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抗战期间持续时间最长的一场战役！

点击：作者：西西河的康夫来源：西西河的碎玉轩微信号发布时间:2025-10-24 10:24:19

在苏德战场上，被德军围困长达900天的列宁格勒，是苏联军民钢铁意志、不屈精神的象征。

在万里之遥的东方，也有一场持续时间长达883天的围困战。被围的是曾不可一世的“大日本蝗军”。将小鬼子逼到悲惨境地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8万多觉醒了的人民群众。这就是堪称“人民战争典范”的“沁源围困战”。

风云突变

1940年百团大战结束后，恼羞成怒的日本侵略军从正面战场抽调大批军队驰援华北，疯狂实施报复。从1941年开始，华北敌后抗战进入了最艰难的阶段。

为将华北变成日本发动“大东亚圣战”的兵站基地，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在前期“大扫荡”基础上，又对我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实施了两期“治安强化运动”。其要点是在政治上实行怀柔、欺骗政策，妄图瓦解敌后根据地人民的抗日意志；经济上实施封锁，大力掠夺战略物资，以此摧毁我敌后抗日根据坚持斗争的物质基础；军事上实施连续不断的“大扫荡”，以寻歼我党政军领导机关和各色抗日武装力量。

1942年10月20日，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第1军参谋长花谷正少将，从第69、第36师团抽调了6个步兵大队，加上一部分伪军，总计约万余人，兵分七路，冷不丁地对我太岳根据地发起了新一轮“扫荡”，并直扑中共太岳区领导机关所在的沁源县城。

位于山西中南部的沁源县城坐落在长治市的西北面，属于太岳山腹地。当地四面环山，西北高、东南低，境内95.7%的面积是山地或丘陵，土地较为贫瘠，全县总共只有8万余人口。日军为啥会盯上这样的穷乡僻壤呢？

原因很简单。沁源北面是晋中平原，南临中条山，西可鸟瞰同蒲铁路，东面毗邻太行山，是连接晋绥根据地和太行根据地的桥梁，同时也是延安通往华中和冀鲁豫的咽喉要道。鬼子计划先进占沁源，然后再以县城为中心向外扩张势力范围。如此一来，不仅可以继续“蚕食”太岳根据地，还将进一步割裂各敌后根据地之间的联系，令已经相当困难的敌后抗战局面变得雪上加霜。

刚开始，我太岳军区主力第25团、第38团按照事先制订的反“扫荡”预案，趁敌人的合围圈尚未合拢之际，穿过各路来犯之敌之间的间隙跳到了外线。沁源县委赶在黄昏前，将县城里的各机关单位及城中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

由于事发突然，时间紧迫，城中像粮食之类的物资不可能都带出来。为了不白白便宜了敌人，沁源县委在撤退前，组织群众采用各种巧妙的办法，将家中存粮分散藏了起来。

10月20日晚，日伪军涌进了空空如也的沁源县城。

类似的情况，沁源军民经历得多了。仅1941年至1942年，当地就被日伪军“扫荡”过7次。县城约95%的房屋，在此前的几次“扫荡”中遭到不同程度破坏。根据地军民依据过去的经验，觉得这一次也会如前几回“跑反”那般，在外面熬上几天，等日伪军撤了，就又能回去该干啥干啥了。

可这一次却出乎所有人意料，日伪军进占沁源县城后，在城关外竖起了“山岳剿共试验区”的牌子，然后在城关各险要处修筑碉堡。此外，他们还在城西的中峪店、县东南的阎寨、城东北的交口等15个主要村镇建立了据点，并四处抓中国百姓修筑安泽至沁源（简称安沁大道）、沁县至沁源（简称二沁大道）、临汾至屯留的公路。

