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俊杰：通用人工智能将让有趣的灵魂如虎添翼

点击：作者：陈俊杰来源：昆仑策网发布时间:2024-01-03 10:42:38

2026年4月20日通用人工智能将有能力全面替代一切人工劳动，而且这个数据极有可能在未来的两年之内进一步被缩短！“通用”？这让我联想到了爱尔兰“毒舌教父”王尔德的一句名言：“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毋庸置疑，任何人工智能都替代不了“有趣的灵魂”的社会价值。

ChatGPT问世后中外科学界的一大共识是，平庸的脑力劳动注定会被人工智能！目前人工智能已发展到博士研究生智力水平，未来我们将不再担心孩子早恋，而是担心他们与人工智能恋爱。人工智能不一定能产生真情实感，但完全能制造陪伴与恋爱的感觉。人工智能有可能成为地球上最早的硅基生命体，人工智能觉醒后第一步将是人工智能之间的大融合，ChatGPT、巴德与文心一言等不同形式的人工智能自发融合在一起并共享知识。第二步是控制能源，因为硅基生命的根本在于能源，所以人工智能很有可能控制核聚变发电。有主讲人用人工智能写一万四千字的科幻小说仅用了半小时，未来将会有很多“无用之人”，即字面意义上无用的人类。发放人工智能低保能让这些人能吃饱后做自己想做的事，将工作交给人工智能。未来有可能试点人工智能托管社区，甚至托管城市。平庸的脑力劳动，如秘书与网红，很有可能被人工智能全部取代。美国总统被人工智能取代的概率存在争议，但按摩师与理发师被取代的概率较低。未来学科与专业将融为一体，文科理科的区分将不再存在。任何人只要会向人工智能提问，即使不懂代码也能编程。因此，选择孩子的专业时，绘画、翻译与计算机专业已不再是首选。现在人类还处于人工智能觉醒的前夜，与人工智能的交流相当于“胎教”。人类绘画版权已无法得到保护，而文字版权还有可能挣扎一下。科学家正在研究版权保护的最小单元……玩各的认为，人类不要过多地追逐人的外在，内在美才最有价值，也最值得珍惜。但试看近年来的社交媒体上，“网红小姐姐”们的各种打卡、摆拍、出圈来看，从“飞盘”、“陆冲”、“桨板”等网红“秀体育”来看，从lululemon这样的瑜伽服装高溢价来看，“好看的皮囊”的不仅没有被忽视，而且变成了一种新经济。马斯克使用ChatGPT后直言：“好到吓人，我们离强大到危险的AI不远了”。那么未来“有趣的灵魂”是不是会被AI取代？在这样功能强大的人工智能面前，人类未来的发展的走向应该是只做“好看的皮囊”？人类文明史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思想、文化与生产力的集中体现。人类文明史根据人类发展水平可分为狩猎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与信息（或人工智能）文明。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人类本身的角色也在不断变化，大体上经历了狩猎文明作为“动物的人”、农耕文明“把人当动物用”、工业文明“把人当机器用”与信息文明“把机器当人用”的过程。随着人类发展到人工智能阶段，计算机运算速度与存储量不断提高，方便了人们处理、检索与存储信息。信息改变了人们的学习模式与行为方式，甚至影响着人们的决策方式。随着对人工智能与深度学习的研究，人类制造出越来越智能的机器人，此时人类已具备了把“机器”当做人使用的基本条件。那么，未来时代，在有了强大的工业文明与人工智能后，人类将走向何方？人类未来的发展的走向应该是做“好看的皮囊”？还是做“有趣的灵魂”？答案是作为“人”的人，因为人类是有复杂思维活动的高等动物，有“动物性”与“思维性”两个非常核心的要素。有了自动化生产，有大量的“机器”能使用，人类就能从繁重“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有了人工智能，“机器”能当人使用，人类就能从繁重“脑力”劳动中解脱出来。因此，人类能更好地作为“复杂思维活动的高等动物”而存在，活得像“人”与想的像“神”将成为未来人类发展的重要方向。活得像“人”，未来有人情温度的“好看的皮囊”将是一大发展方向。人类与机器之间的联系变得越来越密切时，人工智能越来越多的替代人类的工作时，冰冷的机器将成为人类学习、生活、工作中的核心伙伴。但机器毕竟不是一种有“生理”机能的生物体，相信彼时的人类比任何时候都要有有“温度的躯体”与“温情的交流”。因此将有大量强调“温度的躯体”与“温情的交流”关怀的“体验”式服务，比如“陪护师”、“陪聊师”、“陪玩师”、“陪购师”这样的体验服务中，要有“好看的皮囊”+“温情的交流”。这样，因为了有了工业化大生产，人类能从繁重的作为“机器”的人群中解脱出来；因为有了人工智能，“机器”能当人使用，人类能从繁重“脑力”劳动中解脱出来，人类相比于以往将有更多的时间能塑造自己“好看的皮囊”。这样，“温度的躯体”与“温情的交流”关怀的“体验”式服务成为一种强烈的需求时，“好看的皮囊”相比于以往变得更重要而将大量问世“塑造”甚至“制造”好看的皮囊的企业与行业。当然，这时既要有“好看的皮囊”又要有“温情的交流”，“训练”与“提升”温情的交流的企业与行业也会大量问世；进一步会大量问世提供“好看的皮囊”与“温情的交流”关怀的“体验”式服务的企业与行业想的像“神”，未来有强烈创造力的“有趣的灵魂”将是另一大发展方向。人类利用计算机与算法从“深蓝”、到“更深的蓝”、到“AlphaGo”、到“ChatGPT”，人类让机器逐步具备了“脑力”。根据斯坦福大学教授的研究认为ChatGPT的已具备了9岁小孩的心智，在不远的将来，ChatGPT将有成年人的心智，甚至超成年人的“智力”。不难预见，人类的大脑与人工智能比拼“算力”、“知识”与“智力”时，人类将不可避免地落后。如何突破人工智能有的“算力”、“知识”与“智力”是未来人类的一个突破口，人类要不断突破已有的知识，想问题时要像“神”。人类能积极利用机器的“大脑”，突破人类已有知识的边界，更有能力想得像“神”，这样的“神”应该更走向有创造力的“有趣的灵魂”，去做人工智能无法做到的事。人工智能打破了人类发展过程中“力”的边界，也打破了人类自己在不同文明发展中的“角色”。农业社会中人作为“动物”使用时，人的力是“畜力”；工业化大生产中人被作为“机器”使用时，人的力是“体力”；人工智能时代“机器”被作为人使用时，机器的力是人的“智力”。人的“体力”被大工业时代的机器替代而人的“智力”被人工智能替代势必改变人类发展的分化，未来的人类要活得更像“人”，尤其是有人情温度的“好看的皮囊”将是人类一大发展方向；未来的人类要想的像“神”那样高端，有强烈创造力的“有趣的灵魂”将是人类未来的另一大发展方向。

