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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斌:阿根廷的银行开放与金融危机
点击:  作者:杨斌    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  发布时间:2019-10-24 10:4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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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阿根廷金融危机(资料图)

【编者按】作者认为阿根廷金融危机的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当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跨国银行肆意掠夺广大民众存款侵犯私人财产权,中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都蒙受了巨大财产损失,与阿根廷盲目推行金融自由化并丧失银行控股权有密切联系。跨国银行所占银行业资产比重短短数年就超过了60%,结果导致政府丧失了监管和宏观调控能力,无法抵御金融恐慌制止资本大量外逃,难以阻止金融危机蔓延并触发社会混乱和政治动荡。当前我国正在推进金融领域更大开放,注意借鉴和汲取阿根廷的经验教训,是十分必要紧迫的

 

全球化加剧金融危机的危害性

阿根廷曾以金融自由化闻名于世,银行、证券领域的开放程度很高,是国际货币基金积极推荐的改革典范。阿根廷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也走得很远,实现了所有国有资产进入市场“全流通”,几乎卖光了战略性行业的国有企业,包括银行业、自然资源和公用事业,私有化水平位居发展中国家的前列,私有化收入甚至比俄罗斯还高三倍,并将出售国企资金用于社会保障体系。当前,美国通过各种途径不断施压中国开放金融领域,允许西方金融资本进入中国银行业和股市,收购、兼并国有企业并且推动MBO,在经济学界、金融界的呼声日益高涨,阿根廷的经验自然对中国很有借鉴意义。

1998年,俄罗斯陷入金融危机狼狈不堪时,美国前财政部长奥尼尔曾向俄官员建议,“你们为何不效仿阿根廷的金融改革呢?阿根廷金融完全向跨国银行开放了,跨国银行通过收购占有很高份额,这样就能稳定金融解决银行坏账问题。”阿根廷是经济全球化的先驱国家,最先从民族主义转向新自由主义,开始推行贸易、投资、金融自由化,经济开放的起步早、时间长,更为彻底融入了全球化的进程。相比之下,亚洲国家尚在经济全球化的途中,譬如1997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国际货币基金才趁机要求泰国、韩国,向外商开放银行证券领域投资,允许外资收购25%以上的控股权,出售战略性行业的大型国有企业,但是,这些开放要求对于阿根廷来说,早在二十年前就提出并开始实施了。

阿根廷经历过曲折的全球化历程,既有开放初期遭受的强烈冲击,也有外资大量流入带来的经济繁荣,但最终爆发了震惊世界的金融危机,其造成社会贫困和经济破坏之大,引发社会抗议和政局动荡之强烈,不仅超过阿根廷历史上任何一次危机,也令当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相形见绌。这表明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深化,金融危机的破坏作用也日益深化,全球化的彼岸未必就是“伊甸园”,大规模出售国企的私有化收入,未必就能改善社会保障维护稳定,银行金融开放更很可能风险重重,资本雄厚、经营规范的跨国银行,不仅未能确保阿根廷民众的存款安全,反倒带来资本外逃和存款冻结之害,其教训值得深入研究并引以为鉴。

