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哪条路？用哪批人？

点击：  作者： 艾畦    来源：察网  发布时间:2015-11-17 09:40:20

　　有则俄罗斯寓言讲：天鹅、山羊、梭鱼同拉一辆车，都拼命使劲，车还在原地不动。现在也有三种力量要把中国这辆车拉往不同方向：一种力量是以彻底或基本上的私有化和市场化为目标;另一种力量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政府主导，驾驭市场”为方向;还有一种力量是要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大旗，回到前三十年和前苏联。这就恐怕需要最高领导层明确作出抉择：走哪条路?用哪批人?

　　一批以世界银行《2030年的中国》为施政理念的官员、高参占据了相当一些管理国民经济的重要岗位。这种施政理念的核心是个“放”字：政府向市场放，中央向地方放，国有向私有放，国内向国外放。这就如同机场地面指挥塔对飞行员们讲：“我不束缚你们了，你们自由飞翔吧。”又如同导演既不安排场景、道具也不做分镜头脚本，而是对演员们讲：“我不给你们加条条框框了，你们自由发挥吧，一定能拍出好作品。”如果领导层没有理性务实的力量制衡而任由这批人“放”下去，发生前苏联那种混乱、崩溃会是大概率事件。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起，由于前苏东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趋于僵化停滞，欧美国家由于内外双重因素导致“滞胀”，于是一股彻底私有化和市场化之风自英国开始刮起，不仅吹遍了欧美和第三世界国家，也把包括中国在内的原苏联体制基本吹倒，以至于日裔美籍政治学家福山称这股风为“历史的终结”(不过福山本人后来做了没有180°也有120°的大转弯)。但一二十年后，人们渐渐发现，私有化和市场化没有原先想的那样美好，而且私有化和市场化的程度越深，造成的混乱和破坏也越大。世界的风向已经转变了，特别是08年世界性金融大危机之后。

　　在彻底私有化和市场化之风的策源地英国，撒切尔夫人在一段时期里被视为拯救英国和世界的英雄，在我国市场自由主义者的心目中更是崇敬和仿效的政治家榜样。但2013年她去世时，英国三大报之一的《卫报》发表评论说：“她留下的遗产是一个分裂的社会、个体的自私和贪婪的物质崇拜。这些东西加起来对人类精神的禁锢，远多于它们所释放的自由。”前些天，我国驻英大使问这个彻底私有化和市场化之风的策源地国家：“你们有资金吗?你们有技术吗?”

　　美国的新自由主义之风比英国晚两年，被称为“里根革命”。但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所讲：“里根开启了一个少数人暴富而工薪阶层收入微薄的时代。”克林顿总统没有被新自由主义之风刮糊涂，而是在西方老左派和新自由主义之间作了折中，推行“第三条道路”。在他的任期内(斯蒂格利茨很长时间是他的首席经济顾问)，美国经济实力达到60年代以后最高峰，占世界经济比重的31%。之后的小布什总统是虔诚的市场自由主义者，正是他的自由放任、不负责任和一连串极不明智的政策引发了08年金融危机，并使美国的国力下降到占世界比重的23%。现在小布什在美国基本上是个负面形象，连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竞选活动也不愿找他站台，但他的一些言论和政策仍被我国的市场自由主义者们奉为圭臬。保尔森是小布什的财政部长，正是他的失策和私心促成了金融危机，但国内一些人却把他视为“高人”，虔诚地接受他的“指点”。今年的美国总统竞选，政治风向继续左转，不仅左倾的民主党候选人如希拉里大讲：“民主不能只为富豪和大企业服务”，就是右倾的共和党候选人如杰布?布什也大讲：“领导人应优先照顾社会上的弱势群体，而不是将他们抛诸脑后”。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南美一些国家是与欧美相去不远的富裕国家，但经过七八十年代新自由主义的折腾，到现在仍在中等收入陷阱中徘徊。经过反思，“社会高于市场，人民高于资本”已成为南美国家普遍接受的理念。

　　前苏东国家亲身经历了前苏联体制的禁锢和新自由主义的破坏，感受就更深刻一些。如普京所讲：“谁不为前苏联的解体而痛心是无心，谁还想回到前苏联是无脑。”他们正在探索着介于二者之间的道路。

　　国内左的原教旨主义者把包括发达国家在内所有含有市场经济和私人经济的国家一律斥为“资本主义”，但他们没有意识到：马克思当年所讲的“资本主义”是他生活的英国维多利亚时期，而这种“维多利亚式资本主义”并不是欧美国家的常态，在很多时期是被抑制制衡的。现在的欧美国家，即使是市场自由主义盛行的前二三十年，也远非马克思所讲的资本主义了。包括美国在内，发达国家的不少方面比我们现在要更社会主义一些。

