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共中央副主席、俄罗斯科学院院士В.И. 卡申

拯救祖国的斗争：从苏联解体到当下的历史教训！

2025年8月19日·工会大厦“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党团为国家完整和反对自由派“第五纵队”而斗争！”的主题圆桌会议

尊敬的同志们，

1991年8月，苏联经历了极其动荡的不平凡日子。当年的那些事件，此后被各路政治人物、国家机关代表和学者从不同立场加以评判。然而，我们今天重温这些历史时刻，只为再次强调：“拯救伟大国家”这一理念本身应得到真诚的尊重和理解。这一理念当年由我们一些作风正派、与我们关系密切的同志所坚守——例如瓦西里·亚历山德罗维奇·斯塔罗杜布采夫、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季贾科夫、瓦连京·伊万诺维奇·瓦连尼科夫，以及许多其他志同道合者。他们真正做到了“为祖国而战”，确实，在1991年8月，他们为了祖国奋勇战斗。

1991年8月：“拯救联盟”的最后一搏

当时，一个所谓的“联盟国家法”被匆匆提上日程——其本质是由谢尔盖·沙赫赖、根纳季·布尔布利斯和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炮制的新联盟条约方案 。该方案拟议将苏联改造成“主权共和国联盟”，联盟只保留象征性、几近装饰的角色，完全的最高主权归各加盟共和国，联盟中央机关则形同虚设。甚至连这样一个被严重削弱的残缺协议，波罗的海国家、摩尔多瓦和格鲁吉亚也拒不支持。这一过程发生时，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不久之前的全民公投中，绝对多数公民（超过76%）已明确无误地表示希望维护联盟 。1991年3月17日，全苏举行了关于保留更新联盟的公投，最终有76%的投票者选择了赞成保持苏联统一（投票率约80%）。人民渴望生活在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然而党内和国家高层的政治精英却日益卷入肢解国家的进程，背离了人民的意愿。

我们看到，在苏共党内和苏维埃最高委员会内部，一股极具破坏性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势力不断壮大。他们打着“民主”“改革”的旗号推出种种主张，却步步削弱国家制度基础。他们的口号和倡议实质上瓦解了苏维埃政权的支柱。例如，安德烈·萨哈罗夫（及其夫人）、加夫里尔·波波夫、阿纳托利·索布恰克以及其他许多知名人物都在鼓吹所谓“主权至上”“多党制”“去共化”等主张。这实际上是一群典型的反俄、反苏、反共势力，他们的名字在历史上留下了沉重的阴影。紧随其后，所谓的“新生代”也登上舞台——整整一代被称作“丘拜斯派”的经济激进自由主义者粉墨登场。他们中不少人昨日还是研究所的实验员，今日便披上部长与总理的外衣，大肆推行“休克疗法”式的资本主义改革。叶戈尔·盖达尔、格里高利·亚夫林斯基、鲍里斯·涅姆佐夫等人先后走上政治前台。这批人及其追随者所推行的改革，被证明导致了经济崩溃和人民生活的普遍贫困，加速了资本主义复辟在苏联的实现。

然而，1991年8月正值苏联存亡的关键时刻，我们的那些战友为何而战？又为何被囚？他们在失败后为何仍与共产党并肩战斗，直至生命最后一息？这个合乎逻辑的问题必须回答：他们斗争不是为私利权力或头衔，而是为了一个伟大的信念——维护祖国、维护联盟、维护人民的历史命运。正因为如此，他们理应获得永恒的纪念与尊重。可以说，如果不是这些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在危急关头挺身而出，苏联的解体很可能更早、更彻底。这些同志的意志和行为向世人表明：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信念在1991年的8月并未消亡，苏联的瓦解并非历史的宿命，而是一系列背叛与阴谋的结果 。

“八·一九”事件的失败与苏联解体

但是，同志们我们也必须承认：当时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组织者在意志上还不够坚定。如果他们能够在关键时刻贯彻始终、果断采取行动，将战略目标——即维护苏联——坚持到底，那么国家和世界的历史或许会改写。然而，在关键时刻，这些着手拯救联盟的领导者出现了动摇。他们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对鲍里斯·叶利钦及其支持者的行动却容忍太久，最终导致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失败。