瞧这意思，鬼子们打算赖在这里不走了！这可不能听之任之。

于是，以陈赓为首的我太岳军区领导人当即决定，趁日伪军分散开来，到处建据点、修公路的机会，令已经转移到外线的部分军区主力返回内线，在地方武装和广大民兵的配合下，对正在修筑的据点和公路发起破袭。与此同时，继续留在外线的太岳军区主力部队大力袭扰“扫荡”敌后方，希望用“围魏救赵”之计，逼退进占沁源县城的日伪军。

这些办法，是过去历次反“扫荡”的经验总结，曾屡试不爽。但是，在接下来的20天时间里，尽管沁源军民频频袭扰这股日伪军，也取得了一定战果，但我方的损失却更大，而且最重要的是没能逼走敌人。

这是因为经过1940年百团大战的消耗，以及1941、1942年日伪军频繁“扫荡”，八路军武器弹药和战斗骨干损耗极大。我军虽然战斗意志依旧高涨，但战斗力却较1939年巅峰时期明显下降。况且这个时候，当面之敌兵力、兵器相对集中，在极度缺乏攻坚武器，弹药又较匮乏的情况下，八路军袭扰进占沁源县城的日伪军尚可，但距离打痛依托据点防守之敌，迫使敌人放弃据点逃跑还差得很远。

敌变我变

这该怎么办？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提出的广泛开展群众性游击战的指示，太岳军区党委冷静地评估了敌我双方的情况后，决定将分布在沁源各交通线附近的群众全部动员转移出来，实施彻底的空室清野，给日伪军留下一个“没有人民的世界”，并将军事打击重点放在破坏敌补给线上，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围困入侵之敌，最终迫使敌人退出沁源县。太岳军区的这一决策，得到了中共太行分局的支持。

1942年11月11日，太岳军区党委发出《关于反扫荡的决定》，提出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开展人民游击战争，长期围困侵入我根据地腹心之敌的斗争方针。

沁源县委立即深入群众展开政治动员，将二沁大道、临屯公路两侧5千米范围内的32个村镇、约2300余户人家，共约1.6万余名群众全部转移到深山里，从而将沁源对外交通线附近约1600平方千米的地区变成了“没有百姓的世界”。

在此次大转移前，老百姓们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实施了干净、彻底的坚壁清野。凡是带不走的物品，要么毁掉，要么藏起来。各村的水井要么填平，要么倒入粪便污染水源。就连井沿的辘轳和碾盘上的转轴，都被群众拆走了，真正做到了“不给鬼子留下一粒粮、一根草、一滴水”。

但是，严格说起来，留给侵略者的“礼物”还是有的，而且数量还不少——不少地方的民兵在房前屋后，村里镇外埋下了各种土地雷，设置了不少诡雷。

在动员、组织交通线沿线群众向深山转移的同时，太岳军区党委决定以第38团为主，从第25团、第59团各抽调1个营，以及洪赵支队一部，会同沁源县大队、区小队、各村民兵，编成13个游击集团，在日伪军据点周围神出鬼没地广泛开展破击战、伏击战、地雷战和麻雀战，昼夜袭扰敌人。

抗战史上持续时间空前的沁源围困战，就此拉开帷幕。史学界将其开始时间，从《关于反扫荡的决定》发布的第2天，即1942年11月12日算起。

由于根据地军民从11月11日起，便不再强攻沁源境内各日伪据点，从而让敌酋花谷正错误判断，以为经过20余天高强度的持续“扫荡”，沁源境内的抗日武装已被他消灭干净了。至于有部队汇报“交通沿线中国百姓开始大规模逃反”这一情况，花谷正也觉得这是中国百姓“慑于蝗军军威”、“抵抗意志已被摧毁”的具体表现，因此他将沁源防务交给第59师团大队长伊藤中佐，令他率部下和一部分伪军留驻沁源，将这里建成“治安模范区”，其余日伪军从11月18日开始回撤。

就在鬼子主力“胜利凯旋”的当天，太岳军区沁源围困指挥部正式成立。第38团团长蔡爱卿出任第一任总指挥，沁源县委书记刘开基兼任政委。上任伊始，他俩将沁源县划分为11个战区，13个游击集团各司其职，分片保护群众、开展麻雀战和游击战，积极打击搜山之敌，并想方设法切断日伪的交通运输线。