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尚未波及远在大洋彼岸的阿根廷,一些阿根廷政治家颇为得意,认为本国的经济开放进程更为彻底、规范,乃是受西方赞扬的全球化和私有化的楷模,没有裙带资本主义和政府干预过度,经济状况稳定不会爆发金融危机。有的阿根廷官员虽然担心全球化和过度开放,却总认为不会发生太严重的问题,到不了百姓挨饿和企业家跳楼的地步,而且阿根廷是美国在拉美的亲密伙伴,一直紧紧跟随美国的经济、外交政策,到了危难之时定会伸出援救之手。但是,2001年底爆发的阿根廷金融危机,其引发的社会震荡冲击如此猛烈,却远远超过了数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美国面对阿根廷的激烈社会经济动荡,竟无动于衷地宣称阿根廷是咎由自取,坐视阿根廷经济局势恶化拒绝提供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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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曾被誉为拉丁美洲的粮仓,有丰富的能源、农业自然资源,向世界各国出口大量谷物、牛肉,但是,自从2001年陷入金融危机以来,阿根廷经济却呈现急剧恶化态势,出现了遍及全国的贫困、饥饿现象。由于货币贬值、银行瘫痪和存款冻结,爆发了波及全国的社会动荡骚乱,成千上万的民众走上街头游行抗议,几十人在警察镇压骚乱中丧生,社会经济困境导致了政局动荡不已,仅仅一个月内就连续更换了五位总统。从2001年12月,阿根廷的食品消费减少19%,2002年1月又减少了12%,阿根廷总统被迫宣布进入食品紧急状态。据阿根廷官方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字,从2001年10月至2002年3月,大约150万阿根廷人加入到贫困大军,贫困人口上升到占其人口总数的42.6%。2002年下半年,尽管阿根廷政局动荡稍有缓和,但随着企业破产和失业大军猛增,失业率急剧上升到人口的四分之一,社会贫困人口仍继续迅速攀升,截至2002年10月,社会贫困人口比重已上升至57%,而且这种趋势还正在继续延续下去,2003年社会贫困率仍在60%左右徘徊。

经济危机导致了严重的社会恶果,国际货币基金强加的经济结构调整方案,规定政府削减公共开支以确保偿还外债,加剧了经济萎缩及社会福利的恶化,儿童和退休老年人受到的影响最大,据官方统计的儿童贫困率竟高达67%。2002年11月12日,阿根廷报刊报道了震惊全国的新闻,北部图库漫省有五个儿童因饥饿死亡,而且由于普遍的饥饿和营养不良,其他22个省份也广泛存在类似问题,2002年大约有数百名儿童饿死。阿根廷曾拥有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医疗体系,如今也因经济危机陷入了全面瘫痪,由于政府削减社会开支和限制银行提款,加上货币贬值和进口药价上涨等等原因,阿根廷的公共医疗体系几乎陷于瓦解,80%的医院无法得到正常的药品供应,退休老年人被迫自费从市场上购买药品,危机严重时期有一半首都居民受到影响,被迫减少或停止购买所需的药品,包括患有心脏病、糖尿病的严重病人。阿根廷有350万退休者的医药费用,大多依靠政府资助的社会保障体系,由于财政陷入危机社会保障资金短缺,无法支付拖欠药店的五亿美元资金,全国一万两千家药店中有一半被迫关门。

2003年爆发的全球“非典”疫情,警示人们必须重视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应加大社会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投入,但国际货币基金推荐的全球化结构调整方案,却误导拉美大幅度削减政府公共卫生支出,曾导致拉美各国的公共卫生状况显著恶化,如拉美刚开始推行全球化的20世纪80年代,乌拉圭的婴儿死亡率从千分之二十八升到三十二,巴西则从千分之六十六上升到七十四,秘鲁的人均营养水平从必要基准线的97%下降到85%,各种恶性的传染病均呈迅速上升的趋势,秘鲁的传染病发病率增加了两倍之多,80年代后期拉美国家出现了霍乱大流行,同医疗卫生条件恶化有直接关系,闹得整个社会人心惶惶,广大民众也深受其害。阿根廷曾是拉美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拥有拉美最健全的社会保障医疗体系,人均工资水平曾在拉美名列前列,但是,阿根廷成为美国称赞的全球化楷模之后,靠外资流入支撑的短期经济繁荣好景不长,阿根廷以前令人羡慕的人均工资水平,如今却急剧下降到拉丁美洲的倒数几位,曾健全的社会保障医疗体系也陷入瘫痪,婴儿死亡率则从拉美的最低水平,上升到最高水平直逼最贫穷的国家。

