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剧变之后，西方民众曾一度将共产主义视为邪恶的代名词进行穷追猛打。 然而吊诡的是，在资本主义的西方，共产主义这一曾经“不合时宜”的观念，在最近几年却开始复兴和流行起来。特别是当美式资本主义在政治上遭遇“9·11”,在经济上遭遇2008年以来持续的金融动荡之后，共产主义更是“死而复生”，成为世界性的议题。

比如2009年3月在英国伦敦召开的“共产主义观念”大会便吸引了千余人参加，2010年的柏林会议以及2011年的纽约会议同样盛况空前。以巴迪欧、奈格里、齐泽克等为代表的思想家齐聚一堂，共同讨论“共产主义复兴”的路径与形式。

共产主义的复兴意味着什么?是回到传统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吗?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相冲突吗?其对中国未来的道路选择有何启示?笔者借助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一些新见解，力图对这些问题做一解答。

一、共产主义是人类真理性存在的明证

法国著名左派思想家阿兰·巴迪欧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彻底堕落为“选票至上主义”、犬儒的“新贝当主义”，日益受制于金钱的“铁律”，愈益失去“属灵”的一面。不仅在追逐财富时如此，在消费时，人们的精神和欲望也往往被各种商业广告和流行时尚所捕获，“无时无刻不在枷锁之中”成了现代人难以逃避的命运。人们只求成功不求伟大，不再相信真理、良知，犬儒主义、虚无主义、市侩主义成了时代的精神境况。

究其原因，在于把市场和资本的交易原则神圣化并推广到一切人与人交往的领域，最终把“人”这一无限性、真理性的存在蜕化变质为单一的向度。在这样世界中，有文化无艺术、有技术无科学、有管理无政治、有性欲无爱情。一切政治和行动都变成了权力斗争和纸牌屋，不再与正义和平等的真理性追求相关。

可以说，共产主义的根本特征之一是超功利性和审美性，共产主义意味着人的真正依归和灵魂的安宁，而非现代人的虚无、孤独和寂寞。有共产主义精神的人才会有心有灵犀的相通性，它是克服人与他人的分离，超越了政治与经济、宗教或艺术、日常经验之间的分裂，“重塑‘共有’内涵”的重要时刻。没有了共产主义观念的世界，人类也就失去了永恒的价值和真理，就像玻璃瓶中的苍蝇一样，整日忙碌却失去了“一般方向”，唯一有崇高感的人类也从此与崇高感失之交臂。

在以巴迪欧为代表的西方思想家看来，共产主义观念是太过现实的现代人的“异点”，这个“异点”类似于孟子所说的“四心”，是人与禽兽“几希”差异的明证。只有拥有它，我们才能跳出资本、货币、种族、身份的等级桎梏，重新以“人”的眼光来观察人和世界本身，有“异点”的人不再相互区隔，而是如北京奥运会所倡导的那样，共同拥有“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同一个世界”就是承认一切人都同我自己一样属于相同的世界，应当享有相同的权利，将彼此联结到生命时间的共同序列之中。心或“异点”可以说是人之为人的“精神上的钙”，没有了它，人类将成为精神的流浪儿，经不起一点风吹雨打和灾难挫折。因此，真正的共产主义精神并不以追求财产和权力为目标，恰恰是要超越财产和权力对人的束缚。

我们如何才能获得“异点”呢，孟子的方法是“不忘初心”或“求放心”，巴迪欧则主张一种“减法”逻辑。即当我们把自己身上明确与他人区分开来的种族、性别、身份、财富、外貌等符号一一减到不能再减之后，剩下的就是与所有人所共有的人本身。

通过减去差异，呈现共同而永恒的人性，其作为“诸原则之原则”类似于康德的调节性观念，对现实中的贫富分化和森严等级进行修正和纠偏，共产主义就像幽灵一样，社会越是贫富分化、越是等级森严、越是冷漠自私，就越是渴望它的出现和降临。因为它是人的精神性存在的明证，对于日益犬儒化的当代社会来说，共产主义的人性更是弥足珍贵。经过长期的“间歇期”后，现在正是再度回归的正当时。

二、共产主义是对共同家园的守护

共产主义对人性的守护并不意味着单纯的忠诚或减持，其往往有现实实践和抗争的紧迫性。当代社会的问题并不仅仅是贫富两极分化和财富世袭制，也是文化商品化，以及外在自然的生态危机和内在自然的基因危机等。资本试图将文化、自然与基因遗传等人们共享的公共体进行私有化圈占和过度开发。不只是为了利润压榨和毁坏从热带雨林到自然栖息地在内的大自然;甚至还通过生物遗传学和基因工程操控人本身，改变人性，创造一种新人，这多少令人不寒而栗。