无论是“志得意满”收兵回营的花谷正，还是“踌躇满志”打算“为天蝗建立新功勋”的伊藤，连做梦都没想到，双方真正的较量这才刚刚开始。

同仇敌忾

成为驻沁源日伪军最高长官后，伊藤中佐懊丧地发现，辖区内的中国老百姓难寻踪影，自己带部队出门连个向导都找不到，就更别奢谈抓本地民夫干活了。

没有中国百姓，还怎么建立“治安模范区”？懊恼之余，伊藤中佐还是很有“主意”的。他一面下令从外县调来汉奸，在沁源县城及周围据点搭起“维持会”的架子，一面命伪军和特务们进山，冲着各山头喊话：“老乡们，蝗军不伤百姓，有家的赶紧回家！冬天要到了，蝗军不忍心眼瞅着你们冻死在山沟里！”

日伪军搜山发现隐藏的老百姓后，还一反常态，不打不骂。有的还把老人扶上马，自己在前面牵马，对病人还给药打针。这种所谓的“怀柔政策”，正是冈村宁次“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策略的一部分。

客观的说，“怀柔政策”着实毒辣，一时间很容易迷惑部分觉悟不高、对日伪仍抱有某种幻想的群众。尤其是这次撤离仓卒，群众们带出来的衣物、被褥、粮食并不多。加之沁源县境内95%的房屋都在那几年的日伪反复“扫荡”中遭到不同程度的损毁，因此从交通沿线转移出来的约1.6万余名群众，刚开始只能被安置到别的村里挤一挤。几间不大的屋里，住进百余人是常态。甚至有些群众不得不在气温只有零下十几度的夜间，露宿在山头。时间一长，群众面临的生活困难可想而知，思想难免有所波动。所以有些担心难以捱过这个冬天的老百姓，一度起了回家过冬的念头。

及时察觉到部分群众思想波动的太岳军区党委和沁源县委，在积极向群众讲道理、论时事，宣传长期围困敌人斗争方针的同时，于当年12月初，在山圪梁上组织群众开展了一场规模空前的“万人大讨论”：是回去给敌人“维持”，还是在饥饿与寒冷中继续围困敌人？

经过热烈讨论，广大人民群众达成共识：“坚决不回去！就算在这里啃石头，喝泉水，也不回去当‘顺民’！”因为他们太清楚自己面对的是怎样的敌人了。

1938年春季，日军对我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发起“九路围攻”时，曾进占沁源7昼夜，将城关附近各村镇的财物洗劫一空，杀死群众112人，抓走47人；1939年6月，日伪军第二次围攻沁源，杀死群众1547人，抓走545人；1940年10月，敌人对沁源“扫荡”半个月，将全县99%的房屋烧毁，残杀男女老幼4981人；1941年8月，就是这个如今常驻沁源的伊藤大队，在对沁源县发起的“扫荡”中，将186名逃难群众关入炭窑里，用毒气弹活活熏死……

当鬼子当“顺民”，就能苟活下去吗？1939年，沁源县某村曾有富户受日军欺骗，张罗着组织受蒙蔽的群众焚香跪迎“蝗军”，结果全村被杀得鸡犬不留。朱鹤沟村一家大地主曾在日军“扫荡”前拒绝跑反，认为“谁来了都照样纳粮”。结果他的顺从，换来的却是大儿媳妇被日军轮奸，家里好几口人被日军残杀的结果。

日伪方面再怎么编织温情脉脉的谎言，也敌不过血淋淋的事实。经过大讨论，就连群众中的地主富农、二流子、鸦片烟鬼，这样一些“落后群众”，也都统一了认识。

做通了群众的思想工作，还得切实解决大伙儿的生存难题，这场空前规模的大围困才能继续下去。

沁源县委发动群众打窑洞，部队指战员也来帮忙，终于赶在年底前，在全县范围内打了5000余孔窑洞，让撤离群众搬进了新家。人们在房前屋后竖起了“正气村”、“坚定沟”的牌子。这些新地名，被太岳军区一一标注在了作战地图上。

