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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玉明:知识分子的天职就是批评?
点击:  作者:陈玉明    来源:“老陈杂谭”公众号  发布时间:2020-03-30 09:2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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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是因看方方日记想到的一个话题——我写文章,其实不喜欢蹭热点,因为热点是速朽的;我是想到什么就写什么,没有什么想法就歇着。

不过,本文虽然是因受方方日记的启发而写,但其实与方方日记没多大关系。话题也比较枯燥,一般的读者可以不看了。——我写文章,主要是为了整理、澄清自己的一些想法,与其说是写给别人看的,不如说是写给自己看的。所以我不太关心阅读量、粉丝数之类;有人看当然挺好,没人看也无所谓。不靠这个吃饭,不需要迎合读者;喜欢嘛欢迎留下,不喜欢嘛欢迎取关。
 
方方日记里谈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是,怎么看待批评。

用方方自己的话说:“我们一直在讨论,文学是不是只能写歌颂文章,只能写喜剧,只能写社会的光明面。……尽管42年业已过去,时间却并没有给出答案。我们的文学似乎又重新回到了这些问题上。”

这个问题,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

说简单,是因为,从来没有谁说,文学只能写歌颂文章,只能写光明面。是方方自己非要把二者对立起来,仿佛一个作家要么只能写光明,要么只能写黑暗——当然,在方方心中,写黑暗比写光明高尚得多、有价值得多。

这个社会本来就是丰富多彩、参差百态的,看到光明就写光明,看到黑暗就写黑暗,实事求是嘛。当然,有些人非要戴上有色眼镜,对光明或者黑暗选择性地视而不见,那就无法可想了。

说复杂,如何看待批评的价值,批评是不是比歌颂更好,是否应该以批评为荣,知识分子的天职是不是批评,这确实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下面我分成几部分来谈谈这个话题。 

1、两种批评:建设性的批评VS破坏性的批评


根据批评的动机,我们可以大致把批评分为两类:建设性的批评与破坏性的批评(在这里,建设与破坏没有褒贬之分)——这个分类当然是不精确的,很多批评可能介于二者之间;而且动机是主观的,有时不太好评判。

我前些日子写了一篇文章《“暗黑界”的大神:杜甫与鲁迅》,其实谈的就是两类批评者的区别。杜甫忧国忧民,志在“致君尧舜”;他的所有批评,包括对皇帝的批评,目的都是为了让李唐王朝变得更好。

而鲁迅生逢末世,他面对的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政府。所以他的批评,不是为了让政府变得更好,而是为了唤醒大众,推动革命,建立一个新政府。

杜甫与鲁迅,都是伟大的作家、伟大的批评者;只是时代的不同,赋予了他们不同的使命。

我们当下的批评者,恐怕是两类人都有。有的人是善意的帮忙,希望促进我们的党政机关改正缺点、改进作风,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有的人则对现行体制怀有很浓的敌意,他们把美国或英国等当成精神上的祖国,希望对现行体制来一场大革命。前一类人肯定是绝大多数;后一类人港岛特别多,内地恐怕也不少。

我是改良主义者,在当下,我只赞成建设性的批评。因此,在我看来,不是什么东西都是可以批评的——批评是有政治底线的,批评不能破坏这个社会大多数人的共识,不能违背我们的“最大公约数”。这个底线,我觉得至少有两个,一个是党的领导,一个是国家统一。西方有西方的政治正确,我们有我们的政治正确。为什么会有这些政治正确?因为一旦突破了,就可能给整个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

当然,底线之外,批评还要不违法,要实事求是,要标准统一、逻辑自洽等。这些不多谈了。 

2、知识分子的天职就是批评?


有些人受西方价值观影响,觉得知识分子的天职就是批评,以为批评越多越好、越激烈越好。

我们不能说这种观念不对,但是西方对知识分子的这种看法,离不开他们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

西方的基督教文化相信人性本恶,人是有原罪的。受基督教文化和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传统影响,西方的体制强调公民自己对自己负责,重视地方自治;他们的媒体、学者对政府抱有深深的警惕。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相应地,责任也是有限的。政府与知识分子之间的这种偏于对立的关系,与他们的治理模式是相匹配的,激烈的批评也不会对他们的体制构成威胁。

而中国的文化传统与西方有极大区别。在儒家文化中,统治者应该是道德的表率,“作之君,作之师”,乃至“作之亲”;尧舜禹、汤文武这种圣贤才是帝王的楷模。比如《尧典》里说尧“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峻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儒家文化中的知识分子,不是批评者,而是治理者。“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是我们的文化,是我们对知识分子的期许。

因此,我们文化传统中,对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想象,统治者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与西方文化是截然不同的。我们的这种文化传统,与我们几千年来的中央集权模式是相匹配的——如果每个知识分子都天然不信任统治者,那中央集权是无从建立、无法长期维持的。

