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站内搜索:
网站首页 > 学术探索 > 人文历史 > 阅读信息
诸玄识、董并生:作为西方中心论之根基的世界伪史
点击:  作者:诸玄识、董并生    来源:昆仑策网  发布时间:2019-10-26 09:34:32

 

作为西方中心论之根基的世界伪史

——社会科学的东方主义陷阱


(一)西方中心论及东方主义
 
什么是“东方主义”?那就是西方中心论对非欧民族——其核心为中国——的偏见。然而,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尤金妮亚揭示:
“回到东方主义之前的真实情景,我们便会看到,中国是怎样派生西方的文字、文学和文化,尤其是现代英语和大英帝国的?”【见正刊注】

后者一如蒙古帝国,除了其本土性和好战性之外,它的文化内涵、典章制度和运行机理等都是儒家的。密歇根大学英语系主任大卫·波特指出,
“西学”是汉字密码的展开,欧洲的近代化就是“中国化”(Sinicizing)【见正刊注】

19世纪初,即在中国文化启蒙西方、把它塑造成一个非宗教的“人的社会、人的文明”,差不多完工之际;随着“后启蒙”的反动和帝国主义的猖獗,西方中心论出笼了。它崇希腊,编伪史,假考古,辨种族,造谱系;使西方人越加狂妄,逐渐走上了世界大战之不归路。接下来是核武之“恐怖平衡”的冷战,虽然西方“不战而胜”,以致其意识形态高歌猛进,但这已是强弩之末、回光返照了。

回顾20世纪初,在西方中心论的狂想曲中,帝国主义列强飞蛾扑火般地从殖民扩张,投入世界大战;与此同时,西方中心论的“外籍军团”(东方主义之生力军)粉墨登场,它包括中国的全盘西化运动,与邪恶西方形影相吊、形成掎角。

所幸在1980年代,中国超越冷战及其意识形态斗争之拘囿,开启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2012年又明确提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走上一条不同于西方模式的文明与文化的复兴之路。然而在中国,由于近代史是一个向西方学习的过程,换句话说,它是一个接受西方中心论的过程;因此,在文化复兴的过程中处处遇到西方话语及殖民文化这样的拦路虎

批判主流西方的贡德·弗兰克说
“我们都是西方中心论的崇拜者”。

可见此种观念已深入人心、滋蔓难图,这就严重阻碍了正本清源、正理平治。
 
那么,究竟什么是“西方中心论”呢?就其基础部分——西方伪史——而言,它由三重伪造而构成:
Ⅰ.内核部分是希腊主义,即现代早期伪造的“古希腊文明”及其所代表的西方古典学。

Ⅱ.幔帐部分是“东方主义”概念,包括19世纪前后所虚构的“古代”埃及、两河及印度文明,以及“东方专制主义”和“亚细亚生产方式”等概念。

Ⅲ.表层部分是由进化论及种族论所推演出的“西方优越性”,包括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英国大宪章、五月花号公约和资本主义及“欧洲奇迹”(European Miracle)等一系列概念。【见正刊注】
 
在1970年代,汤因比断言,重创人类与自然的西方主宰必将终结;而赛义德的东方主义批判则掀起了轩然大波,激励学者重审成说。最近十余年出现了愈趋壮大的“新正统观”(New Orthodoxy)【见正刊注】反思西方的知识结构,并且与后殖民主义时代之解构主义相呼应。

遗憾的是,近来许多具有批评精神的西方学者希望能够听到来自历史悠久、文化深厚的中国的回音;却总是令其大失所望——在许多方面,中国的西方中心论比欧美有过之而无不及!当今世界,顽强坚持西方中心论世界伪史体系的正是中国学术界。例如,在2017-2018年里的一段时间里,面对国内外出现揭露西方伪史的书籍和文章,某主流报纸连篇累牍发文,其标题诸如《古希腊文明的形成及其特征》、《古希腊人世界观的自我超越》、《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和《古代希腊和古代中国的竞争观念比较》等,坚持西方中心论不遗余力。这实际上是中国学术界落入东方主义陷阱的典型表现。在崇洋观念盛行之下学术界丧失了反省能力,这样说并不过分。

鉴于西方伪史是西方中心论这个空中楼阁的基础,让我们将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以期引起国人的严肃关注。
 
 (二)社会科学的东方主义陷阱
 
爱德华·萨依德(Edward W.Said,1935-2003)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一书出版于1978年,抨击西方中心论的殖民文化体系;在国际学术界一石激起千层浪,对全人类挣脱西方的精神桎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反对西方中心论的一系列重要著作,诸如:马丁•贝尔纳《黑色雅典娜》(1987)、布劳特《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地理传播主义与欧洲中心主义史观》(1993)、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1998)和约翰·霍布斯《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2004)等,都属于在萨依德《东方主义》的影响下产生的后殖民主义的批判学说。【见正刊注】

放眼世界,越来越多的学者逐渐认识到:现代西方及其文明的各个方面之由来,并非其自体“直线传承”,而是亚欧之“横向交流”。然而,相对于当代欧美的文化反思,中国学术界对于西方中心论的批判精神却少得可怜。近百年中国之学术,已在“全盘西化”的阴影下固化为舍己成人、妄自菲薄之习惯。西化学者们对于当前中华复兴之时务,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倒是大力维护西方中心论的核心内容——“古典西方”,眼下正在进行“古希腊”保卫战。中国学术界与文教界,表面上久已告别了“全盘西化”;但实际上在许多方面依然陷溺于百年前西方中心——帝国主义之窠臼,按照赛义德的说法,这是典型的“东方主义”现象(殖民文化心理)。

