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俊杰：纳萨尔派之复合博弈与增量思维

点击：作者：陈俊杰来源：昆仑策网发布时间:2023-09-21 13:32:59

印度总理莫迪在2023年G20峰会上祭出“印欧经济走廊”，但“攘外必先安内”，纳萨尔派在印度境内开辟的“红色走廊”何以剪不断理还乱？2023年4月26日，纳萨尔派在查蒂斯加尔邦发动武装袭击，官方报道是十几名印度军人阵亡。纳萨尔派现称印共（毛），以1967年西孟加拉邦的下层阶级为“耕者有其田”而袭击地主为起点，因事发村庄纳萨尔巴里(Naxalbari)而得名。纳萨尔派要求解放没有土地的贫农与低种姓阶层，印度各地拥护毛主义、主张武装反抗当局的政党与组织也被泛泛称为纳萨尔派，但纳萨尔派武装的规模与名气最大。

纳萨尔派深受底层农民的支持，印度欠发达地区的农民大多是雇农，深受地主的压迫，此外政府腐败，贫富差距太大，纳萨尔派主张“打土豪，分田地”，发展当地经济，倡导男女平等，所以他们很容易招到女兵，得到当地农民的支持。所以印度安全部队一旦进入纳赛尔派控制的区域，他们的行踪基本上就暴露了，纳萨尔派可在安全部队必经之路上埋地雷，也可在山地峡谷布上“口袋”，一旦安全部队进入伏击圈，立即开火，然后化整为零，消失在广阔的农村。所以，对纳萨尔派来说，印度安全部队对他们是单向透明的，他们能在农村与城市组建严密的情报网，甚至能渗透到安全部队中掌握安全部队的动向，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潜伏，“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印度安全部队围剿了半个多世纪，纳萨尔派依然屹立不倒。此外，纳萨尔派在掌握了充分的情报后，他们也会主动出击。较之于深入农村的印度安全部队，纳萨尔派武装在后勤方面是占有优势的，他们可在当地农村得到补给，也可在撤退的路上安置补给点，而印度安全部队一旦遇到伏击，后勤包括医疗救援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赶到，甚至被纳萨尔派“围点打援”，加剧伤亡。印度政府肯定知道经济落后是纳萨尔派武装存在的土壤，所以他们在加大围剿力度的同时，也在山区修路，发展经济，甚至对一些武装组织“招安”，印度欠发达地区的农民不傻，只要经济能发展，谁都不愿过这种居无定所的生活，所以这一招对纳萨尔派的打击挺大的。此外，纳萨尔派武装的袭击事件也造成了大量无辜人员的丧生，冲突也导致了很多农民被迫背井离乡，这必然会导致当地民众反感他们的做法，而失去农民支持的纳萨尔派武装的生存空间也在逐步压缩。据相关资料，纳萨尔派最强大时，控制9.2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组织成员约有5万人，其中作战人员约有2万。纳萨尔派武装与印度政府的博弈是动态平衡的，在反政府武装活动的地方，印度政府无法涉足，而印度政府要发展经济，显然是离不开安定的社会环境的，为了选票，印度政府肯定也会想办法改革。而纳萨尔派袭击的安全部队中，大部分士兵也是来自于社会底层，他们加入安全部队也是为了讨生活，频繁的袭击肯定也会导致这一个群体背后家庭的反感。此外，就纳萨尔派的行为而言，印度目前的主流政治团体都持反对的态度。实际上，纳萨尔派武装的成立就与当时的印共（马）坚持与印度政府的谈判有关，纳萨尔派武装坚持激进的武装斗争，所以二者还是分道扬镳了。现在印度共产党已在个别地区入阁，短期内纳萨尔派武装的星星之火不可能传遍印度。

印度至今还是一个阶层划分非常严格的假民主国家，“阶级”一词便是底层人民不可逾越的鸿沟。“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纳萨尔派的政治主张是土地改革，为底层的贫困劳动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与更好的生活条件。这样的政治主张很显然于那些底层人民来说无亚于“沙漠行走多日突然见到的绿洲”。但政府可不仅仅只有纳萨尔派，还有印度政府！他们双方的理念完全不同，这也让他们之间的矛盾一步步加深，纳萨尔派也由此成为印度政府的眼中钉、肉中刺。之后他们不断地实施清剿行动，给予底层更多的土地并从另一方面宣战纳萨尔派，旨在从多方面下手清除纳萨尔派。但这批反政府武装力量的政治主张吸引了更多的人加入其中，与政府长期作战后留下的都是精英。纳萨尔派反政府武装力量，最初所属印度共产党，但后来其共产党投靠了印度当局。但其中有部分的人员，非常仰慕毛泽东而视其为精神领袖，在他们的运作下重新组成了毛派共产党。这支队伍此后一直效仿着中国当年的战略布局，也就是走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他们通过此方式，以最短的时间内占领了印度的半壁江山，极大威胁了印度现有的政权，使得印度政府极其担忧。实际上，这支部队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这样的成果与当地的群众力量是不可分割。印度政府将阶层划分得非常明确而导致他们的贫富差距非常大，国家的资源就那么多，高层毕竟是少数而处在底层的基数是比较庞大。大部分人生活并不富裕，温饱难以维持更要交税，时间久了，他们对其当地的政府是不满的。