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研究军事思维，就难免要想到政治思维，因为军事永远要服务于政治。而思考政治思维，又离不开探索哲学思维，因为哲学最终决定着政治。那么研究哲学思维，又脱离不了生命本体，因为有了自知才创造了哲学。人类认识世界，首先是从认识自身开始的，或者说是从生物学知识开始的，如果我们把军事思维比作战争的长矛，那么这个矛的最前端的尖就是对生命本体的认知。

　　面对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我们用前瞻的视角来思考，就不难发现，思维之矛发展变化的轨迹。

　　众所周知，生物学(biology)这个词本身直到十九世纪才从“自然哲学家”(natural philosopher)一词中分离出来。《思想的想象--图说世界哲学通史》中讲到，哲学的开端与生物变得能够思考是同一时间。按照达尔文(1809年-1882年)的说法，我们通常悲观地假设生命在自然选择这一层面是极端自私的，对苦难无情地冷漠，残忍地损人利己。虽然人类是最终的胜利者，但是达尔文并没有因此给出人性本恶的结论。也有很多西方的哲学家认为人性本善，比如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特别是近代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创始人亚伯拉罕·哈罗德·马斯洛(1908年-1970年)，他关于人性本善的观点主要来源于对灵长目动物的深入研究。20 世纪70 年代后期，理查德·道金斯出版了《自私的基因》一书，关于人性的自私开始占据了辩论的上风。1989年再版时，理查德·道金斯在新的序言中自豪地总结说，这本书所写的内容已经在十几年里成为了正统的思想。虽然随后的1989年东欧剧变和1991年苏联解体并没有证据证明与此有直接关系，但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70年代末和整个80年代,是西方哲学文化强风劲吹的时代”[1]，基于建立在利他性社会的共产主义思想确实在80年代被一步步推向了艰难的边缘。

　　人性到底是不是在自私中进化，还是会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而越来越多地展现出自身的利他性，一直是人们争论不休的话题，科学家们始终没有放弃探索。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开始从合作的角度进行研究，这一成果迅速成为了一个新兴领域。有趣的是，2006年6月，汇集了最新研究成果的新版《合作的进化》是由《自私的基因》作者理查德·道金斯亲自作序的。他在序言中讲到“在认真思考这一大堆新的研究之时，我留下的最主要的印象是这本书的基本结论并不需要改变。这几年我坚持不懈地向学生、同事和见到的熟人介绍这些结论。我确实认为，如果每一个人都学习和理解它，这个星球就会更美好。”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论，这其实与各个学科领域已经进入了科学实证阶段有关。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两次分别邀请了14名和62名不同领域的专家进行计算机程序竞赛，结果都是与对方合作的程序获胜，就连理查德·道金斯也参与过一整天这样的策略游戏，因此，他在序的末尾高度评价这一成果，“《合作的进化》值得取代圣经”，也许正是这句话让此书的观点得以更广泛的传播。

　　那么，人类来到了互联网+的时代，会发生哪些演化呢?

　　首先，互联网+或将动摇资本主义哲学的基础。

　　资本主义哲学的立足点是人类的自私性，以此演化出相对应的社会哲学和经济哲学。在人类漫长的进化史中，为什么在人属的分界线后面出现的尼安德特人、直立人的后裔和智人中，只有智人进化成人了呢?是因为其具有自私性的基因还是利他性的基因呢?我们人类在这场竞争中胜出是因为我们更加自私还是因为我们更善于利他呢?当然，我们不需要陷入自私性进化还是利他性进化的争论之中，我们可以把目光投向未来，因为，互联网+恰恰构建的是只有遵循“利他性为先”才能更好生存的社会模式，那么这是不是人类得以生存的自然选择呢?培根(1561年-1626年)在《人生论》中写道“性善是指人具有善的天性…如果人的本性不是善，那么这个世界将何等混乱…善是人类最推崇的精神文化，无论一个人的仁爱之心多么强大，但也不代表其爱人之心过于泛滥”。所罗门曾经说过一句深具哲理的话语，“一个人头顶之所以拥有光环，是因为其能够以德报怨”。或许，在有着传统东方哲学认知的“人之始性本善”的中国社会，对此有着比西方更广泛的理解基础。

　　其次，互联网+可能会牵引人类社会步入新阶段。

　　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共产主义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是一个可能随自己兴趣今天干这个事，而明天干那个事的社会。互联网+恰恰开启了一个“自由人的自由联合”时代，正如马克思讲的那样：“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互联网起源于西方资本主义，并为资本家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也同样可以发展成埋葬它的工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是这样描述的，“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互联网+将改变人类的生存模式，这就有可能点燃那个期盼已久的火花，当然这个火花由什么产生是不可能被准确预言的，但这并不影响思想深邃者对其出现的前瞻。

　　军事变革所引发的新思维应该怎么走?以何为矛之前端?这是摆在人们面前的一道现实课题。也是把握逻辑起点的关键。

　　[1]、摘自《20世纪80年代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影响》，高捍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