假的西方“普世历史”是西方中心论的赖以存在的基础。尽管如此,在西方内部却也存在着诸多克星。例如,第一个系统地批判西方伪史的是英国科学家牛顿(Isaac Newton,1643-1727年)第一个在文学上反思西方、寻根华夏的则是美国学者艾兹拉·庞德(Ezra Pound,1885—1972年)。我们先谈文学,再讲历史。

极为讽刺、又可悲的是,恰在1919年,中国与西方都发生了“划时代”的文化运动,不过是反向的:在中国是毁传统、弃历史、废汉字,与本土旧文明决裂、与西方进化论接轨;在西方却是“中国风”再现、从而掀起现代主义运动,其标志是美国诗人庞德编辑出版了《作为诗的媒介的中国文字》一书。

艾兹拉·庞德等现代主义者们宣称,
汉字是“诗的媒介”、“文明的声音”、“哲学的语言”和“知识的宝藏”;他希望看见“中国取代希腊,来作为西方传统的实体”。【见正刊注】这就回到两百年前莱布尼茨和耶稣会士对话的内容,即人类文明及其一切方面(甚至包括西方宗教)都是中国表意文字的展开,其总的活水源头在《易经》;【见正刊注】而相比之下,西方的字母表音文字则仅是发音的符号,此外别无意义。

在莱布尼茨和白晋等人看来,中国与西方并非“两分”,而是“元一”;其源头不在西方,而在中国。我们认为,中国是历史运动的主轴,由它旋转起来的“天时地利”仅在近现代光顾“海隅性”的西方和日本,所以出现了反面的阳亢;从今往后,地缘政治的经济与战略优势都转到“陆海有机”的中国,而西方主宰和海洋霸权则只是历史长河中的短暂恶浪。

通行于今的有关西方的文史常识和知识结构,都是形成于西方中心论—帝国主义最猖獗之际(19-20世纪);作为其受害者的中华民族不仅不能全盘接受,而且还要全面澄清之。我们建议,中国学者做这方面的研究,应该基于查证或重审其“原始资料”,质疑问难、探赜索隐、寻根究底;切不可人云亦云、鹦鹉学舌、为虎作伥。
 
 (三)语言学否定“古希腊文明”
 
古希腊文明是真是假?即使通过“文字”这扇窗户也可一目了然。长期以来,西方中心论者及西化分子都极力贬低汉字,吹捧字母表音文字。然而,后者却经不起推敲,一旦稍微用心思考,西方的字母表音文字的神话就会破绽百出。单从其“表音”特性便可推断得出结论:近代以前(中古和上古)的西方不可能有文明。

第一、西方不能原创文字。人们的语音在时空中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岂能通行一致、通达久远?唯有超越性的表意文字(汉字)可以驾驭语音、而不受时空的限制。因此,从文字的生成机制来说,“表音”是文字的死路,是进化的停滞或失败。那么,西方的表音文字又是怎样形成的呢?原来是幸遇“东学西渐、中学西被”,欧洲人借助于来自中国的四大发明(印刷术和纸张)来固定表意符号(字母),这就迈出了通向共识文字的第一步。但这还远远不够。“各表其音”本来就不利于社会沟通,再加上文字,那就等于如虎添翼般地制造言语混乱,而使人们的误解和冲突陡然升级。正由于此,欧洲在15-17世纪才陷于不可自拔的宗教战争。最终还是被“儒学启蒙”(启蒙运动)所拯救:完成了两个转型:1.社会:神的社会→人的社会;2.文字:表音乃“言不及义”→表音乃“辞明意达”。后者是利用汉语表意(雅言)来弥补西方表音文字的先天缺陷,即从中国文化及其汉语借取含义和借鉴定义。

第二、“泛西方”的表音文字和“象形文字”的层次都较低(听觉或视觉);而汉字则是“形音义”之三位一体,其重心在“义”(表意)。《周易•系辞》曰: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者谓之道。纯粹的表音文字及象形文字都囿于“形而下”(器—器官:个别、狭隘性),汉字是基于“形而下”,而臻于“形而上”(道—道理:抽象、共通性)。文字的本质和理想均为“表意”,因此,培根和莱布尼茨都说汉字是“真正的字”;而“表音”与“象形”则都是具有先天的缺陷,都会构成文字的障碍。表音文字不能独自生成,在近现代它寄生于“中国因素”(四大发明和汉语表意)。象形文字作为文字的雏形,所表达的只是零星具象,而非系统思想,因而不胜任于文明(“古埃及”实际上是被伪造的)。

第三、近代以前的西方没有文明。其文字的“表音”(听觉)特性,说明西方在其被卷入“天下文明”之前缺乏真正的的社会进化。鉴于“表意”属于“形而上”,与哲学有关;由此可知“表音”文字不可能原创哲学。再说没有表意内涵(概念),哪来知识和学科?那就是为什么笛卡尔、莱布尼茨和威尔金斯等人都尝试建立一种类似于汉语的“哲学语言”。诚然,西方也有所谓的“原生表意”,那就是在15—17世纪凸显、加剧内战的两个极端:宗教文字之“神义”,不能表达人情、人事和人智的意思;俗世文字之“俗义”,缺乏高雅、高深和高尚的文辞。这也可以说明近代以前的西方不存在文学与科学。进而言之,佛学有“八识”,汉字兼顾前六识(眼、耳、鼻、舌、身、意),达到了“意”(意识)的层次;而表音文字及象形文字则分别是“耳识”和“眼识”,都属于生理层次。不仅如此,汉字直通第七识(意根)和第八识(藏识)。所以,白晋和莱布尼茨认同,汉字及其源头《易经》是繁衍一切知识的基因;大卫·波特教授说,现代西方是“汉字密码”的展开。

