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天人合一观是一种由内而外、从人到物的同心圆式整体观，从逻辑上内蕴着公道民本的社会历史整体观，强调了“公”与“民”对于国家社会特别是文化发展的深层根基和价值依据。“公道民本”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一脉绵延，成为中华民族理想社会的灵魂而一以贯之，不仅在先秦到隋唐诸子百家中处处可见，更在宋代以降的中华气学、理学、心学、实学等学派思潮中愈益凸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中，实践第一、世界整体性、真理与价值相统一、人民创造历史及人的自由发展等基本原理，都与中华文化的知行合一、天人合一、求真至善、民为邦本、人皆尧舜等基本精神相契相通。如此，“公道民本”作为一种凸显人民性的社会历史价值观，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相遇、结合之后通过复杂的交会而实现融合、贯通及至新生的本体基础，成为中华文明新形态和马克思主义新形态的本体基础。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发展中，“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追溯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不仅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际及时代特征相结合，而且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从理论创新的逻辑看，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下文简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下文简称“中华文化”）相结合——二者观照视域高度融合、思想内容复杂交会、价值意向深度贯通，创立和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文明发展的新境界，更重要的是创造了中华文化—中华文明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形态—中国社会主义文明，亦即马克思主义文明新境界和中华文明新形态，它们共同构成21世纪的人类文明新形态。那么二者交会融通的基础是什么？当然首先是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实践；但从理论最深层而言，其形上本体基础依然需要深入探讨。我们认为，基于天人合一的“公道民本”正是实现这种交会融通的本体基础。
一、公道民本：源于天人合一的社会历史整体观
众所周知，天人合一观是中华文明的独特智慧，始终坚持天人合一的理念是中华文化传统的突出特征，强调的正是中国人对自己身心整体性及其与世界相互作用的整体性，或曰“天人整体性”的证验与体认；用当代较为科学的语言概括，这是一种“天人整体观”或“天人辩证整体观”，作为“公道民本”价值本体的实在基础，是中国人特有的世界观。（一）天人整体观是由内而外、从人到物的同心圆式整体观中国古圣先贤基于道—太一（混元）—阴阳—五行—八卦—万物的宇宙认知模式，首先感知到的是人的身心整体性，即道家、医家、武（术）家的“人有三宝精气神”的整体性，以“气”为中介，形成身心合一的人性整体（即“人自体”）。具体而言，就是人的意识活动通过经络气血、神经网络等而与人的生命活动形成一个密不可分的人性整体。在个体人的身心整体性之外，最为亲近的便是家庭整体性，家庭内长辈和儿孙们的世代关系和每代的同侪关系，而这些关系是以血缘为纽带建构起来，进而以爱情、亲情维系的，这些纽带和中介就类似人自体中的“气”，成为家庭家族整体性的能量滋养；家庭或家族无形中形成和沉淀下来的家教、家风、家道如同人自体的“意识活动”（神，精神、灵魂），所有的成员如同人自体的“生命活动”（精、形，身体、生命），家庭家族之“气”将它们联系起来，形成家庭家族的整体性。中国人一贯推崇“家国情怀”，是因为客观上存在着“家国同构”，上述家庭整体性进一步往外往大推展，必然发现国家（以及构成国家的民族、族群）也是一个精气神相互支撑的统一整体。国家之“精”（形）便是构成这个国家的一切物质的成分、因素，比如人民、土地、环境资源、物质生产力等“物质文明”。国家之“神”则是这个国家的文化——观念、上层建筑，特别是其中的价值观和信仰体系，俗称“精神文明”。国家之“气”则体现为国家的法规、制度、秩序及其执行落实，一般称之为制度文明或政治文明；这个气把国家的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联系成为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会逐渐沉淀为特定的文明，呈现一种完整独特的文明类型或文明形态。再往外推，那便是“天下”观念。无数个邦国、无数个国家形成全人类的“天下”，邦与邦、国与国之间的物质和文化交往形成密切联系，此乃人类整体性。在几千年前，由于交通和通信条件简陋落后，各邦国之间交往也很少，整个地球人类世界的联系并不是很紧密，但是借助于固有的整体观，仅此少有的国际交往还是足以支撑中国古圣先贤们建立起颇具整体性的“天下观”。“天下”“万邦”相当于现时代的人类社会、全世界的观念，显然是一个整体性的范畴；可以毫无障碍地推知，我们当今努力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这种“协和万邦”之“平天下”的当代实践。与人类整体性相关联的当然是包括整个人类在内的地球系统的整体性，这个系统内的“天人关系”直接关联着人类的生存状况和命运，这可称为地球万物整体性，是为狭义的天人整体性。我们不难推测，古圣先贤所秉持的“天人合一”观，无疑首先或最切近的是指人类生存的这个地球世界的整体性，是人所须臾不可离的整体性——此乃最为切近人道的“天道”——人与地球大自然的关系。根据古人所谓“天地人”三才观念，“天大地大人亦大”，人可“顶天”、亦可“立地”，人居天地之间，我们可以合乎逻辑地推演，天人合一整体观内蕴我们当今世界永续发展最为急需的生态观念——人与自然共生共存、共进共荣，我们与地球万物实际上是一个生命生态共同体。再进一步，最大的亦即广义的天人整体性，当属涵盖渺小的地球和人类在内的“宇宙”或“世界”。