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崇“严”尚“实”的故事

点击：  作者：中央党史研究室    来源： 紫光阁微平台  发布时间:2015-09-24 20:06:39

 

 

       老一辈革命家的生平业绩里，处处体现崇“严”尚“实”的精神风范。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中，触摸老一辈革命家“严”的风骨，领略他们“实”的担当，追寻和传承红色基因，对于当前改进党的作风具有重要意义。

 

毛泽东：“四不主义”

 

毛泽东一向反对搞特殊化，对亲属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也要求严格。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许多亲戚、故旧、朋友纷纷来信，有的表示祝贺，有的寻求帮助，有的则提出要到北京来。接到这些信，毛泽东很为难。他说：“我现在当大官了，如果翻脸不认人，人家就会说共产党无情无义，何况有些人过去还帮过我，帮过我们党呢。如果有求必应，那就成了国民党的样子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久而久之，就会脱离群众，就会垮台。”

 

经过再三考虑，毛泽东叫来秘书，对他们说：“以后一般的来信，都由你们处理。过一段时间写个简报给我过目就行了。实在不好解决的，再交给我。”秘书问这类信怎么处理，毛泽东回答：“凡是要来北京看我的，一律谢绝；如果不听，偏要来，路费由他自己出，来了我也不见，公家也不接待。凡是要求我找工作的，我这里是‘四不主义’：不介绍、不推荐、不说话、不写信。凡是反映地方部门工作情况的，可以作为材料收集起来，当作参考；但不往下传，不直接处理，免得下面无法工作。”

 

有一次，毛泽东的堂弟来北京治病。工作人员将情况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说：“既然他有病，我就不能不见，不然人家会说我毛泽东不近人情。”毛泽东在住处热情接待了堂弟，问道：“你来之前为什么不先写封信？”“我不会写字，家里也没人会写字，知道你不愿让人来，也就没敢告诉旁人。我眼睛一天比一天肿，怕瞎了，就偷偷地跑来了。”毛泽东详细问了家乡的情况，然后吩咐工作人员给他找个住处，联系医院治疗。堂弟后来住了一个多月的医院，把病彻底治好了，一切费用由毛泽东担负，堂弟非常感动。堂弟出院后，毛泽东还为他买了回程火车票。

 

分别前，毛泽东嘱咐说，成千上万的先烈为革命事业牺牲了他们宝贵的生命，我们活下来的人想事、办事，都要对得起他们。你们都是种田人，过不惯城市生活，还是回老家种田、种菜、喂猪稳当，今后大家会有好日子过的。毛泽东还要求他遵纪守法，凡事不能搞特殊化。听到毛泽东的告诫后，其他亲戚没有他的批准谁也不敢到北京来。

 

毛泽东为领导干部严格自律、自觉抵制特殊化作出了表率。

 

周恩来：“要戒慎恐惧地工作”

 

周恩来无论做什么事情，都非常细致认真、一丝不苟。他经常用“戒慎恐惧”的思想约束自己的行为。

 

周恩来认为，“戒慎恐惧”不仅仅是主体的道德自律，更在于它是领导者的一种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是领导者在工作实践过程中的一种精神状态和心理准备。正是从这样的角度，1943年4月22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南方局为向干部作报告而撰写的《领导与检查报告大纲》中明确提出：“领导者切勿轻视自己的作用和影响，要戒慎恐惧地工作。”此后，他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反复警示自己、告诫他人：“办事不能急躁，不能草率，必须谨慎从事”，“我们应该有临事而惧的精神”。以后他又多次谈到“要月晕知风，础润知雨”，“做到多方考虑，经过集体商决而后行”。同时他还强调，“戒慎恐惧”不是后退，不是泄气，而是在充分估计困难、认真对待每一个具体困难的基础上产生的“真正的勇敢”，“是革命家的气概，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待困难的唯一正确的态度”。

 

周恩来崇尚“临事而惧”的精神，体现在一丝不苟的工作中。1962年5月，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经济落后的国家要在经济上翻身，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我们应该有临事而惧的精神。”况且“今天的情况又是千头万绪，动一根头发就要牵动全身，稍有不慎就会出乱子”。比如当年精简职工、减少城市人口几千万，几乎要震动全民的生活。这一决策之所以得以顺利实施，决心大多是建立在情况明、办法对、工作细这一基础上的。因此，他反复强调，建设时期丝毫骄傲自满不得，丝毫大意不得，任何决策必须慎之又慎，任何工作必须细之又细，不能急躁，不能草率。