阿根廷经济危机不仅冲击了劳动阶层,而且还冲击了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后者从银行瘫痪和股市暴跌中损失惨重,而前者却很少拥有银行存款和股票。阿根廷推行全球化的早期阶段,从外资大量涌入中获得利益的,主要是买办阶层和中产阶级,首当其冲的是蓝领劳动阶层,伴随外资收购和国企私有化进程,大批工人被解雇并抛向街头,但是,政府官员却很少重视社会不稳定苗头,认为只要外国资本源源不断流入,各种经济社会问题终将获得解决。但是,这种两级分化的增长难以维持,终于酿造了全面经济危机的爆发,就连中产阶层和资产阶级也难以幸免。经济危机导致市场需求急剧萎缩,阿根廷众多私营企业陷入经营困境,银行瘫痪和股市暴跌更是雪上加霜,难以获得维持经营所需的资金。据报道,阿根廷有三万多韩国侨民经营商业企业,就有两万人难以维持企业被迫离开。加入街头抗议还有大批公务员,他们的工资、医疗、养老保障等,也因银行冻结存款几乎陷于中止。阿根廷的政府官员、议员和买办阶层,他们曾积极推动全球化并从中获益,现在却被指责为造成灾难的罪魁祸首,成为了阿根廷民众发泄愤怒的对象,只要出现在公共场所就成了过街老鼠。阿根廷外交部长刚登上出访客机,就遭到阿根廷同机乘客辱骂赶了下来。政府官员、经济顾问和各党派的议员,经常在餐馆、市场、剧院等公共场所,成为愤怒阿根廷民众的围攻对象。曾令人羡慕的跨国银行的白领经理,现在为避免民众围攻不敢走大门,只能悄悄溜银行后门上、下班。一位阿根廷议员的住宅被民众烧毁后,他困惑地哀叹道,“阿根廷究竟是怎么了?为何陷入如此疯狂的地步?难道所有政治家都是贼吗?”

阿根廷金融危机产生了巨大的国际影响,导致拉美出现了反全球化的新浪潮,巴西、厄瓜多尔、玻利维亚等国大选中,新兴左翼政党相继赢得了重大选举胜利。美国曾向俄罗斯推荐阿根廷金融自由化,今天俄罗斯却庆幸没有听从美国的建议,幸亏当年俄罗斯中左翼政党坚决反对,揭露阿根廷模式实质是出卖经济主权,让美国掌握经济金融命脉和战略性行业,同时多次否定了叶利钦提名的总理人选,才有后来的普里马克夫和普京相继当政,搁置了俄罗斯战略性行业的私有化,转向加强国家调节和打击金融寡头,才促成了今天俄罗斯的经济形势好转。阿根廷相当多人是意大利裔移民,促使意大利民众对阿根廷悲剧深表同情,意大利议会以多数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改革现行不公正的国际金融体制,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维护社会利益。美国政界也发生了激烈的辩论,有人主张修改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政策,不要逼迫发展中国家推行私有化,放弃不得人心的削减政府社会开支要求,但是,右翼鹰派则主张采取更强硬手段,大大加强美国在全球各地的军事部署,以应对全球化时代激化的矛盾冲突,压制对美国全球经济军事霸权的挑战。

人们看到阿根廷在金融我危机中的悲惨状况,很难想象到仅仅就在数年之前,阿根廷曾经是西方媒体追捧的明星,被赞誉为新自由主义的成功典范,称为推行全球化、私有化的楷模。阿根廷今天虽然成了美国的弃儿,当年却是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推荐的榜样,竭力劝说俄罗斯和发展中国家效仿。阿根廷的大起大落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充分说明了全球化进程的辩证两面性,搞得好有可能带来许多的经济利益,稍有不慎则会变成一把杀人的“双刃剑”,特别是金融、外汇、资本账户的自由化,更是隐含着巨大经济安全危险。金融自由化具有难以驾驭的复杂性,开放银行证券领域尤其具有吸引力,能加速私有化向跨国公司出售国有企业,很可能像阿根廷那样在推行金融自由初期,由于外资大量流入暂时掩盖经济困难,直到社会不稳定长期积累突然爆发时,才发现经济金融命脉已控制在西方手中,政府不仅丧失宏观调控能力难以扭转局面,也无法制止资本外逃并确保民众存款安全,甚至还丧失继续吸引外资、乞求外援的谈判筹码。原来西方金融资本逼迫阿根廷推行私有化,现在竟然以没有国有财产抵押品为由,拒绝向阿根廷继续提供必要贷款援助。而我们这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一旦像阿根廷金融危机那样触发政治动乱,造成的政治经济破坏恶果都不堪设想,因此,深入研究阿根廷等先驱国家的前车之鉴,无论对于维护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还是防范经济金融风险都有重要意义。