事实上，据一些回忆录和目击者描述，当时叶利钦本人一度也准备逃离局势 。有证据表明，1991年8月19-21日期间，叶利钦多次考虑前往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寻求政治庇护；每当传闻国家的保卫者即将武力强攻白宫（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大厦）时，叶利钦就试图前往美使馆“求保护”，其副手亚历山大·鲁茨科伊等人不得不劝阻他的这一念头。叶利钦事后在回忆录中辩称自己在汽车中途清醒过来后拒绝去了美国大使馆，担心此举等同“政治叛逃”。无论细节如何，这些偶发因素和所谓“人的因素”左右了政变的发展，反映出当时最高层缺乏统一的革命意志。与此同时，军队内部同样出现了可悲的背离现象：尽管部队已奉命进入莫斯科，军事领导层中却有人动摇退缩。空军司令叶夫根尼·沙波什尼科夫、空降兵司令帕维尔·格拉乔夫、第106师师长亚历山大·列别德等人在关键时刻违背了对苏联的军人誓言，拒绝执行果断行动——据报道，八·一九事件的第二天格拉乔夫奉命逮捕叶利钦及其核心圈子时，他联合副手和克格勃“阿尔法”特种部队一起拒绝执行命令，转而与叶利钦方面暗中协调。这些将领经过数通电话后便同意与叶利钦方面谈判妥协，事实上形成了一种临阵停战和让步 。正是这种军队高层的软弱和叛变，预定了后续事件的走向。国家的保卫者的失败，加速了苏联的解体进程，也宣告了苏联共产党在当时政治舞台上的暂时败退 。

苏联解体的惨烈代价：1990年代的经济崩溃

随着1991年底苏联正式解体，我们伟大国家陷入了资本主义私有化和寡头争权的狂潮，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1990年代初的新生俄罗斯政权被一小撮自由派精英所控制，正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当初试图阻止的那些人掌握了政权，他们推行的路线将国家拖入深渊。到1995年时，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较苏联末期暴跌了约40%。这一跌幅甚至深于美国“大萧条”时期：美国在1929-1933年之间GDP下降了约30%，而俄罗斯在短短几年里经济产出近乎腰斩 。权威统计表明，1991-1998年间俄罗斯累计GDP下降约40-50%，工业生产降幅更大 。联合国的分析称，俄罗斯经历了长达七年的转轨衰退和宏观经济动荡，到1996年GDP累计降幅超过40%。这样的崩溃幅度和持续时间，被许多经济学家比作“前所未有的人为经济大灾难”，远超普通经济危机的范畴。

在极短时间内，俄罗斯发生了恶性通货膨胀，消费品价格上涨到原先的2400倍！换言之，卢布的购买力几乎化为乌有，国内市场全面崩溃。特别是1992年价格自由化当年，零售物价上涨了2520%，达到真正的恶性通胀级别。此后虽然通胀率有所回落，但仍长期处于高位，直到1990年代后期仍有货币贬值和金融风波出现 。这种天文数字般的物价飞涨使寻常百姓积蓄化为乌有，商品市场陷入瘫痪，人们为获取基本生活必需品而苦苦挣扎。首先受到冲击的是高技术密集部门和成套工业体系——这些苏联时期引以为豪的产业在无序的市场洪流中首当其冲遭到破坏 。整个国家的工业生产陷入崩溃，人民生活水平断崖式下跌。

据统计，全俄范围约3万家企业被毁、约5万座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遭到解散 。如此大规模的产业凋敝并非自发的“市场调节”结果，而是在具体政府决议和法律框架下推进的制度性破坏。历史清楚地记录着这些步骤：正是在1992年前后，新的俄罗斯政府火速出台了第一批私有化法律，拉开了国有资产私有化的大幕 。由叶利钦任命的阿纳托利·丘拜斯出任国家财产管理委员会主席，主持全国私有化进程。丘拜斯等人以休克疗法的激进手段，将巨量国有财产匆忙拍卖给少数特权阶层和境外资本，由此开启了寡头寡占结构的形成 。战略性、国家支柱意义的整个系统被整体肢解——包括重型机械、军工产业、高科技研究机构以及国家科研体系等，都遭受毁灭性打击 。

这些“改革”的真实代价可以通过一些指标清晰衡量：1990年苏联出口中高技术产品占比为38.7%，而到2010年俄罗斯出口中高技术制成品占比仅剩0.13%。也就是说，俄罗斯已由曾经的工业技术强国沦为以出口原材料为主的单一经济体。再比如，我们曾经引以为豪的民用航空工业在全球市场上几乎绝迹——苏联时代全球每3架民航飞机就有1架是我们制造的，而今天俄罗斯在国际民机市场的份额仅约2%。这正是那些所谓“市场改革”的实际代价，即对一个伟大国家的系统性破坏的代价。正如一位经济学家辛辣指出的那样，俄罗斯转轨改革实际上酿成了一场比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萧条更严重的经济大崩溃 。

