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是科学性和正当性的完美统一

点击：  作者：李东宏    来源：网络  发布时间:2015-10-18 17:29:40

 

 

 　　共产主义是科学性和正当性完美统一的社会制度，这是把它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相比较得出的必然结论。既然社会主义在科学性和正当性上对资本主义有着天大的优势，就有理由相信共产主义是科学性和正当性完美统一的社会制度。

　　核心提示：当代西方市场经济只是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交易经济才是市场经济的高级阶段。社会主义又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交易经济在科学性和正当性上对西方市场经济的天大优势，说明共产主义是科学性和正当性完美统一的社会制度。

　　关键词：公平定理;价值规律;共产主义;马克思的预言;交易经济

　　共产主义是科学性和正当性完美统一的社会制度，这是把它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相比较得出的必然结论。既然社会主义在科学性和正当性上对资本主义有着天大的优势，就有理由相信共产主义是科学性和正当性完美统一的社会制度。

　　一、社会主义制度雏形初议

　　按照社会主义天赋人权理论，人类应当实行这样的所有制：资源是上天赐予社会整体的财产，而社会整体是每一个社会成员作为平等股东组成的社会法人。社会法人把一部分资源无偿地、平均地分配给股东利用，(如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劳动能力弱的人可以把自己多余的用地卖给“富人”，满足富人住大房的需要，同时改善自己的生活。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30年到期后，他还可以再卖一次。)，把另一部分资源通过竞卖的方式交给作为资源利用者的公私资本家利用，所得在做出必要扣除后在全体股东中平均分配。社会成员的收入包括两部分：股东收益和劳动所得。所有制上的平权和财产流通上的交易存在，使得社会法人得以以资本家为“剥削”对象，通过交易获取剩余，成为资本家的资本家，因而这种经济是自由、平等、高效和绿色而且计划性的。在这个应然的社会里，公有财产权本身是正当而且高效的，并且是私人财产权唯一的合法来源，每一个人都可以作为社会的股东获得从公共财产派生的私人财产权，即作为股权表现的财产权，每一个劳动者都可以以自己的劳动为对价通过与社会和作为资源利用者的社会组织的交易获取劳动收入，即作为劳动所得的财产权，另外，还可以以上述财产组成作为资源利用者的社会组织所形成的股权。这样，公私两个财产权和谐共存，相互促进。

　　这种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交易经济。它能够满足科斯定理的三个前提条件：首先是产权的初始界定清晰。在社会主义交易经济里，资源归社会法人所有，然后通过竞争性的交易由资源利用者用自己的劳动来交换，从而流转到资源利用者手里，因而产权的初始界定是清晰的。其次是交易费用为零。由于掌握充足的社会资源尤其是信息资源，社会法人的存在肯定会降低交易费用，而且交易费用可以由社会法人承担，所以，对社会法人以外的市场主体来说，交易费用很低，甚至为零。再次是完全竞争。资源市场的交易，是完全竞争的。产品市场的交易以完全竞争的资源市场为基础，而且发生在平等主体之间，不但交易信息资源充分而且交易费用为零，所以完全竞争也是可以实现的。