金融领域开放与资本外逃失控

亚洲爆发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媒体曾将其归咎于政府干预过多,存在着管理不善和裙带资本主义。但是,阿根廷是公认的全球化、私有化楷模,美国高官还亲自推荐阿根廷的金融改革,以同样说法解释危机未免牵强附会,人们难免不怀疑金融危机的真正原因,是否同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有关系。我所著的《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一书,曾剖析了全球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同美国谋求全球霸权战略之间的联系,近年来逐渐暴露出越来越多的证据,一些知情的西方著名经济学家揭露的内幕,布莱尔外交顾问库柏提出的新帝国主义论,公开称国际货币基金为经济帝国主义的工具,以及这次阿根廷爆发的金融危机,为我著作中的分析、判断提供了有力支持。美国获诺贝尔奖的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近来撰文揭露美国操纵国际货币基金,强迫推行的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政策,正是发展中国家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

斯蒂格利茨曾指出,国际货币基金倡导的全球化结构调整改革,最终总让发展中国家落入地狱般的经济困境,这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分为若干步骤,其中第一步就是私有化,更准确的说是腐败化。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私人资本相对弱小,工业化很大程度上依靠国有企业,私有化直接意味着削弱民族工业的实力,逐步丧失战略性行业和经济命脉的控制权,丧失同国际资本讨价还价筹码和谈判能力,最终丧失经济主权被迫接受种种苛刻条件。由于私有化过程普遍存在着严重腐败,一个项目往往就有数千万美元回扣,存在着巨大腐败利益诱惑官僚阶层,心甘情愿出卖本国利益充当买办。单纯阿根廷本国的贪污腐败,会导致国内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公正,但是,腐败同全球化和私有化相结合,意味着官僚买办阶层同外国资本勾结,贪婪腐败掠夺的胃口千百倍膨胀,私有化很快变成了外国化和腐败化,巨大的社会财富源源不断流失海外,不仅卖光民族先辈艰苦积累的祖业,还背上了令子子孙孙难以偿还的外债。难怪阿根廷推行全球化、私有化以来,尽管出售国有企业获得收入三百亿美元,但政府债务没有减少反而大幅度增长,同期的外债总额猛增了一千二百多亿美元。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第二个步骤,就是金融领域和资本市场的自由化。伴随着发展中国家推行私有化,逐步丧失民族经济实力和谈判能力,国际资本就会提出越来越苛刻的要求,逼迫发展中国家开放战略性行业,其中最核心的就是金融领域自由化,向外资开放银行业和证券市场,这样国际金融资本就享有充分自由,能够不受约束地迅速流入、流出,随意操纵金融、证券和外汇市场,炒作各种金融泡沫并谋取投机暴利,直接威胁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稳定。私有化为出售大型国有银行开路,金融自由化反过来加速私有化,国际金融资本实力雄厚有操纵市场优势,一旦国有企业股权进入市场“全流通”,就能掌握充足筹码人为哄抬或压低股价,酿造金融危机并逼迫国有企业破产,更为廉价地收购战略性行业的国有企业,境内工业取代民族工业的舆论攻势,为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命脉大开方便之门。阿根廷向外资开放资本市场,获得了一些短期的经济利益,但从长远来看却带来更大弊端,如外资流入虽然推动证券市场发展,阿根廷也颇以股票市场繁荣为自豪,但西方金融投机超级大庄家的进入,实力远远超过了本国的股市庄家,能够轻易操纵股票市场的大起大落,哄抬本地上市公司股价吸引跟风,获利后抛售打压股价造成股市恐慌,导致本地中小股民蒙受重大损失,进而廉价收购兼并本地的上市公司,控制阿根廷的重要企业和战略行业。