　　国内右的原教旨主义者则把发达国家都描绘为彻底私有化与市场化的国家，让我们学习仿效。这完全是误解和误导。比较彻底的私有化与市场化只存在于英国的维多利亚时期、美国的镀金时期和两次经济大危机前时期等几个时期，但这些时期都在最多一二十年的畸形繁荣后陷入极大的麻烦和混乱，不得不由政府出面抑制资本的过度逐利行为。而在发展中国家实行彻底私有化与市场化，除个别城市、个别行业外，整体上连畸形繁荣也没有。前些时，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讲演中讲：“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告诉我们，放任资本逐利，其结果将是引发新一轮危机。”这句话我看了好几遍，感到我国最高领导人持有这一理念，中国不会出大乱子。

　　二三百年的现代经济发展史告诉我们：“绝对的公有制加计划经济”与“绝对的私有化和市场化”都是没有出路的，不是停滞僵化就是混乱危机。几十年来的左右翻烧饼使我们渐渐澄清了两个基本理念：前苏联体制不等于社会主义或者说不是好的社会主义，现在的发达国家与维多利亚时代的资本主义也不是一回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当他们发展比较平稳时，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符合了“混合经济”的理念：国有经济与私有经济的混合，政府作用与市场作用的混合。现在，各种历史背景的国家都越来越趋同于这种混合经济，当然，混合的比例和方式还在不断探索中。

　　文革结束后，面对我国长期禁锢封闭的经济和社会来说，改革开放的确是春风，私有化和市场化的思想对于打破全盘公有制和指令性计划的僵化体制也的确起了促进作用。但凡事都有个度，过了度好事也会成灾。特别是当我们目睹了前苏联的经济崩盘、国家崩溃和源自美国的金融危机后，一些人还顽固地坚持“改革中遇到的问题只有用进一步深化改革来解决”，这就如同当年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所讲的“公有制经济出现问题是因为未能彻底贯彻公有化”一样，都是思维钻了牛角尖的表现。

　　近几年来，我国经济发展一直被下行、衰退、疲软甚至险峻等字眼来描述，今年6、7月份的股市危机更是一次完全由错误政策造成的根本不应该发生的巨大损失，今年第三季度经济增长率虽然公布为6.9%，但并未消除国内外人士的疑虑。那么，有些什么与市场自由主义不同的思路来促进经济增长呢?个人认为至少可以有下面四点。

　　一、稳投资，稳增长

　　(1)建国后的很多年份里，我们对稳投资稳增长的关系处理得不大好，特别是有两次大的冒进。

　　一次大的冒进是58年大跃进时期，固定资产投资从57年的97万元猛增到730万元，也就是增加了650%多;59年又猛增到2501万元，也就是增加了240%多;60年又猛增到3438万元，也就是增加了37%。这三年冒进造成了经济全面失衡，不得不大力度调整。到62年基本恢复正常，固定资产投资为316万元，与国民经济基本相适应。此后连续四年固定资产投资基本稳定，GDP增速63年为9.5%，64年17.6%，65年20.4%，66年17.3%。这近四年是建国后经济发展好的时期之一，直到1966年中开始文化革命，正常的建设被打断。

　　另一次大的冒进是92年初邓小平南巡谈话后，固定资产投资当年猛增了44.4%，93年更猛增了61.8%，94年也猛增了30.4%。这次“冒进”倒还没有上次那样吓人，调整得也早一些，从93年就开始“软着陆”，95年基本恢复正常。此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基本在百分之十几到二十几的样子，国内生产总值也从95年时的世界第七迅速增长到2010年的世界第二，中间只有08年的“四万亿”冒了一些。

　　“四万亿”中也包括一些原本就定好的投资项目，当然，加上地方配套的大约十万亿资金，确实多了。我们可以做一横向比较：08年时，我国的经济规模和外贸总额都刚超过德国不久，可以说和德国基本相当。但富于经验的德国只多安排了一千亿欧元对付经济危机，只为中国中央政府的四分之一，而且实际只花了800亿欧元。从纵向比，我国08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25.9%，还算可以;09年为30%，明显超过往年的百分之二十几。所以我们可以作出结论说：无论从横向比还是纵向比，08年的“四万亿”的确是“冒”了，但远没有上两次那样严重。

　　而且从10年起，固定资产投资就基本恢复正常了：10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23.8%，11年也为23.8%，12年为20.3%;这几年的GDP增长也相应为10年10.45%，11年9.3%，12年7.65%。也就是说，本届政府接手时，经济总体上是正常的。但直到现在，还把经济上出现的问题归咎于“四万亿”、“三期叠加”，还要“叠加”到什么时候?