宇宙就是“宇”（空间，界）“宙”（时间，世）混化为一形成的整体，即“上下四方曰宇，古往今来曰宙”的时空整体，其中包含了自宇宙诞生以来所演化出来的所有物质及其能量和信息。宇宙，既是一个前后左右上下的六合空间整体，也是一个古往今来的一维时间整体——时间之所以是整体，那是因为比如一个瞬间蕴含了自始至今、甚至自始至终的信息；整个说来宇宙是一个全息性的时空整体。古人的“天”在最为神秘的意义上就是指这个涵育人类而又生杀人类的宇宙，它其小无内、其大无外，无始无终、无边无际。现代基于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宇宙学研究成果，比如“量子纠缠”现象、引力波的存在等等，虽然并不像有些人渲染的那样，证明了佛家和道家思想的科学性、正确性，但是，确实证明了古圣先贤早就持有的这种宇宙整体的客观实在性。（二）天人合一整体观内蕴着公道民本的社会历史整体观综上，我们可以从“家国情怀”到“协和万邦”“平治天下”再到“天地人”三才一体的同心圆结构中，感知到与人、人类社会及其历史发展有内在关联的某种时空整体性。当我们把外在于个体人的“大家”“国家”“万邦”“天下”“天地”“宇宙”等视为“公”的客体、环境整体性，那么每个个体人由于人类特有的“精气神”联系在一起而形成的主体整体性就可称之为“民”。“公”意味着不专属于任何个人，而又可为任何个人所随时享有；“公”意味着无论局部如何变化而整体不可分割；“公”意味着无私、无偏、无我、无执；“公”意味着端、平、正、直等。实际上，在中华文化的语境中，道、德、善、良、和、通、同、仁、义、大、圣等语词概念都有深刻的“公”的意蕴。“民”意味着由无数个体主体通过复杂的人际关联性构成的主体整体，民不是个体但不离个体；“民”意味着不同于君主、官吏的普通的社会存在，意味着社会成员的大多数；“民”意味着与种种“器物”不同的人，是具有主体性和独立人格尊严的人；“民”意味着其是社会、国家、万邦天下得以存在和持续发展的创造者、支撑者和推动者；“民”意味着不同于“舟”的“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不可谓不重要，不能不被重视；“民”意味着其是不同于“邦”“君”的“根”“本”，任何时候都是国家滋养的源头和持续发展繁荣的根基。
如果从社会历史贯通性的意义看，“公”者，“民”也；“民”者，“公”也。“公”者，民之利、民之心；“民”者，“公”之主、“公”之体。“公道”意味着最深层和终极的基础或根源，“公”在形上大道层面运行，此之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神），在形下器物层面上运行就是人类社会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精），在联系中介的层面上运行就是人民的公心、公行（气）。“民本”意味着人民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根本，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切活力生机的源泉；“民”是“公”的主体，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所有者。“公道民本”是一种直接关系人类存续的本体基础，实乃“不可须臾离”之大公大我、民胞物与之大道，是一个国家、民族、社会得以健康存在和稳定延续的深层根基和价值依据。因此，如果不是在绝对抽象远离人事的意义（比如西方在言辞思辨的抽象观念）上讨论“本体”，那么中华文化最具有人性意味的本体就是天人合一，而它切入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和日常生活的形上本体便是“公道民本”；在这里，“天”化为“公”，“人”化为“民”，“合一”便是“道”“本”、道体、本体。如果说“天人合一”是一种侧重于自然存在意义上的本体基础，那么“公道民本”就是一种侧重于社会历史及其价值意义上的本体基础。因此，“公道民本”观念便是这样一种源于并基于天人合一的社会历史整体观、社会历史“本体论”。
二、公道民本的中华文化资源和理论表现
中华文化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宝库，蕴藏着丰富的公道民本的思想元素。在先秦以至隋唐诸子百家思想中 ，“公道民本”虽然大多停留在观念层面，但可谓一脉传承、从未中断，实际成为中华民族理想社会的典型特征或精神灵魂而一以贯之，并在宋代以降诸家合流的中华气学、中华理学、中华心学、中华实学等学派思潮中愈益鲜明地体现出来，这里仅简要梳理一些我们认为较为典型的论断，以敞显这一观点的思想文化基础，同时也是其理论表现。中华气学是中国哲学、中华文化的基础性理论学说，以“气”范畴为基础，统领其全部理论，形成一个“气一元论”的整体性世界观，不仅是天人合一的物质基础，也是公道民本的形成依据。比如，张载立足“太虚即气”的本体论，把德性修养论与天地认识论有机结合起来，深刻表明一种人的意识或精神世界的澄明与外部气本体世界的同构性，修养“内圣”即认知世界，修养程度越高，便越能把握世界；而在德性中，虽有后天“气质之性”的差异、多样与丰富性，但决定德性修养境界的则是代表落实天地之德的“天地之性”；“天地之性”本身就是天人合一的德性表现。在此基础上自然会呈现“民胞物与”的社会历史整体观，这意味着天下民众都是我的同胞，天下万物都是我的朋友。显然，这不仅是一种天人合一意义上的“公”，而且是社会历史意义上的“公”，是为蕴含民本在内的“大我”之“大公”，就像他所说：“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 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正蒙·乾称》）于是才有他所发出的士大夫的人生使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一种极为深刻的具有时空整体性的社会历史价值观，“公道民本”的意境赫然呈现。再如，王夫之，是一位具有集大成贡献的气学思想家，他基于“太虚一实、理依于气”的本体论和知行相资以为用的认识论，提出“天理寓于人欲之中”的人性论和修养论，明确指出“天下之公欲即理也”的观点，主张去私而尽公。“人人之独得，即公也。道可本达，故无所不可达之于天下”（《张子正蒙注·中正篇》）；“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天理之大同，无人欲之或异”（《读四书大全说·里仁篇》），强调天下万民每个人欲望的平等性，因此主张“私欲净尽，天理流行，则公矣”（《船山思问录·内篇》），实现天下万民每个人平等无偏的欲望，就是行大公之道。