阿根廷金融自由化的重要内容,就是推行大型国有银行的私有化,允许外资收购本国国有、私营银行。银行业属于战略性的金融产业,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命脉,因此,许多国家都非常重视国有银行,如二战后法国推行了银行业国有化,1983年在资产额800亿法郎以上的12家银行中,有10家属于国有银行,其中7家最大的银行全部是国有银行。韩国的国有银行也占有很高的比重,政府充分利用银行推动经济起飞。经济全球化浪潮中,美国及其操纵的国际货币基金,特别重视推动金融领域自由化,逼迫发展中国家向外资开放银行业。阿根廷开放战略性产业的投资后,外资进入银行业的速度非常之快,1992年,阿根廷由本国控制的银行资产,在全部银行资产中占压倒优势的82%,外国资本控制的银行资产仅占12%,但是,到了1997年,本国控制的银行资产下降到了48%,外国资本控制的银行资产则上升到52%,这意味着阿根廷的外资银行比重,短短五年中迅速增长了四倍多,位居拉美国家银行业开放程度之首。但是,阿根廷政府对于外国控制银行业的趋势,丝毫不加担忧继续鼓励扩大开放,阿根廷民众和企业也纷纷将存款,转向资本雄厚的西方跨国大银行,从1997年至2001年间,阿根廷本国控制的银行资产比重,进一步从48%萎缩至33%,外国资本控制的银行资产比重,则从52%进一步增长至67%,已在阿根廷银行业占压倒优势。阿根廷本国控制的银行资产,四年中平均每年下降了6%,外国资本控制的银行资产,四年中平均每年增长9%,截至2001年,阿根廷十家最大的银行中,外资控股的银行占了八家,包括花旗银行、纽约银行、波士顿银行等著名美国大银行。外资银行能够全面经营阿根廷比索和美元业务,阿根廷经济出现了日益加深的美元化趋势,美元流通扩大存贷款业务不断增长,货币局和联系汇率制削弱了金融主权,阿根廷政府逐渐丧失了金融调控能力,难以利用金融杠杆刺激经济发展,外债迅速增长出现了金融失控的局面。

全球化初期阶段,阿根廷通过私有化出卖国有企业,能够吸引一定外资刺激经济增长,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随着阿根廷逐渐卖光了国有资产,外资流入趋缓而经济增长陷入停滞,难以通过资本账户盈余弥补贸易逆差,政府税源减少难以应付沉重的外债包袱,金融外汇市场的不稳定因素日益增大,社会失业和经济萧条的阴影不断加深。阿根廷企业和民众为了躲避金融风险,纷纷将手中的阿根廷比索转换成美元,存入花旗银行等外资银行的本地机构,仿佛这样就能确保自己财产的安全,但后来爆发的金融危机却证明其实不然,外资银行不仅没有成为安全的避难所,反而通过大规模的资本外逃和洗钱活动,令阿根廷民众蒙受了惨痛的财产损失。阿根廷爆发金融危机之后,阿根廷警方在联邦法院的命令授权下,于2002年1月16日,对外资银行进行了三十多起突击搜查,搜查重点针对一些著名西方跨国大银行,包括美国的花旗银行、波士顿银行,英国的汇丰银行以及西班牙、法国的银行等等。阿根廷联邦法院和议会进行的调查表明,这些外资银行涉嫌违法的滥用资金和资本外逃,将阿根廷民众三百亿美元存款转移海外,其中一件特别可疑的资本外逃案件,发生在2001年11月末,有385辆装甲卡车将数十亿巨额美金,通过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国际机场运往美国,还有大量资金通过其他较小的国际机场,运往的乌拉圭和巴拉圭等其他国家,这些国家一般都金融监管松弛,属于著名的全球金融洗钱中心。

阿根廷联邦法院还怀疑存在着内外勾结,授权警方突击搜查了中央银行,收缴了大量文件、计算机磁盘等等,调查其为何未履行金融监管职责。阿根廷法院和议会的调查表明,资本外逃的规模大约三百多亿美元,其中两百亿美元的资金外逃,发生在政府酝酿实行金融监管的时期,即2001年12月3日之前,即使政府正式宣布资本外汇管制之后,仍然有一百多亿美元资金外逃,有许多证据确实表明有人通风报信,内外勾结协助外资银行逃避监管。阿根廷前经济部长卡瓦略涉嫌被捕,其中一项罪名就是“经济颠覆罪”,同时涉嫌还有前政府的重要内阁官员。法院还逮捕了尼加斯银行的总裁罗姆,他同阿根廷前总统梅内姆的关系密切,除了涉嫌资本外逃和洗钱的指控外,还卷入了著名的国际信贷银行丑闻。由此可见,阿根廷腐败官僚买办阶层的形成,是最终酿成历史上最严重的金融危机,造成阿根廷民众惨重损失的重要原因。

