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28日，美国兰德智库发表作者拉菲克·多萨利、梅珊珊的评论文章《中国：崛起的软件强国》说，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竞争中的早期成功，得益于持续的大规模政府投资及其他优势，这可能帮助其将制成品在国际市场的主导地位延伸至软件领域。

评论预言，中国软件业未来10年年均增长率将超过50%，到2033年AI软件和IT服务产出将达到3270亿美元，是2023年的60倍多。

评论说，毫无疑问中国是全球制造业强国。2024年，中国制成品出口额达3.6万亿美元，几乎与美国（2.1万亿美元）和德国（1.6万亿美元）的出口总和相当。然而，在服务贸易方面，中国的情况截然不同，2024年中国服务出口额为3840亿美元，位居全球第八，但仅为其商品出口额的约十分之一——这一比例在全球前十大服务出口国中最低。比例次低的德国，其服务出口额也达到商品出口额的28%。

评论指出，中国最大的短板在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其仅占服务出口总额的18%。相比之下，美国和德国的这一比例分别为30%和44%。

分析人士将中国在该领域的弱势归因于两个因素：中国开发者的英语能力有限，以及（这一点争议更大）长期存在的“重硬件、轻软件”的工程文化。

AI或成为改变现状的“均衡器”

尽管尚需时日，但人工智能可能改变这种不平衡。从历史上看，无论是个人电脑还是智能手机，新硬件的出现总是通过引入新功能来触发行业周期，而软件则决定了这些功能的使用效率。软件创新最终推动行业发展。

在AI行业周期的早期阶段，硬件仍占主导地位。2023年，全球数据中心硬件收入达到2300亿美元，美国占41%，中国占28%。相比之下，AI软件和服务收入为1600亿美元。未来十年，这两个市场都将增长，但软件增长更快。预计到2033年，硬件收入将超过1万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15.8%），而软件和服务收入可能飙升至2.5万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31.7%）。美国和中国将继续成为最大的两个硬件供应国，合计占据全球约一半的市场。

出人意料之处在于软件的开发地。2023年，中国的AI软件和IT服务产出仅为54亿美元，只占全球市场的3%。但到2033年，这一数字预计将跃升至3270亿美元，使中国获得全球市场的最大份额——约13%，这意味着年均增长率超过50%，而美国同期预计将从550亿美元增长至3200亿美元，年均增长率19%。

崛起背后的“三大驱动力”

中国的AI崛起立足于一个由政府主导构建的庞大网络——包括风险基金、数据中心、初创企业、大学和科技巨头在内的生态系统——过去十年间注入了约2100亿美元的国家资本。中央和地方政府遵循产业政策模式，向AI基础设施和研究投入大量资金，这种模式此前曾推动太阳能电池板、电信和电动汽车领域的跨越式发展。

这一模式已整合为国务院宣布的雄心勃勃的“人工智能+”行动，旨在到2027年将人工智能融入中国经济的几乎所有主要分支——制造业、医疗保健、交通、金融和能源。上海等省级政府正通过大规模补贴计算集群、国内模型训练和初创企业孵化，将这一方针付诸实践。国有企业正在试点数十种实际应用——从喷气客机的疲劳损伤检测、电网巡检，到医院的医疗AI平台。软件自然是该行动的核心焦点。

政府支持在中国是一种久经验证的模式，其在硬件领域屡获成功——例如太阳能电池板和电动汽车，但在软件领域尚无显著建树。这套模式在AI软件开发中会奏效吗？总体而言，中国软件发展的记录并不佳，但这并非因为缺乏尝试，例如在2000年，错失“千年虫”问题解决业务后，中国政府资金大量涌入软件初创企业，但其中大多数都以失败告终。

有三个理由让人相信AI领域可能出现不同的结果：

首先且最重要的一点是，英语不再是软件创新的壁垒。随着大语言模型如今能流利使用几乎所有世界主要语言，编码和应用程序开发可以像使用英语一样容易地使用中文进行。

其次，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产生了海量数据，为其AI开发者提供了无与伦比的训练材料宝库，这些数据源自数亿用户和无处不在的数字交易。

第三，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怀有AI领域的全球雄心。自2017年以来，AI一直是“一带一路”数字组成部分——“数字丝绸之路”的核心。中国企业如今在东南亚和非洲各地建设数据中心，为商业和政府系统提供骨干网络。对于像马来西亚这样资本稀缺但AI雄心勃勃的国家而言，这些数据中心助力其本地产业利用中国的大语言模型开发新应用。在此过程中，这些国家加深了对中国软件、系统、基础设施和标准的依赖。

评论认为，即便中国奋力前行，世界其他国家也不会停滞不前。所有发达国家和一些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如印度）都在实施国家AI战略。然而，中国的先发优势、大规模政府投资以及上述三大驱动因素，赋予其独特的优势。中国在工厂车间的主导地位，或许很快将延伸至写字楼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