与此相关的社会制度的建设，王夫之提出，“可以行之千年而不易，人也，即天也，天视自我民视者也”（《读通鉴论·隋文帝》）。明代的罗钦顺和王廷相的气学理论也有几乎相同的内容，比如王廷相认为“圣人之道为天下国家，故道德仁义、礼乐刑法并用，是以人道清平，宇宙奠安，通万世而可行。”（《雅述》上篇）这些观点都深蕴了“公道民本”的真切含义。理学，无论其对先秦儒家经典做了怎样的“误读”或“曲解”，作为宋元时期的儒学形态，基本上坚持了儒学的基本精神，其中包括“天人合一”及“公道民本”的思想。比如，周敦颐崇敬亚圣颜回，认为孔颜之乐的实质是“见其大而忘其小”“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处之一则能化而齐”（《通书·颜子》），这里的“大”是为“公”，“小”是为“私”，圣人的典型特征是“一心为公”而“公者千古”，为世世代代后人所敬仰。因此，他主张学做圣人之“要”在“无欲”（《通书·圣学》），无欲，即无私欲、无贪欲，即公而无私之义。王安石论义利明确指出“义利云者，公与私之异也”（《二程粹言·论道篇》）；论“仁义之道”，主张“是以学者之事必先为己，其为己有余而天下之势可以为人矣，则不可以不为人”（《杨墨》），即实现为己（修养成就自己）与为人（服务造福他人）的统一。并且，为己服从为人，私从属于公。二程是宋明时期理学的典型代表，他们基于“性即理”的本体论，鲜明提出“公私”之论，程颢指出圣人的境界就是“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二程文集·答横渠张子厚先生书》）。他认为“自私”使内外有隔，不能实事求是顺应外部自然变化，只有“内外两忘”、超越小我而以公心统摄万有，才能成圣。他说“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二程遗书》卷二上），把自己与天地万物看成是息息相关的整体，自己内在于宇宙，宇宙内在于我身心之内，此乃“大我”之公，“大公”之我。他甚至认为天人是一，“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二程遗书》卷六）。显然，二程之“仁”依然是儒家“爱人”之仁，但已经推及天地万物，跟张载“民胞物与”思想异曲同工，包含了“民本”之意，大我是民吾同胞之我，大公是心怀万民之公，大我大公便构成“公道民本”的深刻内涵。朱熹的“天理人欲”之说向来颇多争议，但从其本意理解，天理实乃公理、公道，人欲实乃私欲、贪欲，因而对其“明天理灭人欲”（《朱子语类》卷十二）、“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朱子语类》卷十三）之说不可绝对化、教条化，而应在儒家思想大语境中恰当解读为要想修养内圣成为圣人，必须尽最大努力澄明天理、畅通天道，想方设法节制私欲、克除贪欲、超越物欲，如果囿于私欲划定的小我，贪婪索取、心为物役，与广大无极的天地万物、人间同胞相区隔、互对立，何以成就“外王”“平天下”之圣业？加之他在解读儒家经典中对于民本思想的阐发，亦可体会朱熹思想中的“公道民本”蕴含。心学是儒家思想发展到宋明时期“三教合流”的一种学派，被人们理解为佛学或禅宗掺入儒学后的一种形态，也有人认为是儒家思孟学派的一种传承。不论怎样，心学中的公道民本思想体现得更为显著而深刻。陆九渊“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杂说》，《陆九渊集》卷二十二）便成为宋代心学的核心思想，单此一句即可理解，心学一脉始终认为在本体层面上，我们的心灵世界跟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宇宙是一体的，于此，其“本心”“仁心”“良知”“良能”等均与此天人合一整体观密切关联。他“发明人之本心”之论，实际上要求人们通过清除私欲之障、揭开物欲之蔽的“存心”“养心”“求放心”的心性修养，而彰显“万物皆备于我”的宇宙真相，从而达到心同此理、天同此心的天人合一之境。陆九渊强调“宇宙之间，如此广阔，吾身立于其中，须大做一个人”，“上是天，下是地，人居其间，须是做得人，方不枉”（《象山语录》下），这才是堂堂正正做个人。显然，在陆九渊看来，人就是顶天立地的，就是立于天地之间、融于天地之中的，这种大公大我之人，正是天地合一之人。王阳明是心学集大成者，不仅在理论建树而且在实功实绩方面，达到了那个时代中华心学“公道民本”知行合一之巅峰境界。他因龙场悟道而觉知的“心即理”“心外无理无事无物”的“圣人之道”（本体论），实际也是在心性层面体悟到了天人合一的整体性存在，如果说整个宇宙万物万事万理都在“吾心”之中，那么我和宇宙就是浑然一体的。当界定此心为“天理之心”，实际也就是“吾心即天心”，吾心即天理、天事、天物，而此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因此“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传习录》上），这里所去之“人欲”跟理学、气学所讲“人欲”一样是指人的私欲、贪欲、物欲，而“天理”则是公理、公道、天心、民心。他说，当主宰身的心之所发产生意，“意在于仁民爱物，即仁民爱物便是一物”，并均在“无心外”之理、之物中。王阳明著名的“知行合一”之论，更是在人的身心一体、“心动”与“行动”之间画上了等号，人心人行之动均在宇宙天事天理之中，因而知行合一实际是天人合一的应有之义，对于一个有着天心天理修养的“圣人”，做到了知行合一，也便达到了天人合一之境，也便是落实了“致良知”；此“良知”无非是人的天心所本具的“天良之知”。在此基础上，王阳明不仅践行了致良知的知行合一，而且在自己的为官忠君的实践中，彰显了公道民本的社会历史整体性。他说：“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传习录》下），这就是说，人心之灵明实际是万物之良知在人身上的特殊表现；良知本体，在外物即为太虚、太极之道，在人即为天心、良知、德性、至善，良知构成了天人合一之本体；而这其中也包含了民胞大众，“圣人与天地民物同体”（《王阳明全书·年谱一》）。王阳明在解读《大学》“三纲”时认为，“明明德”是“立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体”，而“亲民”是“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至于“至善”又是“明德亲民之极则”（《王阳明全书·大学问》），所以三者皆不可分；主张“政在亲民”，从而把个人的道德修养与造福民众的政治抱负统一起来：“人者，天地之心也。