阿根廷议员马里奥曾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指出,前经济部长卡瓦略在美国的支持下,作出了类似殖民地的货币局制度安排,西方财团同阿根廷的少数的富翁勾结,通过高利率的外债、国债等形式进行掠夺,金融开放和外资银行提供了资本外逃渠道,十年来向海外输出了一千三百多亿美元财富。阿根廷议会还向美国参议院调查委员会,提供了一个花旗银行涉嫌洗钱证据的文件,指出花旗银行曾帮助阿根廷腐败官僚,包括前总统梅内姆的政界、财界密友,通过洗钱将大量资金转移海外账户。阿根廷议会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阿根廷爆发金融危机之前的数月间,外资银行的资金流向非常可疑,它们前十至十五位的贷款客户对象,都是与银行有直接联系的关联企业,这些客户企业获得银行贷款之后,又将数百亿资金转移到乌拉圭等国家,通过金融监管松弛的全球洗钱中心,最后转移到外资银行的海外母银行。阿根廷国会议员卡利罗指出,转移到海外的数百亿美元外逃资金,相当部分是阿根廷民众的存款积蓄,他们信任并将自己的储蓄托付给银行,却在2001年12月遭到冻结,其实,冻结存款是为了保护外资银行,防止储户提款导致银行陷入破产。银行虽然经营不善,银行家却发了大财。

西方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阿根廷政府施加了强大压力,要求阿根廷政府废除反经济颠覆法,从而令外资银行的资本外逃合法化,让涉嫌经济颠覆罪的人免于起诉,并将被冻结的阿根廷民众美元存款,通过债务转换的方式(DEBT SWAP),改由阿根廷政府用比索国库券来偿还。西方曾鼓吹私有产权制度的优越,诱迫阿根廷推行大规模的私有化,如今却公然侵犯阿根廷民众的私人存款,还以缺少公共财产抵押品为理由,拒绝向阿根廷政府提供贷款援助。阿根廷政府欠有一千多亿美元外债,由于卖光国企丧失税源和经济调控能力,又没有公共财产抵押品作为谈判筹码,难以获得西方的进一步贷款援助。国际货币基金要求阿根廷政府削减开支,却自相矛盾地逼迫其承担存款债务,进一步加重其难以承受的财政负担。阿根廷民众也强烈反对西方企图,认为冻结存款是侵犯私有财产权利,外资银行不应该对存款协议赖账,拒绝将美元存款转换为比索国债券。阿根廷政府为获得外援稳定局势,屈服于国际货币基金施加的压力,表示愿意废除反经济颠覆法,接受削减开支和债务转换等要求。但是,由于阿根廷民众不断上街游行抗议,阿根廷最高法院畏于民众强大压力,2002年2月1日就阿根廷存款人的申诉做出裁定,宣布政府冻结公民的银行存款的规定违宪。最高法院的裁决认为,政府关于限制公民提取银行存款的法令,违反了宪法有关保护私有财产的规定,也违反了美洲国家人权公约。阿根廷政府则认为这一裁决的后果严重,在目前阿根廷非常危险的局势下,可能导致国家陷入无政府的状态。这样阿根廷陷入了司法与行政对立僵局,电视上常常上演令人震惊的场面,银行储户们在警察和锁匠的陪同下,强行执法撬开银行金库的保险箱,却发现里边空空如野找不到现金。

