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写实和写意

虽然《生万物》的“回归人性”就是一个笑话[注5]，但公允地说，刘家成先生对现象的刻画，确有可圈可点的地方。

刘家成先生说：“为拍出鲁南农村100年前的真实面貌，我做了大量功课，到当地农村深度体验生活，请当地农民做顾问，深抠细究各种细节。”[注6]

就再现100年前旧中国农村的贫穷和落后而言，刘导的功课没有白做。比如剧中农民阶级的衣食住行，与很多抗日神剧的胡编乱造不同，有着相当的历史感和年代感。

何谓历史感和年代感？我是1950年代后期出生的人，对于100年前旧中国的贫穷落后没有直接感受，只有间接认知。

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农村社会的生产关系发生了本质上的跃迁，农民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比起旧中国已有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众所周知，新中国承袭的历史起点是“一穷二白”，在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下，农村的物质生活条件依然十分艰辛。

20世纪70年代，我在华北当兵。部队冬季拉练途经平山县农村，我们班借宿的那家房东，拿出稀有的柴火帮我们烧炕取暖。那饱经风霜的脸庞和承载着生活艰辛的身影，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如果说50年前新中国农村的物质生活条件依然十分艰辛，那么100年前旧中国农村的贫穷落后，也就可想而知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旧中国的地主和农民的衣食住行，在《生万物》中所呈现出来的历史感和年代感，无疑是该剧的亮点所在。

由此我寻思，倘若生活在今天的国人，真以为100年前的旧中国是一派“田园牧歌”的“皇道乐土”，且为之羡慕不已（包括很多绅士淑女心心念念的那个“民国”），那么请问：有谁愿意回到《生万物》所描写的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去呢？

历史感和年代感是历史叙事的起码要求。然而，任何历史叙事并不是有了写实就可以OK了。为什么说“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因为，写实固然是历史叙述的前提，但历史叙事必须展现历史的意境，即高于生活的“写意”，。

如何“高于生活”？无他，不能为了出新，历史叙事就从头到尾琢磨着开历史的玩笑。高于生活的历史叙事总是超越了历史表象，揭示出表象背后本质关系的历史叙事。

遗憾的是，大概从《亮剑》和《雪豹》开始，开历史玩笑成了历史剧的突破性标识——于是，国军个个都是一脸正气的君子，共军全都是满嘴老子的土匪。

刘家成先生说：“贴近泥土进行创作，是我的理念。……要出新，非常难，要实现突破，就得往更深处挖掘。”[注7]

《生万物》做到了么？我存疑。

刘导的“贴近泥土进行创作”，与其说是“往更深处挖掘”，不如说是在泥土表面上兜圈子。刘导的“实现突破”，仅仅是现象层面的突破，却并没有揭示隐藏在“田家乐”表象背后旧中国的社会经济关系。比如宁绣绣免费教文盲识字，不过是重复《武训传》的历史笑话而已，何来的出新？

右边的看官极力为刘导辩解，说《生万物》批判了人物的脸谱化，揭露了人性的复杂性，解构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云云……这些突破难道还不深刻吗？

呵呵，如果这就是刘导的“深处挖掘”，那我就纳闷了：难道《生万物》的出新就是想告诉人们，地主阶级都是省吃俭用的能人，贫苦农民大多是好吃懒做的废物？

恕我直言，这不是突破，这是颠覆，企图颠覆真实的中国历史。问题是，广大人民群众认可这样的颠覆吗？

左边的看官不惮用莫言先生的偏好，来揣度《生万物》的口味（二者确有神似之处）。但我却宁愿相信，既然刘导的问题导向跟人性较上了劲，那么即使旧中国农村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就矗在鼻子跟前，《生万物》也必须避之唯恐不及，赶紧绕道，绝尘而去也。

四、贫穷落后的元凶

现在开始划重点。在“回归人性”之后，《生万物》的历史叙事给人们留下了一个哑谜：究竟谁才是造成旧中国贫穷落后的元凶？

是天灾，还是人祸？

先看天灾。据史料统计，在中国封建社会3000多年的漫长时期，仅中原地区遭遇的各种自然灾害就有：水灾和旱灾3000多次，平均每年至少发生一次；蝗灾700多次，平均每4.3年发生一次；破坏性地震约1000次，平均每3年发生一次；较大瘟疫400多次，平均每7.5年发生一次。

今天的年轻人很难想象，在旧中国，即使是正常年景，农民能吃饱饭都非常不易；遇到各类天灾，那就只能卖儿卖女卖自己了。

再看人祸。在旧中国，天灾与人祸并不是毫不相干的两件事，而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人祸意味着社会治理方式的失败和无效，其结果，就是历史上循环往复的农民起义，以及不绝于书的“岁大饥，人相食”，即兵荒马乱下的灾荒。

据邓拓编著的《中国救荒史》记载，从商汤十八年（公元前1766年）至公元1937年，在长达3700多年的时间里，伴随着频繁的兵荒马乱，中国经历了5258次灾荒，平均每6个月就爆发一次。

鲁迅为什么用“吃人”来定义旧中国的“仁义道德”？我少年时读《狂人日记》，以为鲁迅所谓“吃人”，不过是文学中的借喻，意在形容旧中国剥削压迫之黑暗，并非指认真有“吃人”之事罢了。

及至成年以后读了《资治通鉴》，方才明白鲁迅并不仅仅是借喻，而是实话实说[注8]。如若不信，请看“人相食”和“易子而食”的记载，在史书中触目惊心，俯拾皆是。

绅士淑女总是指责鲁迅太阴暗，内心一点也不阳光，理由是：“历史是中性的，有好有坏、有美有丑、有善有恶。‘仁义道德’难道不是我们古代中国的主流文化吗?”