县委书记刘开基在检查群众安置工作时，在山沟里遇到几个鼻子尖被冻得发紫的孩子，便问他们“想不想回家”。一个孩子坚定地回答：“这里就是家！”

沁源围困战开始20余天后，老百姓转移时带出来的粮食差不多吃光了，太岳军区党委发出倡议，太岳军区各机关、各部队带头节衣缩食，与群众共渡时艰。邻县人民群众在自己也遭受日伪军“扫荡”和天灾的情况下，想方设法均出一些口粮，接济生活更加困难的沁源群众。

频频袭扰

在妥善安置转移群众，解决他们生活困难的同时，沁源军民对日伪军的袭扰一天也没停止过。

眼看辖区内的老百姓跑了个精光，“维持会”根本建不起来，伊藤中佐令部下加紧进山搜捕群众。我各游击集团针锋相对，几个人编成1组，对进山搜索之敌展开“麻雀战”。他们在敌人进山的路口堆集多刺植物，待日伪军清除这些障碍时，便用排子枪、手榴弹一齐向敌人招呼。等日伪军展开兵力，拉开架势，我抗日军民则迅速撤退，不和敌人硬碰硬，从而令日伪军的火力优势无从发挥，对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袭扰疲于应付。

在史家沟，第25团一部用这种战法毙敌40余人，自己却无一伤亡。

有一次，驻守柏子据点的日伪军打算清剿灵空山。一个被敌人抓去做苦力的群众得知这个消息后，连夜逃出来，将情报送给附近的部队和民兵。第二天拂晓，第38团5连1个班和下兴居一带的30多个民兵，提前埋伏在敌必经之路一侧的灌木丛中，待敌迫近时突然开火，当场毙敌12人，迫使残敌仓皇逃回据点。

经过我抗日军多次打击，小股日伪军再也不敢肆无忌惮地进山搜捕跑反的老百姓了。

趁敌人四处搜山，兵力分散之机，第38团2营、1营各1个连，会同县大队和民兵共1200余人，在2营长王长有指挥下，于1942年12月上旬夜袭沁源城东关，烧毁日伪军设在文昌楼、魁星楼的粮秣仓库，在南松门楼一带阻击反扑之敌，救出了被抓捕的千余名群众。第二天拂晓，我军民全部安全撤出沁源城。

事后查明，这次夜袭共烧毁日伪军4座粮库、3座草料场，极大鼓舞了沁源军民必胜的信心。

给养被毁，本地又抢不到粮，伊藤无奈之下，只得向设在临汾的师团部求援。

当时，安沁大道和临屯公路是驻沁源日伪军的主要补给线，这两条交通线还将太岳军区分割成南北两块。为困死日伪军，沁源军民全力破路。寒冬腊月，群众在公路、大道的陡坡、拐角处泼水为冰，并埋下地雷，让敌运输队不是触雷就是翻车。侥幸漏网的，还得时刻提防我方军民打埋伏。

1942年12月中旬的一个拂晓，第38团6连、沁源县大队和城乌镇民兵在周西岭成功伏击了由1个中队日军、部分伪军和百余匹驮骡组成的运输队。经半小时激战，打死日军小队长以下60余人，夺获2挺轻机枪、20余支步枪，48匹骡马及运输队运送的全部被服和给养。

几天后，第38团1连连长崔加林率领民兵，埋伏在官军村附近的山上，事先用石头垒起胸墙，在悬崖下方的公路上埋了地雷。当日伪军运输队经过此处时，民兵们突然推倒石墙，石块滚落下来，砸得鬼子汉奸头破血流，抱头鼠窜。慌乱中，敌人踏响了地雷。埋伏在山头上的1连指战员用机枪、步枪朝敌群集火射击，毙伤敌50余人。