民者，对己之称也。曰‘民’焉，则三才之道举矣。是故亲吾之父以及人之父，而天下之父子莫不亲矣。…… 君臣也，夫妇也，朋友也，推而至于鸟兽草木也；而皆有以亲之 …… 是之谓‘明明德’于天下，是之谓家齐国治而天下平。”（《王阳明全书（一）·亲民堂记》）于是我们看到，王阳明在从政时极力实现孔子“泛爱众”、孟子“老老幼幼”和大同之世“亲亲子子”的亲民理想；在用兵之余，不忘设法安民惠民；到处兴学，又不断奏请宽租以养民，其民本思想不仅是思想，还是实践，做到了知行合一，而如此的前提便是他持有的吾心良知即天心天理的大公之心胸、大我之德性。公道民本思想在阳明心学中便如此体现为去除私欲的明德修养、民吾同胞的亲民实践。“实学”，从狭义而言，就是宋明时期不同于理学、气学和心学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儒家学派：从广义而言，在修养实践的心性历练方面，此三者亦可称为理学实学（实理实学）、气学实学（实气实学）、心学实学（心性实学或实性实学）等，包括悬壶济世的医学、伸张正义的武学，亦可称为医疗实学、武术实学等。这里所言是狭义的实学。实学的本质是实事求是、求真务实，踏实践行、力求实功实效实绩实用，经世致用、博施济众，而力避空谈清谈、坐而论道。但作为儒家体系之一派，无疑是在坚持其积极入世、奋斗进取、仁民爱物、内圣外王原则理念的前提下推进实学的；作为“实体达用”之学 ，“实体”者，落实“公”之体；“达用”者，达成“民”之用。比如陈亮在跟朱熹的义利之辨中，提出义利并不绝然对立，关键看“利”是毫无节制的一己私利，还是赐福众生的“生民之利”（《答朱元晦秘书（又乙巳秋书）》），故应做到“义利双行”。显然此“利”实为造福人民大众的“公利”“公益”，“公道民本”思想其实也贯穿了实学发展的始终。叶适一反儒家“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传统，认为道德不能脱离功利，有道德的人谋利而利于人，有功而不居其功，从而主张“正谊谋利”和“明道计功”两不偏废。毫无疑问，这里的利、功均为福惠他人、利益大众的大利、大功，依此为政理财，都要真正用心于天下，用心于仁义，使财货畅通，国强民富，因此而反对“取诸民而供上用”（《水心别集·财计上》），反对统治阶级放纵私欲、贪婪奢靡而搜刮民脂民膏、挥霍浪费。如果把李贽、黄宗羲、方以智、戴震、颜元等人的思想也纳入实学范畴，便属于“启蒙实学”，他们在反对封建专制及僵化礼教的过程中，并没有放弃儒家及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元气论、天人整体论和民本思想，依然贯穿了“公道民本”的意涵。比如李贽在其初步的个人主义思想基础上，探讨了“圣凡平等”和男女平等问题，认为“圣人知天下之人之身，即吾一人之身，人亦我也；知吾之身，即天下之人之身，我亦人也。是上自天子，下至庶人，通为一身矣。”（《道古录上》）黄宗羲提出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既有儒家“大同之世”的传承，也有近代启蒙的创新之义。他指出封建专制制度是“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明夷待访录·原君》），据此提出完全相反的代替“一人一姓”之“大私”的代表“兆人万姓”的“天下大公”之理想社会，这个社会的目的在于“万民之忧乐”，而非“一姓之兴亡”，并且具有公共性质的政治权力必须保护万民的私利，主张把学校变成万民议政参政、管理公共事务的机关等等。颜元主张以习行、践履而经世致用；戴震批评程朱理学，把“私”和“欲”区分开来，认为仁德是无私，并非“无欲”，无私的仁德通晓和体贴天下人的情感，满足他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欲望，这是“归于必然，适完其自然，此之谓自然之极致，天地人物之道于是乎尽。”（《孟子字义疏证·道》）这些思想虽然体现了萌芽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要求，但根本上没有脱离儒家公天下的思想传统，因而依然包含了公道民本的意蕴。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除了上述主流思想外，作为农业大国而集中华历法天文地理及生态“风水”于一体的中华农学，作为武术母国而体现易理太极和孔孟老庄儒道智慧的中华武学，作为有悠久贵生养生传统而护佑中华民族几千年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集中华文化之大成的中华医学等，都无不建基于“公道民本”之上，无不体现了“公道民本”所蕴含的大智能、大善德、大胸怀、大公我。
三、公道民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支撑和相契相通
接下来我们将注意力转移到近百年来，当马克思主义从海外传来，便与这种文化传统不期而遇。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舶来品”，被当时最为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几乎毫无困难地吸收转化并被真实地运用、践行，正是因为“儒家的‘大同’理想，构成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传播的深厚而适宜的文化土壤”，亦可见它们之间某种深刻的默契与涵容。那么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蕴含了哪些与公道民本相通的思想成分呢？这里不妨选择几个关联度较高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探析其与中华公道民本思想的相契相通关系。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实践性也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理论特征，可称为马克思主义第一原理。这一原理的深刻含义在于，它跟中华文化的学以致用、知行合一相联通，强调了“用”“行”等实践活动对于“学”“知”的决定性、根源性意义。进一步说，这一原理揭示了天人合一的人道基础、公道民本的生活根源，因为实践作为人的存在方式，蕴藏着人性、社会和历史的一切奥秘。简言之，实践性是人性、特别是人的社会历史性的根源性特性，实践是人所能认知到、感悟到、追求到天人合一、公道民本的基本途径。