　　二、社会主义为公民提供科学、正当的私人财产权，而资本主义私人财产权则是法学上的赃物

　　只有社会主义能为公民提供科学、正当的私人财产权，而资本主义私人财产权在法学上则是赃物。

　　(一)、资本主义私人财产权在法学上是赃物

　　资产阶级思想家提出的财产权起源理论，至今仍为主流经济学家奉为圭臬。其中洛克的劳动财产论和卢梭的先占先得理论最为著名。洛克在《政府论两篇》中写道：“每个人都对自己的人身享有所有权。他的身体所从事的‘劳动 ’和他的双手所做的‘工作 ’,是正当地属于他的。那么 ,无论他使什么东西脱离自然所提供的状态 , 他就使他的劳动与之混合了, 使它成为自己的财产 , 因此而排除了其他人的共同权利 ” [[㈠]]显然，洛克认为自然资源是无主物。他还论证了其劳动财产论正当性的另一个前提条件——自然资源无限丰富 :“至少在还有足够多的、同样好的东西留给其他人共享的地方 ,情况就是如此。……任何人都不可能侵犯另一个人的权利 ,也不可能为自己取得一宗财产而损害他的邻居 ,因为他的邻居(在别人取出他的一份之后) 仍然有机会得到和那块土地被占用前一样好和一样多的财产 。”[[㈡]卢梭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先占先得理论。他在《社会契约论 》 中写道:“在国家中 ,社会契约构成一切权利之基础。从自然状态到社会状态的转变在人身上产生了非常显著的变化,在人的行为中 ,公义取代了本能 ,他们的行为具有了前所不具有的道德性。在自然状态中如此薄弱的最先占有者的权利却深受一切社会人的尊重 ”。[[㈢]]]他还赞美说，“谁第一个把一块土地圈起来并想到说：这是我的，而且找到一些头脑十分简单的人居然相信了他的话，谁就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奠基者”。

　　显然，洛克的劳动财产论的两个前提条件或者逻辑基础——自然资源是无主物和自然资源无限丰富，都是虚幻的，所以其劳动财产论的正当性是不成立的。洛克劳动财产论的结论或者现实基础是，把别人的财产当无主物据为己有。卢梭先占先得理论则更荒谬了。总之，资本主义财产权的逻辑基础——自然资源是无主物而且无限丰富，是虚幻的，其现实基础是，把别人的财产当无主物据为己有。因此，资本主义财产权在法学上是赃物。

　　(二)、资产阶级劳动价值论加剧两极分化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喜欢用劳动价值论为自己争取权利，但劳动价值论只有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才能助益劳动人民的权益，非社会主义劳动价值论则是资本剥削的工具，所以，劳动价值论有一个姓资姓社问题。

　　威廉-配第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只为人类创造了一小部分财富，大部分财富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劳动价值论的理论漏洞恰恰是，容易夸大劳动在财富创造中的作用，因而容易跌入按劳分配以及等价交换背后的陷阱。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首先是按股东权益分配，即社会法人把一部分适宜的资源以及社会资产的盈利(做必要的扣除)平均分配给每一个人。其次，在按股东权益分配的基础上，在劳动者之间实行按劳分配，分配的是工资，即劳动力的价格。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按劳分配，其实取消了作为社会主义分配基础的按股东权益分配。这就是按劳分配背后的陷阱。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背后也有一个共同的陷阱。法律把财富转化为财产，财产用货币度量，货币成了财产的符号，而货币等于一定数量的社会必要劳动。于是问题来了：劳动只为人类创造了一小部分财富，而我们却按劳动分配了我们所有的财富。这就是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背后共同的陷阱。为什么会这样?由于社会法人的缺位，人类共同的财富不能被社会法人占有，不能在全体公民中实行按股东权益分配，最终反而作为无主物被少数个人和团体(比如政府)占有。即使个人占有的财富是全民平均分配的，也会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这不仅因为私有制市场经济产生财富集中，“劳动只为人类创造了一小部分财富，而我们却按劳动分配了我们所有的财富。”本身就意味着，我们对有钱人实行“买一送N”。在私有制社会，因为劳动构成价值，全部价值又对应全部财富，所以，当资本与劳动力等价交换，大部分财富必然归资本家所有。私有制基础上的劳动价值论实际上是一个N倍的金融杠杆。

　　(三)、社会主义为公民提供科学、正当的私人财产权

　　自然资源不是劳动的产物，不是无主物，也并非无限丰富，而且社会有能力对自然资源做出科学正当的分配，这四点决定了，必须首先由社会占有，然后做科学正当的分配：“不是劳动的产物”，说明社会占有不侵犯任何人的正当权利;“不是无主物”，说明需要确认新的所有人;“也并非无限丰富”，说明确认归社会所有的必要性;“社会有能力对自然资源做出科学正当的分配”，说明确认自然资源归社会所有是科学正当的。