西方是在最近几百年才有文字的。伏尔泰说: 
我们应该常常记住:500年前的时候,不管是在欧洲北部,在德意志,还是法兰西,几乎没有人知道如何写字……。我们自己的风俗变化无常,却没有经过“文字化”的改进,直到这以前的450年间仍是如此。这充分地告诉我们,我们的文字技术是多么差。欧洲人只是在最近这半个世纪才在各方面有了显著进步的……。【见正刊注】

一定有人会问,“希腊文”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希腊文所使用的字母与斯拉夫人所使用的是同一套字母,东正教在斯拉夫地区流传,基于斯拉夫的口语,希腊文是用于东正教的书面语言;这套字母同时也被希伯来-犹太教所分享;在14-15世纪凭借印刷术而变成宗教文字(希腊文),成为伪造《圣经》和“古希腊文明”的工具。不仅如此,在1840年代开始,希腊文被欧洲列强(委派德国奥托王子)生硬地推行于希腊国(该地区原先不叫这个名);但由于水土不服而争吵不断,终于在1976年希腊文被宣布退出其官方文字。
 
 (四)伪造莎士比亚见证西方文明诞生
 
西方伪史所囊括的,不仅是“古代史”,还包括中古与近代的部分。这里举莎士比亚剧作为例。莎士比亚在欧美一直广受质疑,大约有40%的英国人不相信他是“天才”;但令西方人感到奇怪的是,中国的学术界则尊崇“莎翁”(fatherShakespeare),奉他为文艺之偶像,而深信不疑。【见正刊注】

西方的批评家指出,“莎士比亚”在中国一直是发挥着殖民文化的功效。安德鲁·迪克森说:
莎剧跟随着鸦片战争进入中国,第一步在租界内,先英语、再华语公演;第二步进入大中城市,第三步普及开来,终于奠定了排斥国粹的现代戏的基础。【见正刊注】

卢卡·施罗德注意到:
“在1976年,毛主席去世仅几个小时,街道上就出现《威尼斯商人》的海报。莎士比亚早已成为现代中国的时尚传统,……中国学者和阅读公众都……将他奉为“艺术之神”。【见正刊注】

伦敦大学劳卡班博士的调查报告称:
莎士比亚在中国大陆促使与其传统文化分裂,在中国台湾促使与“中华认同”分裂。【见正刊注】

对莎士比亚的伪造及包装,属于西方中心论伪造历史的一个环节,理应被揭穿。

事实上,莎士比亚本来只是一个目不识丁的戏子,在他名下的剧作都不是他本人所写,也不是培根或其他人的张冠李戴。但毕竟是把这个“野蛮时代的传奇人物”当做品牌,才使莎剧像滚雪球一样地膨胀起来,变成了“高山仰止”了。今天见到的莎士比亚作品,是17-18世纪几代“编辑”不断创意杜撰的结果:前期的只是粗俗低劣的“下里巴人”,由于被用“中国风”的语言和审美所加工,才晋升为“阳春白雪”的。让我们再从文字的视角来看。

如前所述,由于语音的恒变性,西方的所谓“表音文字”未能自体生成。然而,它有幸在14-15世纪依靠印刷与纸张来锁定和规范其符号(字母)、并在流动中保持稳定,从而初步成型。但由于表音文字缺少“表意内涵”,徒增误解与争吵;由此,新生拼音文字成为16-17世纪宗教战争(死人千万)的症结之一。最终从中国获得了“拯救之道”。

欧洲的语言改革家们利用汉语的“表意”(雅言)特征,来弥补其字母表音文字的先天缺陷;从汉语中借取含义,借鉴定义,从而避免了其新生拼音文字的夭折,终于逐渐达到成熟(其标志是1755年问世的《约翰逊英语词典》,但这是“汉语思维”的结晶)【见正刊注】

西方在17世纪晚期以前不存在高雅、高深的文学语言和哲学语言,所谓“古典、经典”作品都是在这以后被杜撰或改写的。亦即,用包含中式雅言、审美和哲理的新文字(主要是英文)来重写旧题材,再使之充当往昔之“原创”;荷马、但丁、乔叟和莎士比亚以及“希腊-罗马”的作品与历史,都是这样被如法炮制的。正如玛丽安·里根所评论:
尼采在《历史的运用与滥用》一书中主张:用文字再生产那已消亡的古代,无异于将历史“木乃伊化”,没有任何“活的存在”。……托马斯·格林讲述了人文主义模仿——利用文字再生产(古代历史)的两种类型:一是虔诚地重写,一是从异质(文明)模式中合成“影射历史”。即使他们获得了“潜在事实”,却也泯灭了生命性;在这样的文字中,往昔的活的现实则荡然无存。因此,现代叙述与过去实情之间是不可调和的。【见正刊注】

西方文明开始于何时?并非通常所说的在古代,也不是在1500年左右,而是在17-18世纪之交;亦即,在莎士比亚死后快一百年,西方才有书写文明的语言文字,才有真正的文明!为什么这样说呢?

