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发展中国家的特殊表现，资本既有动力作用又有不可克服的内在悖论，资本扩张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发展空间的同时也带来了“贫困积累”，并衍生成经济危机、生态危机、政治危机和全社会危机。受资本扩张悖论规律的影响并不必然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日本、韩国等少数后发达国家在战后凭借特殊的资本容量、战略地位、自然禀赋、政策措施等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但其发展道路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不可复制的。像中国这样的大发展中国家要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符咒，必须走一条与西方国家完全不同的现代化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2014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接近8000美元，处于由中等收入向高等收入过渡的关键阶段。但近些年随着国内环境污染、部分官员腐败、经济发展面临下行压力等问题日益严峻，国内外学者纷纷把目光投向中国，热议中国是否也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纵观世界，许多经济体都能摆脱贫困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但只有少数经济体如日本、韩国等能成功地从中等收入阶段顺利进入高收入行列，大多数经济体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便长期徘徊、停滞，长达几十年都找不到经济增长的希望和动力。由此，产生了一个重大的问题:为什么有的经济体可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行列，而有的经济体却迟迟徘徊在中等收入阶段?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是否可以复制日、韩经验，实现本国的现代化建设?回答这一问题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更具有实践意义，因为它直接关系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道路，甚至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成败。

　　一、资本扩张悖论与“中等收入陷阱”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社会的发展要从推动它的客观物质力量出发，这个客观的物质力量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强调的“资本”。

　　何谓资本?《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对资本的解释有两个方面:一是“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另一是作为社会关系的资本。西方经济学界通常强调资本作为财富的一面，把资本理解为生产要素;马克思则从生存论的角度，透过物的背后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说“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可见，马克思对资本内涵的理解是二者的辩证统一，生产要素是资本的外在表现形式，社会关系是资本的内在本质。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只有纳入到社会关系中才能驱动生产要素运转，实现自身增殖的目的，而投入到生产过程的资本一旦纳入到这种社会关系中就会形成一种强制的客观力量，驱使资本永无休止地运转，成为疯狂赚钱的机器。同时外在的资本家与资本家及集团之间存在的巨大的竞争压力也“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为了在残酷的竞争中不被淘汰，资本家在生产和经营中积极利用发明创造改善生产条件、组织分工协作提高劳动生产率，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延长相对剩余劳动时间，积累资本以增强在市场中的竞争力，因而在追求剩余价值的内在动力和资本家之间激烈竞争的外在压力之下资本具有无限扩张的趋势。资本的扩张在客观上推动了生产力的大发展，积累了物质财富，使“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

　　但是资本本身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在促进生产力大发展的同时也在限制着主要生产力发展，在生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在生产着自己根深蒂固的矛盾和危机。因为资本的扩大再生产必须通过对生产要素的支配和使用才能实现，生产要素的原始形式主要是“天然资源”，马克思把这些“天然资源”统称为“自然力”。能被支配和使用的“自然力”主要有三种类型:人类生命体的自然力，自然界的自然力和社会劳动的自然力。对这三种自然力的支配和使用是要付出代价的，过度地支配和使用会产生资本的扩张悖论。

　　首先，对人的自然力的过度使用和支配会造成人的贫困化，降低人的购买力，减小市场有效需求，产品相对过剩，资本家被迫缩小生产规模，投资的萎缩使一部分资本闲置失去扩张空间，一部分相应人口失去工作机会，失业人口的增多又导致市场上的劳动力供大于求，价格更低，工人更加贫困，购买力更小，过剩产品更多，如此反复恶性循环，发展到一定阶段便会引发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

　　其次，对自然界自然力(像水力、矿藏、土地肥力等自然资源)的过度使用和开发会造成自然资源日渐枯竭，排放出来的废弃物日益恶化生态环境，如水污染，雾霆天气等。生态环境的恶化使资本逐渐失去扩张的前提和基础，造成资本扩张的“生态悖论”。

　　再次，对社会自然力(分工、协作所蕴藏的生产力)的过度使用和支配会造成人的片面化发展，使人精神生活单调、贫乏，失去自我价值而沦为资本增殖意志的工具，成为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人”，由此造成资本扩张的“社会悖论”。

　　可见，资本扩张不断遭遇着自身发展的界限，产生资本扩张的经济悖论、生态悖论和社会悖论，给人类和地球带来“不能承受之重”，使“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资本主义国家因而不可避免地周期性爆发危机，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因具体的资本矛盾的不同其危机的表现形式也不同，因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曾爆发过经济危机、滞涨、债务危机、金融危机等各种形式，在发展中国家资本矛盾的可能表现形式则是“中等收入陷阱”。

