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中，敌后战场除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外，并进行了诸如平型关大捷、奇袭阳明堡、百团大战等大型战役，还创造开展了多样的敌后抗战形式，包括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破袭战、水上游击战等多种战法，极大地牵制、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

　　地道战是在华北平原上抗日军民利用挖地道打击日本侵略者的作战方式。经过不断的发展，从单一的躲藏变成了能打能躲、防水防火防毒的地下工事，并逐渐形成了房连房、街连街、村连村的地道网络，内外联防，互相配合，打击敌人。聂荣臻曾为地道战题词：“神出鬼没、出奇制胜的地道战，是华北人民保家卫国，在平原地带战胜顽敌的伟大创举。”

　　1942年，河北蠡县人民开始用地道打击日寇，由一户发展到户户相通。到1944年冬，冀中抗战地道已超过1.25万公里，整个地道战从冀中迅速推广到晋绥乃至整个华北敌后。有了地道，一望无际的冀中平原上就形成了可攻可守的“地下长城”。民兵们依托地道打击敌人，无论敌人走到哪里，随时都会有子弹射来，令敌人胆战心寒，连连惊呼：“冀中出现了奇幻战争!”冉庄附近的日军经过多次失败后哀叹：“宁绕黑风口，不从冉庄走。”晋县(今晋州市)田村的民兵在1944年一年时间内，和日军打了20多次地道战，打得敌人丢盔弃甲。最后日军派人来送信，说：“只要不打皇军，皇军决不动田村的一草一木。”

　　地雷战是晋察冀根据地的民兵在反“扫荡”中创造的战法。当年，河北安国县民兵无意间将两枚手榴弹埋入地下，炸伤了两个日本兵，群众欣喜之余纷纷仿效，利用瓷瓶子、瓦罐子等装上炮药或炸药，埋在田边地头、井台路面，袭击前来“扫荡”的敌人。

　　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工兵主任兼分区司令员的王耀南这样总结游击战法：“敌人来了我钻地道，敌人找地道我放冷枪，我在敌人来路埋地雷，送小鬼子回东洋。”他说，因为子弹是宝贝，战士和民兵都不轻易使用。看见敌人进了地雷阵就吹号、放鞭炮、敲锣，敌人一乱就踩上地雷。这样既不放枪还可以白捡枪。被炸死的鬼子一般是要抬回去的，但死鬼子扔的枪，其他鬼子就不一定去捡了，伪军更是如此。有时连死尸都不敢往回抬，以免再中地雷。民兵管这叫“捡洋落”。伪军们最怕出门踏上地雷，鬼子出门，先头部队多了一种“武器”，即几十面写着“小心地雷”、“有地雷”的小旗或木牌子，插在他们认为有危险的路上。利用敌人的这种心理，民兵在敌人来路上用锹镐刨几下，然后踩平故意留下痕迹，这样使鬼子不能快速行军，有时像跳舞一样蹦来蹦去。后来鬼子发现了，大胆去踏虚土，这时地雷又真的响了。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把鬼子吓得不敢随意下炮楼了。

　　王耀南回忆，为了避免踏上地雷，敌人又使用了一条更毒辣的手段，这就是让老百姓在前面开路。有一次，敌人要出来抢粮，就从驻地附近抓了一些老百姓，强迫他们牵着牲口在前面踏雷开路，敌人尾随在后面。为了不伤害无辜的群众，民兵们发明了一种“长藤雷”，等前面的群众走过以后，埋伏在路边的民兵迅速扯动长线，随着几声巨响，敌人被炸得血肉横飞，而老百姓却安然无恙。

　　地雷战给日伪军造成巨大的伤亡和心理震撼，伪《新民报》因此惊呼：“踏进匪区，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山东省海阳县的地雷战威震敌胆，闻名中外。当时在群众中曾流传着一首歌谣：“海阳的铁西瓜，威名传天下。轰隆隆，轰隆隆，炸得鬼子开了花。”