　　在社会资源的分配上，每一个人都可以作为社会的股东获得从公共财产派生的私人财产权和公共财产的红利，即作为股权表现的财产权，每一个劳动者都可以以自己的劳动为对价通过与社会和作为资源利用者的社会组织的交易获取劳动收入，即作为劳动所得的财产权，另外，还可以以上述财产组成作为资源利用者的社会组织所形成的股权。等等。通过上述方式，社会主义可以为公民提供科学、正当的私人财产权。

　　三、高效、无外部性、计划性、均衡——社会主义交易经济提供完美的市场机制和市场经济体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项也做不到

　　高效、无外部性、计划性和均衡，是社会主义交易经济相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

　　(一)、资本主义赃物市场必将让位于社会主义完整产权市场

　　所有制是市场的基础，所有制的正当性决定市场的正当性。由于劳动力以外的生产要素都或多或少具有赃物性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从源头起就具有了赃物市场的性质。赃物市场的性质又决定了整个市场体系不能科学、正当。这种不科学、不正当表现为：第一，社会自己的市场要由凌驾于自己之上的国家和法律来管理。第二，市场的维持费用高昂。第三，等价交换本质上不等价，两极分化成为必然。第四，连劳动者本人也成为赃物市场的交易对象。

　　(二)、价值规律显示，资本主义市场的均衡、市场出清和供给满足需求理论上不可能

　　价值产生于生产领域，是生产过程中凝结在商品中的劳动，但价值量的决定却发生在流通领域的交换过程中，是商品交易的产物。价值量的决定本质上是以价值生产为基础的供求矛盾的实现，也就是说，供求双方对生产过程中凝结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量的判断是矛盾的。这一矛盾具体体现为一般供给价值和一般需求价值的矛盾。一般供给价值，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商品价值。一般需求价值，则是一般社会购买力所认可的价值，即一种商品的最大需求量对应的价值。在货币产生之前，一般供给价值和一般需求价值是重合的，比如羊和布匹的交换两者比较的都是一般供给价值。马克思正是考察此时的商品生产和交换得出了价值规律。然而货币的产生使商品交换从物物交换发展为物——货币——物的交换，为一般供给价值和一般需求价值相分离提供了条件，私有制畸形的发展及其后果则不断加大两者的值差。当然，一般需求价值总是大大低于一般供给价值。两个价值都要求价格围绕自己上下波动，其相互作用的结果便是，价格总是围绕一般供给价值和一般需求价值上下波动，并调节着供给量、需求量和成交量。而且在两个价值之间的某个价值点上形成最大交易量，这个价值点即商品价值。所以，商品价值是指一般供给价值和一般需求价值之间最大商品交易量所对应的价值，是供给能力和需求能力通过竞争和妥协共同认可的价值。这样，价值规律就表现为，价格围绕价值波动，在超过一般供给价值和一般需求价值后向价值回归。

　　然而，价值规律不仅是时间规律，而且是空间规律，因此是时空规律。市场上同一种蔬菜，由于菜贩子在市场的位置不同，成交价也略有不同。同一城市不同市场上同一种蔬菜，成交价也不同。这是同一种蔬菜，摊贩的竞争条件不同导致其面临不同的供求关系造成的。所以，应该把价值规律理解为时空规律。这样，价值规律就表现为，价格区间围绕价值波动，在超过一般供给价值和一般需求价值后向价值回归。

　　以上就是私有制货币时代的价值规律。它告诉我们：由于一般供给价值和一般需求价值的断裂或者分离，市场均衡在理论上不可能存在;同理，市场出清和需求得到有效满足在理论上也是不可能的。就供给的出清而言，理论上，只有价值以下的供给才能盈利出清，价值和一般供给价值之间的供给也可以出清，但必须是亏本出清，一般供给价值以上的供给则只能部分出清;就需求的满足而言，只有价值以上的需求能够得到无条件满足，价值和一般需求之间的需求可以得到满足，但必须是有条件满足，比如不足量满足、挤占其它需求满足或者借贷消费等。一般需求价值以下的需求，理论上只能部分得到满足。