　　资本的扩张悖论迫使资本不得不寻找新的出路，在横向上力求充满一切地理空间，即资本的全球化运动。资本要榨取剩余价值实现资本增殖必须处于不断运动之中，克服资本循环的地理空间障碍，全球化则打破了资本积累的一国地域限制而开拓了更为广阔的世界市场，利用发展中国家丰富廉价的资源和不平等的贸易往来获取比在国内更高的利润。现代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为打破地理空间的阻隔提供了技术上的便利，大大缩短了资本的流通时间，用时间消灭了空间。从而“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在纵向上资本的空间化运动表现为技术创新，资本家把过剩资本投入到风险性的技术创新中，而技术创新一旦取得成功就会带动一系列新兴产业发展，形成新的产业链，带来新的消费领域和市场空间。而发达国家利用先行发展的优势在科技创新中大多居于主导地位，并率先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转型，把一些制造中心和一些夕阳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而将核心的研发中心和最终的世界性销售中心放在本国，逐渐形成了“两头在内，中间在外”的空心化结构，发展中国家从而获得加工制造等低端产业的发展机会，经济在一定时期内得到快速发展。资本在空间上的集聚与扩散缓解了资本主义危机，全球化使资本形成了新的流通和资源配置机制，为过剩资本开辟了新的世界市场，而被纳入到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发展中国家也获得了发展空间，很快脱离贫困顺利迈进中等收入阶段。大卫·哈维曾深刻地指出“如果没有内在于地理扩张、空间重组和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多种可能性，资本主义很早以前就不能发挥其政治经济系统的功能了。”

　　但资本空间化的过程也是资本主义把内部矛盾不断向外转嫁的过程，处于中心地位的发达国家为了维持和发展资本主义体系，利用先行发展的经济总量优势、金融资本力量优势、高科技产品优势等在国际关系中的主导地位，控制产品的研发和销售环节，将高污染高消耗的制造产业和没有发展前途的夕阳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于是发达国家逐渐形成以第二、第三产业为主的倒“金字塔”式经济结构，发展中国家从而获得初级产品的加工组装、制造的机会，这些产业在国际产业价值链中处于低端地位，产品相对于价值链其它环节而言利润微薄、需求供给弹性较低而且价格还呈下降趋势。在国际竞争的巨大压力下发展中国家纷纷采取压低劳动力成本、生态环境成本、土地和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成本的“低成本扩张”战略，有时甚至是采取无成本战略，即忽视隐性成本(如环境污染成本)，在价格上依靠廉价的劳动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采取“低价格竞争战略”，这种建立在对“自然力”的过度使用和消耗基础上的发展战略，其结果必然是造成三种“自然力”的“贫困积累”，而“贫困积累”一旦逾越一定界限，便会为社会所无法容纳，于是劳动力成本、自然资源成本与生态环境成本便从隐性成本转变为市场上的显性成本，导致资本的利润率不断下降乃至趋于零，投资增长速度日益减少乃至停滞、衰退，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空间越来越小。发展中国家经过一定时期的快速发展甚至短暂繁荣后便长期徘徊、停滞，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泥潭不可自拔。

　　短时间内发展中国家很难改变经济上的这种“困境”，容易形成一定的“路径依赖”并逐渐被“锁定”在这种发展路径中。在国内，发展中国家主要依靠本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以生产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为主要增长方式，以出口初级农产品为主要发展战略，形成了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工业化道路。但随着比较优势空间的逐渐缩小直至消失，其边际效益逐渐递减，发展中国家逐渐朝着无绩效方向发展且会越陷越深。但受传统思想观念、转换成本巨大等因素制约，其初始的基于廉价劳动力和丰富资源的产业发展路径依赖效应依然不断被强化并逐渐被“锁定”，形成内部路径依赖。在国外，发达国家利用先发优势，率先进行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享受经济发展的种种好处，抢占市场份额，形成国际垄断力量，主导当今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制定游戏规则和行业标准，发展中国家要加入该体系参与竞争很容易陷入发达国家设定的特制轨道，从而形成外部依赖，如果不找到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发展中国家将会越陷越深。

　　经济领域资本矛盾的扩张会引发社会的全面危机:一方面，对自然资源的巨大消耗和浪费，必然造成生态事件频发，如水污染、雾霆天、地质灾害等，危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政府作为公共事业服务部门必然要采取行政手段对其进行管理，但现行法律法规的不健全和监督的不到位，政府在管制的过程中常存在权力滥用、寻租等行为，从而滋生腐败现象。腐败现象的蔓延将引发群众的强烈不满，政府的公信力下降，恶化政府和人民群众关系，导致群体性事件频发，引发民主乱象、社会动荡不安，政府陷入政治危机。另一方面，作为企业，在巨大的竞争压力下将主动调整、升级产业结构，放弃对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传统工业化道路依赖;而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型将不可避免淘汰过剩的粗放型产能，裁剪冗员，导致大量人员下岗失业。下岗失业人员的增多、贫富差距的加大又成为社会动荡的隐祸，迫使社会进行改革。社会改革的滞后和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将加剧社会矛盾，引发全社会陷入危机中。

