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到《解放军报》11月16日刊载署名“孙卓立”同志的一篇谈论军队反腐败斗争问题的文章。题目是《破除盲目乐观的“速胜论”》。文中的第一句话就说：“当年，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对当时抗战中的‘速胜论’有过精辟分析，认为“中国必胜”，但“没有一定的条件，速胜只存在于头脑之中”。同样，反腐败斗争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也不可能速战速决速胜。”

笔者完全同意作者从毛主席的“论持久战”角度认识和论证中国的反腐败斗争。但读后，感到其所谓的逻辑联系就是因为抗日战争是“持久”的过程，所以中国的反腐败斗争也是一个“持久战”的过程。这种论证方法太简单化了，丝毫没有揭示出《论持久战》与中国当今的反腐败斗争究竟有什么内在的逻辑联系。

这里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论持久战》的精髓究竟是什么？“持久”二字能概括了吗？二是究竟如何从《论持久战》的精髓即内在含义说明和逻辑论证中国当今的反腐败斗争？

正巧，笔者一周之前刚就《求是》杂志发表的巨力同志文章《巨 力：今天怎么重读《论持久战》》写了两篇评论文章《郝贵生：《论持久战》为什么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郝贵生：《论持久战》中“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的现实意义》今借这两篇文章的内容也谈《论持久战》与中国的反腐败斗争究竟有什么逻辑联系？

一、《论持久战》的精髓和科学的论证方法

谈论二者之间的逻辑联系首先必须搞清楚《论持久战》的精髓及其论证方法是什么？搞不清楚这一问题，谈何说明和论证“反腐败斗争”？笔者在《郝贵生：《论持久战》为什么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文中对此做过详细的论述。

首先指出精髓是“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又包括三点具体内容：

一是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给抗日战争定性定位。指出抗日战争是阶级斗争（民族斗争也是阶级斗争），是得道多助的进步的革命的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在中国的特殊条件下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也就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战争。

二是用唯物辩证法具体揭示分析了中日战争的各四个特点及战争进程中的各种矛盾现象，既批判了“速胜论”，也批判了“亡国论”，作出了抗日战争是一个持久的必胜的论断。

三是依据群众史观理论揭示作为持久战争胜利的根本原因存在于民众及其团结之中。强调人的因素的主导和决定作用，强调人的自觉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强调政治对军事的指导和巨大作用，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详见《郝贵生：《论持久战》为什么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

只有立足于对《论持久战》的精髓及其科学思维方法的如此深刻的认识，才有可能依据《论持久战》思想解剖分析中国腐败现象和反腐败斗争。

《论持久战》对“速胜论”“亡国论”也进行了具体深入的分析，如作者所说，是“有过精辟分析”。

二、依据《论持久战》思想

分析认识当代反腐败斗争

《论持久战》思想确实对当今中国反腐败斗争有指导意义。笔者认为这种具体指导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1、用阶级斗争观点认识反腐败斗争的实质

中国当今的腐败现象及反腐败斗争也是一场活生生的阶级斗争。

《论持久战》告诉我们一个基本的思维方法，认识和解决一个社会问题，首先必须给这个问题定性定位。认识和解决中国的腐败现象，首先必须给腐败现象定性定位。如果只是把腐败现象定位定性为“权力的滥用”，解决的途径就会是强化对权力的监督机制。

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和核心观点，认识战争如此，认识和平环境下的腐败现象也是如此。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是典型的阶级斗争。阶级社会中的腐败现象也是政治，是不流血的政治，也是阶级斗争，是权力者利用权力这种特殊的社会资源剥夺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它同剥削阶级利用生产资料占有劳动者的利益本质是一样的。

毛主席一而再再而三地指出，夺取政权的革命战争结束之后，巩固政权的斗争也是阶级斗争，是“不拿枪的敌人”打向共产党人的“糖衣炮弹”，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斗争。反腐败的斗争同样不亚于战争状态下的阶级斗争。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和军队内部确有高职位的权力者背叛投敌，但那是极个别极少数。然而当今竟然有如此之多的国家级、省部级高官及高级将领被西方国家收买、被社会错误思潮腐蚀，贪污受贿腐败，出卖国家机密情报。多少党、国家和军队机密被这些人泄露。他们已经蜕变为资产阶级分子、蜕变为人民的敌人、蜕变为社会主义的蛀虫。这难道不是和平演变的产物吗？难道不是社会主义历史条件下的活生生的阶级斗争吗？

反腐败绝对不是简单地清除和处理几个腐败人物，而是彻底铲除腐败滋生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土壤。这个任务比当年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艰巨和漫长的多。毛主席1949年就说过，它和民主革命相比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1962年，谈到党的基本路线时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毛主席的这些思想绝对不是简单推论出来的，而是依靠《论持久战》及一系列毛主席著作的阶级斗争思想研究社会现实的科学的结论。

2、用唯物辩证法观点认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反腐败斗争的特殊性和规律性

腐败现象不仅中国有，外国也有，中国历史上也有。许多社会学者也对“腐败”进行过理论研究。但中国的腐败现象固然同西方国家，同中国历史上的如“和珅”一类的贪官腐败现象有共同之处，但如毛主席研究战争现象一样，也要研究中国条件下的腐败现象的特殊本质和特殊规律。

西方国家和中国历史上的腐败现象实质是权力者中的一部分人利用权力占有和侵犯整个统治阶级的利益，占有统治阶级其他成员的利益，剥削和政治制度本身就是这种社会产生腐败的根源。其所谓根治的主要方法还是依靠最高权力者的旨意、监督机制及所谓“清官意识”。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腐败实质是阶级斗争，是权力者依靠权力侵犯和剥夺大多数劳动者的根本利益。其深层次的根源是旧社会的遗留痕迹即道德、法权观念、商品经济等影响，它腐蚀新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导致部分“社会公仆”转变为“社会主人”。从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社会本身如列宁所说，是成长着的共产主义与衰亡着的资本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特殊客观规律。

而当今腐败深层次的根源就是几十年的私有观念的猖狂泛滥，西方国家的“思想殖民”和平演变的战略思维等。不研究这些现实的根源，谈何反腐败斗争的“持久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