人类起源于自然并永远依赖于自然界的丰富性和完整性。自然界按照自己的客观规律运动演化，并在一定的阶段产生了有意识的人类；自然物质的运动存在方式演进为人的实践存在方式，其时间和空间的存在形式演进为人的历史和社会的存在形式；意识是人脑的机能，是人脑这种特殊物质的存在方式。因此，人起源于自然、依赖于自然，人不同于自然又相通于自然；自从人类产生后，地球自然的历史就被纳入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之中了。人们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为了生存、享受和发展，必须从自然中索取各种物质资料，这就产生了人与自然关系之对立性的一面（人道）；而为了人的永续生存、享受和发展，人又必须保持对自然之多样性、丰富性和完整性的神圣感和敬畏感（天道）；因而人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遵循自然规律善待自然、维护自然、优化自然，这也是人类社会永续发展的自然前提，此乃天道之于人道，体现仁民爱物之仁德。以上可称为人与自然统一性原理，这一原理是我们构建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础，与中华文化之天人合一、天道仁德观直接相通；同时，它又是世界整体性原理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后者基于普遍联系（世界之空间整体性）和永恒发展（世界之时间整体性）的观点（天道），表现于人的世界（人道仁德），人的社会关系本质就是人与社会普遍联系及其变化发展的产物，而且人的生存、享受和发展也依赖于人与社会的这种普遍联系及其变化发展；形成世界整体性的唯物和历史的辩证法，蕴含了公道民本的客观根基和价值意向。人类的一切真理和文明、一切价值和财富源于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社会历史实践，这表明了实事求是与以人为本、科学与人文、手段与目的、工具与价值的辩证统一性。在一般的意义上，如果说公道具有历史规律的真理性，那么民本就有人类内在发展目标的价值导向性；通过大公的手段和途径达到民本的目的和目标，此谓大公之真理与民本之价值相合相契，大公之道与民胞之心相融相通。就每个人的发展而言，这也是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求真至善化美成圣、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飞跃的重要标志。广义说，这一原理是实践第一原理的一种具体化。它认为，以生产劳动为基本实践形式的物质生产方式的发展，对于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具有最终的决定性意义。社会发展和进步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标准，以人的生活幸福和个性发展为最高标准；社会生产力以自然生产力为前提，生态文明建设是为了提高自然生产力亦即“生态力”，从人的角度说是人回馈自然的能力，从自然的角度说是恢复和提高自然本身的环境资源生发力。这既与“民以食为天”及“百工造物”、“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晋书·文六王传》）的思想直接相关，也跟天人合一的整体观相契合。严格说“以农为本”的思想直接跟“民本”观相联系，习近平总书记甚至概括为“农为邦本，本固邦宁”，天下万民最基本的“公道”便是衣食温饱；当我们把“农”“工”理解为生产劳动，那就可以说，离开农人百工的生产劳动，公道民本便成为空中楼阁。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形态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所决定的；社会历史就是由其基本矛盾所推动的复杂的社会关系体系之演变过程。人类历史从原始公有制开始，历经多种形态的私有制，而最终将在更高生产水平上“回归”更高层次的公有制。中华文化没有对所有制问题做直接论述，但是“公私”之辩却贯穿中华文明史。如前所述，古圣先贤无不对“私”采取了基本否定的态度，而对“公”则持有最为执着的追求恒心。虽然古人更多是在个人道德修养方面讲去私趋公，但古圣先贤“民胞物与”“大道之行”的理想，从深层根源和基础看，如果不落实“天下为公”的人民公有制，便没有任何实现的可能。而且在《礼记·礼运》论到“小康”“大同”时，无不透显古圣先贤对从“私天下”到“公天下”这种所有制形态变迁之历史趋势的坚定信心。可见，马克思主义建立人民公有制的追求与中华文化去私趋公、大公无私、“立公为民”之德行理想是高度一致的。也可以说，我国生产资料公有制与人民民主的国体政体的高度统一，正是这种公道民本之本体智慧的体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是社会一切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同时也是一切文明财富的享有者；人民群众的需要和利益是历史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这是从实践第一、生产决定的原理引申出来的重要结论。因为，人民是历史实践的主体，劳动人民是物质生产的主体，这是马克思主义者最根本的信仰标志和实践特征。显然，在中华文化中，民贵君轻、民水君舟、民为邦本，富民教民、养民护民、安民惠民等思想，便是这种“民本”观的集中体现；而“载舟覆舟”之喻更是明晰道出了人民创造历史的真理。相对而言，君为私，民为公，君之天职在于为民谋利、为民造福，如同我们共产党人的天命就是为人民服务、实现共产主义大公之道一样。或可说这一原理实际上完整体现了公道民本的最深刻含义，二者具有深层契合性。