　　二、国际特例:日韩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

　　在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之下，日、韩破坏严重，经济发展的形势十分严峻。日本在战前积累的财富几乎在战争中消耗殆尽，在战后初期人均年收入仅有20美元，工业产量也只有战前的20% (1937年)，但经过短短几年日本经济就恢复到了战前水平，20世纪70年代便一跃成为资本主义现代化强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韩国在二战初期也几乎断绝了与外界的一切经济联系，生产几乎陷于停滞，直到60年代初，韩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仅有78美元，依然属于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随后经过近30年的发展，人均收入便突破了1万美元大关，国民生产总值也达到5000亿美元，位列世界第十一位，创造了继‘日本奇迹”之后的“汉江奇迹”。

　　日韩在战后迅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后发达国家，有不少西方学者认为这是对马克思“资本扩张悖论”的有力一击，以此来否定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一般理论。事实上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歪曲，因为事物在发展过程中不仅受一般规律的影响，有时还会受其它特殊规律的影响，这个“特殊规律”甚至会改变一个国家的发展轨迹。日韩即如此。

　　日本著名经济学家高桥龟吉曾说:“一些欧美学者分析的关于日本经济跃进的种种原因，如日本的国民性和独特的经济体制，日本人适应艰苦工作的能力，高度发达的教育、技术和管理水平，企业家的强烈的事业心和果敢精神等等，都没有从根本上说明问题。因为这些因素在战前早已存在，但那时的日本经济却没有也几乎不可能达到世界第一流的水平。”因而战后促使日、韩经济迅速崛起的根本原因就是战前根本没有而战后新出现的重大因素，这些因素包括:特殊的战略地位、国际机遇、国内政策和资本容量等。

　　1日韩特殊的战略地位

　　二战后，世界处于美苏两极格局之中，出于冷战的战略需要，美国对日本、韩国的政策由限制改为扶植，并先后与日本、韩国正式建立了同盟关系。日、韩利用美国东亚战略的特殊政策:(1)得到了美国巨额资金、原料、技术设备、“特需”订货等方面的有力援助。据统计资料显示，从1945年到1971年底为止，日本从美国获得的“援助”、“特需”、贷款和直接投资总数额高达190亿美元以上。在20世纪40-50年代美国对韩国的援助总额高达31.3亿美元，其后虽然数额有所减少，但依然成为韩国早期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2)获得了美国重要的原料燃料供应和消费市场。美国政府多次呼吁美国消费者和商人购买‘日本货”，允许日本的制造品自由进入美国市场。韩国在60年代的出口总量中，对美国的出口比重也高达40%。 (3)获得美国先进技术的支持。战后日、韩重视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纷纷引进西方先进技术来推动本国产业的现代化。在1950-1975年期间，日本引进的外国技术约有一半来自美国，同期日本进口总费用的2/3也付给了美国。韩国从美国的引进技术数量比例虽然不及日本，但涉及的金额却远远超过日本。(4)得到美国的军事保护。战后，日、韩战略地位特殊，成为抑制社会主义的重要阵地，美国为其提供军事保护，成为了它们的“保护伞”，为日韩节省了大量军费开支，使它们能够将更多的物力、财力投入到经济建设中。

　　2日韩特殊的国际机遇

　　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成为日本经济复苏的“天赐良机”。美国为把日本变成侵略朝鲜的军事基地和作战物资的供应地，为其提供军事订购，从1950年到1953年，美国向日本订购了价值达247亿美元的军需器材和给养，占日本外汇收人的40% 。1960年美国侵略越南的战争则为日、韩经济迅速崛起插上了翅膀，扩大了日、韩对美国的出口及对“越南周围地区”的出口，推动了日、韩经济迅速崛起，日本的经济增长率迅速提高，由1965年的2.5%提高到1966年的7.5% ,GNP规模也由1965年的世界第五位上升到1967年的世界第二位。

