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站在圣地延安,这块不寻常,充满传奇色彩的土地上。这里没有繁华的喧嚣、纷扰,只有纯粹的自然风景和最深沉的情感。捧起一把黄土,仿佛触摸到岁月的脉搏,感受那远去的呼唤。
眼前这片有着厚重、沉稳、深邃的土地和深厚、文化底蕴的延安精神。众多的遗迹见证了那段艰苦岁月,承载着更多的历史记忆,诉说着往昔的人和故事。就是在这偏僻、闭塞的沟壑中,竟然有一群走在世界前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展示出超乎想象的先进性和创造力,真的令我深感震撼。
1939~1941年,中国正面临着抗日战争中最为严峻的挑战。日本侵略者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厉的经济封锁,形成五道包围封锁线,切断了边区与外界的一切联系。
边区经济陷入严重困难,财政经济状况恶化,军民生活遇到前所未有的影响。几乎到了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地步。面对如此的困境,呈现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是考验党的智慧和决心。
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工业制造品展览会上讲:“我们过去,在抗战中遭遇的部分失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国防工业不如敌人。要在未来战胜敌人,我们必须大力发展国防工业。”
打破经济封锁,走出困境,毛泽东于1939年2月2日,在中共中央延安召开的生产动员大会上,第一次发出“自己动手”的号召,这标志着大生产运动初步启动。随后,大生产运动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广泛开展,逐步发展为一场全民参与生产自救运动。
1940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正式发出《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明确要求各部队“一面战斗,一面生产,一面学习”,进一步推动了大生产运动的全面展开。
在大规模开肯荒地的同时,广泛调动边区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发展边区的工业、农业、手工业及轻工业建设,也是重要的发展方向和模式。
农业与工业的协同发展。开垦荒地,种植各种农作物,可以为工业提供原材料;工业的发展可以为农业提供技术支持;又可以通过发展边区的手工业、轻工业;利用当地的劳动资源,促进边区的经济建设,改善生存条件。
自力更生与可持续发展。在经济封锁的外部环境不利的情况下,提出自力更生是发展工业的重要原则。通过自身的工业发展,减少对外部资源的依赖,增强边区经济的独立性和稳定性。
在毛泽东讲话和中央战略方向的指引下,我党历史上创办了第一所延安自然科学教学与研究的院校。这所院校由李富春、徐特立、李强先后任院长。该院建立初期就确立了培养“既通晓革命理论又懂自然科学”、“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科技人才,创立和肩负着边区规划和发展工业建设的重任。这所院校在延安办学6年,在各领域里培养了500多名毕业生,培养了一大批“革命通人,业务专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学院的教师与学员如同“时光穿越”,在根据地建设中拉开了序幕。

在解决边区粮食问题的同时,也制定了一系列切实可行有效的措施。在积极开垦荒地扩大种植面积,提高科学育种技术,培育高产量的农作物品种。1939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南川马家湾筹办了牧场,占地300多亩。喂养以奶牛、奶羊为主,兼植其它农作物。是我党创办最早的农科技术研究、试验农场之一。
1940年2月,从中央党校、陕北公学院调来一批干部,延安农业学校毕业的学生和十几位战士充实到技术队伍中。1941年3月,延安农业学校的实验技术人员又合并在牧场。8月,正式成立并定名为“光华农场”下设三个部门:农艺、畜牧兽医、园艺。又分地质系:对陕北煤层地质的勘探。生物系:每年到野外考察,收集标本。医疗系:对医院的建立和给群众医伤治病,提高医治教学、质量、实践操作,服务边区建设,三者有机统一。牧场以农业生产和培育优良农作物为主,开始对边区农、林、畜牧、土壤、气候、农作物的特性。搜集各种农作物种子,精心培育品种,栽培轮作,进行详细调查和认真记录。