“两个必然”原理的原本表述是“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在不同的时候和地方，也被表述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再推而广之，就是剥削阶级必然灭亡和劳动人民必然胜利的规律和信念，就是要消灭阶级、消亡国家、实现彻底平等。这种历史必然性的结果就是全人类逐渐消除阶级分立、国家区隔而走上社会主义 - 共产主义道路。相对而言，中华文化没有这样或类似的论述，毕竟它没有关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规律的理论，但是中华文化却憧憬整个人类在公行天下时必然呈现的“协和万邦”的“大同大公”之世。在此意义上，“两个必然”实际上揭示了这种“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的必然性，昭示了世界共产主义的美好前景。（八）人的自由发展原理：求真至善化美成圣、人人皆可为尧舜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的最基本状态，这是人性自身内在发展和人类社会进步所指向的至善至美的人性状态。它包含人的全面发展、自由发展、个性发展、充分发展，包含着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精神属性及其相互作用最为丰富的展现，人的自然关系、社会关系、精神关系的最为全面的展开，人的自然需要、社会需要、精神需要的最为充分的满足，人的自然价值、社会价值、精神价值的最大程度的实现。这样，人人都有极高的道德涵养和精神境界。与此相似，中华古圣先贤对于至善人格的孜孜追求，各家各派都有着相当丰富而深刻的论述，比如儒家的圣贤、君子、大人等，道家的真人、至人等，佛家的菩萨、佛陀等。无论其人性论如何不同，几千年来的诸子百家多认为“人人皆可为尧舜”，“圣与贤，可驯致”（《弟子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实际上都可以修养到“求真至善化美成圣”的人生状态、人格境界，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理想社会、自由王国。从某个角度说，马克思主义科学论证了中华古圣先贤关于人人皆可为尧舜之人格理想的可欲性和可行性，“人性彻底摆脱外在他者的拘囿而得以自我彰显并证成”是必然、必要和可行的。显然，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文化体系）持有相当稳固的整体主义世界观和系统整合方法论，与中华文化天人合一、公道民本的整体观具有极为深刻的相契相通性。这种观念既是我们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学理范式，也是我们考察中华文化基本精神及其现代转化的基本学理工具。
四、基于公道民本的马克思主义——中华文明新形态
无论从马克思主义角度，还是从中华文化的立场，都可感受到，天人合一特别是公道民本，揭示了共产党人带领中华民族为之奋斗的理想，有着深刻的人性整体性和天人整体性之本体基础。这不仅对个人的人性有深刻的整体性的解析，对个人与社会的整体性关系有本质层面的体认和判断，而且对人与外部自然和社会环境、人与外部和内在精神文化的固有的关联性，进行了历史的、辩证的和实践性的揭示和论证。这种本体论层面的论证，不仅在理论上具有强大严谨的逻辑力量，而且还会使人产生高度的情感共鸣和道德震撼。基于此种认识，我们把基于生产资料公有制、并以最广大劳动人民为能动因素的人性及天人整体性，概括为“天人合一—公道民本”的整体性，并把公道民本的基本含义阐释为“依靠人民大众而行大公之道，行大道之公而造福人民大众”，并把它作为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或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价值本体基础。从马克思主义角度阐释“公道民本”，那就是人民群众自觉改造大资本私有制，逐步建立和完善劳动人民公有制，从而实现共产主义的大公之道。共产党人是来自于人民并融于人民、组织人民并领导人民、遵行“公道”造福人民的信仰共同体。公道民本，包含了公有制这种形而下的整体性，包含公理、天道这种形而上的整体性，包含了人民这个组织起来的主体的整体性，包含了国家、人类社会基于人民实践创造的整体性；在历史的进程中，公道民本作为客观的本体存在，处于手段和目的、过程和结果、主体和对象等等关系螺旋上升的辩证运动状态，这也是一种纵向的历史的整体性。“公道民本”作为客观的整体性，具有实践性、唯物性、辩证性、社会性、历史性和人民性的特征。实践性表明人类特别是人民的历史实践，是这个整体的直接的和现实的源泉；唯物性表明这个整体的客观实在性，而不是像宗教信仰那样“神—天—人”的神秘虚幻的整体性；辩证性表明这个整体内部的各个要素是相互作用、混化融通、辩证否定、不断发展的；社会性表明这个整体是基于对人的社会关系本质的把握，彰显着“社会主义”方法论和价值观；历史性告诉我们这个整体有不同历史阶段的时代性和历史进步的递升性；人民性，明确指出其中的“人”和“民”的高度统一，这个整体是人民的整体性、组织性，凸显了占人类成员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的集体特性。“人民性”包含了“劳工性”、“民族性”和“人类性”的三重内涵及其历史的、辩证的统一，是一个社会和历史高度统一的时空整体性范畴。人民首先是指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其次是与现代国家制度相联系的民族共同体，比如中华民族，最后再延伸到全人类，因为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就是通过解放劳动人民（即现代无产阶级或产业工人阶级）、消除民族压迫（实现民族解放）而解放全人类，或者在全人类及各民族获得解放的过程中实现劳动人民的解放。公道民本，是真正以人民为中心的大公之道，是人民之大公，民心即公心，民生即公事，民富即公利，民圣即公道。正因为公道民本的这些理论特征，它成为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相交会、相融通的本体基础。这一过程大致经历了相遇—结合—交会—融合—贯通—新生这样几个前后相继而又复杂叠加的阶段或状态。20 世纪初，在西方列强的殖民掠夺和压迫下，中国基本完成了半殖民地化历史进程，成为一个四分五裂、哀鸿遍野的悲惨国度。随着西学东渐进程的加快，作为一种社会主义思潮的马克思主义也在不经意间进入中国。正当中国有识之士寻找拯民救国之道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列宁主义应运而来，及时雨般为中华民族带来希望。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化的这种相遇，具有历史的偶然性，是西方文化侵略渗透和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关键一刻的风云际会。