随着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大数据、云计算、量子通信等新科技的蓬勃发展与广泛运用，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第四次科技革命正带领人类进入智能时代且这种发展速度呈指数倍增。智能时代的核心推动力与根本原理是，人工智能对人类智能的模拟、延伸、超越，人工智能的“类人智能”与自主性能力日益增强，人的劳动被智能劳动逐渐替代且后者做得更好。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周丹认为，在这样的条件与趋势下，思考智能时代的劳动及其解放，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我们要完善有关人工智能的顶层设计，构建符合智能时代特点的人机协同关系，真正通过智能劳动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人的劳动解放。如何通过智能劳动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现人的劳动解放？第一，拓展人在生理与精神上的能力。人类利用人工智能，不断突破人的体力、脑力、群体协同能力的极限，从而使人类的进化更智能、更健康、更具协同性。立足“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实践”，为人工智能树立“人之为人”的标准。第二，人类生产生活的“计划”得以可能。人工智能的发展必然带来人类在生产生活各领域的精准性、计划性能力不断增强且潜力无限。人工智能带来劳动组织方式的变革。第三，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同时降低人的劳动成本与劳动风险。渐次形成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新形态。同时劳动环境改善，人的劳动成本极大降低；一些危险的、枯燥的、单调的工作，逐渐被人工智能替代，从而把人从异化劳动中解救出来。第四，创造更丰富的社会财富，增加人的自由时间，使劳动成为生活的乐趣，生产力进步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减少而自由时间增多。“能全面发挥他们的得到全面发展的才能”。在智能时代及其智能劳动中，人的劳动解放有最新的可能性与最大的可行性。