民兵杀敌英雄药炎明带领民兵埋伏在山坡上的灌木丛中，居高临下打得日军运输队丢下8匹骡马和部分物资狼狈逃窜。药炎明在率众追击时，抡起扁担打死1名敌军官。某村的民兵们在姑姑栈设伏，打死鬼子11人。

接二连三的打击，最终迫使日军放弃安沁大道这条补给线。位于这条补给线上的中峪店据点也被迫撤了。

不但补给线被沁源军民捣得千疮百孔，就连日伪军的据点也变得不再安全。

在王陶据点，鬼子在南山高地修筑炮楼，第38团3连趁敌立足未稳实施偷袭。经一小时激战，毙敌小队长以下20余人，烧毁了敌人好不容易才建起来的炮楼。

沁源县大队夜袭王和据点，击毙2名日军，俘虏日军1名，用政治攻势迫使30余名伪军交枪投降。

第38团捷报频传，第25团也不甘落后。12月的一天晚上，第25团2营一部会同当地民兵，摸黑潜入闫寨西头高地埋伏起来。第二天一大早，等日军出操时，他们突然发起火力奇袭，毙伤几十名敌人。随后的几天里，他们夜夜袭扰敌营、污染敌据点附近水源、张贴标语漫画、四处埋地雷。他们甚至排好班次，轮流上阵，整晚敲锣打鼓、摇旗呐喊，让日军连觉都没法睡，最后逼迫日军放弃了闫寨据点。

面对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苦不堪言的伊藤中佐在写给驻临汾第59师团师团部的报告中哀叹：“来到这里没有人，没有水，没有粮，天天有病倒的……”

针锋相对

伊藤大队在沁源处境日益艰难，“尽失蝗军颜面”。花谷正琢磨着，这个第59师团于1942年2月2日才由独立混成第10旅团扩编而成，可能是缺乏“剿共”经验，这才办砸了自己交办的差事。

于是，花谷正于1941年1月中旬，改派第36师团222联队的斋藤大队和鹿野大队前往沁源，接替伊藤大队的防务。

花谷正觉得，第36师团自1939年2月7日编成后，便一直在山西境内作战。除了“清剿”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该部还参加了中条山战役，各种战斗经验均很丰富。这回去沁源接防，兵力较此前增加了1倍，因此定能将“山岳剿共试验区”建成一个“样板”。

伊藤中佐接到移驻命令后如蒙大赦，赶紧带领部下逃离了沁源这个“鬼地方”。

接防的斋藤中佐、鹿野中佐上任伊始，还颇为踌躇满志，向花谷正打了“在1个月内将维持会建立起来”的包票。他们下令各据点守军从今往后，不必再检查中国百姓的“良民证”了。只要这些百姓看上去“不具威胁性”，就任由他们来去自由。

斋藤和鹿野中佐以为，眼瞅着快到年关了，中国人“有钱没钱，回家过年”的观念极重，因此可通过放松检查的“优惠政策”，吸引躲入深山的跑反群众回家。

你还别说，这法子还当真有点效果。随着时间的推移，沁源县的日伪军控制区域内，总算能见到中国老百姓的身影了。但斋藤和鹿野却万万没想到，噩梦从此开始如影随行。

事情的起因，是过完年后，跑反群众的救济粮基本吃光了，人们靠四处挖野菜、啃树皮充饥。这个时候，有位家住沁源城关的老乡摸黑混入城中，将埋藏在自家磨盘下的粮食给取了回来。

这事一传十，十传百。老百姓一琢磨：鬼子伪军能抢我们的粮，难道咱们就不能“抢回”自己的粮食？于是，群众自发组织了一个个“抢粮小组”，结伴干这活儿。随着“战果”扩大，越来越多的群众加入了“抢粮”的行列。

