烧毁。在熊熊的战火中,茅盾的那份稿子也被焚毁了。所幸的是那份稿子是茅盾夫人手抄的副本,茅盾自己还留有原稿。商务印书馆被毁,《小说月报》只得停刊,连载计划自然夭折。19331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子夜》单行本,具名改署“茅盾”。这样“逃墨馆主”虽未及问世,但作者在“逃墨馆”中的创作,终于大白于人世间。

 

新世纪后,茅盾故乡——浙江人民出版社在2006年曾出版过一部《“逃墨馆主”——茅盾传》,直接将“逃墨馆主”标在茅盾的名字前面,这是对这段红色印记的最好纪念。

 

“听车楼”中蕴红潮

 

套用“文如其人”的这句古语,我们也说“斋名如其人”。从斋名中,我们能看出书房主人的思想和品格。从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早期领导人之一、现代作家潘汉年的书房名“听车楼”中,我们可品味出一个共产党人的革命情操和高尚品格。

 

潘汉年(19061977),无产阶级左翼文化运动的创始人和领导人。笔名亚灵、天长、水番三郎等,因长期从事地下工作,曾用化名萧开(小K)、潘健行、胡星等。江苏宜兴人。1924年参加创造社,主编《洪水》。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前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第一任书记等职,出面组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抗战爆发前,又作为中共正式代表,到南京参加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以后即一直在上海、香港等地领导地下斗争和开展统战工作。曾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华中局社会部长等职。上海解放后,历任市委副书记、第三书记和副市长等职。19557月蒙冤入狱。19828月中共中央为其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有小说集《离婚》等。

 

 

潘汉年在上海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潘汉年来到上海,和叶灵凤居住在繁华的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某幢小楼里。小楼临街,室外马路上喧哗的车马声清晰可闻,于是他命其居室为“听车楼”。他在听车楼中,接待同志,研讨工作,编排稿件,组织活动,真可谓风声雨声车马声,声声入耳;小事大事家国事,事事关心。“听车楼”听的是人民的车马之声,听的是党的号角之声。

 

他也经常在小楼中伏案写作,紧密联系当时的时局变化,在自己主编的《幻洲》、《现代小说》等刊物上,以《听车楼随笔》为题,发表许多文笔犀利、深入浅出的杂文。文末又常署“听车楼”。一时“听车楼”风靡沪上。在听车楼里,他创作了不少构思别致的小说。他的小说集《离婚》,收入作品八篇,曾作为“幻洲丛书”之一,于1928年由上海光华书局出版。

 

在听车楼中,潘汉年顶着白色恐怖,运筹帷幄,组织左翼文化运动。据有关史料披露,1929年,时为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委书记的他,召集在上海的党员作家和进步文学工作者座谈,借坐北四川路的公啡咖啡馆,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新精神,要求立即停止对鲁迅、茅盾的论争和批判。而蜚声中外的左翼作家联盟,也是由他出面筹建起来的。据夏衍回忆,这一时期,潘汉年写了第一篇缓和这场论争的文章。这就是19291015日发表在《现代小说》三卷一期上的《文艺通信》。他还针对当时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革命文艺家应该写哪些题材,这个争议不休的问题现状,写道:“与其把我们没有经验的生活来做普罗文学的题材,何如凭各自所身受与熟悉的一切事物来做题材呢?至于是不是普罗文学,不应当狭隘的只认定是否以普罗生活为题材而决定,应当就各种材料的作品所表示的观念形态是否属于无产阶级来决定。” 为左翼文艺阵营廓清了迷雾,分清了是非。之后,他又在上海成立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团结和争取了大批追求民主进步的左翼文化工作者,以革命 的“红潮”,同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展开了有力的斗争,为粉碎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促进进步文化工作的繁荣,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可以说,潘汉年是党在白区统战工作的重要领导者、指挥者和实践者。对潘汉年在统战工作等方面作出的杰出贡献,毛泽东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一些场合,曾给予高度评价。

 

笔者曾写过一首《文房颂》:“陋室却见飘瑞气,茅庐何以有异香?莫非府第藏珍宝?原是舍间有文房。”那么,如果一间文房再有红色印记,存有朱红基因,不是更值得后人深情地回望,真诚地纪念了吗?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本文原载《上海滩》杂志)

责任编辑:向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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