第一,先从社会方面来说。往昔西方是神权禁锢,窒息了“人为、人智”,因而不可能有进步或发展。再由于西方缺少“和谐文化”,所有的随着“东学西渐”到达西方的中国技术和文化,都变成了“负能量、破坏性”;连续数百年的战乱,到17世纪中叶达到极点,幸亏中国文化“在毁灭中启蒙”(Enlightenmentin Ruins)【见正刊注】才扭转乾坤、否极泰来。在“中国风、中国启蒙”的环境下,西方完成了从“神的社会”向“人的社会”的转型,这才有可能拥抱“天下文明”。

第二,再从文字方面来看。伏尔泰说,
欧洲在最近几百年才有文字,但直到他之前的半个世纪才有了明显的进步。【见正刊注】

应该指出,虽然西方在15-17世纪算是“有文字”,但那是宗教文字和世俗文字的两个极端,缺乏文明的意涵,徒然加剧宗教战争。因此,语言学家沃尔特·翁指出,
直到17-18世纪之交,“从口语交流传播宗教知识,进入全面依靠文字印刷的时代”。【见正刊注】

 (五)汉字“表意”是字母“表音”的知识库

 
西方文学和哲学都是“汉字密码”的展开。大卫·波特指出,
欧洲在现代早期所发生的变革,与“汉字密码”或表音文字密切相关。【见正刊注】

西方哲学开始于莱布尼茨的“汉字解码”,正如法国哲学家德里达所说,
莱布尼茨把中国表意文字作为西方哲学的基石【见正刊注】

不过,从莱布尼茨-沃尔夫到康德-黑格尔是启蒙运动的走向反面,也是西方中心论绑架和掩盖了“西学中源”。下面讨论文学:
“中国风”启动和推动浪漫主义运动,从而产生了西方文学(17世纪末至19世纪末),其间以18世纪晚期为界“一分为二”:前期是“儒家启蒙”、废除神权、性善博爱,因而文学是“春暖花开”;后期是“上帝复辟”、西方中心、原罪性恶,因而文学是“病态绽放”。与此同时,虽然西方从“慕华、亲华”变为“惧华、仇华”,但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影响则有增无减;不过,它从启蒙时代的“显学”变为后启蒙的“隐学”,直到19末为止(“中国风”再兴而掀起英美的现代主义运动)。

进而,“西学中源”的方式也“变换花样”(奇正):原先仅是“正”,即在“中国时尚”中直接吸取中国文化及物质文化;而后加上了“奇”,即斯威登堡神秘主义。斯威登堡(EmanuelSwedenborg,1688-1772年)是共济会理论家,曾被派往瑞典东印度公司充当文化间谍,组织搜集和翻译中国典籍,由此创造了他的神秘主义体系;它变革了西方哲学和神学,尤其是使文学向着“玄奥性、灵启性”升级,其中之一是:
佛教的相关知识→斯威登堡的“天堂与地狱”→布莱克的《天堂与地狱结合》→被改写的但丁《神曲》的“天堂与地狱”→雪莱的《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和其他“希腊神话”

图:斯威登堡(EmanuelSwedenborg,1688-1772年),早年受莱布尼茨的影响,寻求中国智慧;曾被共济会派往瑞典东印度公司从事文化工作,组织翻译中国古籍,形成他自己的神秘主义体系,变革西方科学、哲学、文学和科学,影响成千上万欧美精英。
 
在18世纪,英国作家和诗人们在“中国风、中国启蒙”的环境里,运用新兴的语言、审美和哲理栽培出奠基欧美文学的“五朵金花”,它们是:现代版《荷马史诗》和《莎士比亚》,以及麦克弗森的《莪相》、托马斯·珀西的《英诗辑古》和霍勒斯·沃波尔的《奥特兰多城堡》(哥特小说)。它们在浪漫主义运动蜕变的19世纪,衍生出伪哥特、伪但丁、伪希腊、伪史诗和伪民俗;而欧洲其他形式的文艺作品,则无不受这“五朵金花”的影响。
 

 (六)鸦片浪漫主义与希腊神话等毒性文学

 
上述“五伪”(伪哥特、伪但丁、伪希腊、伪史诗和伪民俗)及其它在1770-1870年间问世的名篇,大多数都是通过吸食鸦片来获得灵感,而构思出来的。卷入这种创作方式的文艺家乃成百上千,几乎囊括了整个的浪漫主义群体;以致这一阶段的浪漫主义运动可称之为“鸦片浪漫主义”,详见英文版维基百科词条《鸦片与浪漫主义》(Opium and Romanticism)

或多或少是受到斯威登堡主义所夹杂的“禅宗顿悟”(基于对禅宗的片面理解)的影响,急功近利的作家或诗人们诉诸“超自然”的手段来模仿之——盲目追求非宗教、自主性的“自我神启”,这至少是“鸦片浪漫主义”的起因之一。他们不惜以牺牲健康为代价,例如由于吸食鸦片,雪莱和济慈英年早逝,而年长的柯勒律治则也是同样的死因。

在这段时间,几乎全部的有关“古希腊”的作品(尤其是“希腊神话”),都是按照斯威登堡模式,依样画葫、批量产出;那就是:在过鸦片瘾的飘忽状态中,把由斯威登堡介绍来的东方神秘,指鹿为马地转化成他们所梦想的“希腊神话”。甚至把东亚特有的“台风”移植到风平浪静的地中海,变成“最强巨神”,掀起滔天巨浪。美国多尔顿州立大学教授迈克尔·戴尔垂说:济慈的头脑中形成一座庙堂,由此制造出大批量的希腊神祇(在15首诗中发明了49个古神)。【见正刊注】
 