“光华农场”创办期间,得到了党中央、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关怀。在技术人员共同努力,精心培育出“八一”、“燕一五”号谷子的新品种。这些品种比当地传统的种子,从36.8%提高到58.2%,还具备了很强的抗旱、抗寒的能力。此品种迅速推广到陕甘宁边区,粮食产量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农场先后在沈凌风等人员参与下,冲破敌人封锁线。引进并推广美国白皮土豆、黄金硬糜子、黄金烟;西班牙红皮花生、金黄后玉米;古巴雪茄烟、老黑豆、黑麦、缩面南瓜、黄瓜、西红柿;法国的菜豆;四川的黄皮土豆、关中卷心菜,并引进种植葡萄、苹果、胡桃、草莓,丰富了边区食品种类。还引进德国的槐树,植树占地30多亩。
1942年12月,刘少奇为农场转交从华北带回来的“金黄后”玉米优质品种。
1941~1943年,在光华农场试验田里,不断进行土壤、水质、温度、气候精心的反复培育后。将培育出的幼苗和秋天收获的优质品种,推向陕甘宁边区进行大面积的种植。
美籍教师穆伊尔带来的金黄后玉米,在南泥湾种植收割后,比本地的玉米产量高出一倍多,年产达600斤以上。推广美国白皮和四川彭县的黄皮土豆,产量也非常惊人,每垧土地产出比当地土豆收获多1000多斤。在短时间内解决了边区缺粮的问题。
1942年河南大饥荒,遭受罕见的旱灾、风灾、雹灾、蝗灾,导致夏秋两季几乎绝收,是抗战时期的一场重大灾难。

陕甘宁边区也面临一定的自然灾害,边区政府通过自力更生、发展生产、节约粮食等一系列措施,努力解决了自身的灾荒。同时,边区政府通过募捐,以工代赈,建立义仓的方式储备粮食,应对灾荒。
1939年,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通过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购买一批种奶牛。1940年,八路军120师在山西接收了一个牧场,挑选了荷兰种牛40多头,送回光华农场。又引进了宁夏的滩羊、黑紫羊,河南的奶牛,进一步扩大了农场的养殖规模。
值得一提的是“光华农场”来了一位美国饲养技术员。中国名字:阳早,原名欧文·恩格斯特,家里就是以养牛为生。他在美国就读康奈尔大学,学的专业是农牧。并阅读了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的书籍,便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加入联合国救济总署,以养奶牛专家的身份,1946年10月来到延安。这里的一切他感到都是崭新的,深深地吸引着他。
他来到了光华农场,养育着从阎锡山统占区缴获的几十头荷兰奶牛。在这里有他的专业和爱好,也学会了汉语。1947年3月,胡宗南进攻延安,阳早和大部队将几十头奶牛,随部队转战陕北并留在了中国。
据资料显示,牧场奶牛日产量平均产280磅。解决了边区生病、婴儿及身体虚弱干部对牛奶的需求,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物质基础。
光华农场试验成功出牛瘟高免疫血清疫苗,为消灭边区牛瘟立下了大功,试验治疗家禽疥癣等常用药发挥了作用。还普及深耕细作,间作套种的耕种方法。发明如何施肥、防治病虫,预防庄稼霜冻等方法和技术。
1944~1947年,光华农场在场长贺寿山带领下,打土窑洞、盖房200多(孔)间,职工发展到70多人。曾随党中央撤离延安,转辗陕北。收复延安后,又重建农场,1949年6月迁往西安。
在解决边区穿衣问题的同时,也制定了合适的方法和策略,注重实用性和舒适性。
1940年9月,在粮食自给自足并有余的情况下,种植大面积的棉花是势必而行。延安自然科学院与光华农场等单位合作,成功试验并培育出汉花、洋花、四号斯字棉等新品种,制定一套下播、定苗的栽培技术,迅速在边区和各根据地大力推广。
边区大片的棉花种植,一株株枝叶茂盛,每支棉花都有一根主干竖立着。秋收时,硕果累累,一朵朵雪白的棉朵,每瓣都被棕色的壳包裹着,用力剥开壳,掏出一团团软软的棉花纯净、多姿、芬芳,让人欣喜如狂。

棉花如何转化成布匹和制衣,也是摆在边区领导面前一道课题。在通过各种渠道购买设备的同时,掀起军民纺线热潮,发动群众搜集各种机器和零部件,自行研制机器和车床。全体技术人员齐上阵,献计献策,积极参与。在艰苦奋斗,克服一切困难,实现自给自足的决心,终于生产出一批批土毛布。
