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如果说，“道路就是党的生命”（习近平，2013年1月5日），那么，文化就是民族的生命。特别是对拥有五千年独特而辉煌的文明史而延续至今的中华民族而言，尤其如此。当前，中华复兴的历史脚步不仅已经迈出，而且距离中华复兴的目标，从来没有这样接近，大约还有几步；另一方面，这几步中可能要经历断崖，必须走好。一个关键的问题，不仅是经济、政治，更在文化。中华复兴不仅是一个国际政治经济体的复兴，也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背景和无比巨大潜力的地缘文化的复兴。

所谓“中国奇迹”并非什么奇迹，有其文化方面的内生性根源，中华文化历史上早已经超越国界，是长期主导东方特别是东亚国家发展的世界性文化。如果说中国有什么奇迹，是在历史，也在现代，更在将来。中华文化丧失国际领导地位，主要是近两百年以来的事情。近代西方启蒙运动时期，也是崇拜中华文明的时期。新中国六十几年的发展，以中国之大、文明之悠久，发展之迅猛，不仅加入全球化，也影响全球化。中国已经看到，完全被动地追随全球化，不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也不利于人类社会的进步事业。中国需要积极参与全球化，同时发挥主观能动性和自身的条件和能量，积极影响全球化的发展。在这方面，文化的作用不亚于经济、政治、军事和外交，毋宁说中国在文化方面有特殊的资源和优势。在当代世界文明转型的有利时机，发掘中华文化的潜力，弘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尤其需要坚持中华文化主体性。

在全球化中文化地位上升的今天，坚持中国文化的主体性，而不是丧失主体性，这是近代以来中国士大夫的主流思想。从魏源的“师夷制夷”到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再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乃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重新“正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设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可以说中国都在坚守“中字诀”，也就是坚守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守住“中字诀”，在孙中山和他以前的中国人，事业都没有成功，那是历史条件制约，这个方向并没有错。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人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继续念“中字诀”，终于成功了。这其中有中国文化的道统和政统的作用，当然是与时俱进了。思想上政治上是这样，文化上也是这样。百多年来中国人一直对中华文化特有的人类精神价值抱有坚定的信念，所以能够发扬从孔孟、宋明儒包括王夫之、顾炎武的精神，顽强坚持，苦撑待变，终于迎来历史转机。这是中国文化学统的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中也有这种中国文化学统的作用。近三十年来，中国文化又经历了一次西方思潮的巨大冲击，中国文化的主体性遭到削弱。但是这期间不少学人仍然坚持中国文化主体性思想，费孝通先生特别强调文化自觉，文化的自我意识，也是这个思想。海外学者也有很强烈的呼吁，也赞成中国文化主体性的提法。现在，从世界范围看，新自由主义已经失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正在经历彻底瓦解的最后历史时刻，全球美国化冲击波已经过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和十三五计划的一个主旋律，就是创新，而文化创新的关键，就是坚守中国文化本位的创新，其基本思想还是毛泽东提出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不能为“中”所用，用了效果不好的，都要扬弃。世界的乱象丛生，进一步表明近代以来西方文明引导人类的动力已经枯竭，世界格局的演进和新的世界秩序建立，国际社会对中国多有期待，一个中华民族对人类社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的历史时代，已经到来。

在当前条件下，如何正确地理解和落实中国文化主体性？

首先，中国文化主体性作为中国文化走向全球化的指导思想，是一个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思想。主体性不是“中体西用”，“中体西用”是一种板块式结构，是一种对西方文化刺激下不得不“用”的被动式反应。主体性是一种基于对中国文化自信，对西方文化优劣利弊有科学的分析认识的“拿来主义”，拿来以后为我所用，实现中国化。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实现外来文化中国化，就体现了主体性。“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所以主体性思想指导下的中国文化现代化，中西文化不是板块关系，是以中国文化为主体的两种文化融合。主体既表现为文化结构（参见拙著《中国软实力》第三章，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一层面即精神文化层面，这是决定性的；也包括第二层面，即制度性文化和第三层面即成果性文化。既然去主动拿来西方文化，而又有主心骨，有选择，有消化，为我所用，就不是被动式反应，而是主动性进取。这样形成的文化，是一种中西融合的创新型文化，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前景。中国文化自立于21世纪世界文化之林，不是完全原装的传统文化，而是这种基于传统的创新型文化。那时的中国人，不会是古代的中国人，也不完全是现在的中国人。现代中国人的文化气质，受西方文化冲击很大，还没有稳定下来。所谓现代中国人，是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气质、底蕴和现代中国先进文化结构的新型中国人。新型中国人，需要正在到来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来陶冶和培育，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的持续努力。那时候的教育早已经走出中国自己的路子，更加发达，十几亿中国人学贯中西，两种文化融为一体，软实力空前提高；加以国家政治清明，科技领先，经济文化繁荣昌盛，国力强大，人民幸福；那时候建设和谐世界，就容易多了。