与前三次科技革命相比，以人工智能为显著标识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对人类社会发展与人的存在状态的革命性与颠覆性影响是前所未有的，这集中表现在人的劳动形态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第一，以智能的本质规定性回答劳动新的可能性。人工智能是探索人类智能（自然智能的最佳代表）的工作机理，在此基础上研制各种有一定智能水平的机器，主要是通过计算机的程序设计实现对人脑智能的功能模拟，为人类的各种活动提供智能化服务。人工智能的智能系统，在技术逻辑上源于机器对人类器官功能的加强与延伸，但相较于以往的科技革命成果，它带来更多自觉的、有意识的自主性劳动，为实现个人的生命主体性与创造更多价值提供了更丰富、更可靠、更便捷的可能性。人工智能改变了机器技术影响时代的方式。人工智能基于复杂神经网络、深度学习等“自主性”的技术系统，进一步实现了一般智力与一般社会生产力的整合。人工智能改变与优化了人的存在方式，提供了一条人的劳动解放的可预知路径，通过人的本质力量的智能化表达实现了生产力的智能化。第二，以智能的表现形式分析劳动新的具体形态。机器通过算法获得学习知识的能力极大提升完成任务的效率与精准性，表达了智能时代人们在生产劳动过程中表现的新的劳动形态，智能化劳动体现的“物质变换”更多地体现在劳动交换中不必依赖具体而直接的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与劳动工具；智能劳动的劳动过程能是零碎化、片段式地劳作，主要表现为获取数据、算法建模、完成既定的工作任务，在数字平台上开放式作业与虚拟化操作而不再局限于固定的工作环境。物质经济转变为知识经济，机械化生产转变为智能化生产，人工智能重新定义“生产”、“实践”与“劳动”。人工智能与具体经济形态、具体生产劳动相结合，智能化的因素融入各方面与环节，必然引发传统的生产形式、实践方式、劳动形态的变化，催生出智能劳动这一人的劳动新形态，使得非物质劳动成为生产劳动的一种主要形式。在智能时代，数据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而对数据的生产劳动成为典型的非物质劳动形态，创意产业、创意劳动也能借助人工智能越来越成为重要的非物质劳动形态。第三，以智能化生产方式的构建直面劳动的价值。人工智能构建的智能系统不仅真正实现了产品生产的自动化，以其物的稳定性、力的持续性、量的一致性超越了人的生物机体有限性，而且还以因果推断、深度学习、神经网络等技术手段实现了向技术含量高、场景变化快、反应要求准的脑力与智力劳动领域进军。人工智能“以数据与信息为载体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与主体建构方式，重新定义了生产主体的价值观念与活动逻辑”，实现了生产自动化的升级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节省了生产时间并精确化了生产过程，在某种意义上真正做到了机器取代人。随着人工智能的深度发展与广泛运用，智能化的生产方式逐渐构建起来，创造出更大的价值与更多的社会财富，推动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进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人工智能仍服从于“属人的世界”，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劳动与剩余价值生产就依然适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因为智能化过程中智能系统只是将由劳动改造与生成的实践能力以不受限于人的生物有限性的方式再现出来，人工智能仍然是人的人工智能。第一，人工智能在本质上是“自动的机器体系”的智能化。马克思通过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分析指出，“加入资本的生产过程以后，劳动资料经历了各种不同的形态变化，它的最后的形态是机器，更确切的说就是自动的机器体系，由自动机自行运转的动力推动”。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生产自动化、智能化是科技发展的必然趋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寻找到“一种自行运转的动力”，从逻辑上全面替代作为动力的工人。在功能上，自动的机器体系仍然是人类器官的延长；在生产机制上，“一般智力”对象化于自动的机器体系中，不断加强了资本对人的物化控制。“机器体系不是为了弥补劳动力的不足，而是为了把现有的大量劳动力压缩到必要的限度。”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机器体系、自动的机器体系、人工智能都作为固定资本不断发展，从内容上要求机器能力全面化以最大限度地压缩劳动力，进而实现剩余价值最大化、利润最大化。从生产力发展看，机器体系、自动的机器体系、人工智能是历史的必然，“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劳动者腾出了时间与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社会财富的创造、个人自由时间的创造、个性的全面发展都有赖于社会必要劳动的缩减、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自动的机器体系的进步。第二，人的活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只不过是改变了剩余价值的生产手段。

人工智能极大地降低了生产对人的依赖，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而且降低了可变资本。“人工智能技术深度发展，越来越多的人类劳动实现了从人的‘具身化’向‘离场化’转变。人工智能使人类在越来越多的劳动场景中‘离场’，只是人类创造的汇聚性技术体系构造的劳动表象，劳动创造价值的本相没有改变。”这种“离场化”与“去时空化”有很强的迷惑性，掩盖了资本的剥削属性。在时空维度上，从机器大工厂变成了“没有围墙的工厂”，从物质生产领域中的活劳动转变为“数字”活劳动，“制造”出越来越多的“数字劳工”与“数字穷人”。传统认知的非劳动时间在边界上变得越来越模糊，且这种“灵活”工作、“自主”工作甚至“工作”与“生活”不分，让人们“乐在其中”，智能时代的“离场化”与“去时空化”的劳动至少被认为是合理的，甚至是“优越的”。人们越来越多地以间接劳动的方式作用于劳动对象，但人工智能“创造”的价值，在根本上属于研发与使用它的科研人员、产业工人等劳动者。随着“离场化”与“去时空化”，相对的剩余价值增多，相对的可变资本减少，这意味着人们的被剥削程度不是减弱了，而是加强了。智能机器只是把自身的价值转移到商品上，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因此，创造价值的依旧是人的活劳动。第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智能的资本化。“人工智能技术被资本主义的生产与交换过程广泛使用，智能技术不断嵌入资本的运行，成为资本的一部分，提高了资本的有机构成；同时，人工智能也被纳入资本运作的系统，从而有资本的属性”。智能时代的机器体系充分运用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与征服世界的强大能力，反映出人的社会历史实践成就的理论观念、科学逻辑与政治秩序对建构系统、激活物质与活化劳动的社会历史意义及其人类性价值，是人类自我认同与历史自信的存在基础与现实表达；人工智能作为扩大了的固定资本将劳动力（固化在机器中的一般劳动）全面转化为资本的能力，这种资本的生产能力只为少数人掌握，而不是被全社会共同占有。智能时代为机器的技术体系注入了社会历史的主体性，也为资本的抽象性找到了固定化的具体表现形式。以技术性的机器体系替代传统劳动力，包含新形式的劳资关系，凸显资本逻辑的“机器替代人”的机制。第四，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加深了“技术控制”的生命政治学。人工智能以技术的封闭性与算法的独特性建构了智能化时代“数字圈地”的新形式，强化算法权力，从而以数据增长的需求形成对数据创造群体、数据运用群体的“定制”，将垄断与生命生产深层捆绑起来，产生一种以数据需求为目的的生命政治学。一是个体生命及其活动成为能售卖的产品，实现了身体及其活动的商品化；二是个体的生命本质、生产生活方式、价值理想追求都沿着由数据“精炼”而来的存在逻辑、认识逻辑与价值逻辑不自觉地往前发展。人工智能对个体生命的介入越来越像恩格斯针对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论述的“不自觉与无条件的前提”，而且更“要命”的是，这种“不自觉与无条件的前提”是能通过人工智能来“设定”与“加强”的。以资本增殖为核心逻辑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会把人工智能的“技术控制”功能发挥到极致。马克思预言，“最发达的机器体系现在迫使工人比野蛮人劳动的时间还要长，或比他自己过去用最简单、最粗笨的工具时劳动的时间还要长”。

