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长本人：一个全民兜底、福利中国的未来构想

点击：  作者：镇长本人    来源：大树乡谈微信号  发布时间:2025-11-15 19:20:44

 

1.中国已经进入人口高度流动的动态社会

 

换个角度去理解从“投资于物”到“投资于人”的转变，这不仅仅是资金流向，还关系到很多重大问题的解法，关系到每一个人。

 

但事先声明，小镇今天这篇文章不一定是未来的改革方向，因为现实问题很复杂，道理是对的，现实却往往需要妥协，变革也需要时间。但小镇今天说的这个全民兜底、福利中国的改革理念正在被强化，也已经体现在一些政策转变上，可以三五年后回来验证。

 

当前中国已经是毫无疑问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从平价购买力和实物消费量角度评估，中国已经称得上第一大经济体。但中国只是增量巨大，社会存量财富还是远远不足。

 

所以，国内关注的重点往往还是“钱”和“物质”。比如社保方面如何筹集更多资金保持系统持续运行，经济上如何想办法拉动消费，地方重点则是想办法搞到更多的财政收入，各项政策也多针对钱的分配。

 

用一个不太正确的表述，那就是“以钱为中心”或者说“以物质为中心”，而非“以人为中心”。这不算错，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也可以称之为财政史，以税制为核心的财政制度，是古代中华帝国发展演进的核心脉络，毕竟任何类型的国家，政府的存在与公共事务的处理，都需要资源的支持，而资源的筹集与使用，就是财政税收。

 

但随着中国发展进入全新的时代，这种“以钱为中心”的理念就显得越来越不足。关键在于，随着中国成为人类历史上空前强大的制造业大国，半只脚已经踏入颠覆性的第一次智能革命时代，中国未来掌握的生产力和全社会财富增长速度，将远超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这种前所未有的生产力大爆发，彻底颠覆了人与资源的关系。

 

在过去几千年文明史的绝大多数时刻，人口变动极为迅速，而物质财富的增长是缓慢的甚至是静态的，物质增长的缓慢也导致人口被高度固定在特定范围内。

 

随着经济社会财富的增长，全社会对个体的限制越来越宽松，人口流动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频繁。

 

站在普通老百姓的角度，从秦汉到唐宋再到明清，个体生活最自由的时刻，其实是清朝。中国古代对普通民众的管理是很严格的，秦汉时期甚至严格到什么时间起床、吃饭、睡觉，唐宋放松了些，但宋代也搞出来了保甲法，明代的户籍制度强调编户齐民，直到清，虽然有各种文字狱、思想管控等等，但因为文明积累到清朝，生产力提升、社会财富总量达到更高水平，体现在人口暴增，这时对人的管控反而松了，这才出现了相对脱离政府管控的大规模商业行会组织，还有著名的漕帮。

 

这背后就是税收、财政的变化。

 

中国古代税收先是“舍地而税人”，财政收入主要依靠人头税和力役，也就是先秦时期征发民众承担无偿劳役，这一点小镇是从网络小说《秦吏》中看到的，引发了后续学习；到了唐宋，开始“履亩而税”、消灭力役，代表是王安石搞的免役法；等到了明清，正式确立“履亩而税”，雍正搞摊丁入亩，彻底取消了人头税，这就意味着只要抓住土地就能掌控税收，就没有必要严密控制人口流动了。

 

新中国成立后，变革了一系列深层社会结构，开始推进工业化，随着改革开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近些年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为核心，带动生产力和社会财富以几何速度增长。

 

这就意味着，中国已经彻底告别了过去几千年习惯的“静态社会”，变得高度流动，而且流动性比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还要活跃。每年的春运、黄金周就是这种活跃性的体现，中国已经进入了人口高度流动的“动态社会”。

 

 

但是在生产力不足、人口固定的静态社会基础上形成的思维理念，没这么容易消失，目前很多决策逻辑还是从“静态社会”的角度出发，并不适应现在人口超大规模跨区域流动的新时代。就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中国的决策体系需要尽快从“静态社会”到“动态社会”转变，从政策上，就体现为从“投资于物”向“投资于人”转变，不仅仅是投资对象的差别，也在于以什么为核心进行分配和治理。用经济学供需理论来说，就是物质、钱比人口要多得多，那么人的重要性就理应超过物质。