阿根廷金融危机蒙受损失最大的,主要是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他们曾经对经济全球化抱有浪漫幻想,为外资流入的短期繁荣欢欣鼓舞,漠视蓝领中下阶层遭受的痛苦,没想到如今灾难也降临到自己头上,也效仿当年遭到解雇的国有企业工人,群情激愤地走上街头敲锅抗议示威。阿根廷的学者特别是经济学家,曾经迎合潮流宣扬新自由主义,抨击民族保护主义主张贸易自由化,为私有化出谋划策卖光国有企业,现在大多数也沦为金融危机的受害者。即使前经济部长卡瓦略这类的改革明星,还有梅内姆政府的腐败官僚买办,虽然出卖民族利益捞了不少好处,如今不是涉嫌经济犯罪沦为阶下囚,就是成为遭到民众痛斥的过街老鼠。阿根廷昔日被赞誉为全球化成功楷模,如今却是令人震惊的全球化失败案例,难怪阿根廷金融危机触发了拉美反全球化的新浪潮,2002年末巴西大选中,反全球化的候选人获得了近80%选票,赢得社会各阶层民众的广泛支持,其中包括中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吸取阿根廷的教训 维护经济金融安全

阿根廷盲目地推行金融自由化,向外资全面开放银行、证券领域,结果仅用了短短几年的时间,金融命脉控制权就落入西方手中,最终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阿根廷金融危机的教训昭示世人,经济全球化确实是一把“双刃剑”,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构成威胁,稍有不慎就可能付出巨大代价。中国应充分吸取阿根廷危机的教训,对银行金融领域开放持慎重态度,因为,美国一直利用美元霸权和金融优势,操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世界各国施压,强迫推行金融自由化和资本自由流动,看作其全球经济霸权战略的核心部分。日本曾拥有制造业的强大竞争优势,80年代初银行坏账率仅为0.5%,但美国胁迫日本推行金融自由化之后,出现了金融泡沫投机恶性膨胀,仿佛是从美国输入了“金融艾滋病”,90年代银行坏账增长了一百倍,从此陷入了历时十多年的经济萧条。一位曾积极主张全球化的中国学者,亲身考察了韩国的金融股市动荡之后,深刻体会到了全球化潜伏危险的另一面,指出盲目追随全球化和金融开放的潮流,可能给一个民族经济造成严重的损害,他回国撰文对国内流行观点表示担忧,认为国内的学者、专家对全球化过于乐观,政府部门依照他们的意见制定决策,有可能导致很大的经济安全隐患。

随着金融领域开放程度的加大,外资银行进入会增加外资企业的竞争力,增加政府对外资企业进行监督管理的难度,如外资企业常见的逃税、避税、转移定价,金融开放可能造成隐性外债、套利、逃汇等等。东南亚国家允许外国银行进入,开设的分支机构和离岸金融设施,是造成外债失控和金融泡沫泛滥的重要原因。据外电报道,以前我国在加入世贸谈判中,曾承诺2000年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但东南亚危机爆发后,才知道这是非常危险的。这说明,对金融开放的潜在风险很可能估计不足,必须采取更为慎重的态度深入分析,采取更为充分的相应措施防范冲击,如外债、外汇、金融市场的监管会面临那些困难,会有多少企业和居民的资金流向外资银行,如何避免国内银行经营困难加剧触发金融危机,应如何确保政府对金融领域的有效控制,如何将引进外国银行限制在适当范围内,既能起到适度竞争的激励、示范作用,促进国内金融企业改善经营和服务质量,又不会造成失控局面丧失金融主权,等等。

阿根廷金融危机的教训说明,金融银行业属于战略性行业,是国际资本力争控制的重点,比较制造业开放具有更大的风险。金融银行业的联系范围广泛,涉及到各行业企业和民众的利益,一旦爆发危机方方面面都受牵连,即使竞争力很强的企业也难以幸免。银行、证券业的开放有利于吸引外资,促进短期的经济增长和股市繁荣,人们为短期利益迷惑容易麻痹大意,稍有不慎很快就会受制于人。阿根廷放弃保护民族工业盲目开放,先是渐进侵蚀市场受制于跨国公司,丧失谈判筹码被迫开放战略行业,允许外资收购兼并大型国有企业,银行、证券市场开放加快了私有化,配合金融泡沫投机制造大起大落,几个回合就迅速丧失经济控制权,外资银行占据了70%以上份额,最终经济陷入萧条爆发金融危机时,政府无力稳定金融制止大量资本外逃,广大民众存款横遭掠夺蒙受惨重损失。