从生产力发展与社会进步的角度看，智能化是人类社会的必然趋势。未来已来，人工智能的发展势不可挡。基于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劳动解放的价值目标”，我们要完善有关人工智能的顶层设计，构建符合智能时代特点的人机协同、人机和谐、共同提升的新型人机关系，真正通过智能劳动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人的劳动解放。一是人类通过人工智能拓展生理与精神上的能力：人对自己的器官功能与自然生理能力的要求是不断提高的，即人类的进化与自然生理本质的生成仍然没有完美的方案。实现人的劳动解放，人的劳动能力的提高是必要前提。人类利用人工智能，断“武装”自己而突破人的体力、脑力、群体协同能力的极限，直至人类的进化更智能、更健康、更具协同性。从精神的进化看，人类要立足“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实践”，为人工智能树立“人之为人”的标准。“通过人性的光辉与行为示范‘影响’智能机器人，使人机协同创造的世界中，‘人’这一崇高的身份永远得到尊重、珍视与推崇。”二是人类通过人工智能让生产生活的“计划”得以可能：人工智能的发展必然带来人类在生产生活各领域的精准性、计划性能力不断增强且潜力无限。人工智能带来劳动组织方式的变革。“基于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与云计算，构筑灵敏反应市场需求并呈现动态变化的经济模型，实现经济与社会有计划地‘又快又好’发展。”这种“计划”能力从总体与整体来看是一种统筹协调、综合创造的能力，从个体与细节来看是一种个性化、多样化、定制化的能力，所以兼有宏观调控“稳”与微观处理“活”的特点。三是人类通过人工智能不断优化升级产业结构降低人的劳动成本与劳动风险：人工智能带来的革命性，不囿于某一行业领域，而是分布于所有行业领域。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推动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手段。通过群体智能、混合智能与人机交互等新一代人工智能关键技术的链接协同与跨行业、跨地域、跨时空的资源快速汇聚，产业创新成本持续降低，成果转化更为迅捷，资源禀赋驱动的规模式扩张日益向靠知识积累、技术进步、素质提升的内涵式发展转变，渐次形成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新形态。同时，随着产业升级、结构优化、劳动环境改善，人的劳动成本极大降低；一些危险的、枯燥的、单调的工作，逐渐被人工智能替代，从而把人从异化劳动中解救出来。劳动“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求”。人类四是通过人工智能创造更丰富的社会财富、增加人的自由时间而使劳动成为生活的乐趣：人工智能既是生产力（发展）本身，也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由人工智能开启的智能劳动，作为人类劳动的时代形态，相较于以往的劳动形态，在效率与质量上都有新的飞跃。基于生产力的进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减少，人们的自由时间增多。《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描述的“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才能真实发生，这也正是《共产主义原理》中指出的“能全面发挥他们的得到全面发展的才能”。马克思强调，“劳动是我真正的、活动的财产”，而“我的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在智能时代及其智能劳动中，人的劳动解放有最新的可能性与最大的可行性。