 

2.动态社会带来的制度性冲突：养老

 

社保养老是最突出的。

 

以中国几十年的积累，从物质财富上，已经完全可以支撑几亿老年人的养老，这笔账并不难算。根据统计局2025年前三季度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情况，全国居民人均月消费支出为2397元，而农村居民人均月消费支出为1622元。

 

2024年中国60岁以上老人总数为3.1亿人，假设所有人都不再工作、不再创造社会增量财富、纯粹消耗，假设直接按照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一年总消费也不过是6万亿元，占全国GDP的4.5%，很难承受吗？

 

更何况，很多60岁以上年轻老人仍然参与社会生产，这也包括没有带来直接经济收入的帮助儿女带孩子、社区志愿服务等，中国很多地区老人的月消费支出也达不到1622元，老人消费本身就是在促进经济流动。把这些因素考虑在内，只需要大概3%到4%的GDP，就能把中国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部养起来，还能过得不错。

 

钱只是符号，钱背后的实际物质财富，也完全能够支撑，甚至可以很大程度上消化过剩的产能。

 

现在之所以做不到，相当庞大的农村老人养老得不到保障，主因有二。

 

其一是贫富不均，尤其城乡、区域、职业（包括体制内外）的不均。调节分配自古就是最难的大难题，这一点今天不多展开，还请理解，毕竟一篇几千字的文章，不可能面面俱到。

 

其二则是当前社保制度设计落后于时代变化。当前的社保体系类似于古代的编户齐民，是以行政区划、地方统筹为主建立的，一旦人口流动，就很麻烦，严重影响到缴纳社保的积极性。

 

虽然“十四五”期间初步实现了全国社保统筹，跨省转移社保也比较方便了，但这仍然只是表层工作，没有触及最核心的矛盾。

 

矛盾之一：地区间标准、待遇差异巨大，工作不稳定，参保容易中断；

矛盾之二：身份限制，导致数亿进城农民在城市职工和农村居民之间纠结摇摆。

 

这两个矛盾展开解释下。

 

站在一位刚刚进城的农民角度，没有父辈的积累，进城想要落户，就需要先交一笔“房税”，才能获得户籍资格，然后才能享受基于户籍的一系列社会保障，虽然这些年搞“租售同权”，但实际进展很弱，因为“租售同权”本质就是要拿本地人的利益分配给外来人，本地人反抗情绪极大。

 

可以参见2023年旧文《一项事关亿万民生的政策，为何出台八年仍进展缓慢》以及2025年《不要把砍掉别人的利益，当成过家家一样轻松》。

 

由于城乡财富积累速度截然不同，进城农民买房的难度要远大于城市居民。于是就出现了非常普遍的“人户分离”现象，体现在中国城镇化率上，2023年以户籍人口计算为48.3%，以常住人口计算则为66.16%，意味着有2.5亿农民长期生活在城市，但没有城市户籍，这些人有的是不想要城市户籍，但更多是想而不得、力不能及。

 

 

由此，在养老社保上，就出现了非常纠结的难题，那就是到底选择职工保险还是城乡居民保险。

 

目前社保采取地方统筹，以行政区域进行分割，体现在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统筹部分全部来自财政，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分担，这就意味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缴纳和发放必然以行政区划为单位，没有当地的户籍，是交不上的。

 

城市缴纳的职工或灵活就业保险，虽然统筹部分来自个人和单位，但也是跟行政区域绑定的，个人能够转移的只是自己的个人账户余额，统筹部分尚不能自由的完全转移。

 

而职工保险有最低缴纳年限要求，且自2011年开始严格限制一次性补缴。

 

这就带来了一个艰难的抉择：一位进城农民，没有当地户籍，无法在长期生活的城市缴纳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就需要在城市职工保险和老家居民保险之间进行抉择。

 