推进银行业和证券市场的改革,不应搞美国倡导的金融自由化,迷信“国际接轨”盲目开放市场。美国宣扬的所谓“规范经济理论”,貌似中性却暗藏强烈商业动机,譬如国内盛行一时“全流通”理论,主张任何行业的国有企业资产,都应不受限制地进入市场自由流通,由国内、外投资者自由地进行买卖,这意味着给股市形成巨大抛盘压力,必然导致股民恐慌和股市暴跌,结果深沪股市蒙受上万亿元损失,证券业陷入全行业亏损困境。有人认为我国外汇储备增长很快,说明现在开放资本账户的风险不大,实行人民币自由兑换条件已经成熟。实际上,正如阿根廷、韩国、日本等国经验所表明,利用海外金融热钱促使股市暴涨,制造泡沫经济繁荣假象是饮鸩止渴,全球金融热钱日交易额上万亿美元,任何国家的外汇储备都是杯水车薪。放宽人民币兑换和外汇管理规定,引入境外合格投资者参与证券市场,允许跨国公司收购、兼并国有企业,都应该先在有限范围内长期试点,观察利弊得失并探索有效管理办法,防止外资渗透削弱政府的监管能力,隐患积累最终导致失控局面,像阿根廷那样丧失经济金融主权。目前,中国应警惕国际资本的渐进性侵蚀,逐步削弱经济安全防线绕过政府管制,获得突破口后发动全面竞争攻势,来不及预防就迅速产生雪崩效应,像阿根廷等国那样突然爆发金融危机,进而触发政治危机和的社会动乱。

阿根廷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应防止形成官僚买办的利益集团,为获得腐败利益出卖本国的经济主权,开放过程中屈服于西方施压和苛刻条件,无视外来竞争对民族工业的强烈冲击,对美国的全球化、自由化建议言听计从,放弃政府对国际金融资本流通的监管,任凭外资控制银行、证券等战略行业。阿根廷官僚买办违反本国经济安全法,甚至同国际资本内外勾结并通风报信,协助跨国银行将巨额存款资金转移海外,导致金融危机深化触发了社会动乱,严重损害了民众和民族资产阶级利益。开放中出现腐败的官僚买办利益集团,还会严重威胁国家的战略安全利益。俄罗斯推行私有化的过程中,美国一面鼓吹私有化的灾难药方,一面暗中收集官僚买办的腐败证据,用于敲诈俄官员牟取战略利益。当叶利钦政府丧失人心失去利用价值,美国不提供避风港反而落石下井,操纵媒体大肆炒作其洗钱丑闻,还以邀请访问美国为名设置陷阱,逮捕了叶利钦前政府的总管博卢金,以涉嫌洗钱案罪名引渡到瑞士审判,据报道黑名单上还有叶利钦的女儿,美国还制造舆论威胁没收其非法财产,用于偿还欠西方金融机构的债务,暗中逼迫俄罗斯做出战略性让步,屈服于美国谋求全球霸权的压力。

美国收买第三世界国家的官僚买办,出卖本国经济金融主权和战略利益,并不是全球化时代才有的发明创造,早在19世纪殖民主义时期就广泛运用。旧中国,西方跨国银行曾广泛进入开设机构,其竞争造成大量中国银行倒闭破产,利用严重遏制了中国工业的长期发展。金融等战略服务行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制高点,控制了制高点,则本国各行各业都暴露在对方火力之中。旧中国的腐败官员为了逃避监督和惩罚,总是将大量贪污、受贿的金钱存放在西方银行,西方国家曾利用掌握这些官员的把柄,谋求各种经济利益和谈判好处。阿根廷、俄罗斯、旧中国的腐败官僚买办,都曾利用外国银行的渠道逃避政府监管,导致大量资金、外汇非法逃往国外。广泛报道的俄罗斯官僚买办洗钱丑闻,以及十年来外逃资金两千亿美元,比较俄罗斯私有化收入高出数十倍,已经充分证明了这种危险的存在,外国随时可利用把柄威胁国家安全。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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