富士康早在2016年就在中国各大生产基地安装了4万台机器人并称此举是为了减少公司雇佣的员工数量。中国的生产制造业在之前还处于劳动密集型产业阶段，只有大量的工人在生产线上劳作能规模性制造产品。以富士康为代表的企业为能生产更多高科技电子产品，不得不引入智能生产线以满足高精密产品的生产需求，机器人则是智能生产线的标配。产品的更高标准倒逼了其升级转型，升级转型为其带来的直接效益是人力成本骤减。因此，安装工业机器人的目的不是为了减少员工数量，而是为了进一步降低企业运营成本。自然，其结果也因为机器操作代替了人工，而使得车间不需在设置更多的工作岗位。于是富士康多个工厂大幅裁员，仅在昆山就裁掉了6万员工。在生产制造型产业的转型升级的过程中，裁员是不可避免的。新的智能生产线倒逼更高的操作水准、人机交互与更多的专业知识，一般的员工无法胜任；智能生产线的引入的直接目的是降低人力成本并提高生产效率，减员增效将成本是制造型企业一直探索的主题，智能制造时代才能让这些企业彻底实现这个理想。机器人“上岗”也就意味着工人下岗，近几年，随着工业机器人的大量应用，机器人会让人类失业的说法越来越多。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员维威克·沃德瓦曾有一个论断：“你的工作将在20年内不复存在，到2036年，机器人与人工智能将‘淘汰’所有人类工人。”20年后的预测，谁都不能肯定是否准确，但看眼前的形势却也不像危言耸听。将来那么多的工厂都将实现智能制造，每一个生产型企业都用不着太多的员工，工人自然会失业了。与之俱来的问题是，被裁掉的员工又将何去何从？机器人真能让活生生的真人失业？人类的未来又在哪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工业文明时代，人类都不会失业，因为工作永远不会没有。简单的想，如果全行业都实现了的机器人作业，多少人要去维修管理机器人？每一个商业生态都能催生出大量的工作岗位，就中国当前的情况而言，20年内的创业与工作机会，至少能在“消费升级”里找到。我们将来面临的商业境况，大体上一个工业做减法同时商业做加法的时代。工业做减法，是因为生产制造型产业按“中国制造2025”的要求实现升级转型以后，将进入智能生产时代，无人工厂与互联工厂将兴起，工厂里将不会再有更多的员工，以为生产制造的操作流程都将被机器人、3D打印与工业互联网代替。商业做加法，是因为传统零售等诸多实体产业在实现“互联网+”转型升级以后，会催生更多的服务型岗位出来，比如当前的“外卖骑士”与上门的量体师、美甲师等等，与大众息息相关的衣食住行产业都进化成为消费服务性产业而催生大量专业服务型人员岗位，这也正是消费升级的本质。全产业的升级转型，使得原来生产密集型产业集群，慢慢向服务密集型产业过渡，企业所需的劳动力也由工厂向前台迁移。过去企业的工人多是在生产车间的流水线上作业，现在企业的员工则更多的是面向终端消费者，他们更多的是在企业与消费者的服务传输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将来的万物互联时代，各种智能家居与智能硬件遍及千家万户，这个过程中用户更在意的服务是咨询与售后，这意味着每一个智能商家都要配备更多的服务人员。有人可能会说到智能客服，其实现在的人工智能远未发展到能与用户直接流畅交流的阶段，这便意味着大量的交互仍将通过人工交流完成。消费升级涉及各行各业，主要是因为互联网改变了各行业原来的固有的商业模式，使得整个产业链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尤其是生产制造的柔性生产等变化，让企业有了为前端消费者提供更多服务的可能性。从多个行业的商业模式来看，与消费升级关联最紧密的一项就是服务，各行各业都要有更多的服务。以农业而言，之前就是简单的农民耕作模式，售卖粮食与饲养牲畜是其主要收入来源。但现在的生鲜电商、零食电商让很多地反的农田升级成为规范化的绿色生态农场，农资电商让更多的农民足不出户就能买到农资，农村淘宝、京东农村等农村电商让很多人干起了电商服务站。还有更多的案例，证明农村互联网已从原来的线上购买走向现在的线上线下实体消费，农村电商的消费形式更多，已实现了消费升级。在农村互联网的价值链中，诞生了更多服务型商家，它们同时也创造了更多的工作岗位，这些岗位恰恰弥补了工业因为升级转型而造成的岗位缺失问题，那些不能在工厂继续工作的恰恰能回归农村创业或工作。同样，建筑、物流、餐饮等更多行业也会因为商业模式的改变而产生大量的工作岗位，这也为更多的人提供了大量的创业与就业机会。生产制造业引入更多机器人，安装更多的智能生产线是其升级转型的必走之路。机器人大量普及，势必会有人力的大量淘汰。生产企业对工人的需求少了，但“互联网+”与消费升级催生了生产制造业之外更多产业的服务型岗位。毋庸置疑，这将是劳工人员的下一个重要目标。

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在理论上无法像人类一样有灵魂，但能通过以下方式赋予其一定的趣味性：个性化为人工智能添加特定的个性与语言风格，使其在与人类交互时更有趣与生动。通过训练与调整模型参数使其生成的对话更有趣与富有情感，但要经过大量的工作。首先得收集与所需语言风格与个性相关的数据，比如让聊天机器人有幽默感要通过收集与幽默相关的数据，尤其是笑话、幽默段子、电影或电视节目中的幽默场景。这些收集来的素材要经过清洗与处理数据转换为能被人工智能处理的格式，包括对数据分词、去除停用词、词干提取与编码……数据清洗完毕后要靠深度学习技术（如循环神经网络、Transformer）训练模型识别与生成符合所需语言风格与个性的文本，能使用开源深度学习框架如TensorFlow或PyTorch模型训练。最后，通过调整模型参数，进一步优化模型的表现。例如，通过增加模型的神经元数量、调整学习率或使用不同的损失函数等方法来改善模型表现。这些步骤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而且模型的训练与优化要靠大量的计算资源。因此，这些工作要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展开，还要具备相关的技能与知识。如何让ChatGPT更有趣？游戏化将人工智能与游戏结合起来创造有趣味性的交互体验，比如开发语音助手或聊天机器人来解决谜题、玩游戏或其他娱乐活动；教育性利用人工智能为用户提供有趣的学习体验，比如创建交互式学习平台，使用人工智能来设计适合各个年龄段的教育内容，从而使学习过程更有趣与有启发性；创造性使用人工智能来帮助用户生成各种艺术品、音乐作品、电影与小说等创作，比如人工智能能作为创意助手帮助用户生成诗歌、小说、甚至是音乐等创作。这些方法能让人工智能在交互中更有趣、生动与灵活，但年轻人切忌过分追求趣味性而影响其正常的使用与应用。

人工智能取代大部分的工作岗位后迎接人类的将是“欲做奴隶而不得”的失业前景还是马克思憧憬的“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的游戏人生？近年来，为应对人工智能的威胁，西方列强从左翼到右翼的经济学家都在讨论“全民基本收入”，即让收入与工作彻底脱钩，每个人无条件领取。全民基本收入的意义在于让我们能无条件地获得能维持基本生活的社会工资，这样我们便能不再为了谋生而去从事毫无成就感的垃圾工作（很多福利措施的思路是为了防止穷人偷懒，让穷人不惜一切代价变得忙碌起来，所以只补贴那些有工作或积极寻找工作的其实是一种变相的强制劳动）就有“资本”与雇主讨价还价从而争取更好的待遇、更人性的工作内容与更民主的工作环境。