一个刚进城的农民，很难有把握长期在一个城市稳定工作，还要满足在该城市退休的最低缴纳年限要求。比如深圳、长春、昆明等要求在本市缴纳15年以上，北京、上海、广州、重庆、杭州等要求在本市缴纳10年以上，而且一般要求以最后一个满足最低缴纳年限的城市为准。

 

人年龄大了，收入和就业往往是向下的，45岁以前缴纳社保，跟45岁以后缴纳社保的难度截然不同。

 

在这种情况，当预见到自己的流动性会很高，很难在一个城市稳定缴纳到最低年限，甚至想要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最低年限标准都不容易，最终城市留不下，还是要回农村养老。届时，在城里打工缴纳职工或灵活就业养老保险，一旦返乡还是要转回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这就会面临巨大的损失。

 

损失有二：一是职工或灵活养老缴纳费率远比居民养老更高；二是转回城乡时，缴纳的统筹账户转不过去，只能转个人账户，职工的统筹账户占总缴费的三分之二，灵活占六成。

 

理性的选择，当然是选择在家乡缴纳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这就导致城市居民与农村农民之间养老待遇差距拉大。不用云南村民跟深圳市民对比，这太极端了，就以河北为例。

 

同样是缴纳20年。河北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每年最高缴纳8000元，河北石家庄最低60%档灵活就业，由个人承担统筹部分，一年缴纳9391元，看起来差不多。但最终养老待遇差别就大了，以2024年标准，城乡居民每月1300元左右，而灵活就业每月1700元左右，已经超过了缴纳总金额的差距，关键职工和灵活保险每年上涨幅度要大于城乡。

 

因此，就算是同样缴纳20年，城市职工仍然比城乡居民要划算，不过这也是合理的，毕竟城市生活成本确实比农村高。但别忘了，实际很多拿着城乡居民养老的农村人，也是在城市生活的，生活成本可能比城里人更高，这就带来了新的养老差距。

 

3.理想化新体系：全民基本养老金

 

要想解决这一点，就必须构建一个跟着人走的新体系，要想办法真正让在城里生活的农民转化为市民，享受市民的待遇，尤其是养老待遇。

 

只有解决这一点，才能解决由于现行制度不完善，导致农村家庭被迫分离的问题，让老人、孩子能够跟着父母一起生活在城市，而不是被制度束缚，年轻的时候舍弃老人孩子在城市里打工奋斗，年纪大了还要被迫回到农村原籍。

 

 

喜欢农村生活的回去当然可以，但必须是出于主观意愿的自主选择，而不能是被迫。

 

那么怎么解决呢？

 

核心一句话：建立真正的全国统一的养老保险体系，适应中国已经进入人口大规模跨区域流动的动态现实，让养老等制度配套跟着人口流动走。在社保上，打破对人口流动的制度限制，充分尊重人的自由选择。

 

就需要从根本上变革央地关系、地区与地区间关系。

 

央地关系上，既然要搞全国统一，那么就必须把养老事务收到中央统筹，中央要建立类似税务的全国性实体机构，直接负责全国范围的养老事务，既然资金在全国统筹，那就不需要再搞养老账户的跨区域转移。

 

这样做，也就动了地方的很大一笔财权。这也是小镇最近常说的“依赖政府兜底的思维”，不仅民众依赖政府兜底，地方政府也依赖中央政府兜底。

 

在社保资金缺口问题上，地方完全可以想办法解决，按照政策要求，本就应该有地方配套，但地方上会觉得中央肯定不能眼看着发不出养老金，那大可以把资金用到其他地方，缺口让中央想办法。

 

在这种思维下，把原本可以填补社保缺口的资金用在其他地方，实际的使用效率也并不高，甚至一些地方财政变成了吃饭财政。

 

地方与地方之间的矛盾就更直接了。养老保险的统筹部分目前无法全部带走，而资金沉淀收益留在当地。进城农民往往在沿海或发达地区打工，如果在这些地方缴纳职工保险，后来返乡养老，这就导致原籍家乡不但没有获得劳动者生产红利，还要承担巨大的养老成本。

 

该怎么办呢？

 

