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军长的“最后一电”，是谁在打谁的脸儿？

衡阳之战中，方军长先觉中将等衡阳守城诸将，有个著名的“最后一电”。

这个“最后一电”，即衡阳城陷之际，方先觉等六位守军最高将领集体署名，发致重庆统帅部的最后一电。该电称：

敌人今晨由城北突入以后，即在城内展开巷战，我官兵伤亡殆尽，刻再无兵可资堵击。职等誓以一死报党国，勉尽军人天职，决不负钧座平生作育之至意，此电恐为最后一电，来生再见。

狠悲壮，狠伟烈，正气凛然，视死如归，充分展现了中国传统中取义成仁的最高精神境界。由于电文极具宣传效果，当时即为各类媒体广为报道，后来则为台湾的相关史籍予以记载，成为抗战时期最为著名的绝命电之一。前有40余日的浴血奋战，后有荡气回肠的最后一电，前后呼应，始终如一，为此，衡阳之役在某些著作中成为一个相当完美的故事。

据天朝大陆学者邓野先生《蒋介石对方先觉投敌案的裁决》一文称：这个“最后一电”方电的发表与宣传收到了预期效果。任职于侍从室的唐纵在日记中写道：方电“读后不禁暗然神伤，热泪夺眶！”[30]铨叙部次长王子壮在日记中写道：方电读后，“心为凄然欲绝，一切作事均觉无绪。”

如今效果依然，无数天朝大陆果粉为之大为鸡冻渧泗交流颂方公！

除了邓野先生，如今也很少有学者对该电的真实性提出置疑，因为凯申物流总裁常公的事略稿本，也载入了此电——

 常公事略稿本得悉“最后一电”的时间，是8月7日下午3时

言之凿凿啊！

邓野先生在《历史研究》2006年第5期《蒋介石对方先觉投敌案的裁决》一文的置疑是：

笔者在翻阅各类材料过程中，发现该电的真实性存在诸多疑点，对此，似从未有人公开提出过。其实，最早对该电真实性提出质疑的是军令部长徐永昌。当然，徐之质疑仅限于私下，并且也未深究此事。

8月7日，徐永昌在日记中记载了方先觉发自衡阳的两份电报：“衡阳方虞未电，衡城北部被敌侵入，其余阵地均在猛攻，危急万分。又方虞申电，衡阳已在混战中。”[24]虞未即8月7日下午1时至3时，虞申即是日下午3时至5时。然而那份“来生再见”的最后一电徐则未收到，那么，该电出自何处？出自侍从室。

8月8日，徐永昌记载：“蔚文电话念方先觉军长等上委员长阳戌电”。林蔚字蔚文，时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阳戌即8月7日傍晚7时至9时。接下来，通过林蔚的电话口述，徐逐字逐句记下了方先觉的这份最后一电，林蔚念完之后，“谓委员长令编入明日发表之战报”，即要求立即发表。当时，重庆军委会不定期向社会发布战讯即战报，该战讯由军令部具体负责，蒋既然决定由战讯发表方电，便需经过徐永昌。

接到林蔚电话之后，颇具军中阅历的徐永昌即对该电产生怀疑，徐当即对林蔚说：“余以方等径陈电，向皆交部，该电恐系代拟。”徐的意思是，按照军中程序，方先觉的来电一向发至主管单位军令部，再由军令部上呈侍从室。而方的这份最后一电则一反常规，绕过军令部直发侍从室，由于不符程序，因而徐对该电的真实性产生怀疑，疑为他人“代拟”。

徐对方电既有怀疑，而蒋又下令立即发表，为此，徐向林蔚提出另一问题。徐说：“万一方等被俘后有不名誉情事，岂不遗笑于人。”总之，徐不赞成发表方电。接下来，“蔚文笑谓此电非假，又谓方于衡阳通电时即亲对委员长以死守自誓，此后亦属以此意电陈。”尽管林蔚断定方电非假，方不会有不名誉之举，但仍不能消除徐之疑虑。为此，徐后退一步建议：“电纵属实，亦应防其万一，且我何必争此两三日之时间。”也就是建议缓发方电，待方之下落弄清之后再发不迟，以留余地。经过徐的反复说明，“蔚文意动，谓可稍俟再办”。然而这个暂缓发表的意见未被蒋接受，林蔚“旋电话称，委员长以为纵被俘无虑也。”[25]仍坚持立即发表。于是，8月9日军委会战讯发表了方的这份最后一电。

 徐永昌被告知“最后一电”是“阳戌”电

以上是一段有趣的对话。徐永昌大概是侍从室之外第一个获悉方电的，同样，徐大概也是第一个对该电的真实性产生怀疑的。现在，本文提出以下几点质疑。

第一，关于方电的出处。林蔚的电话通知不过是方电的第二道传递，那么侍从室又是怎样获悉方电的呢？《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记载：蒋于8月7日“下午三时突接空军电话，转报方先觉军长……等来电”（见前）。此即方电的出处。空军以电话转报侍从室，侍从室再以电话通知徐永昌，并令徐发表，也就是说，这份数十年来被反复载入各类报刊和史籍的绝命电，不过是通过两个电话口头相传而出，全部过程均无电稿。更令人费解的是，侍从室通知徐永昌时也未拿出空军的电话记录稿，仅由林蔚口述。这份从头至尾以口述方式而形成的“电话电报”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永远无法查证核实。