图:“鸦片浪漫主义”。济慈、雪莱、拜伦、布莱克和柯勒律治。他们都是在斯威登堡主义的影响下,通过“鸦片灵感”,把东方神秘转化成“希腊神话”。
 
医学史家托马斯·多曼迪指出:
鸦片效应“呼唤出济慈的绝妙颂歌、雪莱的哀歌、席勒的歌谣、诺瓦利斯的神秘的赞美诗、萧邦的夜曲和亨利·穆杰的《波希米亚人》……,以及柏辽兹的《幻想交响曲》和克雷布的《彼得·格赖姆斯》……。【见正刊注】

国外的许多健康和教育组织都已告诫,勿让“鸦片文学”侵害青少年。然而,那被美国健康网站(Sovereign Health)列为毒性作品之一的雪莱作《西风颂》,竟然被置于中国的小学课本之中!就连其文字都散发着毒汁,请看:
哦,犷野的西风,秋之实体的气息/由于你无形无影的出现,万木萧疏/似鬼魅逃避驱魔巫师,蔫黄,魆黑/……仿佛是一具具僵卧在坟墓里的尸体/他们将分别蛰伏,冷落而又凄凉/……垂死残年的挽歌/……将构成他那庞大墓穴的拱形顶部……。

再者,雪莱长诗《希腊》不仅也属于“鸦片文学”,而且还充满着种族主义——辱骂土耳其人是野蛮动物,不配统治欧洲白人;辱骂中国人和其余非欧民族“尚未被驯服”(unsubdued),他们的传统信仰是“魔怪崇拜”。【见正刊注】然而该诗前言里的一句话则被西化华人所津津乐道、奉为圭臬,即:
“我们全都是希腊人。我们的法律、我们的文学、我们的宗教,根源皆在希腊。”
就是这句话竟出现在我国的中学教材和高考试题里。此足可见西化及其奴性和无知是何等的严重!
 

 (七)从汉学演绎出来的西方版“世界历史”

 
让我们来揭示一下首创西方伪史的“三剑客”(都是神职学者):

第一位是安尼乌斯(Annius ofViterbo,1432—1502年,意大利人)。在东学西渐的影响下,受罗马教皇的委托,安尼乌斯按照《圣经》的创世、洪水和诺亚及其子孙之“世界殖民”这一主线,参考他所获得的有关东方的知识,假托“古人”之笔(假装“发现”手稿残卷),伪造了十七部书;除了“古代”希腊-罗马历史之外,它们还包括:
Ⅰ.“腓尼基史”〔作者:桑楚尼亚松(Sanchuniathon),公元前14-13世纪的腓尼基学者〕;

Ⅱ.“古埃及史”〔作者:曼涅托(Manetho),公元前4-3世纪的埃及祭司和历史学家〕;

Ⅲ.“巴比伦-迦勒底史”〔波洛修斯(Berosus),公元前3世纪的巴比伦-希腊历史家、占星家、哲学家和宗教祭司〕。

但由于当时西方还没有“时间概念”,安尼乌斯肆意编造几万乃至几十万年的“文明史”,而置仅在几千年前“创世”的上帝于无地自容,这就引起了极大混乱。因此,安尼乌斯的伪史很快就被揭穿,他本人尤被千夫所指,变得臭名昭著。尽管如此,安尼乌斯的十七部伪书至今仍被视为构成西方历史学的主要的“原始资料”。
 

图:安尼乌斯(Annius ofViterbo,1432-1502年),神职学者,“以伪造历史而著名的历史学家”(画中字)。他假托古人之名,虚构了“古代”希腊、罗马、埃及、巴比伦和腓尼基的历史。虽然不久就被揭穿,但他的伪书至今还是西方历史的“原始资料”。
 
第二位是斯卡利杰(JosephScaliger,1540-1609年,法国-荷兰人)。安尼乌斯的伪史在百年后被此人“扶正”。斯卡利杰原先面对西方伪史泛滥成灾,时间混乱,矛盾重重;他深恶痛绝,弃之如敝屣。但当他碰巧获得了“中国历史朝代帝王年表”和天干地支的计算方法,自信能够解决“时间问题”;他就改变了态度——“兼容并包、弄假成真”,搭建起西方的“普世历史”。斯卡利杰利用中国资料撰写了两部“伪史经典”——《时间校正篇》和《年代学宝典》,其内容主要是他的“编年史”框架——“圣经编年”及其子系统,后者包括“古老文明”(埃及—两河)和“古典文明”(希腊-罗马)。因而斯卡利杰被称为“科学编年史之父”。

然而,斯卡利杰所依据的中国历史(包括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并不准确。所以在他死后,17世纪的几代欧洲学者又按照赴华耶稣会士所介绍的新资料(主要是卫匡国著《中国上古史》),对于“斯卡利杰编年史”进行反复修正;甚至将《圣经》由相对正统的拉丁文本,改为“七十士版本”,来与以伏羲和唐尧的时间段相配合。
 

图:斯卡利杰(JosephScaliger,1540-1609年,法国-荷兰人)。被称为“科学编年史之父”,他利用中国历史朝代帝王年表和天干地支的计算方法,设计出“圣经编年”(包括耶稣诞辰)和“普世历史编年”,后者包括“泛西方”的“古典文明”(希腊、罗马)和“古老文明”(埃及、两河)。19世纪变为西方正史。
 
第三位是珂雪(又译“基歇尔”,Athanasii Kircher,1602-1680年,德国人)。斯卡利杰运用“中国时间”把被安尼乌斯伪造的“曼涅托之古埃及史”变成“正史”,此举在17世纪备受批评,最终被珂雪给化解了。在中国文化启蒙欧洲、打碎神权的过程中,为了迎合教会迁怒于中国,珂雪不失时机地拔高“古埃及”以贬低中华文明。珂雪利用中国资料——他汇编的《中国图志》(China illustrata),来充实被前人伪造的“古埃及”,并且利用汉字演绎出埃及象形文字。当时欧洲人不懂得“表意、写意”这种“形而上”的概念,因而误以为汉字就是象形文字,由此就把象形文字看成是“始生文明”的专属文字。珂雪开此风气,后生可畏,好几代人都前赴后继地伪造象形文字、乃至楔形文字;它们越来越吻合于西亚某些地区的原始图符,后者都被挪用于“古老文明”。