最好的办法：就是干脆把养老保险，从费转为税，全民按收入的固定比例，统一缴纳、统一分配，建立全国统一、兜底福利性质的全民基本养老金。税率根据发放数额测算，每年调整，农村可以参考当地低保，城市参考本市最低工资，这还能倒逼提高低保和最低工资标准。

 

比如北京最低工资2540元，那么北京市民从这个全民基本养老金每月可以获得2540元；河北农村低保平均大概为600元，那么河北农民可以每月获得600元。

 

现在已经进入信息时代，想要确定一个人到底在哪里养老，并不难，这是技术上完全可以解决的。具体金额也可以再优化，最终根据每年需要发放的金额，大致确定一个全国性的养老税金额，就不用类似个税搞阶梯制了，量出为入确定统一税率，反正也只是基本，国家财政直接补贴，更体现福利性质。

 

如果想要获得更好的养老待遇，那就靠企业年金、个人养老金、商业养老等其他养老途径，丰俭由人。甚至还可以在设立一个国家统一筹划的改善型养老保险，大致参考现在的职工和灵活就业养老保险就行，好的工作单位、高收入的人群，就可以缴纳更高，哪怕退休后一个月养老金2万、3万，那也是自己多缴多得。

 

以上逻辑听起来很不错吧，再丰富下完全可以在网上自封一个“全国统一基本养老金制度倡导者”之类的名号。

 

4.从理想到现实，需要中庸慢走

 

但这不现实，对现行政策的改动太大了，涉及数以亿计的个体利益，对社会带来的冲击，可能不亚于打一场全面战争。

 

中国这样的大国，核心政策一定要稳，稳是对普通老百姓最好的。

 

所以，退而求其次。

 

现在要做的是保持基本养老保险这个第一支柱不变，想办法让更多人加入这个体系，能够保证长期缴纳，从而通过养老保险体系，分享国家发展红利。比如前不久美团在外卖骑手中推广新型保险体系，就是非常好的探索，参见《夹心层的数亿人，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保障？》。

 

把更多力量集中在做大年金的第二支柱、个人养老金的第三支柱上，随着第二、第三支柱壮大，缓慢降低整个养老体系对第一支柱的依赖。比如随着缴纳覆盖面提高，就可以下调缴纳费率，从现在企业缴纳16%，下调到12%、8%，还可以考虑把公积金并入个人养老金，是否并入，由个人决定，无非“老中青”过渡。

 

用一两代人，实现养老第一支柱的转型，慢慢地将现行职工、灵活就业、城乡居民三套养老体系合并，最终变费为税，成为国家兜底性质的基本养老，就从保险转变为国家福利。

 

每一个中国公民，从出生开始，就可以往这个终身的基本养老账户存钱了。小的时候国家补贴，长大工作了以工作收入按同样的比例缴纳，退休以后，无论地位、收入、性别享受同等的最低养老保障，起码能够维持兜底生活水平，也就能安心很多。

 

这样的养老体系，会更加可持续。

 

在这个统一体系基础上，还可以参考个税抵扣设置很多补充规则。比如一个人重病、残疾、丧失劳动能力，或者见义勇为，生育了更多孩子，都可以获得更多基础养老金；而如果一个人做了坏事，违法犯罪，那就进行一定程度的削减。

 

而建立了这样一套全国统一的养老体系，还有很多好处，比如国有资本充实这套资金体系、资金余额增值投资收益、农民的市民化等等，都会更好解决。

 

企业或者富人做慈善也容易了，可以直接往这个全民福利账户捐钱，极大降低民间慈善组织巨大的管理成本和腐败问题，中国的慈善事业，没有必要照搬西方，完全可以由国家主导。

 

 

上述思维，本质就是从过去“以物质为中心”，转变为“以人为中心”，也就是从“投资于物”转变为“投资于人”。

 

对整个社会进行彻底、深刻的重构，这就是深层次改革，深就深在根据现实变化，在动态中建立新平衡，就好比在高铁以300公里时速飞驰的状态下，完成车轮的更换。

 

全球千万以上人口国家，能够完成如此高难度动作的，基本只有中国了。

 

所以，一定要努力多活几年，亲眼看看更加美好的未来。

 

作者：镇长本人；来源：大树乡谈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