　　3特殊的国内政策

　　在国内，日、韩政府都把增强经济实力和国民经济的现代化作为基本国策，积极深入地干预经济。(1)政府根据国内国际形势适时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政策。在战后50年代到80年代，韩国政府经历了由“进口替代”到“出口主导”型经济发展战略和从重化学工业化经济发展战略到技术立国战略的转变。日本政府也先后确立了重建日本经济的战略思想，“贸易立国”的战略思想，“技术立国”的战略思想和实现信息化社会的战略思想，推动国民经济的完善与发展。(2)政府制定中长期经济发展计划指导和规划经济发展。韩国从1962年制定了第一个经济开发五年计划开始，到20世纪末共进行了8个五年计划。日本政府也每隔三五年就制定一个经济发展计划，确立经济发展的目标，对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速度，发展进程及实现条件都规定了明确目标。(3)政府通过减免税收，财政补贴，金融投资等方式扶持主导产业，以主导产业带动国民经济的发展。韩政府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企业非常重视，像现代、三星、大宇、乐喜金星、双龙等大企业，政府采取财政贴息或银行长期贷款的方式进行扶持，帮助它们形成规模效益，以增强对外竞争力。

　　4特殊的经济体量

　　日本和韩国都是中小经济体，国土面积小，人口总量与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大国相比也少得多，因而其需要的国际发展空间相对于中国、印度等这样的大发展中国家和其他中等发展中国家来说也小得多，因而国际资本主义体系可以为其提供足够的国际发展空间，其产生的资本矛盾也可以在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中向不发达的国家转移、消化，不至于产生剧烈的资本矛盾，诱发经济危机。

　　总之，战后出现了诸多有利于日、韩经济高速增长的国际因素，日、韩政府积极把握并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因素，支持、配合美国的东亚战略，甚至以不惜牺牲政治、军事上的独立性为代价来换取经济上的发展。反观当今，已经发展起来的国家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与日、韩处于完全不同的国际环境和发展空间中，因而复制日韩模式不可能实现本国的现代化，尤其像中国这样经济体量大的发展中国家要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必须走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

　　三、中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道路启示

　　在当今由资本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下，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不可回避资本问题，也不可跨越商品经济发展阶段，而必须加入到由资本扩张所形成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充分发挥资本的动力作用，利用资本主义的一切积极成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同时又要避免成为发达国家转嫁资本矛盾的所在地和附庸国。因而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必须分两步走:先壮大国有资本力量为中国赢得出场的主体资格，然后再加入到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中，利用资本、发展资本、引导资本、抑制资本，避免资本扩张悖论在中国发生。这两步步骤在中国的具体表现就是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和改革开放时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新中国成立之初经济基础薄弱、破坏严重，而且国内经济成分复杂，存在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公私合营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国有经济力量微弱，如果这个时候中国加入世界经济体系将不可避免地被国际上的大资本吞噬、支配，成为发达国家的附庸国和资本矛盾的转嫁地。所以新中国的紧要任务是恢复发展经济，对现有的经济成分进行改造，变私有有制经济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壮大国有资本力量，这要求中国必须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运用国家的力量以最小的代价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用政府政令代替资本来配置资源，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到重点项目建设上，按照已实现工业化的国家的产业结构来设计发展计划，以建设国家的现代工业体系。避免因资本的盲目竞争和技术试错所需付出的高昂成本，在最短时间内以最快速度建成较完整的基础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实践证明这是一条正确的工业化道路，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使中国建立了比较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壮大了国有经济力量，到1956年整个国民收入中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比重高达92.9%，为中国加入世界经济体系赢得了出场的主体资格。

　　但当这种经济体系建成，计划经济的历史使命便宣告完成，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加强，封闭的计划经济体系已不再适应中国发展的内在需求，计划经济便由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转变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栓桔。中国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必须加入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利用资本、发展资本，用市场的力量来配置生产要素，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与改革前实行的计划经济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方面能够自动驱使剩余劳动转化为资本投入到社会扩大再生产过程中，避免了计划经济扩大再生产动力不足问题。另一方面能够驾驭和制约资本力量，避免资本扩张悖论在中国发生。因为在生产目的上，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单纯地追求剩余价值和利润最大化的目的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资本的运行纳入到人民根本利益的轨道上，以人民和国家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为根本目的，坚持“以人为本”。在所有制结构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能够最大程度地聚合各个阶层、各个民族的共同利益，使发展的成果惠及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防止私人资本为了自身增殖而对劳动者权益的损害，避免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宏观调控上，与西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能“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对实体经济进行结构性调控，淘汰落后产能，鼓励产业结构升级，对虚拟经济进行总量调控，使虚拟经济为实体经济服务。在收入分配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劳动收入作为国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相结合的分配结构，注重社会公平，调整收入差距，避免两极分化。

　　总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递进发展、相辅相成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壮大了中国国有资本，避免了在国际上的依附地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以我为主”的包容性发展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则激发了资本活力，解放了生产力，发展了生产力，并找到了克服“资本扩张悖论”有效手段和强大力量，在驾驭与制约资本力量下逐渐走向成熟，是中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顺利迈进高收入国家行列的道路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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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鲁品越:《国际体系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两个阶段—唯物史观对“中国奇迹”的解读》，《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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