每到天黑，沁源群众就如同赶夜市般，走出山沟，摸进敌人的据点。沁源城内北街一位妇女，数次摸黑回到自己的家，不仅取回了自家埋藏的粮食，还偷偷摸进敌人的粮站，背回了5斗小麦。据统计，沁源群众通过这种方法，先后抢回了7000余石粮食，这才得以渡过了春荒。

到后来，“抢粮运动”进一发展成了“抢劫运动”。日伪军晾晒在屋外的鞋袜衣物，运粮用的牲口、大车、绳子等，但凡能用得上的物件，群众们都瞅冷子给“顺”走。更有甚者，一位双腿残疾的退伍军人摸到据点里，抢了敌人一匹马；一位民兵英雄甚至摸进据点，扛了敌人1箱子弹出来；交口的敌据点里原有6副水桶，一夜之间全被群众抢光了；某据点鬼子洗澡用的水缸太大太重搬不动，群众便摸黑砸碎了16个。几个正在洗澡的鬼子也被民兵用手榴弹炸死。

以前，日军所到之处，只有抢劫当地百姓的份儿，哪里听说过被中国百姓“打劫”的？斋藤和鹿野气得七窍生烟，命令日伪军四处抓捕“可疑分子”。但是，被抓的沁源群众哭的、闹的、绝食的，啥样的都有，可就是没人答应留在敌占区干“维持会”，一逮到机会就逃跑。

面对这帮中国“刁民”，斋藤和鹿野经过反复商量，还是决定“暂时隐忍”，以显示“蝗军的宽厚”。

到了1943年的春播时节，深知土地就是农民命根子的日伪军，带着种子和宣传品从据点跑到山区，挨个山头喊话，拼命“动员”群众回家：“庄稼人不种地吃什么呢？蝗军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种子，只要肯回据点，就发给你们。”

为粉碎敌人的阴谋诡计，太岳根据地政府向转移出来的群众发放贷款，组织大家开荒，平均每个劳力获得了2亩以上土地。春耕开始后，太岳军区党委提出了“劳武结合，游击生产”的号召。白天，部队和群众扛枪下地，在离敌人据点较远的地方耕种；晚上，他们摸到敌人据点附近抢耕抢种。要是据点里的敌人发现了，部队就和敌人对射，掩护老百姓耕种。

为满足群众生活所需，沁源县委选定15个避难群众相对集中的地方，选择有森林的山头，在下午日头偏西至日落之前，由各个居民点上的干部负责组织山头集市，让群众之间互通有无。集市附近有民兵负责警戒，一发现有敌情就赶紧掩护赶集的群众迅速转移。

为了搞好山头集市，沁源县委派人秘密到安泽、霍县、平遥等地买回药品、肥皂、盐、布匹、农具和粮食，原价或降价卖给群众，以此缓解山里群众的生活困难。

在对敌斗争过程中，沁源军民还首创了“轮战队”这一组织方式。具体来说，就是将民兵分成两组，一组生产，一组战斗，轮流交替。作战时，民兵们吃公粮，组织上每月还给每位民兵家里补助2斗小米。这样既提高了战斗组织效率，又解除了民兵们的后顾之忧。

遍地开花

眼见“怀柔政策”接二连三破产，斋藤和鹿野顾不得冈村宁次那“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训令，气急败坏地撕下伪善的面具，决心对“土八路”来硬的，出动大队人马，对山沟进行“扫荡”。

来硬的，抗日军民也不怕。他们贯彻陈赓司令员“只打巧仗，不打硬仗，不做赔本买卖，要积蓄力量，准备大反攻”的指示精神，与敌大打地雷战。

开展群众性地雷战，光靠上级拨给的边区兵工厂制造的铁地雷是远远不够的。围困指挥部根据沁源山多石头多的特点，发动群众打造石雷。一时间，各种石雷学习班在各村如雨后春笋般开办了起来。