　　劳动者获取对应购买力的货币所支付的劳动量越大，一般需求价值越低，与一般供给价值的值差越大，市场离均衡越远，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越小;反之，则一般需求价值越高，与一般供给价值的值差越小，市场离均衡越近，市场机制越有效。从上述原理可以得出，一个社会有差别的均富是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必要条件，均富的范围越大，富裕水平越高，市场经济的运行越有效。而两极分化的社会，市场经济不可能靠初次分配就能有效运行，而二次分配是超经济的行为，本质上不可能和市场经济体制融为一体。改开之初，市场机制对生活必需品的调节作用大且效果明显，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有差别的均富;现在市场机制的调节效果明显下降，最重要的原因则是两极分化，太多人欠缺有效的需求能力。(在此多一句嘴，如果我们把职工工资较高的事业单位和国企改没了，单从两极分化的角度讲，我们将面临市场机制失效以及社会动乱和分裂。)

　　市场经济分为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初级阶段即私有制市场经济，现代西方市场经济就是初级阶段发展到顶端的产物，适用的就是上述价值规律公式和相关原理。不同的是，西方国家利用处于世界经济结构顶端的优势，一方面用属于发展中国家的民脂民膏搞全民福利，另一方面通过高税收和一人一票的选票民主通过杀富济贫搞全民福利，进行二次分配。这种二次分配是不可持续的：首先，用属于发展中国家的民脂民膏搞全民福利，不可持续。中国复兴和发展中国家的抗争，已经使得这种福利来源日益枯竭，欧猪五国的经济危机就是明证。其次，通过高税收和一人一票的选票民主搞全民福利，不可持续，因为两者都是超经济的行为，远离交易的本性，使得高税收的征税对象、税种、税率的确定没有科学依据，使得福利的形式、水平也没有科学依据。两者都是阶级之间政治博弈的产物，没有一丝经济交易的因子。离开市场交易，高税收和高福利都无法把握度。所以，我们看到了西方国家乱搞高税收、高福利，危害本国经济竞争力的局面。再所以，西方国家的二次分配是不可能融入其市场经济体制的。

　　市场经济的高级阶段就是社会主义交易经济。社会法人成为市场主体，使得一般供给价值和一般需求价值趋于重合，市场均衡、供给出清和需求得到完全满足成为可能。

　　(三)、外部性要求用社会主义交易经济替换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外部性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痼疾。外部性是指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一个经济主体(国家、企业或个人)的行为直接影响到另一个相应的经济主体,却没有给予相应支付或得到相应补偿,就出现了外部性。其典型的表现就是经济发展造成河流污染。对于外部性问题，主流经济学家给出的治理对策是：1、产权明晰;2、政府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然而，这仅仅有助于缓解外部性危害的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危害结果的治理。随着经济规模的发展，外部性问题将越来越严重。

　　我的解决对策是：1、产权正当;2、社会法人统筹经济发展。具体途径是：1、在经济统筹发展中尽力杜绝经济行为的外部性;2、经济行为的外部性的统筹治理。这只能在社会主义交易经济中才能实现。

　　就杜绝经济行为的外部性来说，社会主义交易经济可以最大限度的实现。因为：第一，社会法人在按照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计划，通过向资源利用者竞卖配置资源的时候，并非采用价高者得的原则，而是综合条件最优者得。所谓综合条件包括环保、安全等条件。第二，资源利用者要参加社会资源的竞买，也需要证明自己是合格的资源利用者。所以，外部性问题在资源进入社会的时候就被初步解决了。

　　就经济行为外部性的统筹治理来说，社会法人代表社会整体与当事各方谈判解决外部性损害问题，不仅维护了当事人的利益，也维护了社会整体的利益。另外，社会主义交易经济治理外部性损害上的高效率源于其满足科斯定理的三个前提条件：产权明晰、完全竞争和交易费用为零。举例来说，一个河流的污染治理，只有社会法人能把所有的侵害方和受害方召集起来谈判，保持谈判者的诚信态度，提供处理问题所需的大量信息。所以，在经济行为外部性的统筹治理方面，社会主义交易经济同样具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望尘莫及的能力和效率。