其次，坚持中国文化主体性，发掘中华文化的潜力，弘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进而推动世界文明转型，这是一项全民族的伟大事业。这件事不能光靠党和政府，是每一个大学、机构、企业、媒体、团体等等，乃至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责任、有机会参与的“甜蜜的事业”。学者更是责无旁贷。前面说了，干这件事，现在世界大气候正好，中国大气候也正好，客观条件具备。主观条件，每个单位、个人不等。但是，既然历史机遇来了，就不能错过，就用上一句老话：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件事本质上是与西方文明竞争，宋朝以后的中国总体上命运多舛，大运衰落，中间几度复振而又复衰，后来终于被西方国家打败，欺压了一个半世纪。多亏这一个半世纪中国人没气馁、没闲着，前赴后继，流血牺牲，奋斗至今，始有“二月二，龙抬头”之日。过去一百多年，外国人欺负中国，中国人外斗也兼内斗不止。从近代史看，满清政府怯于外斗，勇于内斗；外斗外行，内斗外行，结果垮台。这是总起来说，至于外斗内行的象左宗棠、冯子才、刘永福等等，也很多。说它内斗外行，是指满清权贵目光短浅，危难时重用汉人，稍一好转就卸磨杀驴，最后由一小撮极端腐败愚昧昏聩的满清权贵把持朝政，终于覆巢之下，没有完卵，还不是内斗外行？蒋介石政府外斗比清廷有进步，也能抗战，如台尔庄战役，打得惨烈但是英勇，获得胜利。但是蒋介石丢了外蒙，又没有抓住机会，收回琉球，中国作为二战战胜国啥也没捞着，不能说外斗内行。过去说蒋内斗内行，其实他内斗小斗有术，大斗无方，也不大行，终于败在共产党手下。只有共产党是外斗内行，毛泽东则更是善于斗争，也乐于斗争，有“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名言。毛泽东是外斗内行，内斗内行，全是内行。20世纪中国的内斗有历史原因，历史也作了结论。但无论如何，代价惨重，终归内斗没有意思，陷于内斗也没有出息。现在国际形势变化，根据与时俱进的精神，中国人的内斗应当停止，海峡两岸，携手并肩，复兴中华，其乐无穷？这不是说中华复兴，要报历史上的一箭之仇。而是说，现在的世界历史机会难得，也是国家压力大、最困难的时候，需要全民族成员共同努力，共渡时艰，推进中华复兴。中华复兴，千秋大业，无论穷富贵贱，只要是中华民族的一员，都利在其中，乐在其中。特别是文化复兴，需要政府推动，但干活主要还得靠民间力量，上下其手，共同努力。

再次，说到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和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知识分子和学者有特殊的责任。中国文化原是一个价值、气质、性格独具，体系结构完整，且在历史上持续存在、发展和延续至今的唯一古老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意义等信息，正如杜维明教授所说：“必须靠中国内部的知识分子，也就是那些能够对中国内部进行深刻反思的知识分子本身，来陈述它的希望，它的期待和它自己的理念”。所以，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显得特别重要。从现实情况来看，确立这种文化自觉，坚持中国文化自主性，必须彻底打破长期以来流行的“西方文化中心”论的精神束缚，清除一个时期以来新自由主义的影响。特别是在哲学社会科学界，在学术上如果不能跳出这个圈子，侈谈什么思想解放，理论创新，都是小打小闹。正如佛教所谓“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就是极乐了。在笔者看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首要任务，就是干这个。跳出“西方中心论”的圈子，改变跟着西方跑的路子，思想就解放了，精神和行动就自由了；有了中国文化主体性思想指导，学术道路就豁然开朗了。而且，未来中国学术发展的康庄大道和无量前途，就在这里。中国学者的学术生命就维系在国家的命运上，没有别的命运。总之，命运就在那里，愿意走的，命运推着走；不愿意走的，命运拖着走；实在不走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人活着，钱可以挣，可以花，书也可以写，但是真正有意义的学术生命就终结了。（二0一五年十一月十九日修改稿，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