被一些学者称为“埃及学之父”的珂雪,也是按照“诺亚子孙之世界殖民”的套路,编造“上帝的选民”由东向西,进行扩展,直到中国及其黄种人迁徙至美洲。这就是中国“西来说”之缘起。
 

图:珂雪(又译“基歇尔”,Athanasii Kircher,1602—1680年,德国神职学者),汇编耶稣会士的中国资料,再用它来伪造“古埃及”和象形文字,并且推演中华民族与文明皆由此而来(西来说)。被成为“埃及学之父”。
 

 (八)西方学者对西方伪史的揭露(17-18世纪)

 

牛顿。在17世纪的欧洲,有众多学者——包括牛顿——都是按照中国历史来设计西方历史;但牛顿是第一个系统批判“斯卡利杰编年史”的,后者却在19世纪变成了西方史学的正统


牛顿认为:
“希腊人的古代全是虚构的(the antiquities of the Greeksare full of fables)。”【见正刊注】

“古代希腊充满是诗意的虚构(Greek Antiquities are full of Poetical Fictions)。”【见正刊注】

他还说:
“最早的证据丧失已久,现存的古籍若非全然发明,便是错误百出。”

他谴责那些建立埃及、巴比伦和希腊编年史的学者,通过伪造历史序列来证明它们的“古老”(fabricate historical list to prove theirantiquity)【见正刊注】

牛顿考证出的埃及历史是范围小、历时短、很晚出——间断垂续仅三百多年的中世纪的小王国。

图:牛顿著《古代王国编年史修正》,批评斯卡利杰等人伪造历史;牛顿在书中指出,“古希腊、古埃及”等在很大程度上是被伪造的。
 
弗朗西斯·培根。培根时代的西方没有可信的历史,寄希望于圣经故事之“神话成真”,但培根对此是绝望的。培根说:
所谓的“异教的古代历史”(指非基督教的西方历史,诸如埃及、希腊、罗马、波斯和巴比伦等——引者),几乎都是由无稽神话和不可信的莎草残片所构成的;毋庸置疑,全是有缺陷的。

古代是历史的残骸(Antiquities are the wrecks of history),关于它们的记忆几乎荡然无存。有些勤奋的人以其细致精确的努力,收集家谱、日历、标题、铭文、碑石、钱币、名字、词源、谚语、传统、档案、仪器、公共和私人历史的残片和散见的书籍等等,透过如此途径或许能够恢复一些诺亚洪水时代的印象。这是一项费力的工作,但毕竟人们会带着敬畏之心接受它。值得来到神话和虚构的源头(deserves to come in the place of those fabulous and fictitiousOrigin)。……在这些不完美的历史中,很少具有权威。……历史的缩影是腐败的,那正常的、极好的历史本身已被损坏,只剩下无利可图的渣滓,……都应该被摒弃。【见正刊注】

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1635-1703年,英国博物学家、发明家)。他对西方历史的看法是:
通过大众传播和暗中操作,有关埃及、希腊和迦勒底(巴比伦)的虚构故事(the fabulous stories)被建筑起来,转变为真理……如此“虚构故事”囊括了世界古代历史的主要部分,还包含了故弄玄虚的隐秘智慧;后者服务于传播那并不存在的“真实历史”……显而易见,包含着希腊智慧的赫西俄德《神谱》,说是来自古埃及和腓尼基,但其主体文字与神话传奇则很难被证明。【见正刊注】

让·哈尔端(Jean Hardouin,1646-1729年,法国古文献学家、图书馆馆长)指出:
“绝大部分的‘古代’希腊和罗马的作者和作品、以及文物,都是在13世纪晚期以来被伪造的。

美国爱荷华大学教授麦克劳德在其所著《现代世界的恶作剧》书中评述:
“我们能确信我们所知道的和所思考的(那些知识),都是真的吗?”让·哈尔端(Jean Hardouin)就是一个例子,他相当肯定:(人们)所知道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都是谎言。哈尔端是个耶稣会士学者,生活于1646-1729年;他写下专著……,宣称:绝大部分的“古典”希腊和罗马的文献、艺术品和钱币都是伪造的。它发端于13世纪后期和14世纪,……(神职学者)在修道院书室里伪造“古典文献”,……起先是由西弗勒斯(Severus Achontius)幕后操作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述是真的吗?奥古斯汀的《忏悔录》是真的吗?希伯来文《旧约》是真的吗?全都是假的!这样的想法似乎反常,但哈尔端不是一个偏激的人,而是很受尊敬的杰出的古文献学者,他绝不是一个疯狂的边缘人。……哈尔端所处的时代,是从口语交流传播宗教知识,进入全面依靠文字印刷的时代(知识和来源和诚信都是失控的)……。【见正刊注】