边区建立了专门的印染试验,克服了印染技术的研发。相继建立了纺织厂,1943~1944年大概生产土毛布7.3万匹;被服厂,1938冬~1943年2月1日,工人合作社、边区财政被服一、二、三厂,共生产单衣4.6万套,棉衣4.8万套;制鞋厂,1938~1944年工人合作社及其他单位,大约制单鞋2.5万双,棉鞋1.2万双;染料厂,华寿俊技术团,利用野生植物、槐树叶、黑豆皮中提取原料,试验出染料。印染出边区织布厂的产品,让陕甘宁边区的官兵穿上了黄色军装。
经过边区官兵、群众共同努力,工厂生产出大批的衣物,确保了边区基本需求,进一步提升了边区人民的生活品质,也为中国革命事业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
在解决边区医疗问题的同时,也制定出改善医疗设施,提高医疗水平,培养医疗人才。
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边区积极调动医务技术人员,创建制药厂。发动广大群众上山采集草药,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成功自行研制和生产出各种药品30多种,大大满足了边区的需求。
边区还积极建立一系列卫生所和巡回医疗队,深入部队、乡村进行医疗救治工作。1939~1941年,边区创建了中央医院。更令人震惊的是,延安医院竟然通过各种途径为边区引进先进的x光机设备。这在当时无论日占区和国统区都是十分罕见的,为根据地医疗救治工作,提供了任何都不可替代的力量。
在解决边区文化问题的同时,在城北创建了一条红色的文化沟。
1937~1947年,这里驻扎着延安时期的电影团、杂技团、青年艺术剧院、《中国青年》杂志社、民族学院、八路军军事学院、八路军军政学院、中山图书馆、文化俱乐部、青年书店、鲁迅学院等53个党政机关、文化单位。这条沟壑薀含着百年的书香与灵气,是当年“独一无二”的文化乐园。
这里荟萃了一大批文化艺术精英,具有丰富的编导、演员、音乐、艺术、美术,文学家、剧作家、作家、诗人、教育家、歌唱家等。在延安时期创作出歌剧、评剧、秧歌剧、传统剧,并在全国有影响的大批艺术家,是一条不可阻挡的文化洪流,精神之花。诉说着那个年代的天然和纯真,展现那个时代的价值和丰富的文化元素。

1939~1944年,边区造纸厂发展14家。私营造纸厂48家,年产量达15000令,基本解决了边区学习、办公、生活和出版的需求。
1943年,陕甘宁边区建设不断发展壮大,商品流通繁荣,货币需求量增大。华寿俊在印刷纸张的基础上,又经过反复的研究,多次试验,在短时间内又发明、制造出钞票纸。
1944~1948年,边区银行发行各类钞票,也称“边币”和证劵等用纸。1944年5月,在延安边区职工代表大会上,华寿俊被授予“甲等劳动模范”等称号。
在解诀边区吸收和培养科技人才的同时,制定优待政策,推动经济、军事等发展。
1936~1945年,党中央重视边区科技人才工作,先后在陕甘宁边区创建了35所大学。通过自主培养和大量吸收相结合,在极艰苦的环境中充分发挥科技人才的作用。推动经济、军事、文化的发展,成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有生力量。
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指引下,陕甘宁边区创建了延安自然科学院、中国医科大学、八路军卫生学校、工业、农业、医护职业、军工学校等。为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培养了军事、政治、通讯、医务和特种部队需要的人才。
组织野外进行勘探地质煤层、收集标本、自制设备、研发试验、到群众中医伤治病,有效提高教学内容、质量、实践操作,服务边区建设的有机统一。
毛泽东提出“大批吸收知识分子”,中央军委也作出相应的吸收和政策指示。大批科技人才纷纷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和阻扰,爬山涉水,冒着枪林弹雨来到延安。
延安被称为“第一位红色科学家”的高士奇,是著名的细菌学家,经过3个多月,拖着残疾的身体来到延安。
德国哥廷根大学的化学博士陈康白,受到青年老师徐特立的影响,放弃国外优越条件,带着大量的专业书籍和实验器材,毅然决然地奔赴延安。刚来时在中央财经委工作,兼任军委军工局技术处长,后调入延安自然科学院任副院长。
先后来延安的有著名科学家沈鸿、赵一峰、钱志道、屈伯传、聂春荣、徐池等上百人。根据他们的专业和知识,分配工作,提供必需的条件和环境,让他们人尽其才发挥才能,服务边区建设。