　　(2)近几年来，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不断下降。13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19.6%，GDP增长7.67%;14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降为15.3%，GDP增长7.4%;今年1-9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竟然降到了10.3%，而第三季度的GDP增速竟还能为6.9%，这是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成绩。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降是没有社会需求吗?肯定不是。2013年中国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为3199美元，美国则为10017美元，即美国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是中国的3倍。据世界经济论坛《2012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我国基础设施的人均水平全球排名仅为第69位。美国人均铁路里程为15公里，中国仅为1公里。2014年我国研发投入占GDP2.1%，美国为2.8%，日本为3.49%，韩国为4.15%。再如随实体经济增长的城镇化、治理污染和环境保护、医疗教育的增长需求、中西部大规模开发、等等，都需要数以万亿、十万亿计的投资。可以说，人的需求在不断增长、是无尽的，社会需求也就是在不断增长，也是无尽的。

　　是没有资金吗?也肯定不是。据今年五月份数字，银行中居民的存款为52万亿，政府团体存款20余万亿，企业存款30余万亿，这些存款都急需寻找投资出路，不然银行还要白贴利息。

　　一方面是无尽的社会需求，另一方面是急需寻找投资出路的银行资金，而经济却一个劲儿地下行，难道不荒唐吗?

　　(3)现在的问题在于：一些经济政策制定者盲目听信“用投资刺激经济增长不可持续，要转变到用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上来”，因而人为地压缩固定资产投资;或盲目相信市场自发作用，不负责任、不作为，而听任固定资产投资萎缩。

　　林毅夫一直在论述：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是“无源之水”，因为消费增长的前提是收入增长，收入增长要依赖劳动生产率水平的不断提高，而要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就需要投资。

　　而且，压缩了投资，消费就会上升吗?这几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连年下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也连年下滑：201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为17.1%，2012年为14.3%，2013年13.1%，2014年名义增长12.0%、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9%，今年1-9月份同比增长10.5%。一些人单讲消费比例的增长，那是自欺欺人。

　　实际上，投资与消费并不矛盾。我们知道，投资除通过提高生产率来提高消费水平外，生产性投资的大约40%会以发工资和购买消费品等形式直接转化为消费资金，投资于第三产业直接、间接转化为消费资金的比例就要更大一些。斯蒂格利茨今年三月份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也指出：“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不应仅着眼在于个人消费增长，而应该加大公共支出、消费和投资，以及对环境、城市建设的公共投资，包括公共交通、房屋、医疗、教育等。”

　　投资与“调结构”也不矛盾。我们知道，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包括四个部分：基本建设、更新改造、房地产和除上述三项之外的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的活动，而且这四个部分中每部分都包括第一、二、三产业。所以，合理安排投资在这四部分、三个产业中的比例关系，就是在调结构。

　　投资与科技创新也不矛盾，而且关系密切，搞科技创新、研发、升级换代，没钱行吗?特别是重大科技创新更需要政府包括资金在内的有力扶持。里根这个人虽然是市场自由主义者，但在某些方面还是比较务实的。正是他和他的团队在众多的新技术企业中看中了计算机和互联网行业，用政府的力量重点扶持，才为后来的信息革命打下基础。到克林顿时代更是用政府资金投入、政府采购等方式大力扶持，才使信息产业开花结果。我们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要想不流于大跃进时的全民大炼钢铁，政府的作用是必不可少的。

　　(4)一些人反对“投资拉动”的另一个主要理由是：投资回报递减的规律已经明显表现出来，所以再继续用投资拉动经济是不可持续的。这一理由的似是而非之处在于：它把资本的投资回报递减规律与社会投资混为一谈。

　　对于单个私人资本和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来说来说，投资回报递减规律的确是难以克服的，这也是当年马克思断言(维多利亚式)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理由之一。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和社会，在这点上他是对的。但之后人们认识到：单个私人资本和完全自由放任市场中的投资回报递减规律，可以并且只有用社会投资来冲抵。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最后部分中就讲：“我期待看到国家……在直接组织投资方面发挥更大责任”，“我的结论是，决定当前投资规模的职责不能安全无虞地留在私人手中。因此，我设想，某种程度的投资全面社会化将证明是确保近乎全部就业的唯一途径。”在三十年代大危机时，西方国家普遍实行了用社会投资走出危机的策略。社会投资意味着政府集中起相当一部分资金，来投资一些即使看上去是赔钱的事情，以带动整体经济的增长。这就是凯恩斯的“挖坑理论”和“乘数理论”。

　　现在很多政府官员和企业都在发愁找不到赚钱的投资机会。但越是找不到赚钱的投资机会，越需要政府用集中起来的资金来投资几个大的社会需要但不赚钱甚至赔钱的项目，总比挖坑填坑有用吧?这样通过乘数效应会为所有企业提供更多的赚钱机会，带动整体经济生气勃勃、健康增长。这就如同体育锻炼：体育锻炼是体力精力的纯支出、纯消耗、“干赔”，但带动全身细胞活跃、循环加速、吸收营养能力增加，因而体力精力更强了。我国古代《周书》中讲的“将欲取之，必姑与之”就是这个道理。(《老子》中也有这一思想，但这两句不是《老子》中的原话。)