伏尔泰。他说:
“以我们某个智慧之士的观察,所有的古代史都是神话,人们则信以为真。【见正刊注】

他还说:
所有其他古代文明都是被虚构的,“都是在重申绵延不绝的中华民族的历史,她才是全人类最古老的、存活至今的民族!【见正刊注】

伏尔泰是这样评价中国历史的,即:
特别令我震惊的是中国古代历史,在那儿,每一件事都是自然而然和实际可能的;我敬佩它,是因为中国历史没有被任何神怪的事所渲染。相比之下,为什么所有别的民族都采用了荒诞的起源呢?法国古代编年史,实际上并非真正的古代,称法国人是赫克特(Hector,特洛伊王子和战神)的后代;……把罗马人溯源至弗里吉亚(Phrygian,希腊神话)……说诸神居住在埃及约1万年……。

事实上,中华帝国早在4000年前就形成了……。只有中国的编年史确凿无误地记载了中国人的过去,如同人们所说的那样,它把天的历史和地的历史统一了起来,这与其他的人民都不同。中国古人常用日月食和行星的会合期来作为他们的纪元。我们的天文学家,检查了他们的计算后,惊奇地发现:它们基本上是准确的。别的国家创造了寓言神话,中国人用笔和星盘书写历史……,从而没有矛盾错误的编年。

……中国人早已知道把字刻在竹制的简上了。他们现在还保存了一些这种古竹简,这种竹简以漆涂面以防止腐烂。这可能就是世界上现存年代最久的古遗物了。……中国……没有虚构的神话,没有……半神,……他们理性地写作……【见正刊注】
 

 (九)外国学者对西方伪史的揭露(19-20世纪)

 
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主张:
……揭穿西方中心论的意识形态和西方中心历史观的写作,亦即,揭穿始于被虚构的古希腊的假的西方谱系(fake genealogies starting with the fabrication of Ancient Greece)。”【见正刊注】

耶鲁大学教授弗拉丁格批评:
“这个‘西方传统’就是被塑造的谱系:尽可能地发掘它所需要的‘古代’希腊民主,以作为现代西方政治自信的基石。……如此民主政治的诞生实际上是来自西方的虚构。……伪造古希腊来作为西方的源头,旨在服务于欧洲的文化与经济利益……。【见正刊注】

剑桥大学博士、希腊克里特大学教授维拉索伯罗斯揭露:
西方中心论关于古希腊城邦(文明)的观点,被用来构建它自己的社会和政治意识形态。希腊的过去已被滥用于重塑西方中心文化。……现行的希腊历史是在浪漫主义时期(18-19世纪)被构建的,而古希腊城邦研究则是19世纪东方功能主义和进化主义(Orientalist functionalismand evolutionism)的产物。有关希腊历史的西方中心论的传统观念是多么有害!“希腊城邦”被镶嵌到现代社会及其变化的观念之中,之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是因为希腊历史的西方中心模式选择了“古希腊”作为单一文明模式的核心现象。……再者,对于爱琴海的史前研究则依赖单一线性的模式,相信荷马等神话!【见正刊注】

美国瓦尔登大学教育中心主任史蒂芬•丹佛指出:
“作为单一文化的古典希腊文明的形象,是19世纪的虚构(The image of classical Greekcivilization as a uniform culture was a fabrication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虽然这个观念延续至今,但它不能反映古代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见正刊注】

丹佛教授进一步说:
(19世纪末)被编造的理想化的希腊出现了,它赞美古希腊人的才智,宣称希腊文化传统是现代西方的纯粹起源。然而,构建一个纯粹和原创的希腊文明这一做法,反映了现代欧洲民族国家的知识偏见,它并不是还原古代的真实情况。不过,如此编造却非常吸引那些西方人——许多宁愿生活在美梦中的作家、诗人和哲学家们,他们并不了解古希腊的本来面目。……这般古希腊文明的形象是被欧洲文化沙文主义虚构出来的。像德国、英国、法国和俄罗斯这些相对老的民族,都把其过去系于“希腊文明”这个纯正的根上;然而,西方中心论之种族主义却找错了树(wrong tree)【见正刊注】
 

 (十)综述西方伪史——瑞士历史学家菲斯特的评论【见正刊注】

 
关于西方历史,虽然在18-19世纪之交发生的从法国革命到拿破仑战争这段记录应该比较可靠;但是,在18世纪以前西方所发生的“事件”,则都是不可能被证实的。任何建立和描述像1700年这一时间的“历史”,都不免荒谬。所谓的17世纪的“三十年战争”也与真实历史无关。中世纪后期的英法百年战争,包括“圣女贞德”,几乎没有一点真实性。至于古代的战争,诸如波希战争、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的布匿战争,都是虚构故事,而非真实历史。再如关于近代历史的开端,据说是在16世纪之初(1500年),还有我们所读到的稍后发生的宗教改革;凡此,直到1750年左右才出现相关的历史资料。有关宗教改革的资料很丰富,但该事件本身却一直是个谜。

追溯以往事件的各种记录和确定时间,都属于巨大的伪造历史工程的一部分。一些学者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并且对于大规模的发明和篡改历史予以揭露。虚构历史和伪造资料乃齐头并进。在19世纪以前的西方,没有人感兴趣和费精力写真实的历史,况且也没有真实的史料。在西方,可行的字母文字和书写记录出现的时间,大约在三百年前(17世纪);而在那之前,所谓的石刻记录、金属铭文、纸莎草和羊皮纸等,全都似是而非(没有成熟的文字和表意内涵,光记“发音符号”?)。在我看来,欧洲人开始使用羊皮或纸张写字,不会早于1650年;能够查到的可信的即时记录,应该是在1750年之后;而关于之前的任何记录,越久远则越虚假。

斯卡利杰(Joseph Scaliger,1540-1609年)是通行于今的世界编年史的创造者,他也是首次确定耶稣诞生时间的。而第一个设计“公元”和“公元前”(B.C and A.D.)的,则是耶稣会士佩塔维斯(Dionysius Petavius,1583-1652年),他的法文名字被用拉丁文写成“另一个人”,并且提前了五百年,这样,公元纪年就成了“古已有之”。