社会与人口的灾难：90年代的人口学危机

尊敬的同志们，更为严酷的是1990年代的人口学灾难。这是那个年代俄罗斯付出的最沉重代价之一。到1996年，俄罗斯每千名居民的自然人口负增长达到8.4‰（千分之8.4的年人口自然减少率） 。换言之，出生率大大低于死亡率，每年每千人中净减少8-9人，人口在和平时期大规模缩水。整个1990-2024年区间内，俄罗斯由于死亡超过出生，累计减少了约1680万人。这意味着平均每年净减约50万人口，在一些年份里全年死亡人数比出生人数多出超过100万 。例如，1993年仅自然减少就达75万之众（约相当于-5‰），而2020-2021年更因疫情等因素单年净减少接近100万，达到二战以来最高水平 。这些数字令人触目惊心，揭示出社会生存条件在90年代已经恶化到何等程度！

当时人民的生活可谓极端艰难。也许今天的年轻一代未必亲身感受到，但年长的同志们记忆犹新：许多普通人为了糊口被迫做起小买卖，当时有来自中国及其他周边国家的“倒爷”背包商贩走街串巷做买卖；本国百姓则拎着网兜、提着包裹，在城乡集市间奔波，以物易物只为换取食物和生活必需品 。由于恶性通胀，工资名义涨幅转瞬即被物价吞噬，实际工资立即化为乌有，人们常用“工资蒸发”来形容那段经历。养老金水平也极其微薄，老年人生活无以为继。更严重的是，当局拖欠了巨额工资和养老金：工资拖欠累计达50万亿卢布，养老金拖欠另有17万亿卢布（均为旧卢布）。以1990年代卢布计算，这些数字相当于数百万劳动者数月乃至数年的应得收入被无偿剥夺，相当于数百万家庭失去了基本生活来源。大量教师、矿工、军工企业职工等拿不到工资，不得不靠变卖家当、摆摊设点度日。这种经济崩溃和管理失序，实质上是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掠夺和背叛，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危机。

收入大幅下降的同时，出现了显著的人口健康冲击：居民人均蛋白质摄入量下降了近23%，直接损害了公众健康并推高了死亡率。社会贫富差距急剧扩大，收入差距从苏联时期的相对平等拉大到相差13–15倍之巨 。据统计，1990年代俄罗斯最高收入的10%人群与最低收入10%人群的收入比一度达到15:1左右，而1980年代末这一比值不到5:1。社会边缘化与阶层分化日益加剧，大批原中产阶级陷入贫困，社会治安和公共秩序也受到严重影响。一句话，数百万公民实际上被推到了生存边缘，整整一代人的命运被断送，而国家对人民自身命运的有效掌控在相当长时期内被削弱殆尽。

内忧外患：内战阴云与1998年金融崩溃

总体而言，20世纪90年代的图景极其惨淡。但这一图景还被另一页悲剧所补充——国内政治危机升级并演化为血腥冲突。实质上，国家一度逼近内战状态。首先，第一次车臣战争（1994-1996）和第二次车臣战争（1999-2000）夺去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据估计，车臣两次战争共造成双方军民数以万计的人员伤亡，其中许多是无辜平民 。这些内战般的流血冲突，对当时俄罗斯联邦的统一和人民对国家的信任造成了直接冲击。中央政府在局部地区几乎丧失控制，军队士气和形象严重受损，民族关系更加紧张。这些战争不仅是人道主义灾难，更反映出90年代俄罗斯统治集团在处理民族问题和地方分离主义上的失败。

同样必须提醒的是1998年的主权债务违约。这一金融崩溃是90年代错误经济政策的必然结果：8月17日俄罗斯政府被迫宣布卢布贬值、债务延期，实质上陷入债务违约。其后果极其严重：卢布对美元汇率在数月内暴跌近四分之三，数以百万计的俄罗斯人失去了积蓄，许多人一夜返贫 。经济体系也陷入全面坍塌，银行大规模倒闭，企业停产，失业激增。公众对政府和金融体系的信任被系统性摧毁。可以说，1998年违约是压垮90年代俄罗斯的最后一根稻草，标志着那十年灾难性路线的逻辑终结。经过违约的冲击，俄罗斯经济在1998年底陷入谷底，GDP当年萎缩5.3%，通胀卷土重来，民众的信心跌至冰点。这场危机充分证明，全盘照搬西方新自由主义药方只会令国家陷入更深的灾难。