面对腐朽的旧中国，虽然不少人归罪于已经僵化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孔儒思想，但是，马克思主义固有的人民性、公道性，还是让饱读诗书、国学涵养深厚的知识分子深感似曾相识、相见恨晚！相遇就是缘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中国逐渐扎根、发芽、成长、开花、结果，与中国人民结下不解之缘，除了人民解放、民族独立、国家统一的现实需要，中华文化的公道民本思想，跟马克思主义关于全人类之公和无产阶级之民高度统一之论的深层相通性，不能不是很最重要的原因。随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二者开始了相结合的历史进程，进而开启了中国人民的新命运，开辟了中华民族的新前途，在“马克思主义化中国”的历程和成果基础上，形成了几种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文化成果——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相应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的文化形态。表面看这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文化成果，但不应该只是简单的“结合”，如同两位新人“结合”，如果没有深层次的交会融通，那便不会有新生命的孕育和新生儿的诞生；显然，“结合”更多体现的是现象上的联系、形式上的携手、行动上的协同，单纯的“结合”还不足以诞生新的“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进一步的相互作用便是“交会”，即交流与会合，甚至夹杂着激烈的冲突和斗争，因而是极为复杂的历史过程。我们看到，在“五四”之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国内学术界、文化界、理论界人士开始频繁、全面、深入地探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的关系，形成了一些思想流派，正如张岱年和方克立先生所总结的那样，“‘五四’以来的百年中国思想史中，一个最基本的现实就是中、西、马三种思想文化资源并存，自由主义西化派、文化保守派和中国马克思主义派各拥有自己的资源优势，三大思潮形成了鼎足之势。它们之间既互相对立、互相竞争、互相论战，又互相渗透、互相吸摄、互相补充，有时针锋相对、势同水火，有时也有局部的一致、联盟关系。这就是所谓‘三大思潮对立互动’。” 其中，自由主义西化派完全否定中华文化，彻底拒斥马克思主义，迷信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理念，试图全盘西化中国社会、奴化中华民族；文化保守派则固守中华文化的原生态，使之绝对化、抽象化、教条化，从而拒斥马克思主义、不愿吸收西方文化的优秀成分，这就使中国社会失去活力、中华民族迷失前途；唯有“中国马克思主义派”，在科学的世界观、文化观和社会历史及文化方法论的指导下，开创了文化综合创新的新气象，这就是方克立总结的“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或者程恩富总结的“马学为体、国学为根，西学为用，国情为据、世情为鉴，党情为要，综合创新、推陈出新”等方法论原则，这是正向“交会”的建设性、创造性原则，贯穿了中国百年文化思想史。在交会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的融合、贯通也在不同程度发生着。融合贯通也是一个历史过程，从结合、交会到融合、贯通，是一个质的飞跃，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逐步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格局、新状态，即二者在共时性上的“横面融合”，以及这种融合在历时性上的“纵向贯通”——即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而演变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如此，马克思主义便在中国呈现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中华文化新形态，生成、传播、普及（大众化），进而成为人民的思想武器、精神动力、政治信仰和道德素养，故此它可以深入人心，发挥真理和道义的力量。与此同时，中华文化呈现为具有世界视野和眼光、具有人类胸襟和情怀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新形态，它的传承、弘扬、创新、发展，进而内化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气学”基础、“理学”气质、“心学”涵养、“实学”精神，体现为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建军为公”“建国为公”及“革命为民”“建设为民”“执政为民”的理念和行动。这种融合与贯通，虽然分别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化的不同视角会有显著的表达差异，但在实践上逐渐走向一个整体性，融合贯通的基本趋势和价值目的就在于形成一个新的“一”，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文化类型、新文明形态。（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基于公道民本的融通与新文明形态的诞生百余年来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从相遇到融贯新生的历史过程，始终贯穿了深层沟通二者价值精髓的“公道民本”理念；作为融贯新生之“一”，基于公道民本的新文化类型、新文明形态，不仅是中华文化的新生，而且是马克思主义的新生，一个完整的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新文明横空出世，影响世界，进而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首先，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化百余年来相互作用的历史演变，实质也是在“历史的具体——理性的抽象——现实的具体”的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视域融合、思想交会过程中，各自发生的多种形态变迁。