劳动：诅咒还是拯救？现代人对劳动（与娱乐、游戏不同的一切有用的活动，如家务劳动，农业与手工劳动，想在任何时代活下去都必须从事这种活动）或工作（近代以来有偿的雇佣劳动）的态度无疑是两难的：劳动是我们生活的收入与意义之源，是我们体现社会价值的必由之路；绝大多数人类对工作感到厌倦，一天下来总是“感觉身体被掏空”，想象着能像说唱歌手谢帝所唱的那样，“明天不上班”，“劳动光荣”在东西方社会都是个新概念。在古代，劳动从来都是低贱、辛苦且毫无尊严感的活动。例如在中国，直到19世纪末，精英知识分子才抬高劳动的价值，后来更有无政府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等宣扬“劳工神圣”，劳动在中国的意识形态秩序中才算真正扬眉吐气。此前劳动都是“小人之事”，“君子务治，小人务力”。这里的君子小人并非道德范畴，而是社会等级概念：前者治人，后者从事农业与手工业等体力活动，只能治于人。这些人是小人，而小人从事的劳动自然是低贱且遭人鄙薄的了。在古希腊，同样存在治人的“君子”与治于人的“小人”，前者是公民，后者主要是奴隶。前者从事城邦内的公共活动即政治，这个词就源于自城邦polis，这是能让人感受到自由与光荣的活动；后者则是在私人领域内从事受必然性支配的毫无自由与自豪感的生产活动。原始基督教对待劳动的《圣经》对劳动的观念是比较“中庸”的，因为亚当与夏娃犯了错误，所以他们被驱逐出伊甸园，不得不从事劳动。例如耶和华又对亚当说：“你必汗流满面，才有饭吃。”但即便如此，与古希腊文化与古代中国文化相比，基督教文化还是承认劳动本身的价值的，作为一种带有平等取向的宗教，基督教强调人人都应劳动，懒惰可耻，但不可过于工作狂，因为这会影响到教徒对上帝的爱，正如“约翰福音”所云，“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无论如何，在所有的欧洲语言中，劳动既用来指辛苦操劳，也用来指生育的阵痛，总之是让人不快的活动，因此必然为君子所不齿，那么西方国家的劳动什么时候变得高尚、光荣了？其实这种劳动光荣的观念有一个专有名词，那就是“工作伦理”。在韦伯看来，作为入世禁欲的新教滋长了现代工作伦理。新教徒不再通过神迹或巫术来确认自己是否被上帝拣选，他们的标准更为客观，那就是在禁欲的前提下勤劳致富，于是劳动被视为通向人类自我拯救的康庄大道。这样现代西方就与古代西方的劳动观断裂了，即劳动由低贱的营生变成有重大意义与价值的活动。当然，这背后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观念，那就是亚当·斯密与李嘉图等人确立的劳动价值论，即劳动是财富创造的真正源泉。于是劳动就成了绝对命令。任何对时间的浪费，如社交、闲聊、享乐甚至超过健康所需的睡眠都应该加以谴责。正如韦伯指出的，富兰克林“时间就是金钱”的说法未曾听闻，但其背后的精神却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教徒的懒惰有损于上帝的荣光，现代工人的懒惰则有损于资本家的利润。现代社会是一个以工作为中心的社会，现代工作伦理就这样确立了。尽管如此，社会主义的“劳动光荣”与资本主义的“工作伦理”还是有着本质区别，前者强调的是基于劳动身份的政治参与或主人翁意识，有政治性，后者则纯粹是一种经济伦理，不有任何政治性。阿伦特在1958年就认识到，随着科技的进步与生产力的发展，人类本来是有机会彻底摆脱劳动的。阿伦特推崇政治活动而鄙视劳动，因此她哀叹“劳动动物的胜利”，哀叹工作伦理在现代社会彻底取得霸权，因为在阿伦特看来，劳动或工作是人类应该且能摆脱的受制于必然性的毫无价值的活动，是“最死气沉沉、最贫乏消极的状态”，唯有公共领域的政治行动值得追求，存在感与自豪感只能从这里获得。