起初，有群众不相信石头能当地雷用。后来，民兵们在二沁大道上埋设石雷，一次毙伤3个敌人的消息传来，群众造石雷的热情迅速高涨。

在二沁大道上，沁源军民共埋设地雷5000余颗。平均每2天就要补充布1次雷，而且经常布“三层连环雷”。第1层为踏发雷，第2、3层的拉发雷将引线连在上一层雷的雷屁股上，从而让探雷的日军工兵防不胜防。

为配合地雷战，沁源群众还发明了“铺草战”：将所有路面铺满干草，虚虚实实，让日军的探雷器无法使用，行进时胆战心惊。

很快，二沁大道被炸得遍地坑坑洼洼，再也不能通行汽车了。敌人只能改用骡马运输给养，而且一步一试，发现可疑之处，就马上把牲口赶到沁河里涉水通行。民兵们发现敌人这一做法后，一夜之间把所有能涉水的地方全部垒起了障碍物。

敌人又施一计，驱使抓来的民夫赶着成群的牛羊在前面蹚路，或者派出手持长杆的敌兵，一路戳戳点点，遇到可疑的地方就用白粉画圈做上记号。

沁源军民针锋相对又出奇招，他们发明了挂在树上一触即发的“半空雷”、“子母雷”，以及瓶瓶罐罐制成的“看家雷”……有时看似摆在井边的一副普通水桶，可日军一动就炸得天崩地裂；有时看起来是树荫下的一块石头，可鬼子坐上去就会被炸飞。

有个村的民兵把庙里的神像抬出来摆在路口，下面压着面膏药旗，迎面还贴张白纸，上面写着“小鬼子，你敢动我？”敌人用长杆远远地把神像捅倒，看看没有动静，便上前收膏药旗，结果地雷响了……

群众性的地雷战，炸得日伪军防不胜防。驻沁源伪军中流转着这样的顺口溜：“过了圣佛岭（沁源和沁县的分界岭），进了鬼门关。低头雁声响，抬头轰一声。如若死不了，就是活神仙。如若死不了，就是活神仙。”而日军中的“文学爱好者”亦写下这样的厌战俳句：“日住红部（沁源司令部）夜，身在圪针巢，望虎深山虎不在，大城大乡无人烟。”

尽管斋藤联队和鹿野联队在沁源混得比伊藤联队还要惨，但花谷正为了树立沁源这个“剿共样板”，还是在写给华北方面军的报告里大吹法螺。正愁缺乏“亮点业绩”的冈村宁次大喜，赶紧把报告又层层递了上去，结果召来了日伪记者“采风团”。

有苦说不出的斋藤和鹿野无奈之下，只得和师团司令部疏通，临时从外县“进口”汉奸撑门面。即便如此，1943年4月15日，日伪记者“采风团”来到沁源县城里，在兵营之外也只见到了1个“慰安所”、1家“随军合作社”和1家蒸馍铺。

采访团成员，伪山西《新民晚报》记者董长庚在他的通讯《如疾风扫落叶》中这样描述日军当时的处境：“交口至沁源间为共匪区域，为共产军38团集中地，另外还有民兵的组织，势力相当庞大，他有一种顽强的力量。自1942年10月20日日军占领沁源后，城内尚无'维持会'之组织。”“沁源城内人烟稀少，暗无天日，望之全城各处无一点活气……”

不过，日伪记者们不知道的是，就连城里唯一那家蒸馍铺，也是由外地汉奸临时开设“应景”的。“采风团”前脚走，斋藤和鹿野就下令将城里仅剩的10余匹战马悉数宰杀，给士兵们充饥。伪军们更惨，分不到马肉，只能啃马骨头。

最后胜利

到1943年8月，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第36师团奉大本营训令，开始收缩集结，改编为海洋师团驰援太平洋战场。沁源防务转交给了第62师团的1个大队。

该师团编成才3个月。接防沁源的这个大队刚从胶济线调来，尚不知沁源军民的厉害，还想趁着夏粮成熟之机出城抢粮，解决给养问题。结果沁源县委把全县民兵集中起来，配合主力部队，来了个“反抢收”，用地雷阵和麻雀战把敌人给堵了回去。