这支部队也是深谙于此，将这些人集结起来煽动情绪发动更大规模的反抗。纳萨尔派武装走的是与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相似的道路，但纳萨尔派游击区的经济发展是远远落后的，而这也代表着他们目前的状态是与这个信息时代是有些脱轨的。他们有非常精英的战士，但他们的武器装备都远远地落后于当地政府。面对硬件的措施短缺，他们懂得变通才有可能修成正果。纳萨尔派的武装反抗力量给印度政府带来了越来越多的问题，以至于莫迪不得不放言“只要放弃暴力就与他们和谈”。莫迪宣布纳萨尔派武装是印度政府挂牌的非法组织，但只要愿放弃暴力与反抗，那么他们的谈判就是有可能的，印度的军事力量与警察就足以对付纳萨尔派的武装力量，甚至无须动用正规军的程度。此后不久，于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的警察巡逻时，遭到了纳萨尔派武装的埋伏袭击，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枪战，5小时后才落下帷幕，其中警方伤亡惨重。作为印度最大的反政府武装经常袭击政府官方机构与警察部门，其活动范围也在日益扩大。但这批武装力量的反抗与袭击也造成了大批量无辜群众的伤亡事件，尽管他们的主张是利民的，他们的这个反抗的过程是极其残暴，他们无视其他的无辜人民群众只是一味地战斗，这样的结果并不是出于好的，而且这样会导致分裂而不是他们要的推翻政权。为了让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获得更好的机会而成立的武装力量何以长年不断地反抗，但如果不知道变通而固执的埋头前进就不可能星火燎原，而且他们在武装反抗的过程中留意过造成了多少无辜群众的伤亡吗？本来是在群众的支持下才得以拿下印度的半壁江山，但他们残暴的行为肯定得不到群众们的支持，没人想跳出一个火坑又进一个。纳萨尔派在没有充足的资源更没有第三国际那种稳定的大后方的情况下去效仿红军，这是要刻舟求剑的节奏吗？

由于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民族文化传统各异导致世界各国之间的政治、军事与文化交流也很不平衡，尤其是印度境内的游击队逐步蔓延到全国各地。目前印度境内已有十几支反抗政府的游击队，如克什米尔独立运动、阿萨姆联合解放阵线、那加联邦军、纳萨尔派武装等知名组织。这些军队绝大多数是民族性或宗教性的武装，唯有印度东部的纳萨尔派武装是个特例，这支队伍是红色游击队打出的是共产主义大旗，确切地说则是“毛派”大旗。在20世纪的国际共运高峰期，纳萨尔游击队是一支信仰毛泽东思想的党派集体，他们坚持了半个多世纪的武装斗争。纳萨尔游击队引起了印度政府深深的仇恨，因此每一届政府都会策划并实施多次规模庞大的包围行动，但纳赛尔武装在贫困群众的支持下展开的山区游击战斗导致印度军警屡次碰壁而未能成功。印度成立的特种部队专门追捕纳赛尔游击队，但这支武装至今仍未被完全消灭。在20世纪，毛派武装广泛分布于全球多个国家，答逆行者绝大多数毛派武装“濒危”了，而纳萨尔派武装能坚守如此之久则是一个惊人的壮举。纳萨尔派武装的活动范围靠近印度的心脏地带，覆盖了十几个邦，游击区分布在各个邦边境的多山或丛林地带，形成了一幅壮观的景象。由于印度的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薄弱，这些地区不仅缺乏电力与道路，而且当地政府也缺乏对这些地区的关注与治理。纳萨尔派的兵源主要来自部落民，因为印度部落的人口数量接近1亿，但政府长期以来未能给予他们足够的关注，导致他们的生活异常艰苦，这种环境条件极易孕育出武装战士。印度政府也承认：“部落民有被治国抛弃的感觉，这是左派游击队无法被禁绝的重要原因。”纳萨尔派在在部落民地区得到了广泛的支持，成功地打击了土豪分田地并建立了人民法庭，为那些处于底层的百姓伸张正义。在印度，他们积极倡导平等精神，鼓励女性加入军队，这一举措代表着社会进步与积极发展。纳萨尔派武装随后与全国各地的游击队建立了联系，只要他们支持武装起义并反对印度政府，那么南方或东北的各种大小武装都有机会加入“纳萨尔”旗下。随着时间的推移，纳萨尔派武装在印度中东部串联的“红色走廊”从印度北部边境一直延伸至南方山区，跨越了西孟加拉邦、北方邦、贾坎德邦等九个大邦的一百多个县，形成了一个广阔的区域。由于印度政府奉行“喜忧参半”的新闻理念，印度媒体很少主动报道纳萨尔派武装的活动，但该组织的强势已广为人知，甚至有些人主动前往山区投靠他们。纳萨尔派武装缺乏重型武器，但其自主研发的自动步枪与肩扛火箭已足以应对印度的散装军警。纳萨尔追求的战争目标在于通过游击战争将政府军逐出，建立人民政府，从而实现民族的彻底解放。与中国革命的道路相似，但外界普遍认为21世纪实现这一目标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二战后西方列强的殖民地纷纷独立，印度的国大党、人民党也曾认为印度也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印度宪法甚至规定印度是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但在实践层面上，印度并未经历过任何重大变革，甘地那种“静坐”不可能触及社会深层次的变革。印度的种姓制度是印度教文化的核心，将阶级剥削制度奉为神圣与限制了底层贫民的自由，纳萨尔派要推翻印度教文化就不得不与整个印度形成一种敌对关系，而要推翻这种文化则务必付出巨大的努力与耐心。因此，纳萨尔派武装汲取的新鲜血液主要来自于部落居民与非印度教徒，处于主流社会的边缘地带而很难融入这个等级分明的社会，绝望的纳萨尔派只能选择革命。纳萨尔派武装宣称将在2050年左右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在全球范围内鲜有得到支持，因为该组织在后来的扩张过程中吸纳了一些激进分子，这也导致国际社会对该组织产生了偏见。“2050愿景”犹如纳萨尔派竖起的旗帜，足以让该组织越来越团结。