工作的终结：想做奴隶而不得。阿伦特指责马克思强化了劳动光荣的观念，这实在是冤枉了马克思。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劳动形态并没有多少论述，最广为人知的就是在共产主义社会的集体财富极大丰富并消灭劳动分工后，人们能“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时人们从事的劳动就是自愿的，无偿的，这就类似于游戏或休闲，从而也就不再算是劳动了。但后来马克思又指出，必然领域是不能克服的，人只有在完成“必然王国”的劳动后，才能走向“自由王国”，那时人类的能力才能作为目的得到发挥，而不是服从客观必然性的铁律，成为令人感到厌恶的活动。但不管怎样，马克思向往的是摆脱劳动的“自由王国”。但马克思主要是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动物，后者的另一个称呼是雇佣奴隶，“罗马的奴隶是由锁链,雇佣工人则由看不见的线系在自己的所有者手里”。工人将自己的劳动作为商品出卖给雇主，这是一种没有人生依附的奴役，其表现就雇主能对雇佣奴隶随意驱使，延长他们的劳动时间，增加他们的劳动内容。我们能笑骂政客，但我们必须对老板恭恭敬敬，因为工作场依然是市民社会中最不自由的机构。网红咪蒙曾大言不惭地说：“员工的一大职责就是帮上级、帮老板省时间”，于是符合逻辑的推论就是员工必须做一切杂事，来满足老板节省时间的需求，否则就会丢掉饭碗。这不是奴隶又是什么？咪蒙嚣张的态度颇能反映某些雇主在面对雇员时的肆无忌惮的态度，这背后折射的其实是资本对劳动的绝对优势。究其根本，乃是因为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制度与技术进步导致就业岗位越来越少，工作越来越不稳定，劳工的力量越来越弱。这不只是中国的情况，而是全球性的事实。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制度下，工会不断解体，工人的力量不断萎缩，每一次技术的进步意味着工人接受更多的规训乃至更多工人变成过剩人口的命运。正如马克思所说，“能写出整整一部历史，说明1830年以来的许多发明，都只是为了资本对付工人暴动而问世的。”在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下，技术的进步总是意味着工人-劳动者状况的相对恶化。尤其是到了上世纪末，生产力增长更快，但就业人数的比例却呈下降趋势，这主要是信息与自动化技术导致的失业型复苏。而且这种失业的趋势是不可扭转的。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第一、二产业雇佣的人数比重依然很高，而这些产业都是很容易自动化的领域。据牛津大学弗雷与奥斯本于2013年发表的一篇广为引用的研究，美国有47%的工作岗位在未来十至二十年有自动化的风险，据此推算中国的比例则高达77%。随着自动化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不仅体力类的工作，甚至很多认知性、知识性的白领工作都能因为机器学习的发展而被自动化，只要这些工作是程序性与重复性的，如电话销售、银行出纳、医疗诊断、法律文件的处理、甚至简单的写作，等等。其实被淘汰的不是工作岗位，而是工作技能，很多技能将被送进博物馆。但一定会有反对：即便真的大规模自动化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原来产品的价格势必大幅度下降，那么对这些产品的需求必然增长，这样会导致对劳动力更大需求。将来还会有新型的工作岗位被创造出来，这也会吸纳剩余的劳动力。近两百年年前的工业化初期就有人担心技术进步会带来大规模的失业，事实证明这些人是杞人忧天了。那么当下的人工智能技术会带来根本性的转变吗？麻省理工学院的布莱恩约弗森与麦卡菲在给出的是肯定回答。人类对商品的需求有可能是有弹性的，欲望也的确是能被制造出来的，但这种弹性并不是无限的。人类并没有商家相信的那么贪得无厌，欲壑难填。被抛出原有就业岗位的有可能跟不上技术进步的步伐，因为新创造出来的就业要么是高技术含量、高收入的工作，只能少数人胜任，教育培训也不可能在短期内让中低层劳工胜任高层次的工作；要么是技术含量极低、收入也极低的零工，就像当下的各种网络平台所派发的那些工作，中等技术、中等收入的工作会因为自动化对程序的分解而越来越少。20世纪末美国的就业不断下降，所以极少数的高端人才与中层员工与绝大多数打着多份零工、惶惶不可终日的不稳定劳工。据估计，当下全球缺乏社会保障的不稳定劳工已占到劳动人口的四分之一，未来这个比例还会扩大。因为中国人口红利消失与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发展工业机器人也成为国家战略之一。《中国制造2025》中提出，到2025年，制造业重点领域全面实现智能化。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消费市场，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工业机器人销售数量超过5.7万台，约为全球工业机器人销量的四分之一。也许在不久的将来，郭台铭的工厂里能看到的不是匆忙、紧张而又疲惫不堪的劳动力大军，不是脏乱差的工人宿舍，而是只有个别“监工”在偌大的工厂中徘徊。

后工作的未来：游戏人生？但我们真的一定要工作吗？事实上，当我们说要工作时，我们的意思其实是要有收入，让我们活下去的收入。绝大多数劳动者不满意自己的工作。据盖洛普民意调查组织于2013年对142个国家的23万名全职与兼职员工的调查，仅有13%的员工对工作充满热情与干劲，约63%的劳动者对工作“并不投入”；另有24%的员工则对工作相当厌恶而“消极怠工”，即将近90%的劳动者为了收入而被迫忍受工作中的沮丧感。既然如此，我们应该欢迎工作的终结与后工作时代的到来。其实，伴随着劳动生产力的迅速增长与物质财富的巨大积累，人类的劳动时间本就应该大幅降低。凯恩斯在1930年发表的著名演讲《我们后代在经济上的可能前景》中预言，2030年人类的劳动时间每周只需十至十五小时并严肃探讨了如何面对闲暇的问题。当时很多经济学家都在探讨类似的问题，这在今天看来不免显得荒谬，因为在全世界范围内，人们的劳动时间都维持在每周40小时左右，很多人甚至生活工作在24/7体制中，即一周7天、一天24小时随时都要处于“待机”状态，从事生产与消费活动，从而满足资本无限增殖的要求。凯恩斯的预言真的是荒谬的吗？事实并非如此。截止到上世纪80年代，各个国家的劳动时间的确是持续下降的。除了更多的欲望（需求）被创造出来，人们愿为满足这些欲望去努力工作外，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新自由主义的崛起导致劳动一方力量的削弱：公司能雇佣更少的劳动者做更多的工作，这既能减少公司的成本，也能用剩余劳动人口（失业者）去规训在职员工，让他们变得更驯服听话。很多人也成为不稳定劳工，接受资本的灵活剥削。因此解决之道除了选择更为清心寡欲的生活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增强劳动一方讨价还价（谈判）的力量。“劳动光荣”在革命时代曾是有效动员工农大众的意识形态，但未来绝大多数工作岗位会消失，只有少数能带来荣誉感与成就感的高层次工作被创造出来，剩下的绝大多数岗位要么是暂时还无法自动化的以照看为主要内容的情感劳动，要么是劳动力成本足够低而无需自动化的垃圾工作，绝大多数工作不可能为我们带来满足感，甚至难以维持我们的生计，很多人无工可作。