　　(四)、噪声驱动、结构性浪费和宏观经济效率低下要求用社会主义交易经济替换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陈平曾经指责整个西方经济学界都认为市场经济是噪声驱动的。他说，整个科学界都认为系统是信号驱动的，唯独经济学界认为市场经济是噪声驱动的。但是，从经济学家信奉的市场经济模型来看，市场经济的确是类似噪声驱动的。而且恰恰是噪声驱动造成微观经济层面的结构性浪费和宏观经济层面的效率低下。但是，这种模型只对应自由竞争时代的市场经济。当垄断产生以后，市场经济就不再仅仅是噪声驱动，还存在信号驱动。以美国为例，跨国公司内部是信号驱动的，整个垄断集团与政府在经济上的联动也是信号驱动的。当然现代西方的市场经济整体上还谈不上信号驱动，原因就在于社会法人不能代表社会整体与个人和公司进行交易，形成整个社会的信号体系。而这也是市场经济呼叫社会主义交易经济的原因。

　　四、社会主义提供全社会认同的公平正义标准

　　(一)、人们对公平的误解

　　古今中外，人们错误地将公平看作矛盾的一个方面，将其与效率对立统一起来，执意在两者之间进行取舍和损益。比如，资本家将剥削视为公平，因为剥削产生效率;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作为改革的指南。后来，学者们又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二次分配注重公平”。

　　公平，汉语词典一致解释为“处理事情合情合理，不偏袒哪一方面。”[㈣]这是从功能上对公平下的定义。根据这一定义，公平是解决诸多社会矛盾的一种机制。在这种机制下，对立双方存在的合理性首先被肯定，要纠正的只是对立双方的存在空间与结构问题。以效率为一方的矛盾，恰恰是公平机制所解决的对象。因此，公平与效率不可能对立统一。从字面意义讲，处理事情合情合理不会与效率相对立。比如，管理的合情合理，意味着管理科学，不可能与效率相对立。

　　人们误解的原因何在呢?平等是一个大家庭，其成员有前提平等、机会均等、规则平等和结果平等。其中，前提平等包含相容性的结果平等和机会均等。然而，资本主义时代以前，中外人民都没有效率观念，机会均等和规则平等也就因此没有受到重视，在人们心目中，公平就是结果平等，结果平等就是公平。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们树立起效率观念、机会均等观念和规则平等观念。由于平等的家庭成员中，只有结果平等和效率具有对抗性，而人们又将公平等同于结果平等，人们便把结果平等与效率的对立误会为公平与效率的对立。又由于这一误会为资本剥削提供辩护，资产阶级及其知识精英也乐于人们误会下去，于是大肆渲染，使其误遍全球。比如，西方人的著作里总是将机会均等、规则平等和结果平等错误地表达为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和结果公平，并强调机会公平和规则公平的意义而贬低结果公平的重要性。这决不是简单的概念错误。如果将这三个概念表达为机会均等、规则平等和结果平等，人们就会问，为什么机会均等和规则平等产生的不是结果平等，而是贫富悬殊?这公平吗?是不是社会的基本制度不合理?而将这三个概念表达为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和结果公平就不一样了：人们不会问上述问题，反而会合乎逻辑的坚持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和效率，而否定结果公平。西方人的逻辑路线可以简化为，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和效率是正相关关系，因而是应当坚持的;而它们与结果公平有着复杂的矛盾关系，尤其是绝对的结果公平与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和效率往往表现为负相关关系，因而，结果公平是应当否定的，至少应当排除在经济领域之外。仅仅是为了社会安定与和谐，才让它在社会保障领域发挥一定的作用。西方知识界不是把效率作为公平的组成因素，而是把效率独立于公平之外。现代社会又以效率为中心，而效率与结果公平也存在对立关系,因而机会公平和规则公平与效率联手，“正当”地否定了结果公平。所以，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结果不公平对于有资本主义理性的人来讲都应该是天经地义的，社会保障是为了防止足够多的人因贫穷而失去资本主义理性，从而变成麻烦制造者。这就是西方的精英们曲解公平与平等两个概念的危害。当西方人批判旧时代的统治者用前提的等级、机会的等级和规则的等级来维护结果的等级时，西方人所做的却是，用机会均等和规则平等来实现和扩大结果的不平等。再举一个例子，当代西方最伟大的思想家约翰.罗尔斯先生将《作为公平的正义》列为其世界名著《正义论》的第一章，将公平和正义混为一谈，说明西方人至今没有搞清正义、公平和公正的哲学概念及其辩证关系[[㈤]]。