印度要更名为“巴拉特”或“婆罗多”都不是偶然的，由于民族、语言、宗教众多,印度自独立以来就一直强化国民的政治与文化认同。印度宪法贯彻了人人平等的理念,以期消除种姓制度造成的不平等。印度在政策方面采取了完善反恐机制、组建反叛乱武装力量、建立反恐与反劫机部队、加强情报收集与分享、禁止公民有爆炸物与某些武器等措施,但实际上印度的分离主义、恐怖主义等问题仍然较为严重,原因包括政治、经济、宗教、民族、语言、意识形态、等级制度等差别引起的不满；社会经济管理混乱、资源与财富被少数人垄断、民族主义兴起、宗教极端主义、政治与宗教领袖不负责任的言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缓慢、贫困问题突出、对资源的争夺、非法移民、青年高失业率；政府治理水平低下、法律制度与执行拖沓、官僚主义与腐败严重，等等。这些因素为印度的恐怖主义与暴力极端主义提供了土壤。从外部环境看,南亚地区国家在反恐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印巴反恐存在争执、边境管控薄弱，等等。印度宗教极端主义、分裂主义、恐怖主义问题突出的原因有六个方面：一是因为印巴分治埋下的仇恨种子长期不能消除,相互发动攻击；二是国际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异常活跃,而巴基斯坦与阿富汗的伊斯兰极端分子不时向印度渗透,印度政府十分不满；三是阿富汗战争后的恐怖主义没有根除,国家治理能力有限,南亚国家恐怖分子相互勾结；四是印度存在大量教派主义政党或组织,为了选票与自身利益相互利用,违背世俗主义原则,使得教派势力不断发展；五是不同教派与群体为了利益而发生冲突；六是民族宗教众多,又实行西式民主体制,各种言论、主张自由发挥,不同民族与宗教的偏激、狭隘意识膨胀,情绪化活动增加。例如，印度教民族主义产生于印度独立运动时期,独立后受到抑制,教派冲突也较少,但近年来随着印度经济的崛起,印度教民族主义复兴,教派冲突增加。目前印度正处在改革开放加快推进的时期,传统与现代相互交错,保守与开放思想交锋激烈,各种矛盾相互交织,而这一转型时期不仅相对漫长,而且极为痛苦。例如执政党印度人民党与“国民志愿服务团”关系密切,而“国民志愿服务团”是一个带有强烈印度教民族主义色彩的组织,其活动常带暴力。至今印度国内部分学者将“国民志愿服务团”称为“纳粹组织而将印度人民党的执政称为‘法西斯统治’”，莫迪颁布的《预防恐怖主义活动法》破坏印度的族群整合与社会和谐更是有利于纳萨尔派的发展的。

印度是一个斯大林主义与其中的毛主义组织非常强大的国家，从全国层面讲，有亲苏派政党印度共产党，当年中苏对立时亲北京的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与纳萨尔派的印度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分化出一批政党，如印度共产党（马列）解放、印度共产党（毛主义），等等。“激进社会主义社”于2014年召开第一次全印代表大会，其成员主要分布在西孟加拉邦与古吉拉特邦，知名成员是特鲁普提·沙、库纳勒·查托帕提亚、索玛玛利克。“新社会主义替代党”与工人国际委员会领导人皮特塔菲交流后接受了当时战斗派的主张。这时新社会主义替代是与印度共产主义者同盟、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组织并列的印度三个完整托派组织之一。2019年工人国际委员会分裂，“保卫工人阶级的与托洛茨基主义的工人国际委员会派”坚持在原有的工人国际委员会中活动。苏迈诺拉·纳特·泰戈尔组织成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开展了广泛的组织活动，在无组织的工人中建立工会并在一些劳工组织内工作，在日益壮大的学生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农民中也有一些活动。印度革命共产党是因反对第三时期路线而成立的，也反对后来右转的人民阵线路线。印度革命共产党对国大党持积极反对的态度，也积极反对国大党内的左翼与后来的社会党。印度革命社会党起源于民族革命团体“实践社”、“时代变迁社”与“印度社会主义共和军”。此类组织的部分成员在狱中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并决定独立于印共与共产国际来活动。“革命社会党”的政治纲领与托派越来越接近，所以非常欢迎托洛茨基主义者参加，该党曾在西孟加拉邦与喀拉拉邦参与左翼阵线，也曾参与西孟加拉邦的左翼阵线政府。