　　不过凯恩斯的政府集中资金的办法只有税收和国债，他基本不讲国有经济，所以凯恩斯主义的实行效果有时不那么好。二战后法国戴高乐、新加坡李光耀、北欧国家等都注重了国有经济的作用，效果都很好。新一代和更新一代的凯恩斯主义者也注意到并提倡国有经济的作用了。我国有政府能力强和公有制主体这两大优势，用社会投资带动经济发展的能力应该更强。

　　另外个人认为，这些年整体投资效益下降比较严重应该同这些年房地产投资比重过高有关。这些年房地产投资占整体投资的比重一直在四分之一左右，而房地产是高投入、低产出的长期项目，例如2013年房地产实际投资12万亿，产出仅3万亿。把投资结构调整合理，整体投资效益会上升的。

　　在众多的投资项目中，会有一些是社会需要但不赚钱甚至赔钱的，但也总会有一些是盈利的。一方面政府集中一定资金，另一方面在整体上“以丰补歉”，是可以形成良性循环的。但如果像某些人所主张的那样，把赚钱的项目来“吸引社会资本”，而把赔钱的包袱甩给国家、也就是公众，那很快就不可持续了。

　　(5)林毅夫等人分析：“中国还有维持8%增长20年的潜力。”个人认为问题不大，考虑到我国的储蓄率，发展潜力甚至可能更大一些。对具体数字自然有讨论余地，但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水平即使只是赶上现在的发达国家，就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这点是可以肯定的。

　　今年5月，斯蒂格利茨接受了凤凰网《大参考》的专访。凤凰大参考问：“有观点认为，在经历了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增速已经见顶，可能没有办法在全球治理中扮演那么重要的角色，你怎么看?”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我不同意。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美之间人均生产率的差别还是很大的，在赶超的过程中，中国仍有很大的增长空间。此外，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民众是中国新的人口红利，政府还承诺要大力支持创新。所以朝着知识性经济体和创新社会的方向转型，中国仍有很长的增长周期。”

　　(6)从历史经验来看，如一些人所分析的，我国经济要想保持7%左右的连续稳定增长，包括社会投资、国企和私企投资在内，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应稳定在每年18%左右。从我国的储蓄率和政府能力来看，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但政府必须做好资金与社会需求之间的沟通工作，就如同挖渠把水引到需要浇灌的田地中一样，不能放任自流，如果放任自流，水会流到无用的洼地。

　　导演把场景、道具准备好，把分镜头脚本写好，演员们自然会依照剧情需要尽力演好自己角色。政府用“看得见的手”把投资分量安排适当，把投资结构安排合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自然会引导银行、国企私企、股市债市密切配合，各显身手。在我国有政府能力强、公有制主体这两大优势的情况下，稳增长其实没有那么难。

　　二、改进而不是破坏公有制主体

　　(1)我们常讲“社会主义救中国”，但这句话并不完全准确。应当说，是“新民主主义式的社会主义”而不是“前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救中国。自30年代末起，毛泽东等人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是用“新民主主义”这面旗帜和政策号召公众，凝聚人心，并最终取得政权的。建国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其《序言》中明确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致同意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其《总纲》第一条的第一句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我们还常讲“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但其正确含义应当是“前苏联式体制的移植基本完成”。

　　在这种前苏联式的体制下，企业作为政府的附属物而存在，是无所不包的全盘性指令性计划中的一个算盘子。这种经济体制在一定时期也可以运行，但弊病是明显的。例如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常举的一个例子：沈阳有两家相邻的工厂，一家是冶炼厂产铜，另一家是变压器厂需要铜。但由于分管的部不同，变压器厂需要的铜不能从邻居进，而要由一机部从云南调;冶炼厂产的铜也不能就近销售，只能由冶金部调往全国各地。前国资委主任李荣融也讲过他的一件亲身经历：他早年所在的企业准备上一个项目，报上去一两年也批不下来，等批下来商机早过了。所以这种前苏联式的经济体制必须改革，而且不是枝节的修修补补，也不是如一些人所讲的“自我完善”，而是包括思想观念、意识形态在内的根本性转变。

　　市场是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的产物，有社会分工就会有商品交换，有商品交换就需要有市场。除非人类进化到不需要或基本不需要物质就能生存，否则社会越发展、科技越进步、物质越丰富，分工就会越复杂，因而交换和市场也会越发达，那种消灭商品经济和市场的愿望只能是空想。但在扬弃这种前苏联体制和观念的前提下，在对市场是否需要政府监管和主导、国有经济能否与市场相适应等根本性问题上，存在有两种改革观、两种发展道路的分歧，这也是包括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在内的重大分歧。