　　事实上，西方人的<<正义论>>不可能说出正义来。西方人思维的逻辑原点就是权利。从权利出发就意味着权利的扩张。权利具有无限扩张的本性和趋势。权利只有扩张过了头，才需要限制。因为限制,才需要正义、公平和公正这三条神圣界线。然而，只要不改变他们的逻辑原点，他们的权利就会扩张不止，就会出现扩张过头，限制;再扩张过头，再限制的恶性循环。权利扩张过了头，就变成了强盗式的权利。对强盗式权利的限制同时又是对强盗式权利的保护，是对强盗式权利的限制性保护。通过这种限制是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正义、公平和公正的。在强盗式的权利观基础上，用正义、公平和公正这三条神圣界线来限制强盗式的权利，一方面是自相矛盾的，是对强盗式的权利的保护性限制;另一方面是难以摆脱强盗逻辑，只能在强盗逻辑的基础上建立正义、公平和公正这一良心大厦，而强盗逻辑上的良心大厦是建不高的，建到一定高度后必然倒塌。罗尔斯先生恰恰是在强盗逻辑的基础上建立了西方人的最高良心，因而，以罗尔斯为代表的西方人不可能在其固有的逻辑原点上建立正义大厦。

　　(二)、公平定理

　　公平所以能够作为社会领域诸多矛盾问题的解决机制，就是因为它是平等与效率的优化组合。用平等与效率优化组合的观念可以解决社会领域诸多矛盾，即在肯定对立双方存在合理性的前提下，通过调整对立双方的存在空间和结构，以抑制其对立性，张扬和强化其同一性，从而使这些问题得到圆满解决。作为平等与效率优化组合的公平，自然也是解决平等与效率矛盾的金钥匙。

　　要进一步对公平做出分析，必须首先认识平等的构成要素、这些构成要素与效率的关系、以及前提平等和规则平等与效率在一定条件下的同一关系。

　　结果平等与效率之间不仅是对立的，而且是同一的。同一表现为：结果平等与效率之间存在着统一性。合作与共享是人类社会的本源。没有合作，人类就不能生存和发展;没有共享，人类就不会合作。而共享，不仅以效率为基础，还至少意味着一定程度的结果平等。因而，结果平等与效率之间存在着统一性。结果平等与前提平等、机会均等和规则平等之间也是同一的。同一表现为：前提平等包括相容性的结果平等[[㈥]]和机会均等。前提平等的存在，使结果平等与机会均等、规则平等和前提平等之间也存在统一的关系。原因在于：结果平等属于共享范畴。规则平等属于合作范畴。前提平等同时属于合作与共享两个范畴。因为合作与共享是对立统一的，所以，结果平等与前提平等、机会均等、规则平等之间也是统一的。鉴此，结果平等与前提平等、机会均等、规则平等之间也具有统一关系。总之，结果平等与效率、前提平等、机会均等和规则平等之间都是对立统一的。

　　然而，前提平等同时属于合作与共享两个范畴，表明它是联结结果平等与机会均等、规则平等和效率的桥梁。由于这一桥梁的作用，前提平等与结果平等、机会均等、规则平等和效率之间的对立性就具有了特殊性，即它主要指差别。因而，这种特殊的对立性并不否定前提平等与结果平等和机会均等、规则平等以及效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相反，差别意味着相互转化的客观需要。相互转化意味着前提平等与结果平等和机会均等、规则平以及效率之间矛盾运动的客观需要。而公平恰恰是前提平等与结果平等和机会均等、规则平等以及效率之间通过矛盾运动以实现相互转化的路线图。

