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内外形势发展判断，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安全环境在继续保持总体稳定的同时，在沿海方向围绕台湾问题发生一场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而且这场战争一旦爆发，即是一场战略决战，对国民经济动员工作的要求更高。解决台湾问题，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迫切需要我们做好反“台独”的战争经济动员问题研究，具有理论与实践双重意义。

关于台湾问题，究竟是和平回归还是武力统一，这是一个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重大课题。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对海峡两岸的伤害最小，但这不是大陆的一厢情愿，而取决于台湾民进党执政当局意愿、美帝干预程度和大陆坚强的信心和意志。如果台湾执政当局没有敢独的意志、美帝也没有确保台湾独立的军事行动，那么大陆对台的和平统一就可实现。但蔡英文的意志和美帝的意志又都取决于我大陆对台斗争的坚强意志。所以，我们可以从和平统一的愿望出发，但必须有武力统一的强大力量作后盾。这主要有以下三点考虑：

首先，要防台湾当局狗急跳墙、孤注一掷。

随着中国国力的快速增长，沿海主要方向敌我实力对比正快速发生变化。尤其在台海，现在的台湾执政党民进党及其蔡英文当局，一直梦想独立。自2016年5月20日蔡英文上台至今，6年来的所作所为，即便是最期待和平统一的大陆人，也都认清了民进党与蔡英文的狼子野心。尽管以大陆的国力和战略态势来看，台湾的“独立”梦显得不切实际甚至可笑至极。但不得不承认，“台独”意识的泛滥，以及美帝的挑拨滋扰，对两岸统一，乃至中国的大国崛起造成了巨大阻碍。当然，时至今日，台湾自身已没有了抵抗大陆的本钱。一旦两岸开战，台湾作为一个孤岛，将被大陆彻底封锁。台湾莫说反抗，甚至连上层人士想乘飞机逃亡都不可能，只能沦为瓮中之鳖，坐等被俘。当然，这些道理，也许蔡英文政府懂得，也许装睡不懂。他们唯一的寄望，无非是美西方势力的援救而已。在大陆持续对台实施全面围堵情势下，绝不排除台湾当局孤注一掷，狗急跳墙，在国际上以公开形式宣布独立。

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所谓台湾盟友是否真会挺身相助？他们又会为台湾的独立拿出多少家底？这或许是决定这场海峡战争结果的最大变数。由于近年来中国军力的快速发展，其远程打击能力基本上已经将第一岛链全程覆盖。虽然美军也有强大的攻击能力，但由于中国拥有庞大的东亚大陆作为战略纵深，而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力量只能以少数的基地为依托，所以这种初级阶段的对抗几乎没有悬念，第一岛链美军被全歼几乎是铁板钉钉。而来自美国本土的支援也难以破局，美国若不投入全部实力，则无法达到保台的目的；投入少了没用，投入多了又得不偿失。正是基于这种无法调和的内在矛盾，一般认为一旦台海战争爆发，美国不可能直接出兵保台；而在美军不出的情况下，包括日本在内的其他任何国家都远非中国对手，更不可能出头找打。但是，任何事情总要以防万一，在对待美西方介入台海这件事情上，宁可做到一万，也绝不侥幸万一。因此，我们必须做好与介入台海的强敌进行一场殊死的武力博弈准备。

第三，要防国内恐美怕狼、弱化统一意志。

对我国而言，祖国统一是国家最高意志，台湾是中华民族崛起的关键所在，并被赋予了重大的历史和民族意义。如果我们在追求和平统一的同时，而不充分做好武力统一的准备，那么和平统一就难以促成。对于一些恐美崇美的“带路党”及其言论，必须进行痛打和驳斥，以凝聚全民族强大的统一意志。面对急了眼的狗和野心不死的狼，只有利剑高悬，才能有效震慑台独和美西方挺台势力。要真切地告诉世界，一旦爆发反“台独”促统一的台海战争，国家会不惜一切代价，确保取得军事上胜利。换句话说，由于此战直接决定国运兴衰和政权续亡，所以我国政府的投入是没有上限的。即便战事受阻，我国政府也不可能拱手认输，而只会不断加码，直至押上自己的全部身家。尽管美军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航母舰队，但中国空军和火箭军近年来大力提升尽远截击、远程遏止战略能力，已可以做到仅仅通过空中导弹和岸基导弹对第二岛链以西的任何目标进行大规模打击。所以，从目前台海博弈形势来看，我们必须做好万全准备，立足于一场以统一大业为目标的战争来做好战争准备，尤其是经济动员准备工作。

面对反独促统可能引发的战争，是新时代信息化条件下的高技术战争，科技含量高、战场消耗大、情况转换快，对经济动员的要求高。为了充分做好保障可能发生的这场战争所需，我们需要改变观念，确立以实战化为引领的经济动员思路。