在我们的文化中,知识分子当然也可以批评,但这种批评应该是善意的、建设性的;批评本身不是目的,实现善治才是目的。

“知识分子的天职就是批评”,这种观念是舶来品,是生长于西方文化、适应西方治理模式的价值观;它是否适合中国当下的治理模式?我觉得是值得商榷的。

作为一种现代的中央集权模式,我们的现行体制,最大的优势是效率,是能集中力量办大事。而效率来自哪里?来自上下一体、令行禁止。这种体制,需要中央有极大的权威和公信力。如果批评不受节制,势必会损害体制的权威和公信力,从而也必将损害效率。

因此,当我们看到,我们的体制创造了无数人间奇迹的时候,比如我们在很短时间内修了世界上最长的高速公路、高铁,我们可以在十天建起火神山医院,我们可以一面让武汉封城、一面让各省帮扶湖北从而控制住疫情……我们也要明白,“正面宣传为主”也是这种体制的题中应有之义。

很多事情都是有两面性的,我们不可能只要事物的一面而不要另一面。就像古时有个笑话:有个姑娘要嫁人,有两家人来提亲。东家的男子长得丑但家里富,西家的男子长得帅但家里穷。父母就问姑娘想嫁给哪个,姑娘说:“最好两个都嫁。”父母大吃一惊:“这是为什么?”姑娘说:“我想在东家吃饭,在西家睡觉。”做这种美梦的人还真不少。

我认为,现行体制固然也有不少需要完善的地方,但总体上是适应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国情的,总体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自媒体的涌现,让普通人都有了表达的机会,这会大大弥补中央集权体制在信息搜集与传递方面的劣势,另一方面又会增大西方体制民粹主义的危险。此消彼长,我们的制度优势以后会更加明显。

当然,即便如此,可能还是会有不少人说,我就是不喜欢我们的文化,我就是喜欢西方的文化。对文化的偏好涉及审美问题,也无所谓对错,无需说服。幸好现在是地球村时代,只要有点能耐,大家都可以用脚投票。就算没法像乔木老师一样去美国生活,还有很多国家可以去嘛,印度、菲律宾、墨西哥,都有西方式的自由。 

3、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

上面说的,不是要否定批评的价值,而是说制度、文化是一个整体性的东西,简单地拿出其中一个方面来嫁接,很容易产生水土不服、南橘北枳的效果。

我们的知识分子当然也要敢于批评,反映老百姓的呼声,揭露腐败,弘扬正气。领导人说,我们党要容得下尖锐的批评。但批评应该是积极的、建设性的。

有些问题,可能群众有意见,但限于目前条件,一时难以解决;比如环保,我们现在还不大可能达到发达国家的标准;比如扶贫,我们的标准也不可能太高。如果针对此类问题,故意煽动老百姓的情绪,挑动与政府的对立,可能就不是好事。

中国的知识分子,除了建设性的批评外,其实还有更重要的历史使命。

中国近几十年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们的综合国力已经跃居世界老二。但是,我们在世界上的话语权还远远无法与我们的国际地位相匹配;我们的硬实力上来了,但软实力没跟上。很多时候,我们有理说不出,舆论上经常被动挨打。同样一件事,美国做了没人敢说三道四;但如果中国做了,一帮人就跳出来指指点点。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戎是军事,放在当下就是硬实力;祀在古时是祭祀,放在当下,就是软实力,是意识形态,是文化自信,是国家话语权。争夺国家话语权,绝非几家外宣媒体所能担负得了,需要中国知识界的集体努力,尤其需要人文社科界的理论创新。在这方面,我们的差距太大了,要做的工作太多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任务太艰巨了。

我们对待西方文化,鸦片战争之前是妄自尊大,把西方人视为夷狄;鸦片战争之后,被西方打怕了,很多人对西方文化就变成了妄自菲薄,有些人跪久了爬都爬不起来。妄自尊大和妄自菲薄都是要不得的。

好在,现在国际形势在朝对我们有利的方向发展。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正在遭遇挑战,西方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政治哲学已显现疲态。我们在有生之年,可能就会见证西方文明的衰亡——这种衰亡,不见得是以一战、二战这种大规模战争的形式,但很可能,以后欧美诸国都将被宗教矛盾、种族冲突、无穷无尽的暴力事件所困扰,山巅之城将不复是安居的乐土、人类的灯塔。

历史没有终结。时代已变,20世纪最重要的那些政治哲学家,比如马克斯·韦伯、哈耶克、波普尔、柏林、罗尔斯、诺齐克等,他们的理论还能解释当下和今后的历史进程吗?西方的没落是否意味着东方的兴起?东方(中国、印度、日本等)能否提供另一套可供人类选择的价值体系和制度安排?这些是值得思考的重大课题。

早在上世纪70年代(那时中国还在闹文革),英国历史学家阿·汤因比就说,“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

当今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有责任、也有可能另辟蹊径,在文化上走出一条自己的路,为人类的未来提供中国方案。如果我们能基于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创造出一套新的话语体系,如胡紫薇女士所言,“输出价值观”,那将是中国大国崛起、民族复兴的文化象征。

诚如领导人所言,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现在,正是一个有机会产生思想巨子、文化巨人的时代。只是不知道我们的知识分子准备好了没有。 

 

(来源:昆仑策网,转编自“老陈杂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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