自莫迪执政以来，印度国内关于城市纳萨尔的讨论“甚嚣尘上”。城市纳萨尔（派）“教父”阿格尼霍特里在2017年发表的《城市纳萨尔主义》一文称：“城市纳萨尔派是印度的‘隐形敌人’”，城市纳萨尔派都是“城市知识分子、有影响力的人或重要的活动家”，他们“通过假装关心社会问题来灌输年轻人”，但他们“从未试图找到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就像绝大多数中国人眼里的“公知”，假装关心社会问题但并不提供问题解决方法、意图颠覆现政权的知识分子。该文试图把印度境内的“公知”与纳萨尔派扯上关系，说纳萨尔派能让身体健康的年轻人转向武装斗争，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则留在城市宣传煽动，想把这些公知打成“纳萨尔势力”。在这之后，一些右翼分子经常给质疑国家政策或带有或多或少的反建制色彩的人扣上“城市纳萨尔派”的帽子。实际上，纳萨尔派的斗争形势十分艰苦，在城市里肯定没有这样的影响力与这么多知识分子与活动家建立联系，更没有资金给那么多城市知识分子提供补助，对“境外势力”的指摘还有资金来源、组织联系这些证据可找到，“纳萨尔势力”则没有留下什么相关证据。对“城市纳萨尔派”的猎巫使得国家的过度行为在国家安全的名义下被合法化，突显了印度教极端主义势力的法西斯性质。这是“城市纳萨尔派”在右翼分子那里的使用情况。在左翼这边，争取释放包括被捕的纳萨尔派领导人在内的政治犯的运动打出了“我也是城市纳萨尔派”的口号，表示对印度纳萨尔运动的声援。这使得“城市纳萨尔派”越出了印度的国界线，国际社会所有同情并支持印度纳萨尔运动的仁人志士都不妨主动戴上“城市纳萨尔派”这顶政治帽子。

《无法避免的战争》足以让自以为是“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印度无地自容，但这种标签足以反映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心理，同样可在中国人自认天朝大国历史悠久的文化心理优越感中找到它的影子。有趣的是，该片的台词里也有“印度是最大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这句话。思辨是德国人的传统，通过讲故事来阐述哲理，印度人很擅长。以至于中国很多的谚语民俗，都是从印度的佛教经典中逐渐演化而来的。比如，空中楼阁，等等。该片并没有讨好资本家，也没有过度的脸谱化渲染任何一方：资本家为了经济利益渗透进政府，利用政府与乡村中的权贵阶层联合起来，夺取农民的土地；警察长为了职责与自己对国家的忠诚通过各种手段维护社会稳定；安全部长为了自身的政治地位在受到议会的授意之后干预警察指挥体系；警察长的上司迫于安全部长的权势向资本家妥协；警察长的朋友从潜伏到转变思想站在贫苦农民一边，拿起武器对抗国家机器。基本上，电影里的每个人物都有其现实合理性，这就让这部电影有了一种非常微妙的近乎现实主义的色彩。手法略显稚嫩，但有一种天然的平衡感，不是电影工业本身的平衡，而是电影对印度社会的现实的一种如实的描写的平衡。没看过多少印度电影，也无法了解该片背后的一些情况，没法判断这部电影的政治倾向到底是什么，但它基本上能给任何一个阶层都有一个合理的人物架构，也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即印度这个第三世界国家该向何处去？一部电影能作到这一点，除了印度文化本身自有的特性，更有印度电影人对印度现实思考的诚意。资产阶级的附庸，主人公的警察长……在现实社会中，任何个人的个体的所谓的“正义感”与“使命感”，如果没有基于社会发展史的基础，不能顺应时代的潮流，历史的必然，如果不能与资本家媾和，那么他就必须与最底层的大众站在一起，否则任何所谓的“良心”都只能是一种自我崇高的毫无意义的私下安慰。第三世界国家在向前发展的过程中，资产阶级只能是历史的侏儒，不可能真正的推动社会变革，除了维护他们自身的利益与心理上所谓的“道义”。很难想象，如果当今中国的某个导演拍出这种“大片”又会在官方与民间引起什么样的反应？

纳萨尔派在未来至少还要面对四大挑战：第一，面临国家强大军事力量的镇压。印度政府不会容忍对国家体制与国家崛起的破坏，特别是一旦威胁到国家政权时，政府将会动用正规军队打击纳萨尔派的武装活动。第二，没有建立可靠的统一战线。纳萨尔派坚持走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路线并没有获得其他政党的赞同与支持，即使同为左翼政党的印度共产党与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也不赞成其主张。因此，纳萨尔派在全国缺乏其他合法组织与政党的有力支持。第三，经济实力比较薄弱。纳萨尔派的主要支持者是印度农村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民众，而生活在城市与比较富裕地区的民众中则很少有支持者，甚至对纳萨尔派更多的是持反对态度。第四，国际因素的影响。目前，“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潮流，印度大多民众渴望稳定与发展，反对暴力与恐怖活动。