　　(2)我国的市场自由主义者都极为推崇科斯的产权理论，强调明晰产权，并把产权解释为私人所有权。可我怎么也想不明白：产权属于国家怎么就不明晰了?可能我是愚钝之人，不能理解这一高深理论，但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也不认为公有制与市场不可兼容。例如萨缪尔逊就讲：“市场主体的最基本特征是自负盈亏，只要分清了企业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实现真正的自负盈亏，就可以形成一个正常的市场主体，而与其所有制性质并无直接关系，公有与私有都是没有区别的”。就连科斯本人也讲：“由于西方经济学的整个理论体系是以私有制度已经存在为假定前提的，这就很容易推出私有制是市场经济惟一前提的结论。而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也只有私有制一种，但历史并没有对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做出证伪。”“如果中国把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这才是真正的中国特色。”(不过我没有查到科斯这两段话的出处)

　　另一个非常流行的认为私有制优于公有制的理由是：“人们只有对自己的产业才最尽心。”如果要按这一理论和逻辑，那我们就应该恢复帝制，因为在帝制下国家是皇帝的私产，他管理起来才能更尽心。一些帝制拥护者也正是这样为帝制辩护的。但中外几千年的历史上那么多皇帝和国王，把国家管理好的比例占多少?就连唐太宗那样相当英明有能力的君主，当政一二十年后也出现了怠政。而现代国家有几个是属于总统、主席、总理的?这些人当政最长也不过十来年，工资还没有私企主管高，但有不尽心尽力的吗?

　　“人们只有对自己的产业才最尽心”这一说法的缺陷在于：它把人的行为的驱动力看得太窄。人作为高等动物仍然是动物，当然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否认这一点自然会落入虚伪、矫情;但人毕竟比其它动物高级一些，行为驱动力中除追逐物质利益外，也还可以包括责任心、荣誉感、被尊重等，还可以包括同情心、正义感、理想等。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比较小的企业所带来的社会地位、荣誉感不会很高，所以逐利这一驱动力就是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而越大的企业社团、越高的政府职位所带来的社会地位、责任心、荣誉感、被尊重程度就越高，所以逐利对其行为驱动力的作用就越来越不重要。

　　(3)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邵秉仁在2015博鳌亚洲论坛上的一番话引起很大争议：“我们可以考察一下现在国企，尤其是央企他们资产负债率，他们的资金回报率，各项指标老实讲与民营资本没法相比，如果长此下去必将掏空国家。”不少人反驳道：现在国企、尤其是央企，除人均生产率外，哪项指标比国际同行差?民营资本确实有搞得好的，但更多破产跑路的私企你没看见吗?

　　197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伯特-西蒙(他也是1975年计算机科学最高奖——图灵奖的获得者，真是天才)曾指出“私有制能提供激励，而公有制不能”这一说法是荒谬的，理由很明显而简单：现代大型企业都是由专业经理人、而不是由所有者来管理的。

　　后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在为热拉尔-罗兰主编《私有化：成功与失败》一书所写的序言中，引用了西蒙的这一观点和理由，并进一步做了事实分析和理论探究，指出：“私有企业‘不胜其任’的例子很多，而国有企业做得好的例子却屡见不鲜”、“韩国的国有钢铁企业比好多美国的私有企业同行还有效率，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照样敦促韩国将其私有化”。“最让人担心的是，私有化对政府来说意味着收入减少。此外，容易导致不公平，市场化运作本身也存在着不确定性”、“私有化之后，政府必须提高税收，从而降低了国民经济的效率”。因此，斯蒂格利茨毫不客气地讲：“傻瓜式的经济理论暗示，私有制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率。”

　　有人反驳说：专业经理人不同于企业家，企业家有专业经理人没有的创新开拓精神。的确，全新的产业需要有“外星人”企业家，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不能消灭私有经济的理由之一。但全新的产业毕竟是少数，硅谷的经济总量也只占美国GDP的5%。大部分乃至绝大部分大企业往往是由专业经理人管理的，而由专业经理人管理的企业，资金来源是国家还是私人并没有什么区别。

　　(4)那么，既然在管理效率上企业的资金来源是国家还是私人没有区别，那为什么是公有制而不是私有制应该成为主体呢?也就是说，在同样市场化、同样由专业经理人管理的情况下，国有企业比私人企业有哪些优势?

　　1.国企上交税费要远高于私企。今年四月，在上海举行的一场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讲：2014年民营企业创造了中国超过60%的GDP，纳税额已经超过全年总税收的1/3。也就是说，创造GDP不到40%的国有企业，负担总税收至少一半以上。

　　在2014年中国制造业500强中，国有企业以65.35%的收入份额贡献了81.95%的纳税份额，百元收入纳税率为8.11元，是民营企业(3.37元)的2.41倍。国有企业的收入利税率((纳税总额+净利润)/营业收入)为9.93%，明显高于民营企业6.16%的水平。

　　一些人不住声地喊：要让私人企业与国有企业平等竞争，但究竟是谁和谁不平等?

