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俄学者激辩冷战2.0

　　自9月30日，俄罗斯开始对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设施进行空袭，同时，美国为首的反恐联盟继续在叙利亚实施轰炸行动。近一个月叙利亚上空出现美俄战机“比赛剿恐”的局面。10月14日，美国防部长卡特·阿什顿在美陆军协会演讲中，称“从南亚地区的堪察加半岛，到高加索和周边波罗的海国家，俄罗斯继续将自己包裹在隔离罩中”，这让人联想到约70年前，英前首相丘吉尔发表的铁幕演说，那句著名的“从波罗的海边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已经拉下了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标志着冷战拉开序幕。

　　早在去年克里米亚入俄，敏感的观察家就已提出冷战2.0、新冷战、第二次冷战这样的概念。这一次美俄角力叙利亚，学界又掀起一场关于新冷战的大辩论。全球影响力排名第一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美国外交关系学会、《外交政策》杂志连续刊登多篇相关文章，参与学者来自美俄两国。

　　何为新冷战?

　　美国家利益中心主席塞姆斯(Dimitri Simes)认为，历史不会完全重演，冷战时期的世界格局早已改变：俄罗斯不具备往昔与美抗衡的超级大国实力、华约解散，北约独大并拥有显著常规武器优势。

　　然而，新冷战的危险仍然存在，俄罗斯与西方互信缺乏甚至高于冷战时期。2014年克里米亚入俄之后，波罗的海国家面临严重的来自俄罗斯的威胁。此次普京介入叙利亚，导致中东出现类似冷战时期的“代理人”战争，美俄两国并不直接兵戎相见，但是俄罗斯支持的叙利亚政府军与美国武装的“温和”反对派热战正酣。另外，面对共同的敌人“伊斯兰国”，美俄两国却无法合作，俄罗斯并未加入美国组建的62国反恐联盟，而是另起炉灶，拉拢伊朗、伊拉克等国，声称要建立更广泛的“反恐联盟”。

　　新冷战是否可以可避免?

　　俄罗斯高等经济研究大学的两位教授Andrej Krickovic同Yuval Weber认为，新冷战不可避免，美俄两国的现状是对峙风险持续增加，让步几乎不可能。原因有二，一是缺乏解决紧张局势的安全框架，美俄两国均担负承诺焦虑。乌克兰内战与俄罗斯空袭叙利亚，让俄罗斯的承诺不可信，西方已经认定俄在强行改变现状。同样，俄罗斯也不会相信美国将克制北约扩张的步伐，承认俄在后共产地区影响力。二是即便相信彼此的承诺，美俄两国也不会付诸行动，俄罗斯归还克里米亚是天方夜谭，美国也不可能遏制北约。

　　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Jeremy Shapiro与Samuel Charap则持新冷战可避免观点。倘若奥巴马政府延续“中间路线”处理当前危机事件，最终只能在新冷战与协商解决危机二者中选其一。显然，协商解决危机是更优的选项。Andrej和Yuva两位学者夸大协商需要的信任基础，实际上在不信任的条件下也能达成协议，只要双方都愿意接受条款，比如伊核协议。

　　前美驻乌克兰资深外交官Steven Pifer认为新冷战并不可怕，反而是Jeremy和Sam两位学者提出的美俄协商机制和欧洲新安全秩序是强权政治思维，并未顾及乌克兰、叙利亚等小国利益。这与冷战时期的雅尔塔体系如出一辙：小国的命运由强国在谈判桌上解决。

　　英学者集体抗议教学评鉴制度

　　以“学生成果”取代“机构流程”作为教学质量的衡量标准，并作为财政拨款依据，是英格兰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HEFCE)提议的新“质量评估体系”和英国政府提出的“教学卓越架构”(TEF)中的核心举措 。然而，新政策遭到英教育界集体抗议。上周，169 位英国大学知名学者近日签署了一份公开信，警告将“学生成果”相关数据作为衡量大学教学的标准是“完全不合适的”。

　　公开信从多方面质疑了将“学生成果”(可能包括学生满意度、学生成就、毕业生就业率、薪资收入等具体参数)作为教学质量衡量标准的合法性。

　　首先，由于受到众多与教育质量无关的因素的影响，学生成就从来就不是一个直接或可靠的衡量教学质量的标准，其中社会阶层是教学成果最大的单一决定性因素，而社会阶层也会影响到学生就业和薪金数据等其他潜在指标。

　　其次，“学生成果”作为教学质量衡量标准的一个“明显风险”是把学业成果的责任从学生身上移除了。如果学生成果被归结为教师单方面的责任，那么传达给学生的信息就是他们不需要全身心地投入自己的学业和通过努力学习来获得成功：如果他们失败了都是老师的错。

　　此外，学者还担忧以学业成绩作为衡量指标，将鼓励教师为了让学生取得较高的分数按照课本来教学，从而损害“高等教育机构的自治、创新和实验，以及真正意义上的教学质量”;高等教育的根本目的是提升学生内在的一系列终身技能和素质，这些很难用“学生成果”来囊括;使用收入等具体指标衡量“学生成果”可能潜在地贬低那些更关注对社会的重要性而不是丰厚报酬的专业和学科。

　　贝淡宁只为捍卫社群主义阵地?

　　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22日在《国家利益》评论贝淡宁新著《中国模式：贤能政治与民主的局限》。黎安友肯定了中国现行政治体制有潜力遴选出能力不错的领导人、制定正确的决策以及产生积极治理绩效，并主张理解真实的中国。

　　黎安友批评贝淡宁为了理论辩论的便利而建构中国，以虚构的中国作为论述武器，只为在西方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论战中捍卫社群主义阵地。

　　等级、服从与精英主义本身就根植于西方保守主义思想传统中，贝淡宁舍近求远，从卷帙浩繁的儒家学说中发掘社群主义思想，并又标签成儒家民主，黎安友认为原因有三：一是贝淡宁的敌人——自由主义思想在西方炙手可热，其他流派学说对之无太大杀伤力，因此社群主义者巧借声望不分伯仲的孔子来批评自由主义，以引起敌人重视;二是儒家学说中不仅包含社群主义元素，还在精英主义与威权主义论述上走的更远;三是贝淡宁版本的儒家思想与社群主义的区别是，它完全是现代世界的政治哲学，统摄在“道义”概念的大伞之下。

　　黎安友为自由主义民主制度申辩，指责贝淡宁对西方民主制度的批评漏洞百出。贝淡宁认为民主制度下民众总是被误导，非理性投票往往产生错误决策。黎安友则坚持称，这并不能说明技术专家治国可能制定更好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