 

周恩来一丝不苟、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令世人称道。

 

朱德：“艰苦奋斗的传统不能丢”

 

熟悉朱德的人都知道，他善于从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地去工作。他历来反对不顾客观规律，单凭主观意愿的盲目蛮干。

 

对经济建设，他说过：“要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量力而行，不做自己力量达不到的事。”他还说：“办不到的事，硬要去办，还是办不到。结果既伤了党员，又失掉了群众。客观规律不能违背。”

 

1955年6月，朱德到华北新建的钢铁基地包头视察。当地负责同志向朱德汇报了建厂规划：以基地的厂区为中心，扩建一座新城。生产区的一切设施都要现代化，生活区的职工宿舍、学校、医院、影院等也要盖成漂亮的楼房。盖楼房所需的建筑材料，除去砖、瓦、灰、沙、石以外，都要从外地运来。初步计算，仅盖宿舍楼一项，就得投资1600多万元。而原来这里的旧城，则几乎完全没有利用上。

 

为了把情况搞清楚，朱德多次实地勘察，分别找领导干部、设计人员谈话，细心听取意见，并派工作人员到附近厂矿了解情况。群众对新城建设规划反映不一。有的人认为，这是一个大办工业的样子，有胆识，有气魄；也有的人认为，这种搞法过于庞大，耗资太多，“冒”了。

 

经过细致的调查研究，朱德心里有了底，和当地负责同志作了一次语重心长的谈话。他说：“你们都想把国家工业快些搞上去，心是好的。但这个规划，是不是犯了贪新、贪大、贪多的毛病？我们国家有我们国家的情况，不能什么都照搬外国的。艰苦奋斗的传统不能丢！按照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我看咱们还得穿几年‘草鞋’。我们只能在旧的基础上去建新的，只能根据客观条件、根据需要和可能来决定我们的工作方针。‘有多少米做多少饭’嘛！脑子太热了，跑得太快了，结果会事与愿违。我的这些意见请你们考虑。”

 

朱德的一番话，入情入理，给当时的盲目蛮干敲了警钟，避免了浪费和损失。

 

任弼时：拒绝特权的“党内的老妈妈”

 

任弼时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虽身居要职，但从不以权谋私，始终做到廉洁自律。他常说：“在党内，任何个人不管他是军长、政委，都是普通一员，都要服从组织，决不能做特殊党员。”

 

在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期间，正值陕甘宁边区经济最为困难的时期，党中央号召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任弼时既是大生产运动的领导者，也是一名普通劳动者。他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开了一块地，种上庄稼和蔬菜。他还向王震要了一部纺车，工作之余盘腿而坐，练习纺纱。他眼睛近视，开始纺的纱不是粗细不匀，就是常常断头。但他不怕困难，虚心向其他同志学习。1943年3月，中央直属机关在枣园举行纺纱比赛，任弼时纺的纱被评为第一，一时传为佳话。

 

任弼时深知群众疾苦，尽可能紧缩开支，减轻地方政府负担，部队用的信封多是用旧报纸糊的，起草文电常常用废旧印刷品的背面。他常常告诫同志们：“边区政府也很困难，我们实在没有办法的东西，可以要一点；有些东西可要可不要，没有那东西也可以过日子！”

 

作为中央秘书长，任弼时负责的事情很多，包括领导和同志们的衣食住行，但他从来没有为自己搞过特殊。有一次，工作人员看到他炕上铺的单子破得不像样子，打算给他换条新的。任弼时说：“不要，不要，你给别的同志要点东西吧！”任弼时盖的被子是1935年长征时战士送给他的战利品，一条毯子是1934年红六军团突围时缴获的战利品。

 

新中国成立不久，任弼时的妹妹任培辰，希望哥哥能出面写封信给湖南省委，为丈夫谋个工作，但任弼时婉言拒绝了。他说：“这虽是件小事，但是为了私事给省委写信影响不好。你们的工作，当地政府是会安排的。”

 

任弼时严格要求自己和亲属，对其他同志却亲切周到，赢得了尊敬和爱戴，大家都称他为“党内的老妈妈”。

 

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广大党员干部应从老一辈革命家的感人故事中汲取营养，以“严”的精神、“实”的作风，经住考验、化解危险，担起协调推进“四个全面”重任，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篇章。（文章摘自《秘书工作》杂志2015年第7期，原题目为《触摸“严”的风骨领略“实”的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