因此，纳萨尔派的行动很难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与支持，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斗争路线的转向不能不对印共(毛派)产生一定的影响。中国前驻印大使孙玉玺曾说，北京根本不知道为什么在西孟加拉邦、比哈尔邦、北方邦与安得拉邦有据点的纳萨尔派游击队自称是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的追随者，“如果（你期望）我们给印度（提供）任何的帮助以摆脱他们，我们将尽力而为，”这位外交官告诉一家新闻机构。“我们也在想，为什么他们自称毛主义者。我们不喜欢这样。我们在国内也不喜欢这样。我们在国内与他们没有任何联系。如果他们自称毛主义者，我们不能阻止这种方式。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印度的毛主义运动）与中国政府没有任何的联系。”“如果有任何我们可以帮助（做）的事以阻止他们（印度的毛主义者），我们会去做的。”在为外国媒体安排的与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庆祝活动有关的一次罕见的情况介绍会上，艾平强调中国共产党不赞成纳萨尔派与毛主义团体的意识形态，“我们现在不与非法的或极端主义的政党接触。我们不支持任何人使用暴力手段来推翻任何政府。”中方如此表态也不难理解：恐怖组织活动多点频发对中资企业构成长期且直接的威胁，非传统安全问题自9•11事件以来越来越成了一个全球性问题。比如在非洲的萨赫勒地区恐怖组织已逐步形成跨境网络，恐袭事件呈上升态势。在亚洲常年活跃着“伊斯兰国”与“基地”组织及其分支。与此同时，一些国家还存在着因民族与部落矛盾、政权与利益争夺、地方分离主义等因素形成的反政府武装组织，如：印度“纳萨尔派”、菲律宾“摩洛民族解放阵线”、泰国“小型巡逻队”，等等。此外，“巴塔”“东伊运”“俾路支解放军”分裂势力等接连实施对中方项目的恐怖袭击，造成中方人员伤亡。被网民视为中国军方鹰派之一的国防大学教授戴旭认为，有朝一日中美大规模对抗，美国能在新疆迅速武装三十到五十万穆斯林切断中国的油气管道，近年来西方列强屡屡在新疆挑事就是明证，美国支持新疆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恐怖组织，中国为什么就不能支持袭击过美国的“基地组织”等反西方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推而论之，印度敢支持达赖武装，中国为什么就不敢支持纳萨尔派？中印边界冲突也是毛印共的机会，中国一旦动武，印共就能宣布“北上抗中”，打出“抗中民族统一战线”、“印度人不打印度人”等招牌，反正理论依据与斗争方式是现成的换下国名就行了。莫迪鸡骑虎难下，撤退如果就会有印度版“九•一八事变”，过不了多久再来一此双十二事变，如果不撤则要面对印度版“七•七事变”。

国际关系复合博弈论是基于数理分析与逻辑推理的一种合理决策理论，这种科学行为主义学派推崇的理论框架包含的研究“合理行为”的策略与方法是游戏规则与策略选择的统一。复合博弈论首先有两个基本假设：竞争各方在安排其优先选择、估算得失与估计对方选择时都是符合理性的，每个竞争者的战略与决策都取决于另一个竞争者的战略与决策。复合博弈的定理是任何策略均以最小最大值为基础，但其模型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显得过于简单、刻板，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陈志敏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后希望改进这一体系中不合理与不公正的部分，而“增量改进”既不损害国际体系的有效运行又能有利于国际体系治理能力的提升。这显然是一种增量思维，较之于存量思维的国际关系博弈论，纳萨尔派若想星火燎原则也许更该参考这种思维。截止目前，西方列强在军事、经济与软实力方面都仍然占据上风，冷战后非西方大国接受西方列强主导的国际制度的经验也让西方列强感到可通过有限让权来吸纳非西方大国，西方列强寄希望于新兴大国之间的矛盾妨碍它们挑战现有国际制度的联合努力。但西方列强的吸纳战略也存在一个悖论：西方列强如何可能让新兴大国分享决策权而又不让它们对决策产生影响？无论有限分权还是“欺骗性”分权，如果相信新兴大国未来在国际力量对比中将最终占据优势地位，这两种策略就都不是可持续的。目前的国际制度正在三个领域经历的转型有可能激化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与西方列强围绕国际制度建构的斗争：西方列强试图改进更多体现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利益的现存国际制度，比如用保护的责任来替代不干涉内政原则，用人权保护来消解主权平等原则，用环境保护来压缩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空间，这些改造努力肯定会遭到新兴大国的抵制；西方列强希望改造现有国际制度中对自己原来有利但现在不那么有利的部分，比如自由贸易是西方列强倡导的，但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加入自由贸易体制并发展了有全球竞争力的产品与产业，西方列强用各种名目回归贸易与经济保护主义就难免与新兴国家发生制度与规范冲突了；试图延续现有国际体制中对自己有利对别人不利的那些部分，西方列强对当前主要国际经济组织的掌控有其历史根源，但在经济权力更加均衡化的今天，用抵制与拖延的手法阻止这些组织的改革将严重影响这些组织的合法性与有效性。