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正是亚非拉许多国家的民族革命风起云涌的时候。不少国家和政党的领导人来中国“取经”，他们除了向毛泽东请教武装斗争的办法外，还常常问起毛泽东是如何成为战争大师的。毛泽东淡淡地回答了四个字：逼上梁山。他进一步解释说，我没有准备打仗，是一个小学教师。干革命后也没想到枪杆子。没有想到蒋介石那么厉害，到处抓人杀人，不要我们活了，一下字把我们打入地下。这七逼八逼，把我们逼上了梁山。

　　关于自己走上战争的道路是因“逼上梁山”，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也有过论述。在重庆，毛泽东主动接触国民党的各派人物，他说：“国民党是一个政治联合体，要作具体分析，也有左中右之分，不能看做铁板一块。”可是，对于毛泽东登门拜访戴季陶、陈立夫这样的反共分子，身边的工作人员却是疑团莫释。毛泽东解释道：“他们确是一贯反共的。但是我们来重庆干什么呢?不就是为了跟反共头子蒋介石谈判吗?国民党现在是右派当权，要解决问题，光找左派不行，他们是赞成与我们合作的，但他们不掌权。解决问题还要找右派，不能放弃和右派的接触。”

　　毛泽东到重庆的第三天，便去陶园拜访了戴季陶。1945年9月20日，毛泽东在秘书王炳南的陪同下，又登门拜访陈立夫。寒暄后，毛泽东又忆起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往事，说那是国共两党的“一段蜜月期。”陈立夫说，那段时期正在美国读书。毛泽东接着批评国民党的剿共政策，说：“所谓‘石头过刀，茅草过火’，厉害得很啦!我毛泽东被追得东奔西跑，好不难堪哟!——这段历史你经历了吧!”陈立夫连忙掩饰说，这都是过去的事，无须再提。毛泽东继续说：“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却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陈立夫表示，国民党在过去有许多要检讨的地方，这次国共和谈，愿意“尽心效力。”

　　毛泽东一生都喜欢阅读《水浒传》，即使是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也从未间断。他与《水浒传》几乎须臾不离：在江西苏区受到排斥、退隐读书时的书单上有《水浒传》;在长征和转战陕北的多次战略转移中，经过再三精简的行装中仍然保留着一套《水浒传》;在延安整风中，《水浒传》是他圈定的阅读书目……他在写文章和讲话以及日常谈话中常常引用《水浒传》中通俗易懂的故事，以之鼓舞与教育广大指战员们。

　　“八七”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按理说须去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但他谢绝了这样的安排。他说，我不愿意去住高楼大厦，我愿意上山下湖，去交绿林朋友。可见其受《水浒传》中啸聚山林、纵横江湖的绿林好汉的影响之深。

　　毛泽东对《水浒》的喜爱从迪克·威尔逊的描述就可见一斑：1930年3月，“当时毛的全部行装有两床毯子，一条布被单，两套普通的灰军服，一件银灰色的毛衣，一件旧大衣，一把破雨伞，一个吃饭用的缸子，和一个九层的灰色挂包，他用的地图、文件、书籍——其中有一部他少年就喜爱的《水浒传》，都装在这个挂包里。”(迪克·威尔逊：《历史巨人——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41页。)

　　1938年，在一次关于保卫工作的谈话中，他说：《水浒传》梁山上有军队有政府，也有保卫侦察这些特务工作。一百零八位高级将领中就有做特务工作的。梁山的对面，朱贵开了个酒店，专门打探消息，然后报告上面。如果有大土豪路过，就派李逵去搞了回来。”“神行太保戴宗就是做城市工作的。祝家庄没有城市工作就打不开。”

　　此后，毛泽东还有过很多次对于水浒人物的论述，都是密切联系实际展开的，读来使人不无裨益(刘继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