上述战争与违约，构成了1990年代灾难性路径的合乎逻辑的延续。“没有资金、没有就业、全面体系失灵”——这是国家在90年代末面临的写照 。然而，正是在这一最艰难关头，出现了一线转机：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总理和尤里·马斯柳科夫副总理在1998年底临危受命，组建了一届新的政府。这被视作党和人民在危亡时刻向国家伸出的援手。在1998年违约风暴后，普里马科夫-马斯柳科夫政府执行了一系列不同以往的经济方针，努力使国家重新站稳脚跟 。

普里马科夫-马斯柳科夫政府：

短暂而亮丽的转折

1998年违约后上台的普里马科夫政府，实际上代表了务实的左翼转向。这个政府并未继续盲目追随所谓“与通货膨胀战斗”的抽象教条，而是将政策重点转向振兴实体经济与工业生产 。普里马科夫和马斯柳科夫制定并实施了有别于自由派的基本原则：加强国家对经济的调控，向具体生产部门投入国家资源，同时对本国货币和跨境资金流动实行严格监管 。这些政策近似于战后西方国家所采取的凯恩斯主义措施，也与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有相通之处，即利用国家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以维护人民利益。很快，政策效果显现：工业生产在1999年止跌回升，GDP在当年实现了约6.4%的增长，通胀率从84%猛降至36%。更可喜的是，一些社会指标（如实际收入、出生率等）的改善速度超过世界平均水平2-3倍。俄罗斯终于走出了连续数年的经济阴霾。这一意外的复苏令西方那些自诩“俄罗斯导师”的势力大为震惊——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在俄罗斯主导的自由化剧本被部分改写 。当时西方媒体和政客对克里姆林宫的“左转”表达了不安，有声音直言：“必须阻止他们，赶紧把这些人排除到一边去” 。果不其然，普里马科夫—马斯柳科夫政府在1999年5月被总统叶利钦突然解职，只执政了约8个月。然而，即便在如此短暂时间内，他们的施政实践已鲜明展示出：如何以人民利益而非寡头利益为本来管理国家。这是一个至今值得当局记取和总结的历史经验。正如一位西方历史学家所评价的，那几个月“是俄罗斯自苏联解体以来首次采取符合自身利益的发展政策” 。

挽救俄罗斯的红色力量：共产党人的历史功绩

尊敬的同志们，请看接下来的这一张幻灯片（略）。其中列出的人，实乃我们国家真正的拯救者。他们皆为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党员，是党派出的代表、为伟大祖国而战的战士。其中包括伊万·库兹米奇·波洛兹科夫、根纳季·安德烈耶维奇·久加诺夫，以及其他与我们在最沉重岁月中并肩奋战、竭力避免国家最终解体的同志们 。在这些名字中，有1991年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参与者，有各州的共产党籍州长和各级议员，当然也有我们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本身。正是我们共产党人，不顾压力地站出来，没有让国家的军队被彻底摧毁，避免了国防工业、农业、知识技术密集型国民经济部门以及科学共同体被彻底击垮 。举例而言，瓦西里·亚历山德罗维奇·斯塔罗杜布采夫同志在担任图拉州州长期间，千方百计保全了该州宝贵的国防工业综合体 。他在两届州长任期结束后，又作为联邦委员会议员工作直至生命最后一刻，终其一生都战斗在保卫国家利益的岗位上——这是当之无愧的“为祖国而战的战士”。再如尼古拉·康德拉坚科同志，他作为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领导人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议员，不仅守护了富饶的克拉斯诺达尔良田，还坚决捍卫了一切与土地、农民、国家边疆有关的要素和系统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共产党人以血肉之躯为盾，极大延缓和挫败了外部操纵者和西方敌对势力的核心阴谋：即把俄罗斯肢解为数十个“小国”。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确有其事——当年西方智库和俄罗斯自由派中一度存在一个真实方案，设想将俄罗斯分裂成42个“小国”！在那个关键节点上，各州爱国州长群体与我们党的作用上升到战略高度：正是我们竭尽全力才阻止了这一亡国计划的实现。今天，历史必须给予这些人士——我们的共产党同志——以公正评价；正由于他们的努力，一个统一的俄罗斯才得以保全。历史证明，在国家陷入最危难的关头，真正挺身而出肩负救亡使命的，还是我们共产党人。