首先，经济动员建设要以实战需求为牵引。

反独促统战争是陆、海、空、天、电、网多维一体的联合作战，高科技装备大量运用，战争要素不断增多，敌我攻防态势瞬息万变，战场保障多元动态，战争需求更加精细，战保时效要求也更高。这就要求经济动员建设不能只立足于“小而全、大而全”，而应转向战争急需常需后续需求为重点的动员准备。一直以来，我国国防经济动员工作坚持“部队提需求、国动委搞协调、政府抓落实”的工作格局，各级国民经济动员建设主要采取企业申报、经济动员办公室初审、按照权限终审的模式建立，经济动员单位受限于地域经济和企业需求，存在国企多、民企少；服装、食品类企业多，高精尖科技企业少等问题，导致布局不均衡、经济发达地区任务重。这种经济动员布局虽能满足部队日常演训演练需求，一旦面对反独促统大规模战争，就难以保障部队作战需要。所以，信息化新时代经济动员建设，既要考虑我们有什么，更要考虑战时需要什么。要寻求同类型企业最大公约数，压减数量，均衡布局。对于一些自身无意向、但应急应战需要的民用龙头企业，应将其纳入经济动员对象的范畴，这既要抓好国防教育，也要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对于一些辖区内偏少，但亟须的专业化科技公司应长期考察培养，必要时可破格纳入。对于国防动员切实需求，但区域内又没有相关的企业，要想方设法培育建立，把有限的资金用到应急应战最迫切、最需要的项目上去。

其次，经济动员储备要以蓄积产能为重点。

讲经济动员，自然要有物资储备，但更重要的是生产物资能力的储备。近些年来，世界范围爆发多场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证明，现代战争不仅仅是综合国力的比拼，也是将综合国力转化为战争实力的速度比拼。正常情况下，储备战争物资产品是必要的，但这种储备不可能过多，一旦战争暴发，用尽平时的全额储备也可能满足不了战时需求。这种常态情况下产品过剩、实战时产能又严重不足的矛盾是经济动员储备工作的难题。对待平战转换中的需求矛盾，仅靠增加动员产品储备，不仅会给平时经济建设带来较大负担，还难以持续满足应急应战所需。一旦爆发战争，无论储备多少产品，随着战斗进程的延续，很容易快速耗尽。持续作战必须依靠巨大产能的快速释放，以及庞大生产潜能快速转化为生产能力。谁能在战争最需要时，迅速把经济实力转化为战争能力，谁就能赢得战争先机。反独促统可能发生的战争是陆海空天电多维一体的高科技战争，这场战争并不一定局限于台海方向，有可能随时演变成一场波及战争多方领土及外层空间的大规模战争，战场保障范围不断扩大、保障人员不断增加、保障形式不断变化，没有快速动员能力，就不可能在战争中取胜。因此，相比储备物资产品，更要尽可能多地储备产能，才能应急保障大规模战争所带来的大量后续需求。

第三，经济动员模式要向智慧保障型转变。

传统作战模式下，作战行动多采取从前沿到纵深逐级推进，部队每天作战所需给养、装备弹药种类相对固定，保障方式相对稳定。新时代信息化战争，战场保障补给的数量、品种、时间和地点等要素难以准确预测，仅仅依靠传统的后勤保障模式难以适应战争需要，必须创新后勤装备保障方式方法，向科技要保障力，向信息化要动员力。以云计算为核心的人工智能军事大脑，既能够完成“实时获取需求信息、智能生成动员方案、动态调配人力物资”的目的，把人力从纷繁复杂的计算中解脱出来，还能够利用强大运算能力精准测算各作战部队需要什么、需要多少、何时需要，保障资源分布在哪里、如何分配、如何运输等信息，有针对性地开展预先保障，做到稳而不乱。目前，我国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领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这些技术多应用于民用领域，且多个领域之间还存在一定的技术壁垒。虽然很多部门、行业系统都使用了大数据技术，但许多平台数据均为内部联通的“孤岛”，建立一个在应急应战状态下可实现互联互通的全国大数据平台势在必行。近年来，我国挂牌成立了多个高科技经济动员单位，但还不同程度存在彼此相互隔离，“要素强、系统弱”“指头硬、拳头软”等问题较为突出。应针对不同的应急应战任务，分类研究不同作战行动所需，在“融”字上下功夫，深入探索广泛使用高科技装备进行大规模战争经济动员、经济保障的方法路子。以当地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为契机，依托信息技术打造智慧动员、精准动员，促进动员模式的新突破。