　　(很多国家的国企所得税虽然与私企一样，但上交利润要在百分之七、八十乃至更高，对国家的贡献与我国的高税费也是一样。)

　　一些人还一个劲儿地指责政府给一些国有企业补贴，但对某些行业来说，无论公有私有都是要给补贴的。英国铁路国有时每年补贴20亿英镑，私有化后每年补贴29亿英镑。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时，美国政府每年补贴石油行业40亿美元，这一补就是三十多年，无论油价多高、盈利多高。到奥巴马上台后，想要削减些政府开支，于是亲自邀请五大石油巨头座谈，说现在油价很高、利润也不错，就把这40亿补贴取消了吧。这五大石油巨头当即威胁说：如果补贴取消，他们就迁往别的国家。(我记得后来在国会表决了两次才把补贴取消。)所以斯蒂格利茨讲：“私有化对政府来说意味着收入减少。”

　　一些人还闭着眼睛在喊：国企享受银行特殊贷款优惠。但我们知道，任何商业银行都是嫌贫爱富的，贷款看的是企业的规模和效益而不是所有制，所有大型私企与大型国企享有同样的“特殊贷款优惠”，而多少中小国企与中小私企一样告贷无门、发不出工资。据报道，以“七千万嫁女”而知名的山西柳林县煤老板邢利斌2012年因近300亿元贷款无力偿还而破产，这个数字超过他所在地新中国以来国企贷款的总额，是山西省大型国企太原重工集团所获贷款数额的8倍。你能说国企享受银行特殊优惠吗?

　　2.国企总体投资率要明显比私企总体高而且稳定。原因很明显：国有企业利润任何个人无法拿走，只能用于投资扩大再生产和升级、研发，而私企利润个人随意支配，不一定干什么用了。现在要警惕的是，一些人用各种理由挤压国企因税费高、人员负担重而本来就比较薄的利润，使国企缺乏更新发展能力，反过来又说国企不行，为私有化寻找理由和根据。

　　3.在国家需要时候更能维护国家利益。私人企业越是在经济环境不景气时越倾向于解雇工人、压低工资，这反过来加重了不景气，这也是私有经济占主体国家不容易走出经济衰退的一个原因，而国企则可以较好地配合政府的“反周期”措施。今年6月的股灾，固然主要原因是政府失策，但私人资本趁火打劫、从中渔利也起了重要作用，而国企至少不会趁火打劫，一些国企还主动加持，配合政府稳定股市。

　　(5)我们还可以再做三组宏观比较：

　　一组宏观比较是二战后的英国与法国。

　　英国二战后的国有比重最高时为国民经济的11%，而法国二战后国有比重最高时为国民经济的近40%。在之前的一百多年里，法国经济一直不如英国，1950年，法国的GDP为英国的77%。但到戴高乐执政时期的1964年，法国经济总量首次超过英国;到80年代相当于英国的125%。

　　另一组宏观比较是前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和乌克兰。

　　在前苏联各共和国中，乌克兰是经济最发达、最富的共和国之一。乌克兰不仅是前苏联的粮仓，而且大批高精尖的国防企业、重工业企业集中在乌克兰。乌克兰也是前苏联各共和国中私有化最彻底的国家之一，国家资产基本都被一小伙私人寡头瓜分走了。这些私人寡头不仅在经济上将乌克兰瓜分完毕，而且进军政坛，你争我夺，使乌克兰不得安宁。现在乌克兰的经济总量不到1990年解体时的70%，2014年人均GDP3055美元，比我国经济水平垫底的甘肃(人均GDP26473元人民币)和贵州(人均GDP26416元人民币)还要低一些。

　　相比之下，俄国在叶利钦时私有化也进行得接近彻底，国家经济一度被七八个私人寡头所左右，经济总量下降了50%。普京1999年接任后，几乎是用克洛勃的手段使国家重新掌握了主要经济命脉。现在俄国的国有经济大约占经济总量的40%，经济总量也恢复增长到相当于1990年的约120%，2014年人均GDP12926美元，为乌克兰的4.2倍。

　　顺便提及：据联合国统计部门的数字，东欧国家自1990年代转型以来的24年间，GDP年平均增长率为1%，低于世界平均数1.47%。其中只有波兰年平均增长率为2.9%，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波兰也是东欧国家中保留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比例最高的国家。

　　第三组宏观比较是香港和新加坡。

　　香港和新加坡的人口、土地面积都差不多少。香港长期奉行“积极不干预政策”，基本没有政府投资的经济，税率也很低，连续近20年被国际评级机构评为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但香港也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地区之一，2012年香港实际基尼系数达0.537。同多数私人资本力量强大的地区一样，香港经济集中于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实体经济和科技产业基本谈不上。在几大房地产商操纵下，大量土地闲置，房价居高不下，中产阶级成房奴，下层挤“鸽笼”。