在全球当红的思想家齐泽克看来，当代人们“对共有物的关心见证了共产主义概念的复活:它使我们把对共有物的不断圈占视为对那些自身的本质被排斥者的无产阶级化过程。”不仅自然资源、矿产、土地等公共资源被私有资本所圈占，就连民众赖以生存的水源、空气、语言、文化，甚至物种和人类基因等也日益被私有化，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正日益成为资本主义所鼓吹的赤裸裸的自由主体。

生活于其中的人便会起而反对这种圈占“共有物”、进而威胁到人类整体生存的境况的做法，共产主义作为与资本主义无所不在的私有化相对抗的唯一正当形式，作为唯一可以避免资本市场本身难以解决的荒谬性和灾难性(即：生态灾难、知识和信息的私有化、生物遗传技术的私有化、被包容者(ineluded)与被排斥者(exeluded)之间界限分明的隔离的路径)，在当代具有持续的吸引力和生命力。

齐泽克等思想家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有共产主义才能避免出现被美式资本主义所抛弃和排斥在外的居于贫民窟中的“弃民”和多余者。他们同意邓小平认为中国应该补资本主义短板的论断，也同意邓小平认为资本是神奇的、最有活力的系统的说法，但与此同时，更赞赏邓小平关于如果不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方向，资本和市场就会把我们带入灾难的英明论断。

三、共产主义是当代政治经济现实的要求

如果我们放眼当今政治经济的运转方式的话，就会发现共产主义在当代的复兴，并不仅仅在于生态和人性的灾难，或者所面临的危机和困境。更在于现代社会生产的知识化、信息化、创意性转型。

奈格里等思想家认为，与共产主义精神相通的互联、互通、互助日益成为当代社会经济的生产和运作方式。因此，共产主义的复兴并非仅仅是超验人心的再度发现，也与当下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可以说，共产主义是当代社会历史内在力量的自我表达和趋势。

从消费的视角来看，未来的产品将日益非物质化，而非物质化或者说知识化、信息化所具有的非排他性、共享性，甚至通过消费不断增殖的根本特征，使得产品的分配和分享不再是零和性游戏，自由与财富之间的传统对立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消解。

比如多人共享一个好的想法，并不会减损它的有用性，甚至常常会对其有所提升。从生产的视角来看，当代社会的生产日益需要协作、互助的团队精神，当代的社会化大生产，已经非常接近于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设想。哈特援引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话指出:共产主义不需要在现存秩序之外去寻找爆破点，因为共有性已经进入当代社会的机体之中，共享经济是未来社会的主流模式。

共有(the common)和共享是新时代政治经济的主题，知识性劳动只有在共有条件下才能实现生产率的最大化，私有化程度越高，生产率就越低。如果说化公为私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化私为公是共产主义之基础的话，早期资本主义的私有化倾向在今天反而会大幅降低共享经济的效率。正在兴起的共享经济并非前苏联的计划经济，恰恰相反，以分享为核心原则的现代经济样式，是对传统私有财产和公共(public)财产二元对立的超越。

四、共产主义可以很传统、很日常

共产主义的复兴除了在人性、政治经济、共同的家园等宏观层面的得到印证外，日常生活的微观领域，也被众多学者所关注，葛莱柏(David Graeber)甚至提出了“日常生活的共产主义”(everyday communism)这一概念，认为日常生活要求人们时时按照马克思所说的“各尽所能、所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原则去处理人与人的关系，而这个原则并不抽象和遥不可及，其可谓是各文化传统的核心原则。

不管那种文化传统，在处理家庭和亲密朋友关系时，都强调互助互惠，没有母亲会希望儿子支付养育费用，哥哥也不会按时计费地把自己的玩具出租给弟弟使用，假如朋友病了，我们也总是义务地送其去医院而不收取费用和回报。这种共患难的精神就是一种共产主义精神，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情怀也是共产主义情怀。

在各文化传统的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自愿地、甚至开心地为遭受苦难、急需支援的他人提供帮助。重视家庭和集体价值的东方文化更是如此，东方文化的责任心与其悠久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也与这个文化传统众多值得尊敬和学习的先贤和英雄相关。