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如果不能根据有序的原则改进这些组织则务必在现有体制之外来建立有替代性潜力的平行组织，比如进入实质谈判阶段的“金砖国家发展银行计划”，否则纳萨尔派那种武装也有可能蔓延到中国。中国要争取与国际体系建立包容性合作关系并以增量方式丰富与扩大国际体系的治理容量，而国际体系“增量改进”意味着未来的国际体系改革应带入新增的国际治理资源，如更多的联合国会费，向不发达国家提供更多的发展援助与发展经验，为全球与地区治理贡献更为有效的治理规范与价值。这种改革应是渐进的，新兴大国对现有体制的不满尚不应是颠覆性的，西方大国在过去表现出来的一定程度的让权意愿也提供了渐进改革的可能性。中国不必采取激进革命的方式来颠覆现有的国际体系，国际体系的平稳改进离不开大国之间达成的共识，而这类共识的形成也要有渐进的进程。具体的改革途径包括：内线推动，外线拓展，内外互补与以外促内。其中的“内”与“外”是指现有主导性国际制度的内部与外部而不是指国家内外：内线是推动着力于原有国际制度的内部改革，逐步实现治理决策的民主化、治理规则的公正化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外线拓展在现有国际体制之外，在被现有体制忽略、现有体制不愿或无力治理的领域，在地区与多边的框架下，发展志同道合的国家之间的机制化合作才能改进国际机制。内外互补就是要在新旧国际制度间保持互补的关系，如果美国等守成大国固步自封而试图维护自己不当的主导地位，中国、印度等学信得过就也有必要通过发挥新的增量制度的示范效应倒逼、引领既有国际制度改革。这种增量思维要求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在国际社会中要发挥引领作用，团结绝大多数国家推动世界变得更加和平更加发展更加公正。“增量改进”既能是一个学术概念，也能作为一种政策话语，理应是中国在未来遇到纳萨尔派等激进组织改革国际体系的一个基本理念。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王静认为，20世纪80年代印度兴起的“印共毛主义运动”较之于“纳萨尔巴里运动”有更为坚决的斗争性,策略上也更为成熟,在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是一次显著的进步。2004年成立的印共(毛)主张效仿中国革命发动人民战争武装夺取政权,最终在印度实现社会主义。纳萨尔派武装已是印度当局的头号敌人,双方博弈的最终结局如何,将直接影响印度乃至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前途。王静对纳萨尔派的未来比较乐观，但也提出四大挑战。现在纳萨尔派的整合至少要面对四大挑战：第一，“议会道路”还是“武装斗争道路”的理论焦灼。这一现象的背后是深刻的历史逻辑及其延伸的理论逻辑：在共产主义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的强大压力下，二战后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无论从中心到外围都有局部的政治、经济改良，如政治上允许共产主义倾向的左翼政党参与议会政治，经济上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初步建立，部分左翼政党有了通过参与议会政治和平改造资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的憧憬。二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更加有组织化、系统化、全面化地加强了对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经济收买与思想渗透，诱使后者蜕变乃至叛变。冷战结束后资本主义迫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压力被迫改良的成果毁于一旦，走议会路线的各国左翼政党普遍陷入困境。第二，长期与频繁的分裂困扰着南亚毛主义运动。冷战时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频繁分裂，尽管21世纪南亚毛主义运动复兴让一批毛主义政党重新整合，如印共（毛）、尼共（毛）、阿共（毛）与“南亚毛主义政党与组织协调委员会”的诞生。2012年扮演南亚地区毛主义运动领导者角色的尼共（毛）分裂后，担任新一轮南亚毛主义运动“组织与协调者”的“南亚毛主义政党与组织协调委员会”活动停止。