　　新加坡的国有资产据外国媒体估计，要占到经济总量的60%，仅淡马锡控股所持有的股票市价就占到整个新加坡股票市场的47%，而且新加坡政府奉行类似于法国戴高乐时期的“威权主义”政府主导政策。因此新加坡与香港不同，不仅金融和贸易发达，而且炼油、化工、造船等重工业和电子等高科技企业也很发达。新加坡的人均土地面积比香港还要少些，但新加坡人80%以上住公屋，普遍一百多平米。2014年新加坡人均GDP56319美元，与香港的39871美元已不在一个档次。

　　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曾有一组非常流行的比较：西德比东德强，南韩比北韩强，台湾比大陆强，因此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强。这种比较尽管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两个概念的理解都过于狭窄，但事实是无可辩驳的，因此使大多数人都放弃了对前苏联斯大林式统制经济的信任。现在我们从上述的三组宏观比较中，是否有助于人们严肃地思考：是彻底私有化好，还是部分国有好?

　　(6)如果我们认识到部分国有要明显优于彻底私有化，那我们的主要精力就不应在“混合所有制”这类所有制问题上打主意，而应把主要精力放在如何改进管理机制，使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搞好搞活、做大做强;重点要关注的也不应是“我培养了多少千万富翁，他们都高兴”，而应重点关注怎样为国家、公众增加收入，多做贡献。

　　一些人一直在问：公有制主体的具体含义是什么?意思是：“主体”意味着比例多少?个人认为，英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米德提出的：国家“拥有价值相当于一个国家的生产性财富的50%的国有资产”，可以作为我们讨论的参考。

　　三、坚决抑制投机

　　当初“美国学派”的三大政策之一是：“国家银行奉行促进有生产力的企业成长的政策，而不是促进投机。”美国能成为发达国家是促进一、二、三产业和科技进步的结果，不是炒房炒股炒出来的。而且每当国家不去抑制或抑制不住炒房炒股热潮时，都会出现极大的麻烦，最典型的就是两次危害全世界的经济危机。

　　炒房的危害除美国这个例子外，我们还可以做两组相当鲜明的对照：一组对照是日本和德国。二战后的几十年里，这两个国家都发展得相当成功。但80年代后，日本把房地产作为一个支柱产业，放任炒作，导致房地产泡沫迅速积累。随着泡沫不可避免的破灭，以及其它一些原因，日本陷入了长期停滞泥潭。而德国防止炒作房地产，40%的家庭住政府“福利屋”，还有20-30%的家庭“合作建屋”，因而保持了低通胀和高国际竞争力。另一组对照是香港和新加坡，上面已经提及。香港把房地产作为经济最重要支柱之一，并且任凭炒作，结果现在香港什么像样产业也没有，普通市民住房真赶不上内地一些城市。而新加坡人80%以上住公屋，普遍对居住条件感到满意，实体经济相当发达，整体实力和人均收入超过香港一个档次。

　　我们已经走上了住房全部商品化的歧路，只能如一些人所讲：稳住房价，别大升也别大降，慢慢消化调整，随着工资水平上升而使房价趋于合理。而且有必要用房产税或限制转手过快等措施抑制房屋炒作投机行为，像德国和新加坡那样，把资金和精力转到实体经济和其它消费上来。

　　前些时，看到一些重要人士在讲：“以虚拟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发展”，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眼睛，这等于在说：“让我们用赌博来发家致富吧。”这话如果在08年以前讲还情有可原，但在08年金融危机后、全世界都在反思虚拟经济的危害和教训时还这样讲，这实在有些令人意外。之后我们都看见了，政府密集推出了股指期货、场外配资、一户多头、高倍杠杆等一系列措施，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官方媒体也推波助澜，结果就是6、7月份的股灾，这是一个完全不应有的低级错误。虽然有关方面亡羊补牢的工作还算可以，但已经损失了不仅是巨额资产而且是中国经济的信誉。

　　经济投机、虚拟经济同赌博一样，令人们损失的不仅是输了的赌资，更是不断被吸引消耗的更多时间、精力和金钱，所以人们普遍把沉溺于赌场的人斥为“不学好”。但正如赌场不大可能被根除一样，经济投机、虚拟经济似乎也不大可能被根除，但我们能够抑制它。除必要的严格监管外，如同私人的钱可以进赌场而公款不可以一样，私人资金可以从事经济投机、虚拟经济，但政府、国企的钱不可以，银行储户的钱原则上也不可以，美国1933年通过的《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案》禁止商业银行从事证券业务，2010年通过的《多德—弗兰克法案》规定商业银行证券投资总规模不得高于银行自身一级资本的3%，可以作为我们的参考。