马克思主义的形态演进路线是：欧洲形态（也是原创元典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地域的和历史的具体）——具有普适性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理性的抽象）——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的、国别的、地域的具体），或者马克思主义的欧洲形态——马克思主义的抽象形态——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形态（各国形态）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华（文化）形态；同时，中华文化也发生一系列的拓扑学形态变迁：中华文化的古典形态（历史的具体）——中华文化的道体形态（理性的抽象，具有时空超越性的实质和精髓）——中华文化的当代和未来形态（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现实的具体）。而这种“抽象（化）”“具体（化）”不只是一个理性的思维和认识的过程，更是一个历史的实践的过程，是一种文化体系在自身演进中所经历的抽象化和具体化，在新的时代的历史实践中再次具体化。在这里，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的融通就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历史过程，是一个思维（理论）和实践、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过程；两种有差异的文化形态在这一融通过程中共同的本体基础便是各自表述的“公道民本”思想精髓。其次，二者深度融合、实质贯通而新生的人类文化 - 文明形态呈现一种民族独特性与人类共同性相协调的可能愿景，即中华社会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它将中华文化的文明神髓和基本理念融入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在社会主义的制度架构和实践方略中，处处体现中华文化的精神；不仅使社会主义富有“中国特色”，更重要的是使它体现“中华精神”“中华智慧”“中华情怀”“中华抱负”“中华气度”；它是中华化的社会主义是承续中华文化血脉的社会主义；它既是社会主义的中华文化—文明形态，又是中华文化—文明的社会主义形态。从历史发展的序列看，它是中国社会主义的文化或文明视角的表述，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到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升级版本。总之，它是中华文化—文明体系和马克思主义各自发展之逻辑的和历史的融会贯通，是他们各自发展的最新形态。由于中华文化—文明的特质，它是最具有民族特色的信仰价值体系；由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特质，它是最具有共同性的信仰价值体系。如果说确有“普世价值”，那就是社会主义（以及共产主义），因为它是资本主义产生以来，无论欧洲、美洲，还是亚洲、澳洲，一切先进的思想家们都共同描述过、向往过，一切被压迫的最广大劳动人民都孜孜以求、不懈奋斗过的价值理想；而且只有实践它，才能使最大多数人类成员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这种带有浓郁社会主义色彩和鲜明共产主义指向的价值，我们称之为“全人类共同价值”。同时，通过 21 世纪中国社会主义的文化—文明实践，世界文明史上唯一绵延五千年而不绝的中华文明，其思想神髓和形上精神能够超越时空局限而普世化为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从而使当今时代的中华民族，在实现伟大复兴的过程中，再次为人类做出伟大的贡献——不仅再造一个中华文明的社会主义新形态，而且创造一种超越当今“美西文明”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即（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中华文明新形态。二者融通的这个新的“一”即中华社会主义的实质和核心便是“公道民本”这一共通的本体基础。眼下急切的任务就是，基于公道民本这种价值本体，依托公道民本这种具有浓郁而鲜明的中华文化色彩的话语方式，深度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在元（meta）层面上的契合”与融通，从实践和理论的不同领域，具体地、全面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的融通，促其实现具有共同价值和拯救功能的文化—文明新生。
【基金资助：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公道民本：中华文明与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项目编号：21FKSB045）；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科学认识和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研究”（项目编号：19BKS179）；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两创’学术团队”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SDU山魂马韵”，原刊于《孔子研究》2023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