孟加拉国境内的十几支毛主义政党与斯里兰卡的毛主义政党的整合始终未能完成，刚独立的南亚各国都缺乏成熟的领导阶层思想理论与战略战术并被实践检验与证明的力量中心整合和团结该国毛主义力量。纳萨尔派从整合到分裂再到整合、从高潮到低潮再到高潮，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就是这样一路走过来的。《共产党宣言》早已预言：“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这件事，不断地由于工人的自相竞争而受到破坏。但这种组织总是一次又一次地重新产生，并且一次比一次更强大，更坚固，更有力。”第三，印度扩张主义与帝国主义支持的其他国家的残酷围剿始终对南亚毛主义运动形成巨大的压力。21世纪的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及其全球盟友对各国劳动人民的思想控制越来越巧妙与严密，远远超过二战前大众传媒对劳动人民思想的控制程度度。美国借“反恐”之名将纳萨尔派等共产党组织列入“恐怖主义组织”名单，如何突破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及其全球盟友的“舆论围剿”与“军事围剿”？第四，垄断资产阶级的信息技术挑战。在俄国革命与中国的革命过程中，垄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技术差距都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无产阶级的武装力量所有的军事技术实力在战争过程中可与敌对阶级产生一定程度的均衡。21世纪的两大阶级间的技术鸿沟在扩大，信息技术的特征是投资规模巨大、集成化程度高，尤其是要靠庞大的技术阶层支撑，印度政府在美国的帮助下利用信息技术优势多次对纳萨尔派领导人突袭斩首。在信息产业与整个互联网核心技术被美国控制的背景下，中国与俄罗斯这样的大国也要正视美国的网络战争与信息战争的不对称威胁。毛主义政党摆脱这种局面的难度很大，在短期内还很难发展为南亚地区的支配性力量。但深受封建残余与新自由主义模式毒害的地区必然在长期范围内成为毛主义运动的温床，纳萨尔派在全球经济进一步走向大萧条的背景下在南亚各国势必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再次掀起尼泊尔革命那样的毛主义运动高潮也将是大概率的。1927年至1937年是民国的“黄金十年”，也是中国共产党兴起的十年。如果人民党能造就印度经济的“黄金十年”，纳萨尔派为什么就不能也乘机加速发展十年？

针对美国与印度政府的“低烈度战争”战略，纳萨尔派制定了意识形态、政治、军事、经济与文化层面的反制战略，认为人民战争正在曲折发展，而通过长期人民战争击败帝国主义的“低烈度战争”战略是可能的。纳萨尔派针对印度政府剿灭策略的反制战略包括如下四个方面：第一，印度政府与军队在政治上的虚弱性——即战争的反人民与非正义性，决定了其最终失败的命运。自新冠病毒“全球化”以来，全世界都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帝国主义在向外转嫁危机与矛盾的同时，加大了对发展中国家的掠夺。帝国主义及其垄断财团更加疯狂地掠夺印度自然资源，包括森林、土地、水与矿藏。纳萨尔派认为，“不论敌人多么强大，只要其将非正义的战争施加于人民，其在政治上就会非常虚弱。”印度政府以剿灭毛派为借口，为大肆掠夺自然资源扫清障碍。而施加于人民的非正义战争是绝不可能取得胜利的，不论其武器多么强大。根据印度宪法，印度军队的主要任务是保卫国家，防御他国入侵与在发生自然灾害时救助民众。但印度统治阶级曾多次动议使用“印度军队”剿灭毛派。而实际上，针对“纳萨尔巴里运动”，印度统治阶级都曾动用军队大规模围剿。有消息披露，除了民兵组织、警察与准军事部队，以训练的名义逐步介入剿灭毛派的行动中。纳萨尔派指出，印度士兵来自人民，而其正是在为统治阶级而非本阶级效力，因此这支军队的本质是雇佣性的，这与纳萨尔派战士带着强烈的献身精神战斗有着本质的差别。因此，印度士兵意识到其所受的剥削与压迫时就有可能会转入人民战争阵营。印度军队存在起义的可能，这也是印度军队最大的弱点。第二，赢得人民的支持，打持久人民战争是胜利的关键。首先，“绿色狩猎战争”的本质是“对人民的战争”。因此，要用“人民战争”回击“绿色狩猎战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让人民意识到这场战争的本质，认识到这场战争是为人民的利益发动的，使人民成为战争的主体。此外，还要把人民日常斗争(即争取政治经济权利的斗争)与战争结合起来，以武装与非武装结合的方式斗争，把人民战争发展为敌人不可能消灭的战争。其次，针对敌人三到七年内消灭毛派的计划，纳萨尔派主张尽可能延长这一过程，从而将印度军队拖入长期战争。最后，纳萨尔派还要不断拓展新的游击区，分散印度军队的力量，使其无法集中力量一一攻破。第三，将保护领导层提升为战略的重点。针对敌人“斩首行动”对领导层造成的巨大威胁，纳萨尔派认为：“基于敌人的情报攻势，保护领导层变成十分重要的任务。”首先，要确保党、人民游击解放军与各地组织不脱离群众；其次，各层级领导人都要配备副手；最后，要求加强党的保密工作，封锁领导人的消息并制造假信息误导敌人：“为了使情报信息不落入敌手，党、军队与党的各类组织要散布各种误导性信息并鼓励人民积极参与。”第四，对内加强党的建设，反对各式非无产阶级倾向在党内的滋长，实现党彻底的布尔什维克化；对外发动革命宣传战，有效回击敌人的信息心理战。