　　“麻雀虽小威力大，闹得鬼子难招架。”抗战期间，敌后军民通常编成若干个战斗小组，出没于山野密林、狭谷隘口、地道暗洞、街头巷尾，如同麻雀啄食，避实击虚，相机而动，逐步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敌人反击时就立即撤离。敌人打不着，追不上，甩不掉，吃不好，睡不着，陷入心神不宁、狼狈不堪的痛苦境地。后来，这种战法被刘伯承元帅总结为“麻雀战”，是地方武装打击日本鬼子最主要、最常用的一种游击战法。

　　敌后军民运用“麻雀战”，创造了许多辉煌的战例。一次，敌人以10倍于我的兵力，沿莞太线向杨西地区进攻。根据地民兵在敌人进攻的15公里战线上布下“麻雀战”战场。民兵们携带土枪土炮、火药铁砂，占领了道路两侧的有利地形。敌人还未立稳脚跟，民兵们便鸣锣击鼓、吹响号角，满山遍野杀声四起。敌人在低处，机枪打不到民兵，民兵则三人一组、五人一群，飘忽不定、时聚时散地打击敌人。就这样，来“扫荡”之敌走了15公里，也挨打了15公里，损失数百人。

　　在抗日剧《我的兄弟叫顺溜》中，剧中人物“顺溜”一杆狙击枪痛杀鬼子的场面让观众大呼过瘾，现实中，因为装备的限制，八路军和新四军虽然没有真正的狙击手，但是很注重培养“神枪手”。刘伯承曾说：“要教地方部队培养特等射手，造就一枪一敌的神枪手。麻雀战，除政治坚定、地形熟悉外，就靠射击准确。”

　　八路军中最著名的神枪手是辽县(山西左权县)的刘二堂。1940年，日军分别从武安、辽县、榆社出发，三路围攻辽县东南的抗日根据地。刘二堂奉命带领20多人在羊角镇村阻击敌人，他一枪打死两名日本兵，另一枪打伤一人，使敌人被迫退回，未敢向前。次日拂晓，敌人在汉奸的带领下进攻烟子岭，刘二堂发现后手起枪响，领路的汉奸应声倒地。日军只好缩回。刘二堂的民兵队，也因此被太行军区命名为“二堂战斗队”。10月，辽县榆社的两股日军分别从西、北两面接近羊角镇，敌人不敢贸然前进，就地宿营。晚间，趁敌人做饭时，二堂带领六个民兵，每人带六颗手榴弹，突然闯入敌营，将敌人炸得人仰马翻，蒙头转向。接着又在第二天夜里，在牛头山一带茂盛的树林里，刘二堂又带领六名民兵，再次用手榴弹袭击敌人，并一举将卧牛山日军的据点拔掉。同时还缴获了小炮、掷弹筒、子弹、钢盔等一大批战利品。赵树理曾写诗赞颂：“辽县老百姓，都学刘二堂。去年十月初，鬼子来扫荡，进到窑门口，遇见刘二堂，砰砰两子弹，一对敌人亡。”之后，刘二堂又多次立下奇功。1942年3月，刘二堂被晋察冀边区政府授予“神枪手”称号;1944年11月被太行军区授予“杀敌英雄”称号。

　　“夏天麦子黄又黄，鬼子又来大‘扫荡’;你拿镰刀我拿枪，咱们跟他干一场!”这是当时流行在冀鲁豫民众中的一首抗日歌谣，反映了平原人民全民参战、誓与日军血战到底的决心。八路军及各地武装委员会发动各村民兵，带领群众村自为战、人自为战，展开轰轰烈烈的“破袭战”和游击战。