重新崛起的纲领：“胜利”计划与国家振兴

同志们，经历了90年代的血与火洗礼，我们党提出并坚持了“胜利”纲领作为振兴俄罗斯的战略规划。这个纲领的基本内涵，与国家财政预算直接相关。正如我们一再强调的：预算不应只是枯燥数字的罗列，而应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发展计划 。国家预算的结构和规模，决定着科学、工业、农业与社会领域发展的方向与力度。因此，我们主张通过预算来体现国家战略意志，将财政资源集中用于关键部门的发展。值得欣慰的是，我们“胜利”纲领中许多主张，随后逐步在国家政策中得到体现——我们今天所说的话，常常在四五年之后成为国家法规，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我们认为当前做得仍然不够。如果直言不讳，我们党完全可以在当下就提出使财政支出规模从41万亿卢布提升至63万亿卢布的方案，我们也明确展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资源和机制。

实现上述目标，需要强有力的制度安排：严厉压缩寡头垄断集团和影子经济，整顿烟酒等行业的税收流失，一次性彻底解决资本外逃和离岸账户问题。直到今天，我们大量的出口收益沉淀在全球64个国家，没有回流本国。当前虽已通过一些打击离岸的法律，但仅覆盖了部分国家，效果只是“半幅”。与之相对，比照苏联时期，任何外汇收入都严格进入国库并服务国家建设。这一宝贵经验应该得到借鉴。我们主张让资本为国所用，而不是任其外逃肥己。在这些方向上，我们共产党人一直在不懈推进。预算应成为国家发展的工具，胜利的工具——“胜利”纲领正是以俄罗斯的战略性复兴规划为旨归而制定的。

“胜利”纲领的核心要素

“胜利”纲领的核心是人。以公民为中心，以劳动者的生命和未来为中心，一切政策措施都是保障国家得到有尊严发展的手段。这一纲领的首要机制是规划。我们提出恢复和强化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包括五年规划和总体国民经济规划 。没有计划，就没有可持续的发展，也无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正如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教导的，计划经济是保证人民利益、避免资本无序剥削的根本手段。在我们看来，当代俄罗斯必须跳出新自由主义的迷误，重建科学的经济计划管理机制。

其次是干部。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干部决定一切”的原理在今天仍然有效。社会主义建设史反复证明，光有资源和资金并不能自动带来发展，必须有忠诚有能力的干部队伍来掌舵。我们强调要培养和任用爱国奉献的专业人才，让他们在各自岗位上发挥创造力。“人的因素”永远是推进社会进步的第一推动力。

第三是独立的经济结构。俄罗斯必须摆脱停滞和对外部的依赖，建立自主完善的国民经济体系。我们需要有效的货币-信贷政策和公平的税收制度，以支持本国生产者和创新者，而非一味袒护金融投机资本。当前的金融寡头垄断和对外债务桎梏削弱了国家经济主权，我们必须打破这种格局，使经济发展为人民服务而非为少数人牟利。

第四，我们主张立足实体经济部门。包括工业、农业、中小企业，以及我们幅员辽阔的北方边疆地区——这些才是未来经济的战略基础。一个国家不可能靠出卖资源和金融投机实现繁荣，唯有发展实业、振兴制造、保障粮食和能源安全，才能真正强大。

基础设施也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并认为其发展应当适度超前。交通运输网络、能源供应体系和公共服务设施，构成经济增长的地基。如果没有高质量的铁路、公路、港口、电力和通信等基础设施，区域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都无从谈起。因此国家应加大对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哪怕短期收益不高，也要为长远奠基。

同时，我们强调科学和创新的重要性。21世纪的俄罗斯未来取决于高新技术和科研成果的产业化应用。苏联曾在诸多科技领域领跑世界，我们理应重振这一优势。我们主张增加科研投入，加强产学研结合，扶持本国的技术创新企业，让俄罗斯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占据一席之地。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建立严格的国家和社会监督机制。这既关乎反腐败斗争的有效性，也关乎社会公平的实现。这一机制是确保国家资源服务人民而非服务寡头的制度保障。我们必须完善纪检监察和媒体舆论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腐败分子无处藏身。唯有清廉高效的国家机器，才能执行好对人民有利的发展战略。