印度在美国的配合下对纳萨尔派全力围剿，但该派顺利渡过了史无前例的危机。纳萨尔派从深陷危机到渡过危机的过程表明，人民战争理论在当今时代仍然有巨大的实用性，经典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也并未过时。看了国内关于用毛派肢解印度与“一个民主的印度才符合中国的利益”之类的评论，终于体会到苏联生于理想死于不义这句话的真谛了。缅怀那个有崇高理想与共产国际主义的苏联，缅怀毛泽东与斯大林的革命友谊。无产阶级没有祖国，因为资本没有国界，无产阶级不联合起来就会在全世界范围受到压迫。也许你会说：不对吧！我还好好的呢！压迫不压迫真难听！但没有马克思前的资本社会是不把无产阶级当人看的，比如伦敦的雾霾一次性咳死了一万多贫民。不管支持不支持纳萨尔派的斗争，起码不要反对。如果是真正的未来大势，你是拦不住的，暴力拦阻还会被反噬自身。人性层面上，中国的穷人至少要对全世界受苦受难的人保有起码的同情心。打压过新中国的苏修，嘲笑过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美帝，侵略过中华民族的日寇，下场很快都会看到的。死的死，衰的衰，当狗的当狗。如果有人可能是“爽文男主”，那么最好不要自己上赶着当“反派”。在历史唯物主义层面，如果纳萨尔派真正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并能解决印度十亿穷人的身份问题，那么他们就一定能成功，现在只需再来一个合适的契机。新事物必将取代旧事物，想阻止新事物的人必将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在可实践性层面，印度人口众多（提供了广阔的无产阶级斗争土壤）而内部压迫严重（种姓制度，封建制度，帝国主义）且有短暂的统一史（两河流域的孔雀王朝，等等），所以并不是完全的没有成熟条件，但截止目前还没有比如外敌入侵等催化条件。哪怕不愿印度整合也不要冒冒失失当这个外敌，弄巧成拙更难看。不要说印度没有可能，五百年前没人觉得美洲大地会诞生美帝，成了现在那么多人的精神父亲。英国不是也曾觉得自己会永远“日不落”吗？苏修还想把新中国灭了呢！如果下一个文明中心去非洲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当然，如果这个世界真有“永远不可能崛起的民族”一说，那么应反思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体系。从批判到建设的过渡是艰难的，本本主义不可取，但中国现在的内部矛盾也很激烈，阶级斗争的弦确实不得不绷紧了。所以，未来的中华民族更要管好自己，尤其是要妥善解决内部矛盾。印度崛起后，如果中国人民对共产党还有信心久不必担心，我们在外敌鞭策的“鲶鱼效应”下有可能变得更强；如果你对执政党没信心也跟印度没什么关系，纳萨尔派解放中国穷人的概率很低。老有人觉得把别人踹下去后自己就会上去，殊不知这正体现了色厉内荏啊！我可不希望有一天别家的共产党笑话我们“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那真是能成为千年级别的大笑话！低层次的工人与农民很难掌握最先进的生产力，比如基于增量思维的航天科技，但纳萨尔派的革命理想并没有把掌握这种知识的知识分子高层次的工人囊括进来。当然，纳萨尔派是印度穷人的希望，政治品质很优良，敢于自我批评，做错了事自我批评很诚恳，该道歉的能坚决道歉。纳萨尔派的领导层水平很高，从他们的论文与访谈中都不难看出来，该派基层的领导与成员的意志也很坚定。阶级斗争形势比人强，纳萨尔派的崛起是时间问题。资本无国界，资本家本质上穿的是一条裤子。资本家杀人叫“维稳”，毛派抗争叫“恐袭”！？不要问篝火该不该燃烧，先问寒冷黑暗还在不在；不要问子弹该不该上膛，先问压迫剥削还在不在；不要问正义事业有没有明天，先问人间不平今天还在不在。资本家享受优渥生活叫人类的良好发展，劳苦大众享受同样的生活就是地球之灾？如果世界人民终究是要大解放大团结的，那么为什么不从支持纳萨尔派起步？羞于承认自己变“修”了的事实？！如果与当年的红军对号入座，现在的纳萨尔派就是像快要从湘江突围了！从长远来看，纳萨尔派要风生水起还是得有外国援助，中国的巴基斯坦的爱国商人如果援助点钱，从国际军火商那里买点武器捐给毛派。再与巴基斯坦联合一下许以克什米尔部分地区，里应外合肢解印度也不是绝对不可能的。印度主体民族不强，穆斯林比巴基斯坦的人口还要多，印度境内的各种矛盾都有可能影响中印边界冲突。纳萨尔派如果带头成立“南亚毛派国际”什么的，印度就没精力怼中国了，“巴铁”也会更铁，中国没必要火中取栗。印度的社会结构却是特别适合革命，国内当局政权就死要钱，过犹不及。阶级平等问题是人民党致命弱点，要不是农民还能吃饱饭，大病等死，小病熬着，现在人民党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也有点晚了。很简单，印度的穷人等不及了，也不相信当局了。当然，印度政府想扭转这种局面，最少要沿着正确的该国方向坚持半个世纪，其间绝对不能犯大错，尤其是王明那种忽左忽右的“颠覆性错误”。