　　根据上述分析，借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立统一规律，笔者将公平定义为，公平是以结果平等和效率的对立统一为基础的、以前提平等为支点的、前提平等、机会均等和规则平等与效率的良性互动及其结果。这就是公平定理。如果不把平等细分，我们还可以把公平概括为平等产生效率，效率保障和促进平等。笔者称之为公平原则,是公平定理的简化形式。按照公平定理，首先，应该在相容性的结果平等基础上，坚持让前提平等、机会均等和规则平等发挥最大的效用，以实现效率最大化。其次，用效率最大化来保障和促进机会平等、前提平等和规则平等的发展，并为结果平等最大化的延续和发展奠定客观基础。再次，要把结果平等看做人类最正当的追求目标，通过平等的家庭成员与效率的矛盾运动来追求最大化的、相容性的结果平等。

　　按照公平路线图，结果平等是前提平等与结果平等和机会均等、规则平等以及效率之间矛盾运动的起点和终点。这里的结果平等，在劳动成果的分配上是指相对结果平等，因为绝对的结果平等与机会均等、规则平等和效率之间是负相关关系;在土地等自然资源对全体公民的直接分配以及国有资产分红上是指绝对结果平等。土地权利的平均分配，如果以符合公平定理的方式进行，也可以产生最大化的效率。比如，住房建设用地使用权在城镇居民中间平均分配，每人可能只得到几平方米的用地权，但人们不会建几平方米的小屋，而会以众人合作的方式建高层大宅。社会总分配是在自然资源权利的平均分配基础上对社会劳动成果的分配，因而应当符合公平定理，分配的结果只能是不断扩大的、最大化相对的结果平等。对社会总分配的绝对结果平等的追求，要按照公平路线图，通过不断的矛盾运动循环，来不断接近。

　　(三)、对公平定理的必要解释

　　在一定条件下，结果平等与效率之间的对立性，仅仅意味着差别，而不是对抗，因而结果平等与效率之间的差别，要求通过公平家族的成员与效率的矛盾运动来实现结果平等与效率之间相互转化，从对立走向同一，而前提平等为此提供了支点，公平家族的所有成员与效率之间的同一性使它们之间构成完整的传动链条。这样，结果平等与效率之间的差别，发出转化的信号，前提平等作为发力的支点并提供动力，通过公平家族的成员与效率之间的完整的链条传动，结果平等与效率之间的关系，从对立走向同一，实现平等与效率的相互促进和转化。这里的“一定条件”，是指矛盾的非对抗性。

　　(四)、社会主义提供全社会认同的公平标准

　　社会主义是平权的所有制与市场交易的结合。这种结合不但为公平的实现，提供了前提平等这个支点，而且把结果平等与效率之间的对立性从旧制度的对抗转变为差别，形成了公平家族的成员与效率之间传动的信号源，还形成了公平家族的成员与效率之间的完整的传动链条。其中，平权的所有制不但提供了前提平等这个支点，还形成了公平家族的成员与效率之间传动的信号源——结果平等与效率的差别，平权的所有制与市场交易的结合，体现了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的统一，为公平家族的成员与效率之间传动提供了完整的链条和助力源。这样，社会主义制度完全可以实现“平等产生效率，效率保障和促进平等”的公平动态。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由于结果平等与效率之间的对抗性以及传动链条的扭曲和非链接性，是无法实现的。社会主义提供的公平标准，体现了科学性和正当性的统一，因此为全社会所认同。

　　(五)、公平定理是改革的参考标准

　　什么是改革、为什么进行改革和怎样进行改革，是改革的头号问题。

　　前三十年建立的社会制度具有极高的人民性，但是人民的主体地位没有权利义务化，因而处于不稳定状态。另外，由于是初创，它需要完善而且能够完善。这就是改革的原因。效率低，不是改革的原因，因为它的整体效率高于发达的西方国家。如果非要拿效率说事，只能说它在很多微观领域上效率落后于西方。改革的目的就是实现人民主体地位的权利义务化。改革的方式还是把人民的主体地位权利义务化。

　　毛主席把人民的主体地位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但是，如果把人民简化为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你、我和他的关系没有权利义务化。毛主席不可能一下子解决好这个问题，就简单地用平均主义来解决你我他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以此保障了我们的利益最大化的实现。