　　“破袭战”是敌后军民破坏日伪的交通线路使其瘫痪，从而分别歼敌的战法。1938年2月下旬，八路军总部连续发出破袭同蒲、平汉、正太等铁路和邯(郸)长(治)公路的作战命令。遵照总部命令，晋察冀军区部队出击平汉路北段，先后袭击保定以南铁路沿线之望都、定县和新乐等主要车站，使敌铁路交通一度陷于瘫痪。第120师以主力4个团，于同蒲路忻县、阳曲间，先后袭击平社、豆罗等车站，使敌同蒲路北段交通中断。第129师首先袭击正太路上的旧关，并于长生口伏击歼敌一部;尔后，师主力于邯长公路上展开破袭战。3月16日，于神头岭伏击歼敌1500余人;31日，于响堂铺歼敌一部，击毁敌汽车180辆。八路军各部的积极作战有效地钳制和打击了敌人，有力地支援了正面战场的友军作战。日军称此战为“支那第一流游击战术”“八路军典型游击战”。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侵华日军将其主要兵力用以对付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敌伪集中兵力对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连续不断的“扫荡”、“蚕食”和“清乡”。在“扫荡”过程中，日军大肆推行惨绝人寰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企图彻底毁灭根据地抗日军民的生存条件。时人这样形容“扫荡”中侵华日军的暴行：“兽兵铁蹄所至，人、畜、财物、房产一扫而光，无一幸免。许多村庄，都变成废墟。”

　　“扫荡”中，敌人利用“铁壁合围”“梳篦战术”，对根据地军民进行野蛮的屠杀。一时，碉堡林立，沟壕纵横，村村建立伪政权。为了保存有生力量，根据地军民不得不暂时避敌锋芒，进行转移，躲避敌人的“扫荡”，这在当时被称为“跑反”或“跑情况”。“跑反”的日子非常艰苦。有一首民歌这样唱道：“民国三十年，腊月数九天，日本来扫荡，整整二十天，狼烟遍地起，百姓顺沟钻，铺白草，盖黄蒿，冰水拌炒面……”

　　在山西沁源，人们这样描述“跑反”的情形：“四更天来吃早饭，日头不出就爬山，爬上山头无事干，四面望鬼子汉奸……”农民“跑反”时，都要带上自己饲养的牲畜、家禽。日伪军的频繁“扫荡”，使这些牲畜、家禽也适应了残酷的战争环境。张大中曾回忆道：“我们住的一户农民家里，养了一头小毛驴、一头猪……当有敌情时，农民牵着毛驴上山，不用招呼，猪也本能地跟着上山，一路小跑。敌情过去了，农民牵着毛驴下山回家，猪也跟着回来。”

　　从1940年到1942年，八路军从近50万人锐减到30多万人，抗日根据地面积由3.6万平方公里缩小到2.54万平方公里。人口由1200余万下降为750余万，对敌斗争被迫转入地下。“岗楼钻天了，八路进山了，妇救会不募捐了，儿童团也不喊一二三了”，这首在当时老百姓中流传的顺口溜，集中反映了“大扫荡”时期根据地满目疮痍的凄凉景象。

　　敌后武工队是根据地派出武装工作队秘密深入敌占区开展斗争的工作组织。他们深入敌后，发动和组织群众，恢复、建立共产党的组织，运用各种方式打击、动摇与瓦解日伪军，削弱、摧毁伪政权与伪组织，以配合根据地的对敌斗争。曾被人们誉为“对敌斗争的‘袖中利剑，怀中匕首’”。各武工队组建后，即开赴敌交通线和据点附近地区，发动群众，组织民兵，摧毁或改造伪组织，然后对敌据点实行围困，并进行军政攻势。通过内外夹攻，把据点的敌人挤走。山西忻县蒲格寨是靠近敌人根据地的一个大据点。刘笃庆率领的武工队进到该地后，一面发动周围几十里内的群众全部搬到根据地，彻底孤立敌人。又在一个主力连的配合下，组织群众围困据点，并开展地雷战和民兵联防站，使围困在炮楼里的敌人无法得到接济。由于怕挨冷枪，他们连上厕所都不敢出炮楼，炮楼里很快便臭气熏天。经过一年多的斗争，敌人不得不狼狈撤出。到1943年年底，晋绥军区运用这种方法共挤掉敌人据点58个，摧毁伪政权535个，争取反正503个。