此话看似公允，其实虚伪得紧。毫不夸张地说，一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就是一部血淋淋的吃人历史。试问，为什么“岁大饥，人相食”的记载不绝于书？这究竟是旧中国的主流文化，还是旧中国的非主流文化？

问题是，封建地主阶级一边“仁义道德”，一边却大快朵颐人肉人血，这也未免太虚伪了罢！更可悲的是，今天的绅士淑女居然把“三纲五常”这类封建糟粕当做国粹来供奉，以为老百姓都是可以忽悠的愚民。其心委实可诛。

老子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 有大伪。”当各地都在大张旗鼓地尊孔祭孔时，当国学大师们高调颂扬“三纲五常”时，我就禁不住要打个寒战：难道诸位真想回到那个以“刳心而食之”为常态的旧中国去么?

我不解的是，那些喜欢吃人且有能力吃人的人，有此愿景也就罢了，可是那些只能被人“刳心而食之”的人呢，难道你们也要跟着起哄吗?

据说，鲁迅坦白自己读了《资治通鉴》，才萌生出写《狂人日记》的念头。是否如此，我无从考证。然而，且不说《资治通鉴》了，即便是以《生万物》为例，刘导的“鲁南农村100年前的真实面貌”呈现出来的旧中国的贫穷落后，不就是“三纲五常”的一个反面注脚么？

那么，究竟谁才是旧中国贫穷落后的元凶呢？

出哑谜的刘家成先生当然有自己的答案，只不过他没有公开宣布自己的选择，而是循循善诱地引导大家去做“回归人性”的选择题：

是老农民费大肚子的好吃懒做？

是费银子家里生的女儿太多？

是佃户封铁头的游手好闲？

是穷光蛋封老四当了土匪的带路党？

是天牛庙村首富宁老地主的自私自利？

是费银子的名字没有宁可金的名字吉利？

不同的人，对此有着不同的回答。

倘若各位看官都在上述问号中做人性论的选择题，那么不论答案是多选还是单选，我只能说阁下被《生万物》带进沟里去了。

五、生产方式

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看问题，旧中国农民贫穷的根源，不是费大肚子的好吃懒做，不是费银子的妹妹太多，不是封老四天生的作恶多端，不是封铁头的游手好闲，不是费银子的名字不吉利——而是旧中国的生产方式很落后！

站在唯物史观立场看问题，旧中国两极分化的根源，不是封老二能精打细算，不是宁老财主特别抠门，不是费文典的嫂子节衣缩食——而是旧中国的生产方式很落后！

一言以蔽之，根源不在于抽象的人性，而在于落后的生产方式。这个生产方式，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生产方式。

落后是一个比较概念。所谓“落后的生产方式”，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比较的结果。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共产党人的结论是：若要改变旧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就必须改变旧中国的生产方式。

需要说明，我这里所说的“生产方式”，是斯大林同志定义的生产方式，即“人们对物质资料的谋得方式”。所谓“物质资料的谋得方式”，也可以解读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至于马学界在这个定义上的争论和分歧，这里就不展开讨论了。

天灾和人祸，当然是造成旧中国贫穷落后的凶手，但并非旧中国贫穷落后的元凶。元凶者，罪魁祸首也，根源所在也。

如果说天灾意味着旧中国的生产力水平难以应对自然界的挑战，那么人祸则意味着旧中国社会治理方式的失败和无能。天灾和人祸的根源，就在于旧中国生产方式的落后。

旧中国的生产方式究竟是怎么形成和演变的？是低下的生产力导致了生产关系的落后，还是落后的生产关系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这是自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一直被中国学界关注的重大问题，容另文讨论。

根据“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的原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若要消灭落后的生产方式，就必须在争取民族独立的前提下，彻底摧毁旧中国的封建土地制度，进而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摧毁封建土地制度之后，应当建立什么样的生产关系？是建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是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径建立起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这关乎中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历史已经做出了正确选择。这是中国近现代史的常识，不赘述。

对于缺乏社会发展史常识的读者来说，以上有关旧中国社会性质的话语，或许有些烧脑。然而，将1840至1949年的旧中国定性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髓所在。

顺便插一句。举世瞩目的抗战胜利80周年九三阅兵，集中展现了今日中国的强大实力。这个实力是魔术变出来的吗？当然不是。若没有中共领导的消灭落后生产方式的革命，没有中共领导的建立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革命，中国今天的强大可能吗？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集分解。

【注释】

[注5]赵磊《一个历史笑话——评<生万物>的哑谜》,载《昆仑策研究院》。

[注6、7]刘家成《令人耳目一新的关键（创作谈）——电视剧《生万物》的创作理念》，《人民网》2025年8月25日。

[注8]赵磊《读了<通鉴>才知道，旧中国的常态是“吃人”》，载《红歌会网》2017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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