上述原则绝非纸上谈兵的空想，而是在实践中得到验证的真知。仅举一例：我们共产党人在实践中探索出了“人民企业”模式，证明了社会主义原则在经济领域的可行性和高效性 。例如由帕维尔·格鲁季宁领导的列宁国有农场，伊万·卡赞科夫主持的“人民控股”公司等，以及鞑靼斯坦、马里埃尔、楚瓦什共和国和莫斯科州等地的一批人民企业。这些企业并非小作坊，而是拥有数十亿卢布营业额、提供数百乃至上千就业岗位、具备完善加工链和销售网络、支付体面工资并吸纳科研人员参与生产的综合性生产体系。它们在市场竞争中表现出色，实现了扩大再生产，并让劳动者过上了有尊严的生活。这些“人民企业”的成功雄辩地证明：社会主义公有制与现代市场机制并非水火不容，相反，只要管理得当，社会主义原则能够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劳动者集体所有、共同受益的企业模式，不仅经济上可行，而且避免了两极分化和剥削压迫，真正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历史的启示：捍卫祖国，胜利必将属于人民

尊敬的同志们，作为结语我想强调：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事件——包括帝国主义势力针对我国发动的战争——其根源可以追溯至20世纪90年代。正是在那个动荡瓦解的年代，破坏国家的机制被设定并启动 。外部力量（包括以色列摩萨德、英国军情六处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等）通过各种公开或隐蔽的手段，对解体联盟、分裂俄罗斯、摧毁其工业、军队与社会制度体系推波助澜 。据一些统计，在那十年间，以万亿美元计的资金被投入到对俄罗斯的“内部干扰”行动上，企图阻断我们的发展、剥夺我们的未来。自那时直到今天，我们可以清晰地描绘出一条连贯的因果链条：90年代的资本主义复辟直接导致了此后俄罗斯面对的种种挑战，包括当今西方对俄遏制和新冷战阴云。

然而，同志们，历史也提供了另一条线索——那就是抵抗与复兴的红色主线。面对90年代的灾难，我们当年挺住了，今天我们同样能够挺住。90年代的历史教训在于：任何时候都绝不能允许叛徒和外部操纵者替我们决定国家的命运。当年苏联解体的悲剧证明，一旦共产党人退出历史舞台，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就会趁虚而入，把我们的祖国推进深渊。因此，我们今天愈发认识到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在维护祖国方面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可以设想，假如在那艰难的90年代我们没有重建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就无法断言俄罗斯会有何种结局 。当时国家面临成为第二个利比亚（一个失去完整性、稳定性和未来的国家）的真实风险。事实证明，当时除了共产党之外，并无其他可替代的政治力量能够承担救国大任。正是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领导层，成功动员了一切理性健康的抵抗力量。在重建俄共后的最初两个月内，我们就促成了若干联盟性组织的成立——如社会主义党、农业党等——它们成为我们斗争中的盟友 。通过恢复和激活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我们达到了核心目标：构建起了反对自由主义霸权和国家破坏的统一战线。直到今天，我们党协同工作的社会团体已达56个之多。这一统一战线在捍卫国家、抵御资本和帝国主义进攻中发挥了战略性作用。

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正是俄罗斯联邦共产党阻止了国家走向最终崩溃，成为数以百万计民众的支柱；并且在今天，随着国际风云变幻，我们党的角色仍具有战略意义。我们要向那些当年提出“拯救伟大祖国”理念的朋友和同志致以崇高敬意。我们曾与他们一道为了祖国而战，今天仍然在为了祖国而战。如我们敬爱的久加诺夫同志所总结：自2014年以来，我们党为支持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采取了一切必要决定，从那时起一直持续向当地运送人道主义救援车队；我们党的志愿营和共产党人志愿者在那里履行对祖国和人民的义务 。我们所做的一切，旨在战胜各种反俄势力、法西斯分子、班德拉余孽，以及国际垄断资本扶植的“第五纵队”。我们坚信正义必胜——正如人民领袖、我们伟大的统帅约·维·斯大林所说：“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胜利必将属于我们。”如今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在对外政策上奉行的，正是一条与此相近的爱国路线，在这一点上我们党与他的立场保持一致。我们深知当前仍有这样那样的分歧，但只要涉及祖国根本利益，我们共产党人始终会选择站在人民和国家一边。

最后，让我们向那些今日已不在我们身边的同志们致以庄严敬意和永恒感谢。是他们用奉献和对祖国事业的忠诚，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们的名字和功勋将与我们长存——历史将铭记，是共产党人挽救了俄罗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和人民的力量最终指引我们走向新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