许多研究者都知道,欧美国家的档案馆和图书馆的资料不会追溯“很古”,但权威机构不会承认事实,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它们都是来自金石文字、羊皮纸和纸莎草记录。埃及象形文字和巴比伦楔形文字不外乎都是欧洲人的骗局:除了极少数是把别处原始图符挪用于“古老文明”,绝大多数都是被共济会的伪造的。逻辑结论是,以任何标准来算,欧洲文化开始的时间最早也就在四百年前(16世纪)。

法国牧师和图书馆馆长让·哈尔端否定所有西方“古籍”的真实性,它们包括《圣经》和希腊-罗马“古典”;他还宣布,全部的近代以前的官方文件、教会记录和古代钱币等都是后来被伪造的。荷兰耶稣会士帕佩布罗施(Daniel Papebroch)坚持,没有一份历史文献是真实的。伏尔泰是最早的历史批评家之一,他在其著作里抨击西方中古和上古历史的荒谬绝伦。二百年前,一位名叫彼得·弗兰兹·约瑟夫的作品《我的历史观》(MyView on History)揭露,所谓“古典著作”的产生时间,比成说要晚得多。在1890年,英国的宗教学者和历史学家爱德华·约翰逊是第一个谈到,伪造历史是西方的一个大型工程(a large-scale project to fabricate history);他指出,从16世纪初以来,欧洲有许多造史中心,最先是修道院,而后则是研究院……。在19-20世纪之交,有一位不太出名、却是杰出的语言学家(任教于瑞士巴塞尔大学)罗伯特·巴利道夫,写了有关希腊-罗马文学的两本书;他发现,那些所谓的“古典著作”都掺杂着中世纪和日耳曼语言,由此看来,它们都是在前不久、仅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被伪造出来的。在1930年代,德国历史学家威廉·卡尔梅指出,全面伪造历史和文献发轫于中古后期。在20世纪初期,俄国哲学家尼古拉·莫罗索提出激进方案,即西方版世界历史年表必须大为减短。

一些与“古希腊”起源有关的地名诸如“阿提卡”(Attica)和“雅典”(Athens),实际上都是中世纪的发音;而“达达尼尔”(Dardenelles)和“拜占庭”(Byzantine)都是源自法国土语;还有,与“古埃及”起源有关的名称,诸如拉美西斯(Ramesses)、齐阿普斯(Cheops)、卢克索(Luxor)、加沙(Gaza)和培琉喜阿姆(Pelusium),都是法语的根;上述词语在欧洲人向东扩张之前(1500年之前),从未出现过。

“古代史”是一种涅槃,偶尔被编造出来的著名人物和事件所照亮。查理曼像是黑暗中世纪早期的明亮绿洲。真正的古代希腊地区的居民是不会知道“他们的”最伟大的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因为这两个“人物”(还有众多的“希腊智者”)都是后来被发明的。在希腊,为了吸引游客,所谓的“古代建筑”自19世纪至今一直都在建设中。所谓的包含希伯来遗训的《死海古卷》,它们是被用纸莎草和羊皮纸做成的;竟然在1948年——以色列复国这一年——被发现,如此巧合是偶然的吗?
 

 

由上面的引述可见,西方中心论在西方内部一直是自相矛盾、遭受挑战;而且必将阴阳逆转——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回溯至17-18世纪,看到欧洲在“中国风、中国启蒙”的环境里塑造文明和伪造历史这一本来面目,就会整个翻盘。相比之下,一方面中国是西方中心论的严重受害者,另一方面中国学术界则落入东方主义陷阱,顽固坚持西方中心论的伪史体系原教旨,一成不变、一潭死水、执迷不悟

2018年6月15日


( 来源:昆仑策网,转自“董并生”)

 

 


 

【昆仑策研究院】作为综合性战略研究和咨询服务机构,遵循国家宪法和法律,秉持对国家、对社会、对客户负责,讲真话、讲实话的信条,追崇研究价值的客观性、公正性,旨在聚贤才、集民智、析实情、献明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欢迎您积极参与和投稿。

电子邮箱:[email protected]

更多文章请看《昆仑策网》,网址:

http://www.kunlunce.cn

http://www.kunlunce.net

责任编辑:向太阳
特别申明:

1、本文只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观点,仅供大家学习参考;

2、本站属于非营利性网站,如涉及版权和名誉问题,请及时与本站联系,我们将及时做相应处理;

3、欢迎各位网友光临阅览,文明上网,依法守规,IP可查。

昆仑专题

热点排行
  • 一周
  • 一月
  • 半年
  • 建言点赞
  • 一周
  • 一月
  • 半年
  • 图片新闻

    友情链接
  • 186导航
  • 红旗文稿
  • 人大经济论坛
  • 光明网
  • 宣讲家网
  • 三沙新闻网
  • 西征网
  • 四月网
  • 法律知识大全
  • 法律法规文库
  • 最高人民法院
  • 最高人民检察院
  • 中央纪委监察部
  • 共产党新闻网
  • 新华网
  • 央视网
  • 中国政府网
  • 中国新闻网
  • 全国政协网
  • 全国社科办
  • 全国人大网
  • 中国军网
  • 中国社会科学网
  • 人民日报
  • 求是理论网
  • 人民网
  • 备案/许可证编号:京ICP备15015626号-1 昆仑策研究院 版权所有 举报邮箱:[email protected]
    携趣HTTP代理服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