在笔者看来，中国传统儒学信仰中的“大同世界”与共产主义有着本质上的一致性。共产主义精神，正是通过对私有财产的适当扬弃，使一切人之为人的感觉和特性得到彻底解放。马克思所主张的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是与中国传统文化对“仁”与“心”的强调相通互应的。

如果当代社会的人没有了共产主义原则的指导，没有实现共产主义的冲动，失去自己的灵魂，陷人巴迪欧和齐泽克等人批判的犬儒主义之中，将一切还原为事务性的管理和实用性的策略，那么社会生活就冰冷而无意义。

在市场发达的地区，非常有必要在家庭和社区、甚至在全社会的范围内，把“各取所需，各尽所能”的共产主义互惠精神做到极致，从而真正开始一种公共的善。甚至在日常的市场交易中，也应秉持尽可能考虑他人之所需的理念，过于自私的想法只会像青岛天价大虾事件的店主一样，害人终害已。

熟读马恩经典的人都知道，马克思曾经感叹，彻底的私有财产化给人们的交往强加了一个抽象的框架，并且错误地一味追求抽象的货币，而不顾家庭和社会伦理的共同体精神，令人们彼此疏远和冷漠，甚至最亲密的人际关系都退化为金钱得失的计较，人们也被分割为互相争斗的利益斗争者。最终的结果不是对人的普遍肯定，而是普遍否定。

就此而言，共产主义精神与人格、尊严、责任、担当等人类最宝贵的品质密切相关，是克服自私而抽象的原子个体主义，创造社会的人及社会之间共享欢悦和谐的法宝。在葛莱柏等思想家看来，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相互帮助虽然不是通过暴力的强迫来实现，而主要来源于人们的自发选择。

但作为“社会大脑”、致力于全社会和谐幸福的共产党的作用仍然不可忽视。任何将私有财产神圣化、原教旨化和自然化的做法都是荒谬的，只有扬弃和克服将一切(比如教育和医疗)市场化和交易化之恶，才能重建社会的和谐。

五、共产主义与中国道路

很多人认为共产主义过于假大空，只有实实在在地做事、干活才是正道，这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却失之于片面。习近平总书记在与中央党校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时强调，“我们不能因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就认为那是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

共产主义是内在于人类生命的高尚追求，但有高尚的追求与实干精神之间并不矛盾，因为实干和理想是低头拉车和抬头看路的互补关系，而不是相互隔离和对抗的关系。“老有所养，少有所敎，病有所医，居有其所”便是体现着共产主义精神的实干目标。中国今天正在从事的伟大事业，在追求强盛和复兴的同时，也要对犬儒的苟活主义明确说不。

同时，对改革开放和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坚持，又正是要避免将共产主义观念乌托邦化、空想主义化或田园诗化的倾向。因为拒绝现代文明、退回到前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主张只会空有美丽的外表。

因此，今天中国的共产主义事业就如恩格斯明确指出的那样，“不是教 义，而是运动。”它对人间大爱的弘扬与坚守并非是“关于爱和理想的呓语”，真正的共产主义精神和共产党人信仰恰恰是拒绝虚名和犬儒的踏石留印、抓铁有痕敢于碰硬和实干态度。将一切精神和信念内化到工业和社会结构的改造中去。

即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并不满足于在思想中对旧世界扬弃一百次却仍然在观念的领域里转圈，因为恰如马克思所言，“虚有其表的批判主义”下掩盖着的只能是“非批判的实证主义”。

总之，中国共产主义对资本的批判决不以否认它的进步为前提、决不褪化为自怨自艾的乡愁，或者希冀回到原始的丰富性之中去。正如马克思所指明的那样，留恋非现代文明的那种原始丰富性是可笑的，但相信必须停留在现代资产阶级的完全私有化的空虚化之中的想法也是可笑的。

真正的共产主义是超越二者的简单对立，将浪漫主义观点作为合理的对立面伴随资产阶级观点一同升入天堂。今日中国的发展道路，就是对这两种片面性的双重扬弃：“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

对于中国而言，共产主义的复兴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恢复其原始的美丽，绝非回到计划经济模式，而是与前苏联模式切割后的再生。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革命先烈精神的复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是一致的，它是崇高的理想，也是实实在在的实现过程。

我们始终要铭记的是，无道德的策略仅仅是一种权谋的计算,它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毫无益处和作用。但是无策略的道德仅仅是一种空想的高贵，注定走向不必要的悲剧。有理想的实干，才是中国今天应该做的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