做好战争经济动员应抓好的几个重点

习主席指出：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我们的国防是全民的国防，要完善国防动员体系。这次国防和军队改革，将国防动员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做出重大部署，推动国防动员发生历史性变革、实现历史性重塑。当前，国防动员进入新时代，国家动员系统应紧跟改革步伐，认真研究新体制下国防动员特点规律，特别要深化解决一些关键性难题，加快推进新时代国防动员建设提质转型。

首先，健全动员法规体系，奠定依法动员根基。

健全动员法规体系建设，是提高国防动员能力的关键。要以军事政策制度改革以及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为契机，加大国防动员法规立改废释工作力度，重塑国防动员法治体系，为国防动员建设提供坚强保障。按照总体设计、重点突出、急用先立、军地衔接的原则，修订完善国防动员法、国防教育法、兵役法等骨干性法规，制定后备力量、国民经济动员、科技信息、交通运输等重点领域法规，配套出台动员指挥、物资征集、装备征用等专业性政策制度，使国防动员做到有法可依。要强化全民国防动员法规意识，将国防动员法规纳入普法教育内容，以领导干部、青少年学生、企业法人和民兵预备役干部骨干为重点，定期开展国防动员法规培训。结合军地联席会议、组织部队演训、举办军民融合对接活动等时机，广泛开展法规知识宣讲，强化各级法治思维和法纪自觉。健全国防动员法规执行监督检查机制，将国防动员纳入政府专项督查、绩效考评和双拥模范城评比内容，定期开展法规执行情况军地联合检查，坚决纠治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问题，维护法规权威性严肃性。将国防动员法治队伍建设纳入军地法治人才培训体系，积极引导各类法律人才参与国防动员法治建设，提高依法动员能力。

其次，遵循精准快捷要求，完善军地联动机制。

国防动员一头连着部队和战场，一头连着地方优质资源，如何让供需两头精准对接、快捷利用，一直是国防动员系统着力破解的课题。国防经济动员涉及人力、财力、物力、科技、信息等多方面资源统筹，动员系统人少事多的矛盾十分突出。在这种情况下，强化统一指挥和协调联动，凝聚应急应战动员合力，建立健全军地应急联动机制十分必要。要充分发挥国动委各专业办公室的职能作用，避免省军区市军分区以及人武部唱独角戏。国防动员主角是地方党委、政府，潜力资源也在地方，就要让地方各级党政一把手参与国防动员之中，让国动委专业办公室各负其责。应根据《国防法》和有关战时法规制度要求，由省军区军分区迅速协调所在地党委、政府，从明确职责分工、理顺工作关系、规范工作制度入手，研究制定战时应急动员的大政方针和指导意见，明确国动委系统及其职能办公室工作职责，全面规范国动委组织领导机构建设，厘清新体制下军地各部门职能分工和任务划分，为战时应急联动提供可供遵循的政策依据。健全优势互补的力量联动机制。可采取依岗位选编、跨区域抽组、视专长选聘等方法，全面统筹军地应急支援力量建设运用。针对承担任务的需要，把发挥军地专业优势作为应急动员力量建设重点，采取编入预备役、参加演训活动等方式，提高应急救援能力。着眼应对大规模战争的需要，把军地应急支援力量按照专业需要进行模块化编组，使其成为具有相对完整要素的模块化分队，通过功能互补实现力量统一，提高独立遂行战时应急任务的能力和整体效益。

第三，建立权责清单制度，统筹民用资源征用。

从我国国防动员征用活动的实践来看，民用资源征用需求的提报，通常是由部队自下而上逐级上报汇总而成，分别汇总到各战区、各军兵种和武警总部，由其统一制定所属部队的征用计划和预案，并通过军地协调机制，提交给部队驻地或任务区的地方人民政府负责落实。但民用资源征用，长期没有专门的法律对此进行规范，执行过程中缺乏刚性约束、法律保障。因此，应通过制订民用资源征用法规或条例，使之趋于并逐步实现制度化、常态化、规范化。而其中一项重要举措就是要建立征用权责清单制度。国防动员法规定，民用资源征用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统一组织，民用资源改造的经费保障由国家负担，民用资源因征用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补偿。从实际看，民用资源征用补偿涉及到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组织和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应当按照公平、合理的原则，明确各方的责、权、利。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全面实行政府权责清单”制度。民用资源征用属于国防行政范畴，有必要建立专门的权责清单制度，特别要明确征用事权和支出责任。可将因战而引发的征用活动支出责任归于中央，平时为应对区域性突发事件的应急性征用支出责任，则以地方财政支出为主，中央财政视情给予补助。应本着保证征用时效与保护被征用人合法权益相结合的原则，一方面细化对被征用民用资源的返还、补偿制度，另一方面完善奖励与惩戒制度，确保战时民用资源征用“一路绿灯”、直达战场。

【作者：樊恭嵩教授】

（作者系上海国防教育进修学院防务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国防经济学家”，修订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