　　1943年冬，伪第三方面军吴化文部驻山东鲁村煤矿的两个营，开赴松固一带参加敌冬季大“扫荡”。鲁中军区雁克东武工队进到鲁村以后，探知吴化文要陪同日军长岛旅团长到鲁村煤矿参观新设备的消息，便赶在日伪头目到达前，炸毁了这座矿井，使60多间房屋和刚从济南运来的新式挖掘机化为灰烬。次日，当吴化文陪同长岛乘车来到现场时，面对一片焦土不知所措，遂急忙将刚离开矿山三天的两营伪军，从“扫荡”前线调了回来。主力部队在雁克东武工队和山东其他武工队配合下，粉碎了敌人的这次冬季大“扫荡”。对武工队在反“扫荡”中的作用，刘伯承曾说：“敌人来根据地扫荡，我们就派武工队深入敌占区，白天隐蔽，夜间或攻据点，或炸仓库，这么一打，敌人就得回头，来扫荡的部队就匆匆忙忙调回去了。”

　　山东抗日根据地将这一办法形象地称为“翻边战术”，即以边沿游击区为跳板，翻过边沿区，打到敌人纵深心腹地区，在敌占区开展工作。也就是“敌人打进来，我就打过去”。武工队还积极发动群众，组建“看坡队”等深入敌后的抗日武装组织，以巩固根据地和扩大解放区。“看坡队”的主要任务是防止日伪军劫夺老百姓的粮食。“看坡队”深入敌占区后，迅速在群众中进行串联，推行“不资敌公约”，借用群众习惯的传统形式倡导反“征粮”合同。在收获粮食的季节，由武工队提供帮助抢收粮食，通过多种方式保护群众粮食不被日伪军劫掠。山东军区l943年共开辟隐蔽抗日地区5万平方公里，建立了8000多个村庄的隐蔽工作，团结群众300余万人。

　　电影《平原游击队》使得“双枪李向阳”的名字在20世纪50年代家喻户晓。而“李向阳”的原型就是当年敌后武工队的队长郭兴。正像电影里演的那样，郭兴带领敌后武工队，在冀南豫北神出鬼没，杀鬼子、除汉奸、袭火车、炸炮楼、扒铁路、毁桥梁，打得敌人心惊肉跳。敌人重金悬赏捉拿郭兴，妄图毁掉武工队，但始终没有得逞。不幸的是，郭兴的妻子在敌人的一次搜捕中被俘，并惨遭杀害。郭兴的妻子被敌人抓到后，一位通讯员抱着郭兴三个月大的孩子跑，日军在后边紧追。通讯员跑到一个老百姓家时，把孩子递给这家的大嫂说，这是敌后武工队郭队长的孩子，想办法把孩子保护起来。敌人追进来后，问大嫂哪个孩子是郭兴的?大嫂毫不犹豫地指了指她自己的孩子，敌人一刺刀就把她的孩子给杀死了。就这样，大嫂牺牲了自己的孩子，保住了郭兴的孩子。

　　武工队“灵活、机警、大胆、勇敢，神出鬼没，飘忽不定”的斗争方式改变了敌后根据地的困难局面。冀中地区在1942年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在保定地区先后拔掉了化西、乌马庄、东石桥等村的敌人炮楼据点，奇袭了保定火车站，镇压了一大批罪大恶极的汉奸特务和叛徒，给敌人以很大的震慑，当地群众高兴地说：“八路军下山了，岗楼被端了，妇救会募捐了，儿童团也背着红缨枪喊起一二三了……”

　　(参考资料：马广志：《丰富多彩的抗日游击战争》;彭玉龙：《抗日游击战争中的八路军敌后武工队》;《八路军有神枪手却没有真正的狙击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