随着天气日渐酷热，沁源军民各种袭扰敌人的良策妙计不断涌现。

民兵们把死狗、死猫、死耗子趁夜扔到碉堡下。白天太阳一晒，据点里便臭气弥漫，熏得鬼子无处躲藏。

民兵们还想方设法断敌水源。他们趁夜摸到据点附近，往水井里扔动物尸体，倒粪便、垃圾，拆毁井上的辘轳和碾盘上的转轴，在敌据点周围5里内遍布马坑、草人、标语，荆棘铺满了日军所有通道。

沁源县城四周山头上插满了红旗，八路军和民兵经常不分昼夜在山头上摇旗呐喊，让鬼子睡不上安稳觉。

死板的日军严格按《步兵操典》规定，出早操时不带武器，操毕必默诵“天皇圣训”。摸清日军这个规律后，第38团5连有一次提前埋伏在城关敌据点附近的西学坡和寨坡两个高地上，用机枪、步枪构成交叉火力网，居高临下给正在默诵“天皇圣训”的日寇以突然袭击，一次毙伤敌40多人。

随着鬼子士气日渐低落，抗日军民们更加“得寸进尺”。他们白天潜伏在据点附近的丛林中监视敌人，以麻雀战消耗敌人、以地雷战封锁敌人、以伏击战歼灭敌人，打击敌之“清剿”活动。夜晚逼近敌据点，摸敌哨、埋地雷、贴标语，不断袭扰敌人。日伪军变成“瞎子”“聋子”，完全陷入被动之中。各游击集团大显身手，捷报频传，甚至逼得日伪军夜里不敢抽烟、点火。

1944年春，沁源党政军民实行总动员，对敌人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围困战，先后在交通线上、敌人据点周围布雷1.5万余颗，封锁敌人，使其寸步难行，处境极度困难。鬼子们回天乏力，被迫先后三次收缩防区。

1945年春，毛主席发出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的号召。1945年3月，沁源围困指挥部发出向被围困日军总攻的命令。沁源军民对疲惫不堪的日军发起了最后的围攻。

从当年3月14日总攻开始，全县男女老少2万余人一起上阵，在城关、交口日军据点周围和二沁大道上布下4000多颗石雷，形成了多层地雷阵，完全断绝了日军的外援。民兵轮战队和群众近万人轮流摸到敌据点附近，白天在山头烧狼烟、吹号角、敲锣鼓、放鞭炮，以疲惫日军，夜晚则打冷枪袭击日军。

日军四面楚歌，曾几次仓皇出逃，但沿途频遭我军民伏击，死伤无数，又被迫退回据点。

万般无奈之下，日军只得于1945年4月11日，从沁县出动千余兵力接应沁源日军沿二沁大道东逃。八路军主力、地方部队和沁源民兵沿途奋力阻击，打死打伤日军300余人。在付出了巨大代价后，日军这才狼狈不堪地逃出了沁源县。

沁源又全部回到了人民手中。这一天距1942年11月12日围困开始，过去了整整883天。在这883个日日夜夜里，8万沁源群众用永不妥协的围困和艰苦卓绝的坚忍，配合部队作战2730余次，解救被抓群众1700余人次，毙伤日伪军3078人，俘获245人。

在这场旷日持久、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沁源人民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上万名无辜群众被日军杀害，1600余名抗日干部和民兵壮烈牺牲，整个沁源被焚为瓦砾。为了长期围困日军，几万群众在两年多时间里宿居深山窑洞，吃草根，啃树皮，忍受着寒冷、饥饿、疾病的折磨，还要应对自然灾害、野兽和日军的袭击、围剿。但是，沁源人民就像太岳山上的劲松，坚强挺拔，宁死不屈！整个围困期间，没有1个沁源本地人当汉奸，日军在沁源县内始终组织不起“维持会”。这是沁源人民最引以为傲的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