1941年,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任延安建设厅工业局长的赵一峰和国际和平医院院长鲁之俊等6名科技人员当选和聘为参议员,参与边区经济建设的商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边区政府拨款70万元,银行贷款300万元,用于工业、科技方面集资办厂的投资,研究经费。科技队伍在化工、榨油、造纸、炼铁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
1941年5月,在陕甘宁边区物资紧缺,经济落后的情况下,党中央在物质上尽量保障各类科技人才的生活。从服装、饮食、住宿给予提高,还增加津贴,给予他们极大的关怀和热忱,他们得到了极大鼓舞,排除一切困难,做出大量有效的成绩。

1938年6月,中央军委三局自制生产、制造各类通讯器材和装备型电台的通讯设备,保障军队通信联络起到了关键作用。
1941年,延安自然科学院机械工程系师生,在实习工厂精心制造出医用镊子、扎花机上的滚子,几百万枚军装用铜纽扣等产品。
1941年,延安自然科学院化工系师生们,在边区大生产运动中,用简陋设备自制出硫酸、硝酸、针管、痘苗管,提炼出薄荷油。
1942年,延安自然科学院工业系专家林华团队,攻克了高温锅炉和连续煅烧半自动控温技术难关,制成耐高温,不易破裂的坩埚。在当地原料研究的基础上,又利用各种渠道购进设备,成功地生产出14万支玻璃针管和数以十万件的玻璃制品,为根据地医院、兵工厂的运转做出贡献。
1943年5月,八路军总部军工局创办了“延安大砭沟炼铁厂”9月练出第一炉白生铁。1944年6月,小高炉炼铁成功,年产生铁300多吨。
1939~1944年,延安新华化工厂、大美肥皂厂生产肥皂10万条,产品自用还可销售。
这些发明和生产的产品,不仅为延安时期的生产和生活提供了重要的支持,也展现了当时科技工作者的创新精神和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
陕甘宁边区农业粮食产量由1937年112万石,增加到1944年的182万石;工业从无到有发展到80多家公营工厂,涉及到各个方面。纺织、造纸、皮革、炼铁、兵工、纸张、酿酒、榨油、水磨、粮磨、陶瓷等生活用品。这些成就为抗战胜利提供了坚强的保障,也奠定了新中国的经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4年7月22日~8月7日,美军中缅印战区驻延安观察组,前后由组长包瑞德、谢伟思两批飞抵延安进行考察。同中国共产党进行政治、军事的交流,听取介绍我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抗日根据地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及敌后战场的作战情况。
1944年8月24日~10月21日,美军观察组驱车来到南泥湾军垦区;来到晋绥抗日根据地、来到绥德抗大二分校;来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了解作战能力、军事装备、军人生活等情况。
在各个方面考察后,令观察组不可置信的是,这里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亲眼目睹了一个艰苦奋斗,丰衣足食的新气象,新天地。更惊讶地发现:陕甘宁边区竟然是中国的现代化高地,很多成就远超他们的想象。
1945年,谢伟思在考察报告中这样写道:“我们来到陕北,发现这里具有许多现代事物的地方。”“……好像进入了一个不同的国度和遇见了不同的人民,有一种生气勃勃的气象和力量……”最后得出结论是“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包瑞德在报告中说:“共产党的军队是一支年轻的,经受战斗锻炼,受过良好训练的队伍……”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政治、思想、军事、文化等方面都走在时代的前沿。许多优秀杰出的人物为中国革命事业和世界进步事业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进步力量的关注点。
今天,那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辉煌时代,
在历史长河中见证、诠释,那激情澎湃的岁月。
那理想信念,延安精神的红色时代,
在历史长河中绘制、镌刻,那朝气蓬勃的画面。
宛如一条蜿蜒曲折的巨龙,穿越无数山川、河流,历经无数风雨沧桑,承载着共产党人的智慧和梦想,向着未来腾飞。
用希望作笔,用勇气作墨,撰写出属于我们的传奇和精彩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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