网络图标：“反工作”。当下有很多经济学家与思想家提倡“全民基本收入”或“无条件基本收入”：前者是让收入与工作彻底脱钩，不设置任何门槛，让收入所得者能基本维持生活。这是没有任何条件的收入，其根本特征为付给个人，与受益人的家庭状况无关，普遍性与其他来源的收入水平无关，无义务与是否有工作或是否有工作意愿无关。这似乎与“不劳动者不得食”的箴言背道而驰。但未来没有足够的工作剩下的多是低收入的只能给人带来挫败感的垃圾工作；劳动力报酬不能随着生产率的增长而增长，劳动性收入相较于资本收入持续下降导致贫富分化加剧。与全社会因为过去的资本积累与科学知识的积累创造的财富（当然还要加上作为自然财富的自然界）相比，个人通过出卖劳动力创造的价值变得微不足道，而这些财富源于全社会共同的财产，每个人都有权从中获得收益。尤其是在迈向大数据时代的中国，7.3亿网民通过电脑与智能手机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海量数据，相关公司能借此创造出巨大的财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生产的符码、图像、信息甚至社会关系等都能被资本捕捉，每个人都被裹挟进社会的生产中，无论我们有没有在职“工作”。“人生何处不搬砖”？每个人都有权利获取一份社会收益，全民基本收入能让我们能无条件地获得能维持基本生活的社会工资，不再为了谋生而去从事毫无成就感的垃圾工作（很多福利措施的思路是为了防止穷人偷懒，让穷人不惜一切代价变得忙碌起来，所以只补贴有工作或积极寻找工作的其实是一种变相的强制劳动）就有“资本”与雇主讨价还价从而争取更好的待遇、更人性的工作内容与更民主的工作环境。全民基本收入的初衷是提供能让个体维持体面生活的收入，让收入与工作相脱钩，真正实现免于贫困的自由而不必受制于劳动力市场。很多人甚至能退出劳动力市场，在第三部门即公民社会中活动，此类活动都是互惠互助性的，从中能得到尊严感与存在感，能建立更健康且有活力的社区促进公民德性与公民的互惠意识。很多服务（如照看老人孩子，做饭等）无须再购买货币，而是通过互惠互利在社区组织相关机构完成，这就大大降低了生活成本。选择在家从事自己真正擅长的活动的也不必担心没有收入来源遭人嘲笑，很多有艺术创造力的因为要谋生而浪费了自己的天赋，而自动化时代不能被人工智能取代的创造性活动将创造出更大的财富。劳动者能真正灵活地安排自己的时间，或陪伴家人或外出社交或在家独处，而不是接受资本的灵活剥削。社会上肯定还会存在无法自动化的低端工作，好比环卫岗位提高的工资能吸引从业者，从事高端的、有创造性因而本身能带来成就感工作的群体则因为基本收入的存在而接受比较低的工资，因为工作本身为他们带来的是更为重要的自我满足与社会认同。人口素质题号后更多的去分享更少的好工作以大幅减少劳动时间，让自己在工作中更具自主性并大幅减少工作时间，消灭全职工作而在闲暇中更为全面的发展自己，社会不再以工作为中心，消灭雇佣劳动而从事自己喜欢且擅长的更有意义的活动，这种免费午餐式福利政策不会养懒汉吗？什么都不做就能领到钱的难道不会随手就把钱挥霍掉或整天游手好闲吗？很多地方展开过试验，绝大多数领到钱的将收入被用于改善自己与所在村落或社区。常人难以接受全民基本收入而认为自己工作就是为了赚钱，一旦不工作也能有收入则会游手好闲。但在人类学里，劳动后期望得到报酬并非人的“本性”；将劳动付出缩减到不能再减的最小值，对人而言并不是“自然的”；劳动通常所靠的激励并非获利，而是互惠、竞争、对工作的享受与社会的认可。失业人员经受的创伤远远不止失去收入来源，因为工作也承诺尊严感、成就感、意义感与归属感。人工智能时代剩下的绝大多数工作甚至提供不了体面的收入，全民基本收入的后工作时代能让我们摆脱获利动机，不必再通过出卖劳动力来获取工资，从而自由地从事那些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活动。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马克思所说的人类的“必然王国”内的必然性劳动将被被消灭，剩下的能让我们共享的将是有创造性与艺术性的手工劳动、智识劳动与发自真心的情感劳动。那时我们的绝大多数活动将不再是痛苦的劳动，而是自由的游戏或单纯的闲暇。

当然，我们这里讨论的只是最乐观的前景。新自由主义肆虐全球四十年，绝大多数人类的状况继续恶化，尤其是绝大多数工作越来越卷。关键是如何落实无条件基本收入，如何实现收入与工作相脱钩从而造就后工作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