　　由于没有确定你我他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人们就经常诟病毛时代平均主义严重，但是，我们对平均主义的批判和否定，比平均主义本身的错误更严重。考虑到当时的历史条件，平均主义比“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和“初次分配注重效率，二次分配注重公平”正当、科学多了。

　　追求结果平等，是人类最正当的追求，那么平均主义为什么又错了呢?平均主义的错误不在于追求结果平等，而是抛开前提平等、机会均等、规则平等以及效率，而直接追求结果平等。它是违背公平路线图的，因而是错误的。此其错误之一，方式的错误。另外，平均主义被用于分配工资，而不是分配资源和红利。此其错误之二，是适用领域错误。但是，平均主义是公平的分配制度中的基础元素，利用好平均主义，才有科学、正当的分配。

　　你我他和我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可以这样确定：对于可以直接交给你我他使用的资源以及我们共同经济的红利，可以按平均主义分配;对于必须通过市场在你我他之间进行的资源分配以及你我他之间的资源和产品分配，可以实行机会均等、规则平等的市场原则。简单地说就是：改变毛主席只设立一个工资科管分配的做法。设立工资科和资源红利科两个并列的科室。让资源红利科分管部分资源和红利的分配，让平均主义当资源红利科的科长;让工资科分管部分资源和劳动成果的分配，让市场当工资科的科长。

　　我们改革的错误是：还是只设立一个工资科管所有分配，但把市场提拔为科长，把平均主义降为科员。你我他作为主体共同组成了我们这个作为主体的共同体。毛时代，你我他作为个体的主体性受到不适当的抑制，因此，你我他需要引入市场，给自己注入“自我”二字，突出自己的主体性。但是，市场的引入也在你我他与我们之间产生对立性，你我他之间的竞争，如果没有我们这个共同体的强力约束，彼此之间的竞争结果必然是你我他中间的两个被其中一个统制，届时，我们将不再是你我他的共同体，而只是你我他中一个统治两个的工具。私有制市场体制恰恰使你我他与我们之间的对立性，从改革之初的差别，变成后来的对抗。这种对抗性的成长与私有制市场机制的渐进式引入同步。所以，中国才从改革之初的欣欣向荣，到现在的狼烟四起。

　　改革应该多多少少参考一下公平定理。

　　五、结语：向真正的共产党人致敬

　　马克思曾经预言，资本外流将使西方衰弱，而使殖民地变得日益工业化和繁荣。西方的衰弱将产生贫困和大量失业，最终使工人起来革命，率先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他还担心某个东方大国在接受了西方的资本后强大起来，镇压西方的社会主义革命，但是他对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抱有信心。因此，马克思预言的结论应该是，那个东方大国成了西方通过社会主义革命获得复兴的垫脚石。

　　马克思预言中那个东方大国的悲惨命运，似乎可以避免：自由主义思潮主导的全球“变革”，正在积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社会矛盾，酝酿着一场空前的经济危机。危机彻底将粉碎新旧自由主义的神话，全世界被迫在自由主义之外寻找出路。谁先找到社会主义呢?当然是中国!我的理由有二：第一、中国文化与社会主义的相容性最强。第二、世界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两个伟大的变革家集团——中国法家和西方资产阶级。中共在毛时代就显露出，超过西方资产阶级成为世界上第二大变革家的潜能。当习总说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时候，我的信心增强了。

　　中共有一大批真正信仰共产主义的人。作为无党派人士，我真诚地向真正的共产党人致敬!

　　作者单位：山东泰诚律师事务所

　　[[㈠]]洛克.政府论(下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5

　　[[㈡]]洛克.政府论(下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7

　　[[㈢]].粟源.知识产权的哲学、经济学和法学分析[J].知识产权.2008，5：10.

　　[㈣] 《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商务印书馆，第473页

　　[[㈤]] [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3—45.

　　[[㈥]]所谓相容性的结果平等，是指为机会均等、规则平等容许，并与机会均等、规则平等呈正相关关系的最大程度的结果平等，也即机会均等、规则平等所容许的结果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