第二，关于方电的时间。根据上引材料，侍从室于8月7日下午3时收到方电，但林蔚则亲口对徐永昌称方电为“阳戌电”，即8月7日傍晚7时至9时。然而时间的出入并非仅止于此。方电正式发布于重庆军委会8月9日的一则战讯，而该战讯则记载：“第十军军长方先觉七日晚十时来电报称……”[26]归纳起来，“下午3时”，“戌时”，“晚10时”，方电至少有三个时间。时间上的出入留下了任意编造的痕迹，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方电本来就没有一个可靠的出处。

见报时的时间，变成了8月7日晚10时

第三，方电的上报程序。这是徐永昌提出的问题。方先觉于8月7日发自衡阳的虞未、虞申两电，均按通常程序发至军令部，唯独这份最后一电一反常规绕过军令部直发侍从室。正因为上报程序不符规范，因而徐疑为他人“代拟”。

第四，如果说方电于下午3时由空军转报，那么，为什么徐永昌能够收到差不多同一时间的虞未电，为什么还能收到较之3时更晚发出的虞申电。如果说该电发于戌时或晚10时，那么，根据梁子超、饶少伟的证词以及日方材料，方部此时已打出白旗并向日军提出投降条件。一个要求“送往南京”的人，同一时刻又誓言“来生再见”，距离太大，于情于理都说不通。

第五，方电是否发自衡阳。该电署有饶少伟之名，但饶却明确表示，他本人“并未参与其事，也无人和我谈及，后逃至郴州始见报载”。[27]这就是说，郴州见报之前，饶对该电一无所知。作为列名师长之一，至少饶不能证明该电发自衡阳。

第六，方电有“展开巷战”一语。当时由衡阳逃出的一位空军军官，在一次专访中谈到他在衡阳的见闻，其中称衡阳最后的战况是“混战”，并特地解释道：“谈不到巷战，因城内已一片瓦砾，看不见巷了。”[28]徐永昌所记方先觉虞申电也是称混战而不是巷战。巷战一语与战况不符，更像是一位局外之人依据常规所设想的战况。

总之，方电疑点甚多，不能自圆其说。据此，该电到底出自衡阳方先觉，还是侍从室的伪造？本文暂不结论，姑且存疑，留待再考。

邓先生行文非常客气，但置疑有理有据，非常给力！“最后一电”发出和得悉的时间有三个版本：一、常公事略版本（果府官版）的时间为：1944年8月7日下午3时，由“空军电话转告”；二、待从室主任林蔚向军令部长徐永昌传达并令发表的版时时间：阳戌（即8月7日晚7时～9时）；三、1944年8月9日报刊公布的版本时间：1944年8月7日10时。

三个时间，而且没有原稿，“最后一电”署名者饶少伟还声明不知道有过该电。

嘿嘿嘿嘿，这“最后一电”，究竟是有，还是没有耶？

其实，要摩的司机双爷我来说耶，这个“最后一电”究竟存在还是不存在，意义不大！真滴意义不大！双爷我与人讨论问题，是狠愿意先礼让争论另一方一步的。现在双爷就先让一步：姑且认为该电不是常公或常公侍从室伪造的，而的确是方军长先觉中将等衡阳守城诸将发出的——也不必去细究是哪个时间段发出的了。、

然后我们再来讨论，这悲壮烈的“最后一电”，究竟打的是谁的脸儿？

如果该电是8月7日3时发出的，那么应该是方军长召集守城诸将讨论向太君“有条件投降”之前。这说明了神马耶？说明那个“最后一电”，是方军长等弄出来哄委座滴，哄完了想干啥还干啥。如此,“最后一电”就是个P！

如果该电是8月7日7时、9时或10时发出的，那么应该是方军长召集守城诸将讨论向太君“有条件投降”之际或之后。那又说明了神马耶？说明那个“最后一电”，是方军长正在“想干啥”，“最后一电”言不由衷，仍然是胡弄常公的——这“最后一电”，还是个P！

结论：总而言之，这“最后一电”，就是一个P！

这个结论，可能狠伤天朝大陆果粉们的玻璃小清心儿！

但是，历史，他就是有这么冷酷无情，铁面无私！

天朝大陆渧泗交流颂方公的果粉们，是不是还是正视一哈，赶紧歇了？

现在嘛，常公死了，方军长降敌的事儿，就连果“国史馆”也认账了，你们还鸡冻个啥？

噢，有个事情不能不顺便提一哈：当年12月，凯申物流总裁仍然决意要委归来的降将方先觉委作军长，但遭到了果军高层诸将的反对。果军令部部长徐永昌日记记载：“午后会报，辞修对方先觉拟再使任军长。程颂云（云）不可，谓被俘而回在日本仍须处死，欧美诸邦亦决不再起用带兵。是时郑厅长即言，数日前于魏特迈耶处会议，一美武官以方先觉与敌军长官合照之像交之，默无一语。”最后，“任职之议遂寝”。

他们都“遂寝”，天朝大陆果粉们，还叫TMD神马撞天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