　　常言道：“不塞不流”，如果不能坚决抑制投机，大量资金会被吸入投机炒作、虚拟经济，实体经济会因缺乏资金而萎缩，就如同水不能浇灌大田而流入无用洼地一样。

　　美国由于私人资本力量过于强大，政府往往抑制不住私人资本追逐私利而危害整体的行为，所以我们对美国的发展前景并不十分看好。美国确实仍然有不少值得我们学习之处，但我们不能盲目学习他们不好的东西。

　　四、落实富人应尽义务，缩小贫富差距

　　50、60年代出生的人都会记得，文革中连八级工资制也被批为“资产阶级法权”，吃得好点、穿得好点也会被指责为“修了”。所以改革开放后，邓小平等人提出“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对打破平均主义的僵化观念确实起了解放思想的作用。到现在，一部分人确实先富起来了，但还没有尽到应尽的社会义务。

　　前些天，胡润研究院公布《2015富豪榜》，我国内地拥有十亿美元的富豪增至596人，数目首次超过美国。但美国富豪缴纳的税收比例要远高于我国。

　　美国的税制是对公司征一道公司所得税，再对获股息、红利的自然人再征一道个人所得税。美国公司所得税占税收总额比例不是很大，根据不同算法为20%左右;而个人所得税是最大税种，占税收总额的50%左右。在这占全国税收总额50%左右的个人纳税额中，10%的高收入者承担了个税的65%，其中1%的最高收入者承担了30%。

　　而中国的个人所得税仅占全国税收总额的不到10%。2013年，这占全国税收总额不到10%的个人所得税为6531亿元，其中工薪所得税4092亿元，财产转让所得税664亿元，因此，包括富豪在内的私人企业主上交的个人所得税最多只有1775亿元，仅占个税27%，占全国税收总额的不到3%。也就是说，虽然税法中也有红利、股息税，但包括富豪在内的私人企业主基本不交个人所得税。在交税这件事情上，你说中国和美国谁更社会主义?

　　对小微私人企业来说，主要目的是丰富市场、增加就业，交多少税倒不必太计较。但规模以上私人企业，本来企业税就比国企低很多，老板股东再不交个人所得税，那就不公平了。

　　很多富豪和私人企业主不分红利、不拿工资，而是把企业收入与个人收入合二为一。那恐怕就要如斯蒂格利茨所讲，考虑征财产收入税和资本收入税。

　　今年5月，斯蒂格利茨在接受凤凰网《大参考》专访时讲：“我觉得中国政府应该考虑适当增税，尤其是对财产性收入和资本性收入进行增税。(凤凰大参考：但有不少人说其实中国人的税负是很重的，甚至超过美国。)我并不清楚实际数字，但我想应该超不过。在美国一般人要向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支付共计30%的个人所得税。我住在纽约，税更高，几乎相当于55%的个人收入。我想我每年大概要支付60%的个人所得税。但我非常支持，高收入者享受了更多的社会福利，理应支付更高的税收。”

　　前两年马云曾讲：“我一直认为，坚信一点，企业不交税是不道德的。整个社会为你的企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整个社会为你做了配套设施，你不交税，你是不道德的，不仅仅是不合法。”我感到马云这番话讲的很真切，所以收入了收藏夹。

　　2013年4月，IMF《世界经济展望》发布了IMF成员国一般政府收入占GDP的比例数据，美国为32.93%，西欧国家要在50%左右，俄罗斯为36.16%，日本为31.57%。我国这一比例在188个IMF成员国排名第146位，仅为22.06%。所以我国包括税收在内的政府收入还有不小的增长空间。

　　一些人极力主张减税，认为减税才能促进企业发展。税收过高当然不行，但也不是说越低越好。企业能否发展不仅在于自身，也取决于大环境，贫瘠的土地上长不出像样的花草树木。

　　我国古代《周礼》、《管子》、《墨子》都主张严格收税，因为“官府实则万民富”(《墨子》)。政府有钱，才能搞社会投资带动经济增长，才能改善社会环境促进全民共富;而只有经济增长、全民共富，资本才能有更多更大的投资赚钱机会。

　　我们看凡是发达国家，必然是税收负担比较公平、基尼系数较低、公共财政比例较高。正因为此，所以社会才有购买力;富人看着交税多，但随之赚钱机会也多、也相应容易。而凡是在中等收入陷阱、低等收入陷阱中国家，社会负担都不公平，贫富差距都大，公共财政都缺乏;富人看着交税少，但缺少更大发展机会，只能过“土豪”生活，整体环境差，也不安全。

　　除上述四点外，在中央集权还是分散主义、垄断与竞争、医疗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幅度和方式等等问题上，“以公有制为主体”、“政府主导，驾驭市场”的思路与“彻底私有化和市场化”的思路都是不一样的;当然，与“回到前三十年和前苏联”的思路也不一样。也许我们有必要像当年“真理标准”大讨论那样，有一次关于我国发展方向的大讨论，不能再由不同方向的力量拉一辆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